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錄片《命運之輪》，揭開蒙古的自殺潮之謎

【編者按】世界銀行和蒙古國家統計局在2020年公布，蒙古的貧困率是27.8%。同時蒙古的自殺率高企，這是否可以將兩者聯繫在一起解讀？導演諾敏·拉瓦蘇仁（Nomin Lkhagvasuren）在2020年推出了紀錄片《命運之輪》（The Wheel），直面在蒙古被視為禁忌的自殺議題，走訪自殺的倖存者及自殺者的親屬，探詢這些事件發生的源頭，在短短52分鐘內由不同身份的受訪者講出他們的無力。該片於阿姆斯特丹紀錄片電影節榮獲最佳中長度紀錄片獎，近日於香港的「歐亞紀錄週」上公映。端傳媒專訪了導演諾敏·拉瓦蘇仁。

「我想捕捉這種原始而不經修飾的情感世界，無論是那些自盡離世、那些被遺下獨自悼念至親的人，或是那些曾輕生而倖存的人的經歷。」《命運之輪》（The Wheel）導演諾敏·拉瓦蘇仁（Nomin Lkhagvasuren）說。

在執起導筒之前，拉瓦蘇仁有新聞學及減貧和發展管理兩個碩士學位，曾先後任職世界衛生組織及聯合國，後來才成為獨立記者與紀錄片工作者。《命運之輪》是她第一部中長片。

這部片雖然選題沉重，拉瓦蘇仁希望憑藉《命運之輪》喚起討論，電影跳脫一般倡議型紀錄片的窠臼，以影像與氣氛取勝，全片不用旁白，以自殺倖存者及家屬的訪談自述作為敘述重心。鏡頭多次凝視蒙古鄉郊的蒼茫景觀，天地悠悠而無處容身的意象串連起不同段落，其中一個畫面，是一位倖存者在夕陽下緩緩步遠，背對鏡頭的臉漸沒於地平線之處，無聲中有哀愁，諸如這些具感染力的細節，見得著導演對受訪者故事的敏感與尊重。

「我想呈現他們的證詞而不加評論，讓那些對現況一知半解，或是對自殺者抱有偏見甚至迷信的人們，能夠仿如置身他人的故事，體驗箇中情緒，靜靜地對話。」她續說：「我不想說教，而是去著力呈現。」

離開不易，倖存於世更艱難

《命運之輪》的開場取境於蒙古中部的戈壁蘇木貝爾省（Gobisomber），一對老夫婦在棄置的舊軍事基地以拾荒為生，一家三口連基本水電也難以維持；夫婦的成年兒子曾出城打苦工，更因家貧背景被當時的女友家人嫌棄而阻止二人交往，萬念俱灰之下自盡而被及時救回，卻因此受旁人白眼。然後鏡頭隨導演走進中央省，在醫院當清潔工的母親自述再婚後自己的長子被丈夫長年欺凌，就連同母異父的妹妹也心痛卻不得已，兒子走上絕路之後，片末更交代丈夫後來也自殺身亡，遺下母女倆相依為命。電影拍下母女在石墳前悼亡，歎喟「這條村、這個國家都出了問題」，迫使年輕人在無望中相繼尋死。

電影反覆直指蒙古的貧窮與高失業現象，也觸及醫療體制與民間對自殺的污名化偏見。儘管導演有利用攝影與打燈處理來保護部份受訪者的身份，然而她說，自殺的社會禁忌一直是拍攝過程的面對的重大挑戰：「有些人已經開始（分享自己的故事）了，之後卻在關鍵時候臨門退出，甚至是我們準備好前往鄉郊進行實地拍攝的那一天。無論是前期工作、拍攝期間與後期製作甚至放映，都有很多說他們對這題材感到不安。」

片中另一位年輕的女學生自述在自殺不遂後，因手腕有明顯傷痕而被視為異類，「猶如一生傷殘」；片初的老夫婦將兒子送往醫院救治後，更被院方要求先付150美元的診金。「就連醫護界也不將抑鬱症視作公共衛生議題。」拉瓦蘇仁說。然而誠如電影在片尾交代，截至2018年，蒙古330萬人口中平均每天就有一宗自殺個案，當中男性的自殺數字尤其比女性高六倍，大多都處於無業狀態。這些數字更僅是保守估計：「但凡有人自殺，他們的親人往往無法接受事實，不住質問會不會是他殺或意外；很多自殺個案因而被歸為意外處理。」

傳統的散迭，身份的斷裂

1990年，蘇聯鐵幕倒下之後，蒙古走上西方民主政制與資本主義的改革之路。然而這轉型並不順遂；蒙古一夜之間失去長期依賴的蘇聯經貿投資，迎來跨國發展銀行主領的一系列「震盪療法」，公有資產大規模被私有化。傳統產業崩坍之餘，既有的公共教育與醫療保障亦隨之受重創，在拉瓦蘇仁眼中，這是蒙古人集體走進疏離孤寂的生存狀態的開端。

