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風物 第59屆金馬獎

金馬最佳紀錄片提名《九槍》:導演專訪,台灣施行的是文明面貌的奴隸

「其實台灣就是比較溫和的奴隸制,有文明面貌的奴隸制,外面看來是沒有,但裡面的心態是奴隸主的心態。」


導演蔡崇隆。 攝:陳焯煇/端傳媒
導演蔡崇隆。 攝:陳焯煇/端傳媒

2017年8月31日,一名越南移工在警方追捕過程之中遭到警方連開九槍致死。對於一般台灣人而言,這未必會是一則頭條新聞。但對於長期關注移工人權議題的導演蔡崇隆而言,此事卻讓他得到很多警悟,進而選之作為紀錄片拍攝主題。在本屆金馬獎,蔡崇隆以《九槍》獲得了金馬獎最佳紀錄片提名,也是獲獎熱門之一。

在《九槍》當中,導演以越南移工阮國非遭到九槍殺害的事件為軸,一路擴散出去,回顧了台灣近二十年來的重大移工事件,包括高雄捷運泰勞抗暴事件等。同時也蒐集了警察、律師與仲介等人的觀點,使觀者不僅得以窺見在台移工的惡劣處境,也能理解問題形成的根本原因。

除了上述脈絡的梳理,最令觀眾震撼的無疑是警用密錄器畫面的完整公開,觀眾可以看到警員陳崇文是在什麼樣的情況下對阮國非用槍,可見當下警員在場對著倒地的他叫囂。如此直面暴力的態度,使得本作注定成為近年來最具爭議性的台灣紀錄片作品。

蔡崇隆不希望觀眾看完《九槍》之後,只是陷入一個二元對立的迷思。對他而言,這件事情不是挺移工和挺警察的選擇題。

紀錄片《九槍》。
紀錄片《九槍》。圖:金馬影展網頁

真相並非拍攝重點

蔡崇隆回顧自己當時看到新聞之時,正與紀錄片導演的妻子阮金紅和其他移工夥伴享用晚餐。他形容當下只覺得這是一個「很神秘的意外」,因為就他長期觀察移工人權的理解,警察追捕移工往往是一個無害的過程,就是你追我跑,「追不到就算了」。但遭到開槍打死,他形容這簡直像是在追殺通緝要犯,也誠如阮爸爸事後所言,拒捕開槍合理,但開到九槍,是任何人都無法想像的局面。他說:「正常來講,一個警察就算開槍也不會開到這麼多槍,因為基本上這樣一定會致命,而且果然(阮國非)就死了。」

而且隨著對後續細節持續的關注,蔡崇隆發現背後有著許多難以解釋的狀況,例如沒有人知道阮國非當時為何會全身赤裸出現在河邊,而且當時還是他的上班時間。最啟人疑竇的是,阮國非明顯剛吸完毒,但是他平常在工廠其實是一個小工頭,工作之一就是負責督促移工不能吸毒,甚至還曾負責將違規的移工送回家鄉,是一個相當有責任感的人。蔡崇隆覺得這背後可能有太多陰謀論空間,但隨著阮國非的死,真相已經無從解答。

經過一年準備,蔡崇隆在2019年正式開始漫長的製作計劃。但對他而言,這部作品與他過去《島國殺人紀事》三部曲的角度不同,不會將重心擺在案件的真相調查,而是開槍前的社會結構跟開槍後的社會反應。阮國非之死只是單一事件,他更想從中去探討台灣對待移工的態度。至於之所以使用密錄器的影像,蔡崇隆認為這也並未脫離他想要談論的核心,他認為影片的內容可說是一整個台灣社會的隱喻。

至於之所以使用密錄器的影像,蔡崇隆認為這也並未脫離他想要談論的核心,他認為影片的內容可說是一整個台灣社會的隱喻。

蔡崇隆首先強調這個畫面是在法庭公開審理時就曾公開播出的畫面,所以並不是一個不能讓大家知曉的內容,只是之所以可以取得影片,也是有賴一個不知名的貴人私下提供,對方正好也看過《島國殺人紀事》,對他有著絕對的信任。對此,我忍不住問起導演,這樣貿然使用片段,是不是會擔心遭到提告咎責?

