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殇之柱、民女像、六四浮雕壁画遭强拆后，他们写下自己的记忆

24年前阿L把国殇之柱运入港大，是国殇之柱在香港的起点，也是他参与社会运动的起点；中国大陆出生的杨睿，留学时遇见民主女神，成了他的政治启蒙，价值观彻底翻天覆地；曾在中大读书的台湾学生Justin，在彼岸眼睁睁看着民女被拆，悲恸不已；本土派风潮席卷全港，年青的潘嘉杰曾被标签为“大中华胶”，站在六四浮雕前向同学讲述六四历史，还见证同学在浮雕前表白被拒……

告别总是突然，回忆带着伤痛，端传媒邀请他们用文字延续这场六四记忆之战。以下文章为自述稿，由端传媒记者整理：

国殇之柱的起点，也是我的起点

阿L，1997年港大香港学生，有份负责运送国殇之柱

运送国殇之柱，是我参与社会运动的起点。

1997年，国殇之柱到港，但只可在六四当晚在维园展示一天，支联会尝试向各政府部门申请在其他日子和时间进行公开展览但不果，遂由港大学生会接棒，把雕塑送入校园。作为有份护送雕塑进校的港大生，于我来说这个行动有两个重要的历史责任︰第一，港大（当时）作为言论自由的堡垒，必须肩负竖立六四展品的责任；第二，六四展品必须在主权移交前送抵校园，并且跨过1997年7月1日零时零分，在中国版图上有一个地方可以公开悼念六四。为着这两大意义，我们义不容辞。

那时学生会、干事会也有讨论关于搬运上的实务操作，其一是雕塑真的很大、很重，而搬运过程中也要考虑校方、警方会否阻挠，同学又会否受伤等。人多好办事，我们立即呼吁更多学生和市民参与行动，既是保护雕塑，也是互相支援。当日六四集会结束后，载着雕塑的吊臂车驶至港岛半山旭龢道转入校园斜路，在闸口被卡住，我们很紧张，既有一辆外籍人士私家车困在闸口，让路与否僵持不下；警察也趁机拔走吊臂车车匙；到校方与警方商讨后开闸让私家车离开，学生和市民则冒险顶着车闸，为吊臂车开路驶入校园......

这些片段、这些努力、这些团结，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那晚行动比预期中顺利，雕塑就一直放在黄克竞楼平台。这黄克竞楼，也是学生会办公室所在地。学生会有块牌匾，写着“团结一致，独立自主”，那里有条楼梯可直达平台，我们称之为“独立自主梯”，走到平台，是如此开扬宽阔，来到平台晨运、休憩的街坊（附近居民）也容易看到雕塑。

国殇之柱最后也跨过了7月1日，完成了当刻第二个历史任务，而我也没有再纠结于究竟它可以竖立多久。我从搬它进去的那一天已知道，它终归会有被移迁的一刻，只是那是未知的未来。随时间过去，它的意义也变成了“进行式”，它存在的时间和空间，扣连着与它互动的所有人与事，当中有本地生，有大陆生，也有外国人；在历史洪流下，它成了有生命、有灵魂的实体。

24年后的今天，虽然我早有心理准备它会在公众眼前消失，但看着新闻直播，它被拆、被包裹、被搬走，我心很痛，这一切都要被摧毁吗？但与此同时，我反而没感到非常绝望，也许这段时间香港人经历太多，我开始明白，万事万物，虽进入消失、伤痛的过程，但这不会是终点，而是会有重生的一天。记得有次跟友人说起自然定律，友人说人类断骨后，身体的细胞会把断骨伤口的参差部分吞噬磨平，然后才可长出新的骨骼，这是愈合过程里必经阶段，而这阶段是持续的痛苦；就如我们见证曾经拥有的东西消逝、陨殁，身心被掏空，但我们知道新长出来的骨骼定必更强壮，支撑往后的生命。

盼望趁这时候留下这些回忆和所思所感，期待国殇之柱以另一种形式重生、延续。

大学有事，大家就回来了

张三（化名），港大毕业香港学生

那是97主权移交前最后一次六四烛光晚会，自己仍然年轻，对台上的“行礼如仪”真的有点不耐烦，不过每年都来的晚会总得要来，加上面对主权移交的未知与不安，那一晚刻意留到很晚。当然，也因为这一晚来了特别的“国殇之柱”。

