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马最佳纪录片提名《九枪》：导演专访，台湾施行的是文明面貌的奴隶制

2017年8月31日，一名越南移工在警方追捕过程之中遭到警方连开九枪致死。对于一般台湾人而言，这未必会是一则头条新闻。但对于长期关注移工人权议题的导演蔡崇隆而言，此事却让他得到很多警悟，进而选之作为纪录片拍摄主题。在本届金马奖，蔡崇隆以《九枪》获得了金马奖最佳纪录片提名，也是获奖热门之一。

在《九枪》当中，导演以越南移工阮国非遭到九枪杀害的事件为轴，一路扩散出去，回顾了台湾近二十年来的重大移工事件，包括高雄捷运泰劳抗暴事件等。同时也搜集了警察、律师与仲介等人的观点，使观者不仅得以窥见在台移工的恶劣处境，也能理解问题形成的根本原因。

除了上述脉络的梳理，最令观众震撼的无疑是警用密录器画面的完整公开，观众可以看到警员陈崇文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对阮国非用枪，可见当下警员在场对着倒地的他叫嚣。如此直面暴力的态度，使得本作注定成为近年来最具争议性的台湾纪录片作品。

蔡崇隆不希望观众看完《九枪》之后，只是陷入一个二元对立的迷思。对他而言，这件事情不是挺移工和挺警察的选择题。

真相并非拍摄重点

蔡崇隆回顾自己当时看到新闻之时，正与纪录片导演的妻子阮金红和其他移工伙伴享用晚餐。他形容当下只觉得这是一个“很神秘的意外”，因为就他长期观察移工人权的理解，警察追捕移工往往是一个无害的过程，就是你追我跑，“追不到就算了”。但遭到开枪打死，他形容这简直像是在追杀通缉要犯，也诚如阮爸爸事后所言，拒捕开枪合理，但开到九枪，是任何人都无法想像的局面。他说：“正常来讲，一个警察就算开枪也不会开到这么多枪，因为基本上这样一定会致命，而且果然（阮国非）就死了。”

而且随著对后续细节持续的关注，蔡崇隆发现背后有著许多难以解释的状况，例如没有人知道阮国非当时为何会全身赤裸出现在河边，而且当时还是他的上班时间。最启人疑窦的是，阮国非明显刚吸完毒，但是他平常在工厂其实是一个小工头，工作之一就是负责督促移工不能吸毒，甚至还曾负责将违规的移工送回家乡，是一个相当有责任感的人。蔡崇隆觉得这背后可能有太多阴谋论空间，但随著阮国非的死，真相已经无从解答。

经过一年准备，蔡崇隆在2019年正式开始漫长的制作计划。但对他而言，这部作品与他过去《岛国杀人纪事》三部曲的角度不同，不会将重心摆在案件的真相调查，而是开枪前的社会结构跟开枪后的社会反应。阮国非之死只是单一事件，他更想从中去探讨台湾对待移工的态度。至于之所以使用密录器的影像，蔡崇隆认为这也并未脱离他想要谈论的核心，他认为影片的内容可说是一整个台湾社会的隐喻。

至于之所以使用密录器的影像，蔡崇隆认为这也并未脱离他想要谈论的核心，他认为影片的内容可说是一整个台湾社会的隐喻。

蔡崇隆首先强调这个画面是在法庭公开审理时就曾公开播出的画面，所以并不是一个不能让大家知晓的内容，只是之所以可以取得影片，也是有赖一个不知名的贵人私下提供，对方正好也看过《岛国杀人纪事》，对他有著绝对的信任。对此，我忍不住问起导演，这样贸然使用片段，是不是会担心遭到提告咎责？

早已身经百战的蔡崇隆洒脱地说，照理好像是要跟竹北分局取得授权，但他也知道警方绝不可能授权给他，就算如此，片段还是得用。他坦言自己在拍摄《岛国杀人纪事》系列时，也照样放入了关键录音档与未经允许的偷录画面，但最终亦无一人对他提告。蔡崇隆强调，这是牵涉公共利益的问题，即便被告上法院，他也已经准备好说词，也会坦然面对审判。

密录器是台湾社会隐喻

平常台湾人对美国黑白种族歧视的议题有所关心，但对国内的移工处境却是一概漠视。蔡崇隆问道“无视和漠视有比歧视好吗？”

唯一让蔡崇隆却步的，反而不是司法问题，而是伦理问题。他知道在纪录片伦理之中有一个重要的要求，那就是不宜以奇观式的态度去展现弱势者的处境，但就这部作品的脉络来看，他又觉得使用有其意义。蔡崇隆指出：“陈崇文等人是第一层，我们是第二层的旁观者，我们是透过纪录片来旁观。如果你认为第一层的人的行为或反应是有问题的，那你第二层的人反应是什么？如果你觉得人家有问题，那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呢？对我来说这是个挑战，讲白点我想要挑战观众。如果你觉得人家不应该，那你会比较好吗？”