早已身經百戰的蔡崇隆灑脫地說,照理好像是要跟竹北分局取得授權,但他也知道警方絕不可能授權給他,就算如此,片段還是得用。他坦言自己在拍攝《島國殺人紀事》系列時,也照樣放入了關鍵錄音檔與未經允許的偷錄畫面,但最終亦無一人對他提告。蔡崇隆強調,這是牽涉公共利益的問題,即便被告上法院,他也已經準備好說詞,也會坦然面對審判。

紀錄片《九槍》。

紀錄片《九槍》。圖:金馬影展網頁

密錄器是台灣社會隱喻

平常台灣人對美國黑白種族歧視的議題有所關心,但對國內的移工處境卻是一概漠視。蔡崇隆問道「無視和漠視有比歧視好嗎?」

唯一讓蔡崇隆卻步的,反而不是司法問題,而是倫理問題。他知道在紀錄片倫理之中有一個重要的要求,那就是不宜以奇觀式的態度去展現弱勢者的處境,但就這部作品的脈絡來看,他又覺得使用有其意義。蔡崇隆指出:「陳崇文等人是第一層,我們是第二層的旁觀者,我們是透過紀錄片來旁觀。如果你認為第一層的人的行為或反應是有問題的,那你第二層的人反應是什麼?如果你覺得人家有問題,那如果是你,你會怎麼做呢?對我來說這是個挑戰,講白點我想要挑戰觀眾。如果你覺得人家不應該,那你會比較好嗎?」

換言之,導演希望讓觀眾有著身歷其境之感,平常台灣人對美國黑白種族歧視的議題有所關心,但對國內的移工處境卻是一概漠視。蔡崇隆問道「無視和漠視有比歧視好嗎?」他進一步解釋:「那個密錄器好像有個象徵,或者是一個很直接的一種隱喻、一種台灣社會集體態度的隱喻。我一方面知道會讓大家痛苦,但是我一方面要挑戰。你覺得別人不應該,那你在這個大社會裡面做了什麼?第二個就是說如果不是沉浸式的感覺的話,這個東西很容易看了就過了。你覺得痛苦沒關係,你看了很痛苦,可是那個人根本就是死在這邊,你只是痛苦,他可是死了。我們的痛苦能夠跟他的痛苦比較嗎?」

不過蔡崇隆卻也不希望觀眾看完《九槍》之後,只是陷入一個二元對立的迷思。對他而言,這件事情不是挺移工和挺警察的選擇題。透過密錄器影像的呈現,我們也可以完全看見陳崇文是明顯訓練不足的,更可怕的一點或許是,他似乎沒有意識到開槍不是虛擬的電玩遊戲,而是會對人體造成致命的傷害。誠如阮國非的律師劉繼蔚在片中所言,陳崇文簡直「把他當作喪屍」,而現場其他警察也容許了他的行為。

蔡崇隆提醒觀眾,無論自覺還是不自覺,開啟密錄器的陳崇文,其實也等於是本片的攝影師之一,他顯然知道自己呈現出了什麼。

如果有觀眾讀到新聞時,會對陳崇文有妖魔化的想像,或許看完紀錄片也會改觀,他在當下其實明顯不知所措。為此蔡崇隆也訪問了其它警察的說法,驚訝地得知警察雖然受過用槍訓練,卻欠缺生命教育的學習,等於把人當靶子。而且每次高層都下令「大膽用槍」,但出了事卻也是警員本人要自己承擔法律刑責和社會譴責。

