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條電話熱線是免費的。沒有人是孑然一身，不要讓黑暗的思緒將你與世隔絕。請致電我們。」
——在格陵蘭首府努克（Nuuk），這種宣傳防止自殺電話熱線的標語隨處可見。
據統計，格陵蘭是全球自殺率最高的國家或自治政體。美國全國公共廣播電台（NPR）整理相關數據顯示，1970年代，格陵蘭的自殺率顯著攀升。1985年前後，死於自殺的格陵蘭人比死於癌症的還要多。在1990年代的高峰期，格陵蘭年均自殺率高達120（即平均每10萬人有120人自殺死亡），約美國同期的9倍；時至今日，格陵蘭的年均自殺率雖然稍稍回落，但仍然有約82.8（即平均在10萬人當中有82.8人自殺死亡），約美國的6倍、丹麥的5倍。
在世界其他地區，自殺者往往是老年人，他們或因病厭世、或因無依無靠，選擇自行結束生命。但在格陵蘭，自殺者卻以年輕人佔絕大多數；據多項統計，當地的年輕男性自殺死者佔所有自殺者中的逾一半，另外每四名年輕女性當中，就有一位承認曾經嘗試自殺。
而這些人當中，大部份是因紐特人（Inuit）。因紐特人是美洲原住民，散居於北極圈地區，多以捕魚為生。約在公元1300年，因紐特人從阿拉斯加向東遷徙，登陸格陵蘭西部建立聚居點。時至今日，因紐特人佔格陵蘭總人口88％。
是什麼原因令格陵蘭的因紐特青年放棄漫長的將來，選擇提前結束生命呢？數十年來，來自因紐特人族群的 Anda Poulsen 一直希望找出答案，防止不幸再次發生。
「被殺」的小鎮
Anda Poulsen 1960年生於格陵蘭小鎮康蓋克（Kangeq）。康蓋克滿載着因紐特人的歷史，近千年來，因紐特漁獵人乘着傳統小皮船（kayak），自這個格陵蘭西南部峽灣的出海口出發，征服大海。康蓋克的因紐特人經歷過中世紀乾旱、15世紀的小冰期，也迎接過來自斯堪的那維亞的傳教士，一直堅守着漁村生活。
這一切，一直維持到1970年代。
1933年，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仲裁挪威與丹麥就格陵蘭的主權爭議，並判定丹麥獲得格陵蘭的全部主權。二戰過後，丹麥政府啟動本土和格陵蘭的聯繫，並決定開發格陵蘭的漁業經濟。丹麥人開始來到格陵蘭，建築起一些「大城鎮」，引入工廠和貿易市場。這一切對康蓋克的影響，在1970年代顯現。拖網捕魚船、馬達驅動的小艇，以至捕漁牌照、漁製品工場等現代化的漁業元素，都對因紐特漁獵人的傳統生活方式帶來了衝擊。
原本散居於康蓋克等小漁村的因紐特原住民，不得不前往鄰近的大城鎮尋找工作機會，或送小孩則前去接受教育。至1973年，僅剩約50人生活在康蓋克，丹麥政府於是決定將康蓋克自格陵蘭的城鎮名單上剔除，康蓋克正式被「關閉」。也在當時，只有十來歲的 Poulsen 隨着家人遷往鄰近的大城市努克；1979年格陵蘭開始實行地方自治，努克被選為首府。
告別了康蓋克的橙黃色隔板小平房，Poulsen 一家搬進努克的公寓單位。那裏有暖氣和電力設備，走到街上是整齊的石板或瀝青道路，丹麥官方形容那裏是「現代格陵蘭」、是進步和富裕的象徵。
但 Poulsen 沒有那種感覺：「我們只感到陌生和孤獨。那些整齊的石板道路，沒能帶我們到哪裏去，只將我們和大海分隔開，和過去數千年來我們賴以為生的海洋捕獵生活分隔開。」更糟糕的是，在當時的學校以至整個社會，總是宣揚着一種訊息：說丹麥語的人比說格陵蘭土著方言的人強，丹麥的東西比格陵蘭的東西好，城市孩子比鄉村孩子優秀……
那是一種文化衝突，或者，應該用上更糟糕的形容詞……城市人對來自鄉村的人帶有偏見，你總能從他們的目光和言談之間感覺出來……他們歧視我們。
面對變遷和歧視，Poulsen 只有兩個選擇：依然固我，當一個說着滿口格陵蘭土話的鄉村小孩；或者改變自己，成為一個「丹麥城市孩子」。
Poulsen 這樣回憶自己的變化：「我知道我必須拋棄那個昨日的自我、那個誕生於康蓋克的自我，或至少，把『那個我』埋藏在一個『比較丹麥的外殼』下……就是這樣，我生存過來了。」
然而，並非每個人都有 Poulsen 的那種「本領」。
