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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學友是敵是友? ——民粹愛國者與中國宣傳機器的分野時刻

沒有敵人之後的鬥爭,對敵人的「辨認」只會更加殘酷。


2018年6月30日,香港歌手張學友於遼寧省瀋陽市舉行音樂會上表演。 攝:Visual China Group via Getty Images
2018年6月30日,香港歌手張學友於遼寧省瀋陽市舉行音樂會上表演。 攝:Visual China Group via Getty Images

減速時刻,當官方批評「極化」愛國者

張學友一開始遭遇的是一個舊劇本。他在給中央電視台錄的祝福香港回歸25週年視頻中,提到「香港這25年經歷了很多,高高低低,起起伏伏」和「香港加油」,引起一些網民的不滿——「全程沒有提祖國兩個字」,「怎麼的?你這是不滿意啊」。央視也見風使舵,刪掉了這則視頻。

但舊劇本有新變化。此事後續進入更大的公衆視野、成爲輿論事件,主流聲音不是譴責「張學友不愛國」,而是對「張學友不夠愛國被網暴」表達厭惡。事情發酵一輪後,從新聞客戶端、短視頻平台、到微博的評論區,普遍看到的是對「愛國者」的批評——「現在的內地人思想都走火入魔了」、「太敏感了」、「讚美不夠也是罪」。

政治站位一向頗高的《北京日報》(正是兩個月前主動對「極端女權」出擊的黨報),也發聲批評極端化的愛國者:「如今網絡上確有一批人,喜歡拿着放大鏡對別人的隻言片語進行 『道德審覈』。強行關聯、亂扣帽子,憑空製造事端、加劇戾氣。」《北京日報》還把此事跟湖南衛視改歌詞(將鄭智化《星星點燈》中的「骯髒的一片天」改爲「晴朗的一片天」)的事件關聯,稱社會風氣「有時候過於敏感、愛搞極化,是形式主義的『正能量』」。

《北京日報》指出的「愛搞極化」正是最近幾年愛國生力軍的重要特徵,實際上它也曾經有份參與「極化」,黨媒和民粹領袖合作獵巫、引導輿論風向也已經是中文互聯網的常態。這種「極化」現象幾乎沒有被官方點名批評過,多數時候反而會得到權力意志的加持。以明星張哲瀚因靖國神社的合影而被封殺爲例,儘管張哲瀚本人並沒有任何不愛國言論,所有的罪名都圍繞對一張照片的放大鏡式解讀,但《北京日報》當時的評論是「明星不能總以無知爲由踩底線「,更指出要「始終銘記先輩的流血犧牲」,「才稱得上真正的熱愛祖國」。換言之,《北京日報》在張哲瀚事件中要求明星要提高愛國的上限,在張學友事件中則要求網民不要上綱上線,此時明星要守的只是底線。是什麼發生了變化?

張學友在央視訪問裏談香港回歸,沒有提到「回歸」和「祖國」,並說「香港加油」,遭內地網民炮轟,結果央視把片段刪了。

張學友在央視訪問裏談香港回歸,沒有提到「回歸」和「祖國」,並說「香港加油」,遭內地網民炮轟,結果央視把片段刪了。網上圖片

此時如果輿論仍像過去一樣「獵巫」,在現有的香港明星中繼續揪出新的「港獨」,只能說明香港並沒有「由亂到治」。

在過去幾年的邏輯裏,「極化」本身就是「愛國」,官方顯然沒有區分「極端愛國」和「真愛國」的意願,最多敲打一下「愛國流量生意」。如今黨媒掉轉槍頭,批評愛國群衆「亂扣帽子」,無論如何是傷害體制的動員能力的。這樣降溫的動機當然還是政治考慮,香港回歸25週年、《國安法》落地2週年之際,習近平訪港,表明中央「相信香港大局已定」。此時如果輿論仍像過去一樣「獵巫」,在現有的香港明星中繼續揪出新的「港獨」,只能說明香港並沒有「由亂到治」,和對港宣傳政策想在慶典時間呈現的「收官」時刻相牴觸。

作爲張學友事件背景的是,官方有意在宣傳陣地上重提「香港」,恢復香港代表的某種獨特性。比如新華社做了《重溫港片名場面》系列視頻,中央電視台則在官方公衆號接連宣傳「粵語」的發音之美,香港文學,以及香港的美景——標題是《香港,好靚!》。前一年的對港宣傳還是極力要求「人心回歸」,更多提「大灣區」而更少提「香港」。2021年7月,新華社策劃的香港回歸(正好是中共建黨100週年)題目之一是《香港人需要補上這堂歷史課》。今年7月1日前後,社交媒體上甚至不斷有人重提香港人在1991年華東水災和2008年汶川地震時傾囊相助的義舉,「感恩香港」的說法也時有出現。

