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殤之柱、民女像、六四浮雕壁畫遭強拆後，他們寫下自己的記憶

24年前阿L把國殤之柱運入港大，是國殤之柱在香港的起點，也是他參與社會運動的起點；中國大陸出生的楊睿，留學時遇見民主女神，成了他的政治啟蒙，價值觀徹底翻天覆地；曾在中大讀書的台灣學生Justin，在彼岸眼睜睜看著民女被拆，悲慟不已；本土派風潮席捲全港，年青的潘嘉傑曾被標籤為「大中華膠」，站在六四浮雕前向同學講述六四歷史，還見證同學在浮雕前表白被拒……

告別總是突然，回憶帶著傷痛，端傳媒邀請他們用文字延續這場六四記憶之戰。以下文章為自述稿，由端傳媒記者整理：

國殤之柱的起點，也是我的起點

阿L，1997年港大香港學生，有份負責運送國殤之柱

運送國殤之柱，是我參與社會運動的起點。

1997年，國殤之柱到港，但只可在六四當晚在維園展示一天，支聯會嘗試向各政府部門申請在其他日子和時間進行公開展覽但不果，遂由港大學生會接棒，把雕塑送入校園。作為有份護送雕塑進校的港大生，於我來說這個行動有兩個重要的歷史責任︰第一，港大（當時）作為言論自由的堡壘，必須肩負豎立六四展品的責任；第二，六四展品必須在主權移交前送抵校園，並且跨過1997年7月1日零時零分，在中國版圖上有一個地方可以公開悼念六四。為著這兩大意義，我們義不容辭。

那時學生會、幹事會也有討論關於搬運上的實務操作，其一是雕塑真的很大、很重，而搬運過程中也要考慮校方、警方會否阻撓，同學又會否受傷等。人多好辦事，我們立即呼籲更多學生和市民參與行動，既是保護雕塑，也是互相支援。當日六四集會結束後，載著雕塑的吊臂車駛至港島半山旭龢道轉入校園斜路，在閘口被卡住，我們很緊張，既有一輛外籍人士私家車困在閘口，讓路與否僵持不下；警察也趁機拔走吊臂車車匙；到校方與警方商討後開閘讓私家車離開，學生和市民則冒險頂著車閘，為吊臂車開路駛入校園......

這些片段、這些努力、這些團結，我一輩子都忘不了。

那晚行動比預期中順利，雕塑就一直放在黃克競樓平台。這黃克競樓，也是學生會辦公室所在地。學生會有塊牌匾，寫著「團結一致，獨立自主」，那裏有條樓梯可直達平台，我們稱之為「獨立自主梯」，走到平台，是如此開揚寬闊，來到平台晨運、休憩的街坊（附近居民）也容易看到雕塑。

國殤之柱最後也跨過了7月1日，完成了當刻第二個歷史任務，而我也沒有再糾結於究竟它可以豎立多久。我從搬它進去的那一天已知道，它終歸會有被移遷的一刻，只是那是未知的未來。隨時間過去，它的意義也變成了「進行式」，它存在的時間和空間，扣連著與它互動的所有人與事，當中有本地生，有大陸生，也有外國人；在歷史洪流下，它成了有生命、有靈魂的實體。

24年後的今天，雖然我早有心理準備它會在公眾眼前消失，但看著新聞直播，它被拆、被包裹、被搬走，我心很痛，這一切都要被摧毀嗎？但與此同時，我反而沒感到非常絕望，也許這段時間香港人經歷太多，我開始明白，萬事萬物，雖進入消失、傷痛的過程，但這不會是終點，而是會有重生的一天。記得有次跟友人說起自然定律，友人說人類斷骨後，身體的細胞會把斷骨傷口的參差部分吞噬磨平，然後才可長出新的骨骼，這是癒合過程裏必經階段，而這階段是持續的痛苦；就如我們見證曾經擁有的東西消逝、隕歿，身心被掏空，但我們知道新長出來的骨骼定必更強壯，支撐往後的生命。

盼望趁這時候留下這些回憶和所思所感，期待國殤之柱以另一種形式重生、延續。

大學有事，大家就回來了

張三（化名），港大畢業香港學生

那是97主權移交前最後一次六四燭光晚會，自己仍然年輕，對台上的「行禮如儀」真的有點不耐煩，不過每年都來的晚會總得要來，加上面對主權移交的未知與不安，那一晚刻意留到很晚。當然，也因為這一晚來了特別的「國殤之柱」。