大批康蓋克原住民遷居努克以後，很快出現了第一個自殺者——一個約20歲的大男孩， Poulsen 認識他的父母。隨後不久，他認識的另一個家庭裏，一個兒子自殺身亡；短短數年後，那個家庭的另一個兒子也作出同樣的選擇。
「從我14歲到完成中學的那數年之間，至少有10個來自康蓋克的年輕男孩自殺身亡。」Anda Poulsen 說：「我們那一代年輕人當中，很少人生還。」
自殺像傳染病般蔓延
人們說，打呵欠是會「傳染」的，自殺也一樣。心理學家稱之為「傳染效應」（contagion effect）或「自殺傳播」（suicidal transmission）——在第一個自殺者出現後，與其關係親密的家人或友人會有更強烈的傾向，將原來隱藏着的自殺念頭付諸實行。
這種傳播效應，在細小而且被孤立的、所有人幾乎互相認識的社群當中，更加常見也更具威力。格陵蘭 Paarisa 公共健康中心的總監 Bodil Karlshøj Poulsen 指出：「在格陵蘭，幾乎每個年輕人都曾經認識至少一位自殺者」。另有研究則顯示，格陵蘭的自殺個案當中，有60％是在另一名自殺者死後的四個月以內發生。
年輕的 Anda Poulsen 不只希望了解人們為何一個接一個地自殺，還想知道：為何沒有人談論這個問題？為何沒有人做一些事情防止人們接連自殺？為何沒有人去協助自殺死者的家屬？
在那個年代，幾乎沒有任何關於格陵蘭自殺率的學術研究。願意聆聽有自殺傾向的人傾訴的，只有教會裏的神父，以及島上寥寥可數的心理學專家。然而，一方面，在不少因紐特人原住民眼中，教會事實上是丹麥政府的分支，他們大多不願意向神父傾訴；另一方面，這些神父和心理學專家都來自丹麥，根本無法與操着地道方言的原住民溝通。對於那些家中孩子自殺身亡的父母來說，事情本身是個禁忌，難以對任何人啟齒。
時至今日，在格陵蘭東部城鎮 Tasiilaq ，年均自殺率高逾400（即平均每10萬人當中有400人自殺死亡），但鎮上依然沒有一個常駐應診的心理學專家。救助者只能通過視像會議，聯絡遠在500英里以外、駐於努克的心理學專家。但對於真正有自殺傾向、甚至已徘徊於自殺邊緣的人來說，這往往「比死更麻煩」。鎮上的護士甚至家庭醫生盡一切努力，嘗試開解有自殺傾向的人，或是自殺者的家屬和朋友，但這始終非他們的專業。
有見及此，Anda Poulsen 早在1990年代從事宣揚認識和防止自殺的工作。他組織支援小組，邀請自殺死者家屬脱離自我封閉，與曾有相同經歷的人士互相傾談，藉此解開心結。參與這些聚會的，包括 Atsa Schmidt。
1979年，Atsa Schmidt 的兒子自殺了，死時只有21歲。過後長達十年裏，Atsa Schmidt 只會跟親密的親人談論兒子的死，直到1989年春天 Anda Poulsen 找上她。
「他告訴我，他們正籌備一個自殺者父母的支援小組，希望我能去參加第一次聚會。」Atsa Schmidt 說：「我說我做不到，那太沉重了。」但在 Anda Poulsen 三番四次的鼓勵下，她最終還是出席了聚會，跟一些有着同樣悲痛經歷的父母親傾談、分享，並發現這是十年以來，首次得到一些舒解。
其後，Anda Poulsen 還建立起格陵蘭首個防止自殺的電話熱線服務。初時，他曾經擔心因經費緊絀而無法聘請專家，最終或會影響成效；但他發現原來早已擁有最寶貴的資源——包括 Atsa Schmidt 在內的一班中年婦女。這些負責接聽熱線的婦女都沒有受過教育，更遑論社工、情緒治療等專業資格，但沒有人比她們更體貼、更善於聆聽。
過去近二十年以來，我一直將電話放到枕邊。熱線電話的鈴聲常常在半夜響起，我就會醒過來，跟電話另一端、有自殺傾向的那個人聊天……或者，我為他們帶來了一點點的愛。
Atsa Schmidt 還記得當初編配熱線工作時，她毅然在「夜班」一欄寫上了名字。那是最繁忙的時段，大多救助者都在夜半無人時最需要尋求協助。「我不知道會發生什麼，我不知道他們（有自殺傾向的人）打電話來時，我該怎樣應付。」Atsa Schmidt 憶述：「我接到電話，總會先旨聲明，我不是專家，我無法給予任何治療或藥物建議，但我也會說，我能對他們的感受有所共鳴，我向他們保證，我會在電話的這一端一直聆聽。」