蔡崇隆說自己原本打算也能問到陳崇文本人說法,但其實仔細想想,似乎也已經能夠料想他能給出的答覆,除非想要創造的是麥可.摩爾(Michael Moore)紀錄片般的那種英雄感,否則蔡崇隆認為這樣拿著攝影機去對付小警員其實大可不必。然而在一次訪問律師邱顯智律師時,遭到陳崇文姑姑強行打斷,他發現機不可失,追上去與她留下了資料,等於又一次機緣,讓作品得以獲得更完整的觀點呈現。

也許對於較同情阮國非的觀眾而言,對陳崇文姑姑的論點顯然不會同意,但蔡崇隆認為她至少提出了她的立場的觀察,大概就是近似菲律賓人民看待毒品問題的角度,也說出了渺小警員的心聲。不過要是說片中沒有陳崇文的觀點也是不正確的,蔡崇隆提醒觀眾,無論自覺還是不自覺,開啟密錄器的他,其實也等於是本片的攝影師之一,陳崇文顯然知道自己呈現出了什麼。

導演蔡崇隆。

導演蔡崇隆。 攝:陳焯煇/端傳媒

台灣就是移工之島

台灣其實本質上就是一座移民工之島,除了早期的原住民之外,所謂的唐山過台灣,來台灣的漢人移民都是移工,也就是一種經濟移民。

《九槍》在金馬影展首映後,有觀眾表達了心聲,認為自己甚至更同情警察的處境。蔡崇隆聞之沒有不以為然,但他也說道:「陳崇文遭受到的這一切,道德和法律的代價,能夠比得上阮國非嗎?你覺得陳崇文很可憐,阮國非卻是死在那邊,陳崇文只是調去內勤或變成行政;你說陳崇文很可憐,但是阮國非27歲就死了,你怎麼能去比?我只能說我可以理解陳崇文還有背後體系的關係,我的理解就到這裡而已,但是我不會去過度同情地說『你也很可憐、也是很緊張』。那是你的事啊,你個人不能被苛責,但至少要去想我們怎麼會有這樣子的警察體系?」

「不能一直去想小警察個人很可憐,因為這樣還是失焦。不要弄成是非題,變成二選一的選擇題,這個事情不是這樣想的,這是一個很複雜的申論題和問答題。」

從阮國非事件之後向外擴散,紀錄片也開始談到了台灣多項公共建設如高鐵、北二高等重大建設其實也都是由東南亞移工貢獻勞力才得以完成,但在這些光鮮亮麗的後面,其實也造成了相當嚴重的傷亡。蔡崇隆指出由於實在有太多非法移工參與其中,數據亦不透明,至今仍不知有多少移工死於建設過程。他說道:「一個負責任的政府,無論合法、非法都應該要有一個死亡的數據,如果連這個數據都沒有,就真的只是把別人當工具而已。」

對比卡達為了世界盃足球賽場館建設,十年死了6500人的新聞,蔡崇隆說他敢打包票,台灣十年下來死去的移工絕對更多。他說為了這部紀錄片,他原有計劃訪問國家人權委員會的主任委員陳菊,結果整整約了一個月,對方起先答應,後來又莫名回絕,這讓他不免感到納悶。目前《九槍》也要進行幾場放映,他原本想要提出邀請,但又忍不住想說:「如果真的關心就要自己來看,還要我去邀請嗎?」

「一個負責任的政府,無論合法、非法都應該要有一個死亡的數據,如果連這個數據都沒有,就真的只是把別人當工具而已。」

許多台灣人談到移工人權議題,會覺得與自己太過於遙遠,但蔡崇隆想要告訴大家的是,台灣其實本質上就是一座移民工之島,除了早期的原住民之外,所謂的唐山過台灣,來台灣的漢人移民都是移工,也就是一種經濟移民。一直到戰後來到數百萬外省人,其實就是所謂的戰爭難民,外省老兵也是所謂的軍人身分轉移工,有些也是婚姻移民。不過1990年代後東南亞移工進來台灣卻無法輕易移民,到了一定年限就要被迫返國,一方面這也反映了台灣社會對東南亞移工的普遍輕視。

