深度 國際 端傳媒七週年

「不要進入地下鐵」:過去十年,莫斯科如何成為高科技監控城市?

能獲得巨量公民數據,而且還能分析數據﹑預測未來,就是攀上克里姆林宮技術官僚晉升階梯之道。


2020年12月,俄羅斯首都莫斯科,一名女子站在一個以閉路電視為主題的裝置藝術下。 攝:Maxim Shemetov/Reuters/達志影像
2020年12月,俄羅斯首都莫斯科,一名女子站在一個以閉路電視為主題的裝置藝術下。 攝:Maxim Shemetov/Reuters/達志影像

【編者按】人臉識別不止在中俄等威權國家蓬勃發展,即使在民主社會,這種技術還是引起了許多關於私隱﹑人權的爭議,而且社會對個體的保障似乎遠沒有科技發展那麼迅速。端傳媒九月將刊出一系列專題報道,探討中國和俄羅斯成為監控社會之路。這篇文章是系列的第二篇,請按此閱讀第一篇:人臉識別到底是甚麼?演算法是不是無所不能?請持續留意端傳媒報道。

在九十多年前開始運作的莫斯科地鐵在2021年年底推出了「Face Pay」系統:市民坐地鐵再不用買票,甚至也不必用智能手機或信用卡來拍卡入閘。只要事先將自己的臉連上信用卡,那麼在莫斯科地鐵的二百多個車站,只要用兩三秒照一照臉就可以迅速入閘。莫斯科運輸局副局長誇下海口,指對於世上任何地方的乘客而言,配備了一流人臉識別演算法的Face Pay都是首屈一指的系統。當然,俄羅斯很多關注數字私隱的組織都覺得「方便」只是借口,當局的意圖始終還是安裝大量攝像頭,以便監控莫斯科這個有近一千二百萬人口的巨型都市。

2022年6月12日,俄羅斯全國都在慶祝國慶日( 「俄羅斯日 」)--即俄羅斯從蘇聯獨立出來的日子。當日全國有67人被警察無故拘留,其中超過一半的人,即43名莫斯科人,就是被地鐵站的攝像頭拍到,再被人臉識別系統「認」出來的。其中一個被認出來,然後被警察拘留的人,是科普作家和記者卡贊采娃(Asya Kazantseva)。她在沒有被起訴的情況下在警察局關押了兩個小時,而且警察也沒跟她解釋為甚麼要拘留她。警察逼卡贊采娃寫下口供,她這麼寫了:「我被警告了,說以前曾被拘留過的人,不應該在俄羅斯日進入地鐵站。」

過去十年,在64歲,自2010年起擔任莫斯科市長的索比亞寧(Sergei Sobyanin)的嚴格控制下,俄羅斯的首都變成了世界上監控技術最先進的地方之一。在今日的莫斯科,世界頂尖的,突破性的監控系統技術除了用來控制交通、抓捕罪犯之外,還用來監視批評克里姆林宮的異見者。現在莫斯科的17萬個天眼鏡頭和人臉識別系統都已運作成熟;在COVID-19疫情期間,莫斯科就在用這個系統來抓違反防疫規定的人。在疫情初期的2020年,索比亞寧就示範過如何追蹤自中國回國的俄羅斯人。

俄羅斯在2022年2月入侵烏克蘭後,國內所有異議聲音基本上都被打壓了。莫斯科跟全國其他地方一樣,逮捕了大多數反戰分子。根據《經濟學人》的報道,開戰不過兩星期,全國就抓捕了一萬五千名進行反戰活動的俄羅斯人。而在莫斯科地鐵系統中大量使用的面部識別程序「Sphere」,就容許警方監察像卡贊采娃這樣的,被認爲有可能在未來進行反戰抗議活動的普通莫斯科人。在之前的5月9日勝利日(俄羅斯慶祝蘇聯擊敗德國納粹的週年紀念日),爲了壓制反戰情緒,莫斯科警方已經連續兩天拘留了幾十個人:不作起訴,也不給任何解釋。而在8月22日慶祝的「旗幟日」,警方利用面部識別技術,拘留了近30名此前參與過反戰抗議的莫斯科人。

隨着俄羅斯從國際舞台上退縮並加大對反戰的俄羅斯人的政治壓力,參加反戰抗議活動的代價已經大大增加。因為嚴密的政治監控,跟蹤和識別政治異見者變得愈來愈容易,所以即使是匿名的、謹慎的異見形式也不再安全。這樣一來,即使那些沒有被當場拘留的人,幾天後也可能在家裏被捕。

要用面部識別和監視跟蹤這樣的戰術,就需要維持大量基礎設施。俄羅斯是每千人佔攝像頭數量第三多的國家,僅次於美國和中國。雖然安裝的攝像頭有三分之一以上屬於國家,但俄羅斯當局仍在積極發展監控能力,而莫斯科在這方面處於領先地位。而俄羅斯的首都是如何成爲一個監控中心的?監控如何被使用和濫用的?而在烏克蘭戰爭中,西方的制裁打擊了莫斯科的監控系統,莫斯科的未來是什麼?