晚會完結後，聽到港大學生會宣佈將國殤之柱運往校園，呼籲學生及市民到校園護送進校。雖已畢業數年，如此大事又怎能袖手，也逕自乘巴士回港大去。

來到旭龢道校長寓所前的校園入口，早已聚集了不少學生及市民，而且越來越多，應有幾百人。吊臂車午夜到達，校園閘門卻沒打開，學生會幹事們與保安周旋了一段時間後，竟來了一隊警察，氣氛頓時緊張起來；一些有社運經驗的市民及校友，即時自發組成了人鏈，把吊臂車包圍，嘗試阻止警察靠近，以免威脅到車上學生會幹事及司機的安全。自己也就隨人潮成了人鏈的一部份，緊張之後定過來看看手拖著的，原來都是認識的曾經大學同窗：大學有事，大家就回來了。

不知過了多少時間，一輛私家車從校園駛往旭龢道的閘口，擾攘一輪，閘口竟然打開了！趁私家車駛出了校園，我們好幾個坐得近閘口的不約而同地打了個眼色，立即走到升起了的車閘橫杆下托著，附近的就一擁而上幫手頂著不讓車閘再降下來。吊臂車即時發動引掣，載著國殤之柱駛入校園，直奔黃克競樓平台，一直守護著的人群，高興地叫著口號唱著歌，跟隨著貨車邁進校園。

深夜本來空蕩寂靜的校園，突然人聲鼎沸，令人想起1989年的許多個晚上。

八九屠城，深水埗疋頭舖（賣布行）老闆送贈一大疋黑布，想著，不如寫一對長挽聯掛在太古堂舍堂牆外吧。但是舍堂內根本沒有這樣長的地方拉開布疋，不知誰看見尚未入伙的梁銶琚樓外的天橋長長的行人道：那裏正好！不過還要待深夜，以免太礙眼讓保安干涉。

就在6月4日的深夜，幾十位堂友就在舍生會幹事的帶領下，把黑布鋪在太古橋上，拉盡了竟有整條橋那麼長！有文采的堂友作了挽聯，書法了得的堂友鉤了字模，然後大家就拿著油漆，各自在20個大字上填色。當時還怕油漆過底，黑布下都鋪上了好幾層報紙；不過相信大家都太義憤填膺了，把挽聯大字填了又填，當拿起黑布取走報紙之時，20個白字仍赫然留在橋上：

「冷血屠城 烈士英魂不朽
誓殲豺狼 民主星火不滅」

橋上20字就成為校園自八九六四至今，唯一遺留下來的實物，具體訴說著當年對八九民運的支持、對屠城的義憤，同時印證了30多年來對真相對公義的堅持。30多年來大學生不斷補漆，才能讓挽聯留存；當權者容讓公民社會自主活躍，並且尊重民意及人權，才能令挽聯不被清洗。就像1996年校方曾經清洗挽聯，終於在校友及公眾的反對及譴責壓力下，讓挽聯重現於太古橋。之後20多年，雖經修路重鋪地面等，校方仍然尊重民意、尊重歷史、尊重言論自由，讓挽聯繼續留在太古橋上，秋毫無犯。

當要撤去挽聯之日，正是喪禮已完諸君長埋黃土之時。執事者請銘記。

香港是重塑中國全國性政治記憶的唯一戰場

蘇緒問（化名），港大畢業大陸學生

國殤之柱被拆移搬離港大前，我去做了一次告別。那天下雨，人不多，但可以看出前夜有人在這裏點過蠟燭，燭淚在小石堆裏重新凝結，和石頭融合成渾濁的琥珀，沾粘着一些被打濕的、破碎的、看不清字跡的海報。主要都是學生和記者，在這裏駐足、拍攝、採訪。一些人抬起頭，凝神片刻，沒有人鼓呼口號，反對移除國殤之柱。

短短兩年，這個城市的人很習慣沉默。這裏曾是這樣的景象：學生上莊宣揚政綱；在學生會樓前鼓呼政治理想；發行堪稱激進的《學苑》雜誌；總是吵吵鬧鬧的民主牆。我突然想到，2022年入學的港大新生，將不再擁有關於國殤之柱的集體記憶。