針對香港宣傳策略的回撤或修正,實際上可以看成官方對民粹力量的重新調劑。張學友事件引發輿論後,以獵巫爲己任的民粹意見領袖略爲尷尬地處在防守位置。比如孤煙暮蟬就說:「張學友這個事情,我看大家全程都沒有參與,這個帽子扣得非常生硬……我相信幾乎所有人都是一臉懵逼,這事關我什麼事?」她的辯護確認了一個民粹共同體的存在,而她自覺冤枉的是,張學友事件他們並沒有下場,但輿論卻指向了他們所代表的「極化」愛國者,她的結論是這是境外勢力的「高級黑」。

事實上,儘管民粹領袖確實沒有帶頭攻擊張學友,但過去的獵巫行動,也並非完全由民粹共同體完成,而是在官方意志默許下,民粹領袖確認了輿論的風向後,由更多流量主導的營銷賬號完成對「不愛國者」的圍剿。換言之,民粹領袖的最大作用不是獵巫,而是示範「極化」愛國的流量回報,完成對輿論場的改造。而張學友一開始被攻擊祝福語沒有提「祖國」,正是改造後的輿論場的慣性。遺憾的是,在香港回歸25週年之際,官方進行了配合節日氣氛的調劑,民粹因此在香港問題上踉蹌了。

針對香港的紅黃藍辯證法

如果這種諂媚是藍,那張學友強調香港的高高低低、第二次聲明稱「希望在香港老死」顯然不夠藍,這樣的姿態和語氣反而有些「黃黃的」。

顯然,輿論場的民粹屬性並沒有根本改變,也並非所有網民都買賬張學友的「香港加油」。一位網民在抖音評論:「真聽不出來嗎?確實話裏有話啊」,另一位網民也表示張學友是「暗獨」——這個詞常常被用來形容台灣國民黨的政治人物,指他們雖然表明上親中或持統一立場,暗地裏是「台獨」分子,但此前很少被用來形容「港獨」。

對於香港的異見者來說,張學友之所以被官方保護,是因爲他的立場是「藍的」,他的確愛國。尤其他在聲明中譴責「黑暴」,稱「黃色」被一些別有用心犯了罪的人穿過,更是直接表明了立場。因此官方維護他似乎理所當然。

藝人組合「大灣區哥哥」亮相中國電視節目《大灣仔的夜》。

藝人組合「大灣區哥哥」亮相中國電視節目《大灣仔的夜》。網上截圖

但如果進入「極化」愛國者的框架來理解張學友的兩次發言,前述兩位網民其實很敏銳。跟在香港街頭唱國歌的譚詠麟相比,以及跟主動擁抱「大灣區哥哥」、「大灣妹」,刻意表演「我是中國的,中國香港的」的其他香港藝人相比,張學友的取態是不夠諂媚的。如果這種諂媚是藍,那張學友強調香港的高高低低、第二次聲明稱「希望在香港老死」顯然不夠藍,這樣的姿態和語氣反而有些「黃黃的」。

「極化」愛國者獵巫的邏輯一向不是聽其言觀其行,而是聞味道。聽懂「話裏有話」,找出「暗獨」,這樣的捕風捉影和施加壓力要求對方表態,才是極化政治的一貫做法——鬥爭必須擴大化。

以2019年11月容祖兒的事件爲例,容祖兒當時在instagram發了一張自拍照,照片中穿着黑色T恤,戴着白色口罩,頭髮遮住了一隻眼睛。照片被內地極化愛國者解讀爲「支持暴徒」,因爲只有「暴徒」才會穿黑色T恤、戴口罩和遮眼(影射「曝眼女」事件)。彼時對這張照片的解讀正好是《北京日報》所謂的「強行關聯、亂扣帽子」,還有人稱容祖兒給這張照片配的歌詞「只知要飛」,「飛」的發音跟自由(free)的發音相似(哪裏相似?),因此是支持暴力。事件最終以容祖兒道歉收尾,她承認自己造成了「重大影響」,並表示自己「熱愛祖國」。這樣的自證愛國網絡暴力在過去幾年間層出不窮,而過去只見官媒煽風點火,不見他們批評民粹力量「愛搞極化」,維護藝人。

2019年11月,容祖兒在instagram發了一張自拍照,照片中穿着黑色T恤,戴着白色口罩,頭髮遮住了一隻眼睛。

2019年11月,容祖兒在instagram發了一張自拍照,照片中穿着黑色T恤,戴着白色口罩,頭髮遮住了一隻眼睛。網上圖片

實際上,毋寧認爲張學友此次佔據的是空缺已久的「藍」的位置,從這個位置看過去,譚詠麟和「大灣區哥哥」是紅的,而支持反修例運動的藝人是黃的。在此之前,光譜上的站位只有紅與黃,很少見到像張學友這樣同時強調愛國和香港的獨特性,沒有提「祖國」,也不願意屈服於民粹的網絡暴力(「本人是否愛國,自有公論」)的香港明星。因此張學友表現出來的「骨氣」,也贏得內地親香港人士的好感。