晚会完结后，听到港大学生会宣布将国殇之柱运往校园，呼吁学生及市民到校园护送进校。虽已毕业数年，如此大事又怎能袖手，也迳自乘巴士回港大去。

来到旭龢道校长寓所前的校园入口，早已聚集了不少学生及市民，而且越来越多，应有几百人。吊臂车午夜到达，校园闸门却没打开，学生会干事们与保安周旋了一段时间后，竟来了一队警察，气氛顿时紧张起来；一些有社运经验的市民及校友，即时自发组成了人链，把吊臂车包围，尝试阻止警察靠近，以免威胁到车上学生会干事及司机的安全。自己也就随人潮成了人链的一部份，紧张之后定过来看看手拖着的，原来都是认识的曾经大学同窗：大学有事，大家就回来了。

不知过了多少时间，一辆私家车从校园驶往旭龢道的闸口，扰攘一轮，闸口竟然打开了！趁私家车驶出了校园，我们好几个坐得近闸口的不约而同地打了个眼色，立即走到升起了的车闸横杆下托着，附近的就一拥而上帮手顶着不让车闸再降下来。吊臂车即时发动引掣，载着国殇之柱驶入校园，直奔黄克竞楼平台，一直守护着的人群，高兴地叫着口号唱着歌，跟随着货车迈进校园。

深夜本来空荡寂静的校园，突然人声鼎沸，令人想起1989年的许多个晚上。

八九屠城，深水埗疋头舖（卖布行）老板送赠一大疋黑布，想着，不如写一对长挽联挂在太古堂舍堂墙外吧。但是舍堂内根本没有这样长的地方拉开布疋，不知谁看见尚未入伙的梁𨱇琚楼外的天桥长长的行人道：那里正好！不过还要待深夜，以免太碍眼让保安干涉。

就在6月4日的深夜，几十位堂友就在舍生会干事的带领下，把黑布铺在太古桥上，拉尽了竟有整条桥那么长！有文采的堂友作了挽联，书法了得的堂友钩了字模，然后大家就拿着油漆，各自在20个大字上填色。当时还怕油漆过底，黑布下都铺上了好几层报纸；不过相信大家都太义愤填膺了，把挽联大字填了又填，当拿起黑布取走报纸之时，20个白字仍赫然留在桥上：

“冷血屠城 烈士英魂不朽
誓歼豺狼 民主星火不灭”

桥上20字就成为校园自八九六四至今，唯一遗留下来的实物，具体诉说着当年对八九民运的支持、对屠城的义愤，同时印证了30多年来对真相对公义的坚持。30多年来大学生不断补漆，才能让挽联留存；当权者容让公民社会自主活跃，并且尊重民意及人权，才能令挽联不被清洗。就像1996年校方曾经清洗挽联，终于在校友及公众的反对及谴责压力下，让挽联重现于太古桥。之后20多年，虽经修路重铺地面等，校方仍然尊重民意、尊重历史、尊重言论自由，让挽联继续留在太古桥上，秋毫无犯。

当要撤去挽联之日，正是丧礼已完诸君长埋黄土之时。执事者请铭记。

香港是重塑中国全国性政治记忆的唯一战场

苏绪问（化名），港大毕业大陆学生

国殇之柱被拆移搬离港大前，我去做了一次告别。那天下雨，人不多，但可以看出前夜有人在这里点过蜡烛，烛泪在小石堆里重新凝结，和石头融合成浑浊的琥珀，沾粘着一些被打湿的、破碎的、看不清字迹的海报。主要都是学生和记者，在这里驻足、拍摄、采访。一些人抬起头，凝神片刻，没有人鼓呼口号，反对移除国殇之柱。

短短两年，这个城市的人很习惯沉默。这里曾是这样的景象：学生上庄宣扬政纲；在学生会楼前鼓呼政治理想；发行堪称激进的《学苑》杂志；总是吵吵闹闹的民主墙。我突然想到，2022年入学的港大新生，将不再拥有关于国殇之柱的集体记忆。