像我一樣的港大舊生，沒有經歷過六四期間的天安門和全中國，也沒有見過國殤之柱如何抗爭而進入港大校園，我是如何擁有這份關於國殤之柱的集體記憶的？

在國殤之柱和食堂的這段狹窄空間，發生過許多這樣的往事。大陸學生略顯神秘，謹慎地告訴另一位新生，這是「1989年，發生在……」；香港學生往往非常驕傲於這件藝術品，「這是國殤之柱」，然後總是會聊到維多利亞公園，聊到2003年，聊到佔中，或者聊到他們要拒絕維園和支聯會的老古董，要再造新敘事。很多時候他們講起來，彷彿親身經歷過1989年歷史一樣。在入學第一週，我首先被賦予了這份「社會記憶」。其後數年，我成為國殤之柱來歷的轉述者，以及國殤之柱所承載的歷史的轉述者。因此，這個狹長空間超越個人，變成了實體的記憶。但凡個人進入這段空間，就會被賦予這份記憶，成為港大、乃至中國的記憶飛地。

即便是往日港大，也不會把國殤之柱作為官修校史裏的本校榮光。它事實上，是當代藝術和社會運動結合的產物；是學生和社會力量一起，對抗港大的結果；是社會記憶和文化記憶在民間戰場上，反擊官修政治記憶，重塑威權政治記憶的結果——作為中國的一部分，香港是重塑全國性政治記憶的唯一戰場，有長達30年它取得過勝利。

也因此我不把國殤之柱的消失作為香港失去自由的憑據。香港失去她曾擁有的自由已不需要更多憑據。國殤之柱也絕不「僅僅只是一個雕塑」，再以「如今的香港連這點自由都容不下」來悲歎香港的消失，這顯然矮化了國殤之柱的真實力量。威權政府理應對它感到恐懼——國殤之柱在港大所製造的記憶空間，曾經和香港社會一起，打過一場長達30年的漂亮勝仗（國殤之柱自然沒有30年，卻也首次出現於維園），擊退校方和威權政府想方設法制造的障礙，而只能退讓容忍，憑空製造出一片政治記憶的飛地，並且源源不斷地將被威權政府想要掩蓋的歷史，傳遞給更多人，以及不同的社會。以這次國殤之柱被移除為例，全世界（又再次）都知道了。

當然可悲的是，2022年入學的港大新生，將不再擁有這個空間來傳承記憶。但這場關乎記憶的對抗，還遠未結束。是威權塑造的政治記憶完全消滅社會和文化記憶？還是社會與文化記憶繼續堅持抵抗，蟄伏然後反擊？結局還遠未可知。

威權主義總是希望一錘定音，創造蓋棺定論的敘事，好讓人們總是擁有官方認證的「正確」政治記憶，形成一勞永逸的歷史統治。但他們忘記了文化記憶學者阿萊達·阿斯曼（Aleida Assmann）的善意提醒︰當一切正在進行的時候，無論你是什麼，都無法形成最終的敘事。

沉默屠殺，2021，北京、香港，和中大

吳鄭昶（化名），中大畢業大陸學生

聖誕節這天再和朋友回到中大，校巴站那裏已經空空如也，好久沒回去，一時竟想不到民女原來的樣子。

民女，入中大第一景，批判思維第一課，六四第一面。學生在它身邊來來去去，吃早餐、等車、約人、上山或下山，都可以「民女見」。各書院的學生會喜歡在這裡dem beat（中大特有的學生傳統，把口號和富有節奏感的動作結合起來），所有人都覺得傻但都會圍觀；她身上有時束著七色彩虹旗，那是聲援LGBTQ遊行；有時掛著圖片和傳單，可能是提醒著人某場運動或集會。有一次學生會向校方抗議住宿費漲價，民女身上也貼著寫滿黑色大字的白布條——她就像進校看到的第一份報章，告訴你今日社會或校園裏的頭條，日日新——但她首先是一名堅實的夥伴，你知道她不會不同意那些意在多元的、思辨的、抗爭的聲音，因為她代表著一切從人民中來，就要回到人民中去。

她永遠支持你。

媽媽提起都說這是自由女神，我說不呀這是民主女神，她總是記不住。被我念煩了，就問，都是女孩子，都舉著手呀，有什麼不一樣嗎？

不一樣呀，這也是我來了香港後才認真理解到的區別。以前，民主和自由在什麼都沒有的大陸語彙裏往往是連體嬰一樣的存在，但原來資本主義給人消費和娛樂上的直接「快樂」，與政治自由賦權於人對己身和環境的掌控感，二者並不是一對孿生胎。在自由的對比下，民主的缺失顯得格外諷刺，它提醒著人們：去政治化是一種馴養，讓人品著自由的甜頭，在良夜裏溫順。