换言之，导演希望让观众有著身历其境之感，平常台湾人对美国黑白种族歧视的议题有所关心，但对国内的移工处境却是一概漠视。蔡崇隆问道“无视和漠视有比歧视好吗？”他进一步解释：“那个密录器好像有个象征，或者是一个很直接的一种隐喻、一种台湾社会集体态度的隐喻。我一方面知道会让大家痛苦，但是我一方面要挑战。你觉得别人不应该，那你在这个大社会里面做了什么？第二个就是说如果不是沉浸式的感觉的话，这个东西很容易看了就过了。你觉得痛苦没关系，你看了很痛苦，可是那个人根本就是死在这边，你只是痛苦，他可是死了。我们的痛苦能够跟他的痛苦比较吗？”

不过蔡崇隆却也不希望观众看完《九枪》之后，只是陷入一个二元对立的迷思。对他而言，这件事情不是挺移工和挺警察的选择题。透过密录器影像的呈现，我们也可以完全看见陈崇文是明显训练不足的，更可怕的一点或许是，他似乎没有意识到开枪不是虚拟的电玩游戏，而是会对人体造成致命的伤害。诚如阮国非的律师刘继蔚在片中所言，陈崇文简直“把他当作丧尸”，而现场其他警察也容许了他的行为。

蔡崇隆提醒观众，无论自觉还是不自觉，开启密录器的陈崇文，其实也等于是本片的摄影师之一，他显然知道自己呈现出了什么。

如果有观众读到新闻时，会对陈崇文有妖魔化的想像，或许看完纪录片也会改观，他在当下其实明显不知所措。为此蔡崇隆也访问了其它警察的说法，惊讶地得知警察虽然受过用枪训练，却欠缺生命教育的学习，等于把人当靶子。而且每次高层都下令“大胆用枪”，但出了事却也是警员本人要自己承担法律刑责和社会谴责。

蔡崇隆说自己原本打算也能问到陈崇文本人说法，但其实仔细想想，似乎也已经能够料想他能给出的答复，除非想要创造的是麦可．摩尔（Michael Moore）纪录片般的那种英雄感，否则蔡崇隆认为这样拿著摄影机去对付小警员其实大可不必。然而在一次访问律师邱显智律师时，遭到陈崇文姑姑强行打断，他发现机不可失，追上去与她留下了资料，等于又一次机缘，让作品得以获得更完整的观点呈现。

也许对于较同情阮国非的观众而言，对陈崇文姑姑的论点显然不会同意，但蔡崇隆认为她至少提出了她的立场的观察，大概就是近似菲律宾人民看待毒品问题的角度，也说出了渺小警员的心声。不过要是说片中没有陈崇文的观点也是不正确的，蔡崇隆提醒观众，无论自觉还是不自觉，开启密录器的他，其实也等于是本片的摄影师之一，陈崇文显然知道自己呈现出了什么。

台湾就是移工之岛

台湾其实本质上就是一座移民工之岛，除了早期的原住民之外，所谓的唐山过台湾，来台湾的汉人移民都是移工，也就是一种经济移民。

《九枪》在金马影展首映后，有观众表达了心声，认为自己甚至更同情警察的处境。蔡崇隆闻之没有不以为然，但他也说道：“陈崇文遭受到的这一切，道德和法律的代价，能够比得上阮国非吗？你觉得陈崇文很可怜，阮国非却是死在那边，陈崇文只是调去内勤或变成行政；你说陈崇文很可怜，但是阮国非27岁就死了，你怎么能去比？我只能说我可以理解陈崇文还有背后体系的关系，我的理解就到这里而已，但是我不会去过度同情地说‘你也很可怜、也是很紧张’。那是你的事啊，你个人不能被苛责，但至少要去想我们怎么会有这样子的警察体系？”

“不能一直去想小警察个人很可怜，因为这样还是失焦。不要弄成是非题，变成二选一的选择题，这个事情不是这样想的，这是一个很复杂的申论题和问答题。”

从阮国非事件之后向外扩散，纪录片也开始谈到了台湾多项公共建设如高铁、北二高等重大建设其实也都是由东南亚移工贡献劳力才得以完成，但在这些光鲜亮丽的后面，其实也造成了相当严重的伤亡。蔡崇隆指出由于实在有太多非法移工参与其中，数据亦不透明，至今仍不知有多少移工死于建设过程。他说道：“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无论合法、非法都应该要有一个死亡的数据，如果连这个数据都没有，就真的只是把别人当工具而已。”