電影其中一個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段落攝於首都烏蘭巴托，是一位曾經流離無家長達十年並酗酒度日、 一度被迫與兒子在色勒博河（Selbe River）棲居露宿的中年男子的具名自述。「當你被標籤為酗酒病患，你的人生就停下來了……」他在片中如是說。

將他推往絕境的也不完全是經濟困難：兒時隨長輩過遊牧生活的他，就曾在片末回憶草原上的日子有多麼寧靜與自由。電影一再以鄉郊荒原曠野影像，強調個體之於自然那彷彿相剋卻又共存的關係，也似在憑弔已然散迭的傳統文化身份。這跟多年前格陵蘭青年自殺率冠絕全球的現象不無相通之處：報導指出，二戰後丹麥開發漁業經濟與現代化城鎮基建，令因紐特青年失去世代傳承的漁獵生活方式，同時又難以融入丹麥的身份認同與現代生活，陷入無邊孤獨與疏離。

「那些自然景觀（跟電影主題）相互連結，因為那畢竟就是涉及對地方的認同。」拉瓦蘇仁說。「他的父母和祖父母都來自鄉郊，然而如今他連回到自己故鄉的車票都買不起了。同時，蒙古的鄉郊都成了一個個礦場，採礦和氣候危機都在撕裂這些土地。而他當時為了謀生，還是被迫要去為礦業公司打工，背離他從小到大一直相信的價值。」

在她眼中，自由化之後的蒙古政權飽受貪腐問題困擾，也是當地經濟未能改善的近因。「我們的產業缺乏多樣性，幾乎主要是靠為中國等海外市場輸出原材料。有能力的年輕人都寧可出國打低薪工種，夢想去韓國和新加坡，這令人哀傷。」

中年男在片中憶述某天來到母親墳前萌生尋死之意，惟因念及兒子而慢慢走上求助之路。他輾轉以過來人身份參與福音團體，主力鼓勵其他同受抑鬱之苦的男性分享故事與互相扶持，還一展自己的音樂才華，以表演凝聚其他會眾。「無論是新興的佛教組織或是基督教福音團體，它們現實上都填補了傳統社會安全網與社群支援的空白。」

壓抑痛楚話語的傳統文化

藉由他的故事，拉瓦蘇仁不諱言指出這種認定男性必須刻苦逞強的傳統性別定型，是令受情緒受困的男性苦無傾訴對象也求助無門的原因。這很難跟蘇聯時代留下的勞動文化與性別形象沒有關係。筆者想起去年九月一篇在英語媒體廣獲迴響、探討俄羅斯嚴苛守舊的藥禁制度如何令重症兒童無法取得止痛治療的國際專題報導——除了反毒與藥物註冊政策所造成的重重限制與貪腐問題以外，報導也引述專家指出，蘇聯醫護傳統強調堅忍、貶低痛症管理之價值的文化影響也是重要因素之一。如果重症晚期病患也無權取得止痛治療，可以想像心靈上的憂患與創傷大抵更是不足為外人道了。

不難理解拉瓦蘇仁為甚麼視此為電影的敘述重心：這「浴火重生」之旅承載了現實困苦中的可能，也帶出重建社群連結、重尋身份的重要性，幾乎是全片最趨近 happy ending 的故事——縱然觀者深知生命的修行到底不是一蹴而就的直路。

拉瓦蘇仁說自己跟這位中年人輩份相若，兒時都成長於重視社群相助與人文教育的日子。她特別記得人人都能上學、能接觸古典文學藝術的歲月。儘管如此，在被問及時，她格外強調電影沒有訴諸懷舊，將蒙古的過去浪漫化。「我會說（這電影）談是的人文價值，有多少已被我們遺忘，或者失去了。」

就如冷戰結束所造就的「進步」與「自由」並非那麼不證自明，歷史鴻流如何輾過無數凡人的尊嚴，自然不會寫進史書裡去。「（它）絕對不是呼籲我們要重返舊有的集體主義，而是該如何令現有的體制能照顧人類生活的完整性。」《命運之輪》以倖存者在雪地上的群像作為終幕，並以敬頌生者、追念亡者作為結語，不卑也不亢，希望如殘燭，晃動在似有還無之間，卻有著連結集體的沉默力量。

「這是關於人，關於這種生存狀態，關於我們的社會在應對精神健康上的不足，關於這個世界應有的模樣。」拉瓦蘇仁說。「這是一個關於蒙古的故事，也不完全是。」

【如你或身邊親友有需要，可致電24小時求助熱線】
中國大陸：
希望24熱線：4001619995

台灣：
自殺防治守護者-安心專線：1925 / 0800-788-99
生命線協談專線：1995
張老師專線：1980

香港：
香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熱線︰2389 2222
撒瑪利亞會熱線(多種語言)︰2896 0000
生命熱線︰2382 0000
東華三院芷若園熱線︰18281
明愛向晴熱線：18288

澳門：
明愛生命熱線：28525222（中文）／2852 5777（外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