那些講著普通話在這裏留影的人們，我懷疑有多少人真的明白這區別，但我完全理解在這裏感受到的面對這一幕時的戚戚焉的心情，那心情大概是混濁，有些難隱，有些難言，那不是歷史虛無主義。

可是現在你看，在他們恬不知恥的話術裏，民主和自由不再是一個初級階段達不到的目標，而是一個中國特色的存在，他們說殖民就是獨裁，而現在的獨裁是民主（國新辦白皮書吹風會）——我不合時宜地想起那首短短的情詩，「漫天的我落在楓葉雪花上，筆記本在寫我」——世界上下黑白顛倒，我只是毫不想念那個對象。

民女只留下雕像底座的一個方框，有人在裏面放了兩束白花。前幾天朋友剛邀請私下觀看的一部長片裏，有人把被塗抹掉的反修例運動口號的痕跡用膠紙貼起來，註明「噴漆的成分，2019，港府」。我覺得民女剩下的這點尾聲也很適合這麼做：沉默屠殺，2021，北京，香港和中大。

很難不翻出11年前民女落戶中大時的歷史資料去看——她不是一座要經過「上面」批准來擺放的雕塑，她是香港市民至下而上艱難推動的成果。那夜人頭湧湧，用肉身保護著她進中大。而今被鬼鬼祟祟地、在港大的聲東擊西般的掩護下被挪走。抹去民女，不只是抹掉一個記憶或象徵的載體——這和台灣有些想要抹掉威權象徵的蔣介石蔣中正的動作不一樣——如今是徹底抹走了「人民」，全面否定公民社會的意義。鼠輩的行事風格。

但我們不會任由政治這樣否定我們的過去。

被消失的那一天，下午，就有有心的中大人去用蠟燭框住了這個方框，在裏面貼上了民女還在時的樣子，伴著MLA和達明的歌詞。大家說，This is our CUHK。這種字句和視覺上的宣示是一種久違的熟悉感︰文宣，初來香港時，民女身邊派發的文宣傳單我都會認真接下來看，不論那是一個重要議題，還是一個書院學生會稚嫩的選舉廣告。在現在動輒犯法、一切正常都被稱為瘋狂的香港，這些東西都已好難得。但那熟悉感，是我從這校園裏習得的，對社會議題毫不猶豫、迅速果斷的關注，是最微小的動員及組織的發生／發聲，是沒有人是局外人。這是大陸來的人缺乏的肉體記憶，我很慶幸它成了我的一部分。

曾經港台來找港漂拍六四議題，我和朋友匿名受訪，民女當然是不能省略的鏡頭。後來回看，自己「走向民主」的樣子僵硬非常——那刻意的姿態尷尬，但是民女和這校園給了我表達的勇氣和餘地。

2019年反修例運動，中大成為戰場，校園地景變得怵目驚心。兵荒馬亂的校園裏有人給民女戴上一個黃色頭盔，臉上封了護目鏡——我們從來沒有遺棄過同伴，她也沒有遺棄過我們，廢磚亂瓦也給人異樣的安全感。

這地方要把愛殺害，我們需把消失的都化作堅固，讓無常有償。

在微信群組打出「民女」二字

楊睿（化名），中大畢業大陸學生

我剛從中國大陸來中大讀書的第二個星期，就遇上了2016年立法會選舉。

當時我正和一群大陸生走在前往大學站的路上，學長學姊們組織了校外聚餐，讓我們這些新生周末有點事做。我看見一個留著花白長髮的中年男子走進站旁的涼茶店，買了一支飲品，然後回到一面旗幟旁，拿著話筒在烈日下演講。我拍卡進站，瞥見牆上的一幅選舉廣吿——「2016年立法會選舉，9月4日，投票，選出你的代表」。

可當時我並不明白這兩件事之間的關係。我聽不懂那男子鏗鏘的廣東話，不知道他所做的事情叫做「拉票」，更不知道他的身分就是那屆選舉的新界東選區候選人、綽號「長毛」的香港社會主義政治人物梁國雄，他那一頭長髮是為了平反六四而留。

不久後，還是同樣的一撥人，大家在微信群裏討論下一次聚會。其中一名學長提議說：「我們六點在民女見吧。」群裏有一名新生立馬問了一個我也好奇的問題：「民女是什麼？」「民主女神像，大學站A出口的那座雕像。」群裏立馬有人耐心答覆了我們這群初來乍到的新生，沒有人覺得在微信上打出「民主」兩個字有什麼異樣。

