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命运之轮》，揭开蒙古的自杀潮之谜

【编者按】世界银行和蒙古国家统计局在2020年公布，蒙古的贫困率是27.8%。同时蒙古的自杀率高企，这是否可以将两者联系在一起解读？导演诺敏·拉瓦苏仁（Nomin Lkhagvasuren）在2020年推出了纪录片《命运之轮》（The Wheel），直面在蒙古被视为禁忌的自杀议题，走访自杀的幸存者及自杀者的亲属，探询这些事件发生的源头，在短短52分钟内由不同身份的受访者讲出他们的无力。该片于阿姆斯特丹纪录片电影节荣获最佳中长度纪录片奖，近日于香港的“欧亚纪录周”上公映。端传媒专访了导演诺敏·拉瓦苏仁。

“我想捕捉这种原始而不经修饰的情感世界，无论是那些自尽离世、那些被遗下独自悼念至亲的人，或是那些曾轻生而幸存的人的经历。”《命运之轮》（The Wheel）导演诺敏·拉瓦苏仁（Nomin Lkhagvasuren）说。

在执起导筒之前，拉瓦苏仁有新闻学及减贫和发展管理两个硕士学位，曾先后任职世界卫生组织及联合国，后来才成为独立记者与纪录片工作者。《命运之轮》是她第一部中长片。

这部片虽然选题沉重，拉瓦苏仁希望凭藉《命运之轮》唤起讨论，电影跳脱一般倡议型纪录片的窠臼，以影像与气氛取胜，全片不用旁白，以自杀幸存者及家属的访谈自述作为叙述重心。镜头多次凝视蒙古乡郊的苍茫景观，天地悠悠而无处容身的意象串连起不同段落，其中一个画面，是一位幸存者在夕阳下缓缓步远，背对镜头的脸渐没于地平线之处，无声中有哀愁，诸如这些具感染力的细节，见得着导演对受访者故事的敏感与尊重。

“我想呈现他们的证词而不加评论，让那些对现况一知半解，或是对自杀者抱有偏见甚至迷信的人们，能够仿如置身他人的故事，体验个中情绪，静静地对话。”她续说：“我不想说教，而是去着力呈现。”

离开不易，幸存于世更艰难

《命运之轮》的开场取境于蒙古中部的戈壁苏木贝尔省（Gobisomber），一对老夫妇在弃置的旧军事基地以拾荒为生，一家三口连基本水电也难以维持；夫妇的成年儿子曾出城打苦工，更因家贫背景被当时的女友家人嫌弃而阻止二人交往，万念具灰之下自尽而被及时救回，却因此受旁人白眼。然后镜头随导演走进中央省，在医院当清洁工的母亲自述再婚后自己的长子被丈夫长年欺凌，就连同母异父的妹妹也心痛却不得已，儿子走上绝路之后，片末更交代丈夫后来也自杀身亡，遗下母女俩相依为命。电影拍下母女在石坟前悼亡，叹喟“这条村、这个国家都出了问题”，迫使年轻人在无望中相继寻死。

电影反覆直指蒙古的贫穷与高失业现象，也触及医疗体制与民间对自杀的污名化偏见。尽管导演有利用摄影与打灯处理来保护部份受访者的身份，然而她说，自杀的社会禁忌一直是拍摄过程的面对的重大挑战：“有些人已经开始（分享自己的故事）了，之后却在关键时候临门退出，甚至是我们准备好前往乡郊进行实地拍摄的那一天。无论是前期工作、拍摄期间与后期制作甚至放映，都有很多说他们对这题材感到不安。”

片中另一位年轻的女学生自述在自杀不遂后，因手腕有明显伤痕而被视为异类，“犹如一生伤残”；片初的老夫妇将儿子送往医院救治后，更被院方要求先付150美元的诊金。“就连医护界也不将抑郁症视作公共卫生议题。”拉瓦苏仁说。然而诚如电影在片尾交代，截至2018年，蒙古330万人口中平均每天就有一宗自杀个案，当中男性的自杀数字尤其比女性高六倍，大多都处于无业状态。这些数字更仅是保守估计：“但凡有人自杀，他们的亲人往往无法接受事实，不住质问会不会是他杀或意外；很多自杀个案因而被归为意外处理。”

传统的散迭，身份的断裂

1990年，苏联铁幕倒下之后，蒙古走上西方民主政制与资本主义的改革之路。然而这转型并不顺遂；蒙古一夜之间失去长期依赖的苏联经贸投资，迎来跨国发展银行主领的一系列“震荡疗法”，公有资产大规模被私有化。传统产业崩坍之余，既有的公共教育与医疗保障亦随之受重创，在拉瓦苏仁眼中，这是蒙古人集体走进疏离孤寂的生存状态的开端。