对比卡达为了世界杯足球赛场馆建设，十年死了6500人的新闻，蔡崇隆说他敢打包票，台湾十年下来死去的移工绝对更多。他说为了这部纪录片，他原有计划访问国家人权委员会的主任委员陈菊，结果整整约了一个月，对方起先答应，后来又莫名回绝，这让他不免感到纳闷。目前《九枪》也要进行几场放映，他原本想要提出邀请，但又忍不住想说：“如果真的关心就要自己来看，还要我去邀请吗？”

“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无论合法、非法都应该要有一个死亡的数据，如果连这个数据都没有，就真的只是把别人当工具而已。”

许多台湾人谈到移工人权议题，会觉得与自己太过于遥远，但蔡崇隆想要告诉大家的是，台湾其实本质上就是一座移民工之岛，除了早期的原住民之外，所谓的唐山过台湾，来台湾的汉人移民都是移工，也就是一种经济移民。一直到战后来到数百万外省人，其实就是所谓的战争难民，外省老兵也是所谓的军人身分转移工，有些也是婚姻移民。不过1990年代后东南亚移工进来台湾却无法轻易移民，到了一定年限就要被迫返国，一方面这也反映了台湾社会对东南亚移工的普遍轻视。

“一批批人进来，但是我们前面的人在排斥后面来的人。但是我们本质是一样的，我的理解是这样啊，如果本质是一样的，我们就是一个移民工的后裔的话，而他们也是人，那我们今天对台湾人怎么样，就应该对他们怎么样啊！”蔡崇隆感叹。

其实是比较温和的奴隶制

“我们台湾人之间这样对待彼此不正常，可是为什么在产业或家庭里面的移工劳雇关系，我们就可以允许雇主去控制人家？称之为‘学坏’？”

但现实生活却不是如此，诚如《九枪》当中一名受访移工控诉台湾仍有奴隶制。蔡崇隆也希望透过这部作品的呈现看到台湾人不愿面对的真相，他说自己曾遇到雇主不愿放自己家的外籍看护与外界接触，理由是担心他们会“学坏”，言下之意就是怕他们因为接触了外界之后有了比较心态，最后导致雇主难以掌控。但蔡崇隆说，这些看护又不是未成年人，这样的字眼背后传递的讯息其实不言而喻。

“我们台湾人之间这样对待彼此不正常，可是为什么在产业或家庭里面的移工劳雇关系，我们就可以允许雇主去控制人家？称之为‘学坏’？其实我们就是比较温和的奴隶制，有文明面貌的奴隶制，外面看起来是没有，但是里面的心态是奴隶主的心态。”蔡崇隆叹道。

谈到未来放映活动的规划，一样是老生常谈，目前台湾纪录片能够露出的管道不如剧情片丰富，除非是特定题材，否则这类社会人权关注的纪录片几乎难以在戏院获得成绩，所以他目前已经与团队著手规划，采取有别于商业发行的定点放映，希望能让作品细水长流。于此，我还是问起了导演一个经典问题：纪录片真的能够改变社会吗？

“我觉得关于纪录片介入社会很好，但是不要太目的取向，也不是所有纪录片都要改变社会，现在很多作品跟改革社会没有关系，所以那个是有点把纪录片窄化了。”蔡崇隆指出：“纪录片是观念传播，本来就不能要求有立即而明显的改变才叫成功，然后很多片子发挥的是长久的影响，这个很不容易量化。我的《岛国杀人事件》可能二十年后还在播，可能还是有人在看，像我现在知道一些比较年轻的法官、律师，甚至片子我里面访问的警察，他们都看过我的片子。那你说这个不算影响吗？这个影响可以量化吗？没有办法吧！”

“我觉得关于纪录片介入社会很好，但是不要太目的取向，也不是所有纪录片都要改变社会，现在很多作品跟改革社会没有关系，所以那个是有点把纪录片窄化了。”

“观点的深度，论述策略也会影响片子的生命力。你不能太说教，你不能去教训观众，甚至你连教育的观念都不要有。现在的观众没有这么笨，他看了有感觉就有感觉，他会想到什么就让他自己想。如果我们相信观众的能力的话，那你要给他一个思辨空间，而不是直接跟他直接讲答案，让他自己思考到底能不能改变社会。”蔡崇隆语重心长说。

“看纪录片时，你也不只是一个消费者，因为你看的是真的东西，虽然不是百分之百真的，但是里面有真实的素材在里面。所以对于真的在社会上发生的事情，你觉得不好，那要不要改变？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上都有自己要做的事，可不要都赖在纪录片导演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