兩個月後，我為了完成功課——一份《明夷待訪錄》的讀書筆記，黃宗義在這本書中提出了「學校議政論」：「學校不僅為養士而設也」——第一次看完了關於六四學運的紀錄片《天安門》，也第一次了解到了大學站出口的那位手抱書本、高舉火炬站在風中的女神的由來，以及她在中國民主運動史上的象徵意義。那份讀書筆記滿分30分，我拿了29分。

而我沒有預料到的是，短短幾年後，我見證這座雕像的死亡，見證這座伴我完成政治啟蒙的城市的死亡。

2018年6月5日，我在大學站旁等校巴，突然天降瓢潑大雨。我匆匆鑽進檐廊下躲雨，一抬頭看到雨中的民主女神像——顏色比平常陽光下的古銅色更深了些，接近漆黑，底座還擺著一束白花，想必是前一天有人為了紀念放在那裏的。我拍照發了朋友圈，配字「突如其來的雨」。

而現在看來，一切似乎都早有預兆，並非突如其來。

在那一年的2月，民女雕像的底座被人寫上了「香港英雄梁天琦」的字句。那月的最後一天，我在港大國殤之柱旁為課程作業訪問了當時正在參加立法會港島區補選的區諾軒，他要去填補因宣誓風波而空缺出來的席位。在我剛來香港的第二個星期即遇上的那場選舉中、6名民主派議員因在宣讀誓詞時加入了自己的政治理念和訴求而被褫奪資格。梁天琦則在一開始就因支持香港獨立的政治主張而被取消了參選資格。

2019年6月4日，我第一次卻也是最後一次去維園六四燭光晚會。5天後，我去了那場從烈日當空走到星月交輝的遊行。而之後發生的事，大家都知道。

如今，這兩座雕像均已不知所蹤。梁國雄、區諾軒和梁天琦在監獄中服刑。我和那些大學時曾經相約「民女見」的同窗們四散天涯。或許沒有人再會在微信裏向其他人解釋「民女」是什麼。

12月24日，民女從中大校園被拆除的那天，我的朋友圈裏出現了幾篇紀念的貼文。仍在香港的校友們去現場拍照發了照片：原來放置雕像的地方如今空空如也，惟地磚上隱約可見一個方形的印記，旁邊擺上了一個貼著「小心地滑」的告示牌。「Shameful」，有人寫道。也有一條朋友圈的內容意外不同：「香港明天更好，中大明天更好」，除了現場照片外，還配上了江澤民舉著那張著名題詞時的笑臉。

中大不再是中大，台灣人的悲慟

Justin，中大台灣學生

對民女被強行拆遷，我感到悲慟。隔著海峽的我，早上起來就滑著IG轉發限時動態，搶在第一時間了解現場情況，並將情況透過社群分享給我的其他台灣朋友。

民女對我來說，跟中大是不可分離。把她拆走，中大就不再是中大。

她豎立在火車站出口，我第一次拖著行李從機場來到中大，最先映入眼簾的就是民主女神。那時我還不知道她有什麼意涵，只知道香港學生都叫她「民女」，是個中大人皆知的集合點。平時離開山城去市區吃飯逛街都會經過她，大家都是「民女見、民女集合」。我到後來才知道原來她是一個悼念六四天安門的作品，在2010年的六四晚會後被眾人帶到中大。不過與其說悼念六四，對我來說她象徵的是香港對民主自由鍥而不捨的精神。

2017年剛認識她的時候，她披著一匹黑白相間的布，控訴高等法院對「雙學三子」（學聯、學民思潮、2014年和平佔中三個發起人）的判刑。2018年，她的腳下寫著「香港英雄梁天琦」，讓我意識到梁天琦對香港人有多重要。那一年，中大學生會的兩個候選內閣也在民女前面派發文宣，發表政綱。那個畫面很親切，就像台灣選舉時會發面紙一樣。

在中大，我上過周保松的課，他坐在烽火台講故事，講雨傘運動期間，上千名中大學生坐在中大百萬大道參與罷課集會。我也聽過陳健民入獄前的最後一講，講街頭公民抗命的意涵，原本只容納一百多人的講堂，擠得水洩不通，學生通通坐在地上。民女就如同這些鬥士，在中大訴說著民主自由的故事。

民女也見證2019年的抗爭。9月開學時，她穿戴頭盔和豬嘴，身上貼著「五大訴求，缺一不可」的字樣，腳底貼滿「光時」的文宣。我看著她的新裝扮感到頗是欣慰，我在她身上看到中大人的團結，繼承著學長姐和前輩的精神，在課堂、在街頭對抗這不公不義的政權。