电影其中一个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段落摄于首都乌兰巴托，是一位曾经流离无家长达十年并酗酒度日、 一度被迫与儿子在色勒博河（Selbe River）栖居露宿的中年男子的具名自述。“当你被标签为酗酒病患，你的人生就停下来了……”他在片中如是说。

将他推往绝境的也不完全是经济困难：儿时随长辈过游牧生活的他，就曾在片末回忆草原上的日子有多么宁静与自由。电影一再以乡郊荒原旷野影像，强调个体之于自然那仿佛相克却又共存的关系，也似在凭吊已然散迭的传统文化身份。这跟多年前格陵兰青年自杀率冠绝全球的现象不无相通之处：报导指出，二战后丹麦开发渔业经济与现代化城镇基建，令因纽特青年失去世代传承的渔猎生活方式，同时又难以融入丹麦的身份认同与现代生活，陷入无边孤独与疏离。

“那些自然景观（跟电影主题）相互连结，因为那毕竟就是涉及对地方的认同。”拉瓦苏仁说。“他的父母和祖父母都来自乡郊，然而如今他连回到自己故乡的车票都买不起了。同时，蒙古的乡郊都成了一个个矿场，采矿和气候危机都在撕裂这些土地。而他当时为了谋生，还是被迫要去为矿业公司打工，背离他从小到大一直相信的价值。”

在她眼中，自由化之后的蒙古政权饱受贪腐问题困扰，也是当地经济未能改善的近因。“我们的产业缺乏多样性，几乎主要是靠为中国等海外市场输出原材料。有能力的年轻人都宁可出国打低薪工种，梦想去韩国和新加坡，这令人哀伤。”

中年男在片中忆述某天来到母亲坟前萌生寻死之意，惟因念及儿子而慢慢走上求助之路。他辗转以过来人身份参与福音团体，主力鼓励其他同受抑郁之苦的男性分享故事与互相扶持，还一展自己的音乐才华，以表演凝聚其他会众。“无论是新兴的佛教组织或是基督教福音团体，它们现实上都填补了传统社会安全网与社群支援的空白。”

压抑痛楚话语的传统文化

借由他的故事，拉瓦苏仁不讳言指出这种认定男性必须刻苦逞强的传统性别定型，是令受情绪受困的男性苦无倾诉对象也求助无门的原因。这很难跟苏联时代留下的劳动文化与性别形象没有关系。笔者想起去年九月一篇在英语媒体广获回响、探讨俄罗斯严苛守旧的药禁制度如何令重症儿童无法取得止痛治疗的国际专题报导——除了反毒与药物注册政策所造成的重重限制与贪腐问题以外，报导也引述专家指出，苏联医护传统强调坚忍、贬低痛症管理之价值的文化影响也是重要因素之一。如果重症晚期病患也无权取得止痛治疗，可以想像心灵上的忧患与创伤大抵更是不足为外人道了。

不难理解拉瓦苏仁为什么视此为电影的叙述重心：这“浴火重生”之旅承载了现实困苦中的可能，也带出重建社群连结、重寻身份的重要性，几乎是全片最趋近 happy ending 的故事——纵然观者深知生命的修行到底不是一蹴而就的直路。

拉瓦苏仁说自己跟这位中年人辈份相若，儿时都成长于重视社群相助与人文教育的日子。她特别记得人人都能上学、能接触古典文学艺术的岁月。尽管如此，在被问及时，她格外强调电影没有诉诸怀旧，将蒙古的过去浪漫化。“我会说（这电影）谈是的人文价值，有多少已被我们遗忘，或者失去了。”

就如冷战结束所造就的“进步”与“自由”并非那么不证自明，历史鸿流如何辗过无数凡人的尊严，自然不会写进史书里去。“（它）绝对不是呼吁我们要重返旧有的集体主义，而是该如何令现有的体制能照顾人类生活的完整性。”《命运之轮》以幸存者在雪地上的群像作为终幕，并以敬颂生者、追念亡者作为结语，不卑也不亢，希望如残烛，晃动在似有还无之间，却有着连结集体的沉默力量。

“这是关于人，关于这种生存状态，关于我们的社会在应对精神健康上的不足，关于这个世界应有的模样。”拉瓦苏仁说。“这是一个关于蒙古的故事，也不完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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