張學友代表的「藍」是一種新現象,多少表明對港宣傳策略的「減速」傾向,一個完全「紅」的香港似乎並非是中央意志所樂見的,也多少迴響了一絲周恩來以降對香港的態度——「長期打算,充分利用」。在這個基礎上,纔出現了官方對民粹的調劑:少一點極化政治的「紅」,多一點愛國愛港的「藍」。

沒有敵人之後怎麼鬥爭

官媒借這個似是而非的例子敲打民粹,回應的是今年輿論場顯而易見的由民粹到民怨的嬗變。

尤爲有趣的是,作爲黨媒的《北京日報》不僅批評了網暴張學友的極化愛國者,還把此事和台灣歌手鄭智化被改歌詞的風波關聯,將其歸納爲形式主義的「正能量」。這樣就有了兩個靶子,一個是極化愛國者,一個是審查制度下形成的中國式「政治正確」。當然,《北京日報》把責任從審查制度轉移到了極化愛國者身上。文章的批評相當尖銳:「倘若守不住邊界,四處『出警』挑刺,那這種簡單粗暴的自以爲『正確』,就會泛化成惡意攻擊肆意而爲,反而攪起了混水,給主流價值、主流意識添堵抹黑。」

公允地講,鄭智化的《星星點燈》原來的歌詞(「骯髒的一片天」)大概也不會成爲民粹意見領袖的攻擊目標。但官媒借這個似是而非的例子敲打民粹,回應的是今年輿論場顯而易見的由民粹到民怨的嬗變。

王心凌等藝人於「乘風破浪」第三季,演唱鄭智化的《星星點燈》,但改動部份歌詞,鄭智化其後在微博發文表達不滿。

王心凌等藝人於「乘風破浪」第三季,演唱鄭智化的《星星點燈》,但改動部份歌詞,鄭智化其後在微博發文表達不滿。影片截圖

在清零運動的籠罩下,個人活動自由因各地的封城和常態化核酸受到明顯影響,經濟大盤也顯現危機,從體制內降薪到體制外裁員浪潮,經濟蕭條的後果幾乎波及到所有人。內憂大於外患的背景之下,民間的怨氣早已到了警戒水平。而堅持清零的前提,也導致官員能騰挪的空間並不大,因此社交媒體上的官方表態,也幾乎總被網民嘲諷。這些頗有怨氣的嘲諷以外交官趙立堅引發的「偷着樂」行爲藝術爲起點,在《北京日報》報道背景黨代會時提到的「未來五年,北京將堅持不懈抓好常態化疫情防控」時,幾乎達到頂點,化爲憤怒和絕望。

而過去幾年在輿論場上爲官方所用,幫助清除反對意見,和官方建立了強烈共生關係的民粹意見領袖,在這種狀況下幾乎幫不上忙。民粹意見領袖所擅長的「獵巫」,一是在有「境外勢力」問題時(香港問題被歸類在此)作爲中國話語權的體現,二是在出現內部輿論危機時攻擊受害者,把內部問題轉移爲「境外勢力」問題。換言之,民粹意見領袖所實踐的是極化政治,是製造事端,擴大戰場,壓制反對聲音。但在清零運動已經導致民生多艱的情況下,這支以「扣帽子」爲作戰方式的友軍,不僅派不上用場,而且可能會帶來更多怨氣。因此《北京日報》的這一次批評,雖然未必是某種兔死狗烹的先聲,但也宣告了民粹意見領袖的尷尬處境。

但尷尬不僅屬於民粹,也屬於官方。人們常掛在嘴邊的「反噬」也許正在發生,「極化」愛國者和官方的合作,一直處在正式和非正式之間,這意味着官方並不能完全掌握這股力量,反之後者也無法完全得到官方的背書。如果看孤煙暮蟬在張學友事件的發言,她提到的「污衊抹黑正能量網絡群體」,不正是對應《北京日報》所措辭的「形式主義正能量」嗎?孤煙暮蟬是如日中天的網信辦認證的「正能量網絡大V」,而《北京日報》批評「形式主義」,是在援引黨的紀律,用一種也許更高的法則進行降維攻擊——但抗議學校封鎖的大學生也常常批評校方「形式主義」。儘管沒有直接對壘,但此次事件中二者的張力可見一斑。

以上分析並不基於對輿論場走向變化的樂觀主義心態,正好相反,出於悲觀者的站位,如果極化政治已經「內卷」到讓一部分官方媒體也警惕的分野時刻,「極化內卷」可能不會停止,只會變本加厲。換言之,沒有敵人之後的鬥爭,對敵人的「辨認」只會更加殘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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