這就是民女對我這個台灣人的意義，雖然我不悼念六四，但是她伴隨中大人歷經香港最動盪的時期。即使民主被打壓，自由被緊縮，她仍站在那邊支持我們，見證我們的努力，手裡的火炬不曾動搖。中大人視她為手足，所以大家都在悼念她的離去。

中大在保衛戰之後就只剩下不斷的失去。校方強行解散學生會，強迫學生打針，畢業遊行也會報警，現在連民女都被奪走了。中大曾經是香港的民主聖地，是大家共創歷史、追求民主自由的地方，現在只剩一片空地和幾盞蠟燭了。

民女雖然可以被拆遷，但是我們對民主自由鍥而不捨的精神不會因此熄滅。希望香港人繼續為民主加油，民女永遠存在我們心中。

讓記憶流傳，她真的存在過

陳小姐，中大畢業香港學生

這是文字版喪禮，敘述的同時，也讓我有機會跟民女告別。

首次認識藝術家陳維明的民主女神像雕塑，大概要從當年藝術品抵港後的新聞說起。當年海關扣押一些和六四相關的展品，不予入境，覺得很不可思議，也認知到原來香港已開始淪陷到連一件藝術品也要被政府打壓的地步。

及後得知民女會在中大展出，倍感幸運，因港大有國殤之柱，而中大也終於能夠擁有富象徵意義的藝術品，讓年輕人肩負承傳的責任。2010年民女落戶中大一刻真的很感動，也因為中大地理位置比港大更北望神州，能向每位在中港火車旅程路過的人默默送上支持，也是一種安慰。能夠繼續前人未景之志，是我們的責任，也是榮幸。

女神像初到中大時，手中的書上有Liberty 一字，唯經歲月後，有關刻字已擦掉，陳維明又無法入境維修展覽品，實在可惜。當年也有討論民女肥瘦的問題，很是有趣。而校內學生也有就民女是否要永久保存在中大而商議是否要全民公投，但聽說因代表會（由中文大學學生會、書院、電台、報社等組織幹事代表組成）人手安排問題而作罷。

未有民女時，火車站對出空地並無任何用途。至民女落戶，學生曾討論開放民女廣場作為公共空間使用，往後就成為標誌地，舉辦過音樂會、城市論壇，也有簽名站和學生投票票站，甚至新生入學物品派發站等。相約朋友也更容易，只需直接一句：「民女等」。有時也會成為Ocamp（迎新營）活動的一個任務，或大家入學或平日留影的一個景點，也絕對是影畢業相片的一個重要地方。

我讀書的年代，社會和校方還尚算有剩餘的文明，校內進行六四展覽和論壇也順利，雖然也有某種行禮如儀的感覺，皆因參與的學生不多，大家覺得這些討論自是理所當然，不需爭論。當然總有一些內地生會在民主牆表達反對意見，但他們也能享用民主牆，也是一種幸福。那時未沒有太多社會本土情懷的爭議。

六四之事，對內地生滿是衝擊。但我也記得有時會有內地人特意前來留影，或在大時大節見到有花束，就會特別感動，因為會感受到彼此的存在，心情欠佳時也有一種鼓勵作用，勉勵自己繼續努力，不要放棄。有時在一些重要日子，或情緒容易受牽動時，見到民女有不同「裝扮」，如穿上彩虹裙、披上黑布，或戴上工人帽，總會會心一笑，亦深受感動，覺得世界不至於太灰暗，也覺同學很可愛、很有創意。

另一難忘時刻，就是在反送中運動時中大烽煙四起，天黑黑，民女前四周爛地一片，雜物滿地，很多人努力守護這個家，那刻情感很複雜：見到中大烽火連天很難受，見到眾多學生校友又很感動，又覺得民女若有生命，見到眼前一切，不知有何感想，也許她會盼望保護這個可愛的中大和這些中大人吧。

2021年已經失去很多東西，也面對很多離別，有點像「新香港人」的生活常態。每一次的失去也是難過，觀乎這一年的變化，理性上告訴我民女消失是遲早的事，要好好珍惜每一次見面的機會，但感性上當那天來臨，我消化不了事件，感覺是一個好朋友，長陪身邊多年，但突然一日暴斃而連屍首都再找不到，連好好致謝送行都做不到，這事太傷感。每一次的失去，都像電影《玩轉腦朋友》（《Inside out》）那小女生一樣，又一個島嶼的崩塌，會問自己到底還剩下甚麼。