「一批批人進來,但是我們前面的人在排斥後面來的人。但是我們本質是一樣的,我的理解是這樣啊,如果本質是一樣的,我們就是一個移民工的後裔的話,而他們也是人,那我們今天對台灣人怎麼樣,就應該對他們怎麼樣啊!」蔡崇隆感嘆。

紀錄片《九槍》。

紀錄片《九槍》。圖:影片截圖

其實是比較溫和的奴隸制

「我們台灣人之間這樣對待彼此不正常,可是為什麼在產業或家庭裡面的移工勞雇關係,我們就可以允許雇主去控制人家?稱之為『學壞』?」

但現實生活卻不是如此,誠如《九槍》當中一名受訪移工控訴台灣仍有奴隸制。蔡崇隆也希望透過這部作品的呈現看到台灣人不願面對的真相,他說自己曾遇到雇主不願放自己家的外籍看護與外界接觸,理由是擔心他們會「學壞」,言下之意就是怕他們因為接觸了外界之後有了比較心態,最後導致雇主難以掌控。但蔡崇隆說,這些看護又不是未成年人,這樣的字眼背後傳遞的訊息其實不言而喻。

「我們台灣人之間這樣對待彼此不正常,可是為什麼在產業或家庭裡面的移工勞雇關係,我們就可以允許雇主去控制人家?稱之為『學壞』?其實我們就是比較溫和的奴隸制,有文明面貌的奴隸制,外面看起來是沒有,但是裡面的心態是奴隸主的心態。」蔡崇隆嘆道。

談到未來放映活動的規劃,一樣是老生常談,目前台灣紀錄片能夠露出的管道不如劇情片豐富,除非是特定題材,否則這類社會人權關注的紀錄片幾乎難以在戲院獲得成績,所以他目前已經與團隊著手規劃,採取有別於商業發行的定點放映,希望能讓作品細水長流。於此,我還是問起了導演一個經典問題:紀錄片真的能夠改變社會嗎?

「我覺得關於紀錄片介入社會很好,但是不要太目的取向,也不是所有紀錄片都要改變社會,現在很多作品跟改革社會沒有關係,所以那個是有點把紀錄片窄化了。」蔡崇隆指出:「紀錄片是觀念傳播,本來就不能要求有立即而明顯的改變才叫成功,然後很多片子發揮的是長久的影響,這個很不容易量化。我的《島國殺人事件》可能二十年後還在播,可能還是有人在看,像我現在知道一些比較年輕的法官、律師,甚至片子我裡面訪問的警察,他們都看過我的片子。那你說這個不算影響嗎?這個影響可以量化嗎?沒有辦法吧!」

「我覺得關於紀錄片介入社會很好,但是不要太目的取向,也不是所有紀錄片都要改變社會,現在很多作品跟改革社會沒有關係,所以那個是有點把紀錄片窄化了。」

「觀點的深度,論述策略也會影響片子的生命力。你不能太說教,你不能去教訓觀眾,甚至你連教育的觀念都不要有。現在的觀眾沒有這麼笨,他看了有感覺就有感覺,他會想到什麼就讓他自己想。如果我們相信觀眾的能力的話,那你要給他一個思辨空間,而不是直接跟他直接講答案,讓他自己思考到底能不能改變社會。」蔡崇隆語重心長說。

「看紀錄片時,你也不只是一個消費者,因為你看的是真的東西,雖然不是百分之百真的,但是裡面有真實的素材在裡面。所以對於真的在社會上發生的事情,你覺得不好,那要不要改變?每個人在自己的崗位上都有自己要做的事,可不要都賴在紀錄片導演身上。」

導演蔡崇隆。

導演蔡崇隆。攝:陳焯煇/端傳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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