誰控制了數據?

莫斯科在過去十年成為高科技監控城市,主要的推手就是自2010年始任市長的索比亞寧。

2010年9月28日,當時的總統梅德韋傑夫(Dmitry Medvedev)突然以「失去信任」為由,解僱了在三任總統手下工作了十八年的莫斯科第二任市長盧日科夫(Yury Luzhkov),而52歲的索比亞寧在一個月後被任命爲新市長。索比亞寧曾是克里姆林宮的參謀長,主要在西伯利亞和烏拉爾(Ural)工作,跟俄羅斯的首都沒有任何關係;所以梅德韋傑夫在解僱盧日科夫之後再任命他,被許多人認爲是克里姆林宮試圖對莫斯科加強控制的手段。也由於他在被任命之前完全不為莫斯科人所識,索比亞寧在首都的民望很低,媒體和莫斯科人對這個人也有點看不透。一方面,批評者將他描述爲「千人一面的官僚」,而其他人則希望他能比盧日科夫更有魄力一點。

這兩種預期,索比亞寧似乎都滿足到了。早期,索比亞寧的團隊啓動了大規模的改革:大舉改造市中心,將公共圖書館和醫院數碼化,解決交通問題,又大幅改進了莫斯科的監控系統。尤其在監控方面,跟盧日科夫時期相比,的確是邁進了一大步:在盧日科夫執政期間,莫斯科對120個群衆集會場都有進行錄影監控,但那是躁訊很多的黑白顆粒錄像監控。又因為錄像的存儲系統是分散的,警察要從錄像中找人的話,必須做出相當大的努力才能找到所需的存儲中心,然後要求提供錄像。而每台攝像機的安裝和維護費用,都算在市政府的帳上。在索比亞寧上台後的2011年,莫斯科當局轉向服務模式,將攝像機安裝和維護外包給電信供應商。城市監控部門指,現在市政府只需要支付五天的視頻存儲費用,將監控成本降低了40%。

索比亞寧也改善了視頻存儲系統。2012年,索比亞寧建立了「統一數據存儲和處理中心」(UCDC)。該中心不僅能向警方提供所需錄像,還能向任何提出要求的公職人員提供實時的視頻訪問權限。到2017年,大約有6000名安全服務人員獲得了這種實時訪問權。而控制並集中了數據存儲的不只是莫斯科。在國家層面上,新當選的國家議會杜馬在2016年推出了一項法律,迫使所有網絡公司將俄羅斯人的數據存儲在當局有權限的服務器上。安全部門可以通過法院命令來獲得這些數據。

同時,這項新法迫使所有主要網絡公司(例如擁有Vkontakte,即「俄羅斯Facebook」的VK公司)在當局可以訪問的服務器上存儲俄羅斯人的數據。這些數據包括用戶的假名、出生日期、家庭住址、姓名和父親名字、護照數據、用戶的短信和他們的親屬姓名。這些數據會在網絡公司的服務器上至少保存一年,而該法案指,為了「打擊恐怖主義」,網絡企業應該要向安全部門提供這些數據。這也證明莫斯科和聯邦當局在隱私和國家監控方面的立場是一致的。

最重要的是,以克里姆林宮的政治脈結,索比亞寧大舉發展科技,並將數據監控做到世界頂尖,也大大支持了他本人的仕途。有研究俄羅斯的學者就指出,在俄羅斯,資源的分配很多時候取決於官員能夠為政權消除多少威脅。於是,獲得巨量公民數據﹑而且能分析數據﹑預測未來,絕對是索比亞寧本人的政治資產。在COVID-19期間,由索比亞寧牽頭現代化的種種監控措施,就令他成為了俄羅斯的抗疫「明星」。

而Carnegie的研究亦指,相對於那些炫耀個人政治野心,充滿個人特色的政治人物,普京更喜歡能壓下自己的野心,實際解決問題的技術官僚。而索比亞寧的前任,被克里姆林宮棄掉的盧日科夫,就以率直甚至有點張揚聞名,個人特色也很強烈:他永遠頂著一頂鴨舌帽,是俄羅斯工人階級的象徵。而索比亞寧則不苟言笑,永遠都是一襲的深色西裝,經常問「數據說了甚麼」,跟盧日科夫形成強烈對比。這份報告也指出,現任國防部長紹伊古(Seigei Shoigu)﹑外交部長拉夫羅夫(Sergey Lavrov)﹑副總理別洛烏索夫(Andrey Belousov)等掌握俄羅斯政經大權的官員,跟索比亞寧一樣都是俄羅斯頂級的技術官僚,都是憑著專業攀上俄羅斯最高權力的位置的。對於普京而言,他們遠比像盧日科夫這樣的政治人物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