這也許就是我們這個世代要面對的事。雖然失去了民女，但民女一直存在大家心中。我相信這只是暫別，我們有一日會再見，所以我也不算太過傷心或憤怒。當權者的目的顯而易見，但我相信有人就有光，有光就有希望。

至於未來要公開討論六四，相信會更困難，其一是《國安法》下，這個議題一定會被打壓禁絕，香港不會再是中國一個可以悼念六四的例外之地，也不會再有所謂的言論自由。二則，一言堂下的洗腦教育會令下一代相信六四屠城是為國家發展重要一步云云的無稽之談，要講亡魂的理想和家屬的悲痛一定更不容易。在「新香港」下，要做一個正直的人，說人話、講真相都不再容易。雕塑的強拆，是香港死亡的最真實具體證據，雙手染血的人會被歷史記住。

把回憶流傳下去很重要，至少讓後人知道，她真的存在過。

悼嶺南大學這片「雕民廣場」

鄧建華，嶺大前學生會外務副會長

初入大學，進入康樂樓二樓，便會看到偌大的民主女神壁畫，也是嶺大學生會辦公室所在地。辦公室外的空地，像一個天井，打通二、三樓，頂頭有透自然光的天窗。嶺大很少有樓底特高的地方，民女壁畫便撐起了整個空間，將人的視覺往上帶，像在眺望高遠的理想。

壁畫下面，是學生會三支大莊（大學校內學生組織的內閣）的辦公室，即幹事會、編委會和代表會，周圍是其他學會的「soc房」（society，學會房間）。我的四年大學生活，幾乎盡在這裏。民女壁畫在1997年由學生漆上，算是國殤之柱入主港大那年各大學的串連活動。也就是說，嶺大1995年遷入屯門不久，壁畫已存在，在嶺大生活過的人，都會覺得是自然不過的一景。

各種學生會的工作，例如在編委會室通宵趕稿，或代表會與幹事會「開會」罵個達旦，也在這背景下展開。學生會日常工作，多數學生並不太在意，偶然因著時勢，五、六十個學生湧來列席代表會會議，會議室不夠空間，便得搬遷到民女壁畫外空地。有次因著有共產黨員參選幹事會的疑雲，列席會議的同學竟上百人。雨傘運動前後，在嶺大討論罷課、學生會與各系莊的同學商討鄭國漢入主嶺大擔任校長之事。現在回想，民女壁畫倒像是背景音樂一樣存在，我們在那裏談論過什麼都舉不出什麼具體例子，但樂韻仍然縈繞耳畔。

在學生會工作的最後一年，六四浮雕曾在各大專院校巡迴展出，最後一站來到嶺南。我們便順勢向大學爭取永久擺放，校方也沒怎麼阻撓，向學生會要求一份計劃書，很快達成共識。也許是因為民主女神像在中大的爭議，前車可鑑，校方也不想再出現千人護送雕像入校的畫面重現嶺大；又也許當時嶺大仍是陳玉樹校長主理，校風仍相當開明。浮雕重修落戶之後，空間就重新被定義了。浮雕所在的牆，不算起眼，但又是嶺南人每日必經之地，我們便嘗試在浮雕前開論壇、談校政，在文宣上，稱呼這空地為「雕民廣場」。

校政論壇當然也不算多人參加，但還是能邀請到校方代表出席，甚至有時校長也會親自落場，引符同學路過駐足觀看。這類活動多搞一、兩次，空間就重新定義，聽說後來還有學生會舉辦六四史展。

由壁畫到浮雕，都是嶺南人重塑大學空間，爭奪空間話語權的過程。民女壁畫記載的是主權移交之際，學生豎立女神像以延續民主運動的行動，一直延伸到2014年、2019年、2021年。壁畫被摧毀、浮雕被強拆，顯示連大學本身也定義出一套自己不願意承認的大學史，壁畫和浮雕存在過的嶺大，已被嶺大所丟棄。

而我們這一輩，曾在大學裏享受相對自由時光的一代，幾近是一種遺民。嶺大本身包含師生可以創造的空間和歷史，而不止是校方所定義的嶺大，但當這些都被強權拆毀、厭棄，對我們來說，這已不是「嶺大」了。