如是數十年，Atsa Schmidt 已習慣將電話、手機放在枕邊，每當鈴聲在夜半響起時，便開始與匿名的救助者聊天，至今計有數千人。Atsa Schmidt 指，由於救助者都不表露身份，她不會認得出他們，但時至今天，還不時會有陌生人知道她參與這項工作後，向她致謝。Atsa Schmidt 猜想，自己給這些救助者帶來了一點點的愛，而欠缺愛和支持正是導致他們傾向自尋短見的主要原因。
解決問題，可能要花上二十年
事實上，Atsa Schmidt 的觀點與專家研究所得相似。格陵蘭社會學家 Steven Arnfjord 解釋，隨着康蓋克這一類小漁村在1970年代被「連根拔起」，來自當地的原住民家庭當中，家人離散、父母酌酒而導致的家庭暴力等事件急劇增加，那一代孩子因無法得到適當的愛和支持，之後面對愛情、親情問題等煩惱時，也較一般人承受着更大的衝擊力，感到難以應付，甚至因此自尋短見。
「急速的現代化和城市化，帶來了許多負面效應。至今，我們還在處理着1970、1980年代政策的後遺症。」Steven Arnfjord 說。
從更宏觀的角度切入，因紐特人的自殺問題，還源於其文化、身份認同的失落。那一代成長於1970、1980年代的因紐特人中，尤其是年輕男性，大多自覺與上一代切割，沒有了祖父、父親輩作為漁獵人的那份驕傲，另一方面又難以融入來自丹麥的身份認同和現代化的生活方式。他們無從理解，作為「現代因紐特男人」的意義和價值何在。
2016年1月，因為當地一宗15歲男孩自殺事件，努克的地區政府派遣 Kristian Rosing 首次來到 Tasiilaq，為男孩就讀學校的其餘60多位學生統籌教學活動，讓他們認識和防止自殺。Kristian Rosing 坦言，儘管已從事防止自殺工作多年，但其實自己是接受商業管理和行政訓練出身，根本沒有相關專業資格，這是他首次接觸剛剛有朋友、同學自殺的學童。
抱着戰戰兢兢的心情，Kristian Rosing 引導學生討論自殺這個課題。他要求學生進行分組討論，嘗試寫出自殺者自尋短見的原因。有學生認為是「孤獨」，也有些認為是「缺乏愛」。Kristian Rosing 又指導學生進行角色扮演，有學生充當想要自殺的人，另外有學生則負責勸導、開解他。
並非每個學生都能接受這套教學活動。Kristian Rosing 指，有女生在觀看關於防止自殺影片的中途離座，想要逃離教室，也有男生不發一言，坐到教室最後的角落，一直盯着自己的雙手。經過首天的教學，十幾個孩子第二天沒有回校上課。
但總算有大部份學生聽完了 Kristian Rosing 帶來的訊息。那是關於生存，而非死亡的訊息；Kristian Rosing 對學生談及，在小鎮生活能有多孤獨、有多困難，並鼓勵學生們跟別人訴說自己好與壞的感受。教學活動就這樣結束，所有學生都獲得了一份 「防止自殺生命課程」的參與證書，但沒有人知道活動的真正成效，甚至 Kristian Rosing 自己也預計，不幸的事還是會再發生。
教學活動進行得尚算順利吧，至少沒有很糟糕……我不認為自己能防止下一個孩子自殺。我知道，那種事情還是會再發生。
Kristian Rosing 指，Tasiilaq 高企的自殺率，背後有着成人酌酒、失業、貧困以至兒童被疏忽等根源問題，要解決就需要大量資源和人力。他認為，最起碼在 Tasiilaq 需要有全職的心理學專家、受過相關指導的教師、更多社工，以至更完善的就業系統，讓青年得到更好的工作機會。Kristian Rosing 估計，即使現在就盡全力處理這一切，解決問題最少還需要20年。
「我想，對這一代孩子來說，未來會愈來愈好。」Anda Poulsen 有着這樣的憧憬。
現在，每逢夏日，Anda Poulsen 會帶着孩子回到康蓋克，讓他們在殖民時期建起、現已徐徐破落的漁鄉小房子之間玩耍、到海邊釣魚。
二十多年來不斷督促自己變得「更丹麥一點」之後，Anda Poulsen 終於找到一個重拾因紐特人身份、追回昔日自我的方法——他有時會獨自走到康蓋克的山崗上，拿着因紐特人傳統小鼓，閉起眼睛擊鼓、跳舞、哼唱着因紐特人傳統歌謠，心中默想着：未來會愈來愈好。
聲音
孤獨。在太長的時間裏孤身一人，在整個生命裏孤身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