浮雕見證學生生活、表白失敗

潘嘉傑，嶺大畢業香港學生

最初「知道」這塊浮雕的契機…其實是沒有的。嶺大在正式開學前，會「逼」同學參與由校方舉辦的「正氣camp」 （校方並不是硬性要求，但不出席也影響課外活動時數分數，所以大部份人就算不想去也會去。正氣camp是沒有越界行為，故稱之為「正氣」），而這個迎新營對我等「毒撚」（死宅、很宅的人）是極其不友善，因為有別一般Ocamp，正氣camp有不少環節是讓同學一個人行動的，例如讓同學認識（aka加入）不同學會／校隊的「屬會之夜」。

就在屬會之夜，沒打算加入任何學會/校隊的我百無聊賴，亦因為太「毒」，無被Ocamp組員邀請結伴同行。只好「一支公」（一個人）在校園漫步，打發時間順便避開人潮。走著走著，我看見這塊浮雕。我很感興趣，沒想到嶺南校園內居然能看到有關六四的藝術裝置（因為一直以來都只聽說過港大國殤之柱和中大民女），於是就嘗試google搜尋「嶺南大學 六四 牆 藝術」，這就是我第一次知道浮雕的故事。

至於真正認識，就要到大約2017、18年左右。當時我在校內參加一個名為「嶺南勞工關注組」的小團體，然後因為2017年的政治環境（你懂的）、勞工議題的WFC（who fucking cares 無人理會）程度、以及關注組成員的性格奇怪（我是認真的），關注組一直沒有新血加入。

於是為了吸引新同學的加入，我和組員們（其實總共即三人 LOL ）就決定舉辦有別一般「行行企企、飲飲食食」的招募活動，那就是一個以「校園空間，歷史和人」為主題的導賞。為了導賞，我們努力去找不同的網絡資料，約見不同的學運和社運前輩（也包括鄧建華），所以也從前輩們口中知道過去學生在嶺南校園內為六四（浮雕永久放在校園的經過、民女壁畫的源來、以前學生有為六四自發舉行過不同晚會和展覽等），和其他議題的典故事蹟。

浮雕跟我們一起也見證過很多學生生活。試過凌晨時見證過莊員和曖昧對象表白（但失敗）；試過在浮雕前和政見不同的學生辯論「為何本土派更應毋忘六四」；試過翹課卻被外籍導師抓個正著，一時想不到理由開脫，於是硬扯對方到浮雕前問她認不認識六四藝術品並進行介紹（導師大開眼界並忘了我翹課是後話）。

但要說最深刻片段，還是校園導賞。雖說我不是「環保撚」（熱愛環保、支持循環再用人士），但所謂「好橋唔好嘥（好的橋段不要浪費）」，這個校園導賞我舉辦過不止一次，在2018年至2020年期間都各自有公開或私下舉辦，每一年、每一次的內容也稍稍不同（畢竟我在學時社會上也有不少風雨嘛）。而我印象最深刻，是2020年的導賞團，除因為是最多參加者的一次（雖然是因為可計算在課外學習時數的緣故)，亦因為它是反送中運動開始後的第一次（2019年的是在運動前舉行），同時亦因為那是我自覺講得最好的一次（借故稱讚自己）。

不過我也忘了自己具體講過什麼，因為我向來不太準備講稿（也不太跟隨講稿），內容大概應該是：我相信空間和符號對於保存歷史、甚至繼續抗爭也是十分重要。不要小看校園或街頭上一個半個的塗鴉，因為它除了告訴我們「原來以前發生過某些事情」之外，也可能對後來的人作出一個提醒，「原來我也可以嘗試這樣做」，最起碼，這次導賞我們也是借鑑前人活動才計劃出來。

事實上，舉辦導賞，來自校方、社會本土情緒、小粉紅學生的壓力都有，但也不是特別大壓力，2016年至2020年我在學期間，大學或政權的主軸都是「打港獨」，所以當我嘗試在校內公開談論六四時，相對就沒有什麼阻力；又因為嶺南人實在比較「摺」（低調），相對其他院校的本土或小粉紅爭議就九牛一毛了。

我整理這些想法期間，發現原來我有不少大學回憶都在「天安門屠殺」浮雕附近發生，連拍畢業照時我爸也雀躍地說要拍下浮雕留念，自己也在民女壁畫下的空地和學生會會室渡過無數個晚上。現在不但人事全非，連景物也非依舊，當我看到強拆新聞時，除覺得憤怒，也覺得奇怪，相片中的地方很親切，但那個地方已非同一個地方了。大概就像….。。今天再去西九龍中心6樓，前日式餐廳「明將」舖位變成「韓日燒」，人流還是很多，壽司還是一如以往的難吃，全香港也明知它就是改名的「明將」，但它永遠也不會是大家記憶中的那間「明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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