像我一样的港大旧生，没有经历过六四期间的天安门和全中国，也没有见过国殇之柱如何抗争而进入港大校园，我是如何拥有这份关于国殇之柱的集体记忆的？

在国殇之柱和食堂的这段狭窄空间，发生过许多这样的往事。大陆学生略显神秘，谨慎地告诉另一位新生，这是“1989年，发生在……”；香港学生往往非常骄傲于这件艺术品，“这是国殇之柱”，然后总是会聊到维多利亚公园，聊到2003年，聊到占中，或者聊到他们要拒绝维园和支联会的老古董，要再造新叙事。很多时候他们讲起来，仿佛亲身经历过1989年历史一样。在入学第一周，我首先被赋予了这份“社会记忆”。其后数年，我成为国殇之柱来历的转述者，以及国殇之柱所承载的历史的转述者。因此，这个狭长空间超越个人，变成了实体的记忆。但凡个人进入这段空间，就会被赋予这份记忆，成为港大、乃至中国的记忆飞地。

即便是往日港大，也不会把国殇之柱作为官修校史里的本校荣光。它事实上，是当代艺术和社会运动结合的产物；是学生和社会力量一起，对抗港大的结果；是社会记忆和文化记忆在民间战场上，反击官修政治记忆，重塑威权政治记忆的结果——作为中国的一部分，香港是重塑全国性政治记忆的唯一战场，有长达30年它取得过胜利。

也因此我不把国殇之柱的消失作为香港失去自由的凭据。香港失去她曾拥有的自由已不需要更多凭据。国殇之柱也绝不“仅仅只是一个雕塑”，再以“如今的香港连这点自由都容不下”来悲叹香港的消失，这显然矮化了国殇之柱的真实力量。威权政府理应对它感到恐惧——国殇之柱在港大所制造的记忆空间，曾经和香港社会一起，打过一场长达30年的漂亮胜仗（国殇之柱自然没有30年，却也首次出现于维园），击退校方和威权政府想方设法制造的障碍，而只能退让容忍，凭空制造出一片政治记忆的飞地，并且源源不断地将被威权政府想要掩盖的历史，传递给更多人，以及不同的社会。以这次国殇之柱被移除为例，全世界（又再次）都知道了。

当然可悲的是，2022年入学的港大新生，将不再拥有这个空间来传承记忆。但这场关乎记忆的对抗，还远未结束。是威权塑造的政治记忆完全消灭社会和文化记忆？还是社会与文化记忆继续坚持抵抗，蛰伏然后反击？结局还远未可知。

威权主义总是希望一锤定音，创造盖棺定论的叙事，好让人们总是拥有官方认证的“正确”政治记忆，形成一劳永逸的历史统治。但他们忘记了文化记忆学者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n）的善意提醒︰当一切正在进行的时候，无论你是什么，都无法形成最终的叙事。

沉默屠杀，2021，北京、香港，和中大

吴郑昶（化名），中大毕业大陆学生

圣诞节这天再和朋友回到中大，校巴站那里已经空空如也，好久没回去，一时竟想不到民女原来的样子。

民女，入中大第一景，批判思维第一课，六四第一面。学生在它身边来来去去，吃早餐、等车、约人、上山或下山，都可以“民女见”。各书院的学生会喜欢在这里dem beat（中大特有的学生传统，把口号和富有节奏感的动作结合起来），所有人都觉得傻但都会围观；她身上有时束着七色彩虹旗，那是声援LGBTQ游行；有时挂着图片和传单，可能是提醒着人某场运动或集会。有一次学生会向校方抗议住宿费涨价，民女身上也贴着写满黑色大字的白布条——她就像进校看到的第一份报章，告诉你今日社会或校园里的头条，日日新——但她首先是一名坚实的伙伴，你知道她不会不同意那些意在多元的、思辨的、抗争的声音，因为她代表着一切从人民中来，就要回到人民中去。

她永远支持你。

妈妈提起都说这是自由女神，我说不呀这是民主女神，她总是记不住。被我念烦了，就问，都是女孩子，都举着手呀，有什么不一样吗？

不一样呀，这也是我来了香港后才认真理解到的区别。以前，民主和自由在什么都没有的大陆语汇里往往是连体婴一样的存在，但原来资本主义给人消费和娱乐上的直接“快乐”，与政治自由赋权于人对己身和环境的掌控感，二者并不是一对孪生胎。在自由的对比下，民主的缺失显得格外讽刺，它提醒着人们：去政治化是一种驯养，让人品着自由的甜头，在良夜里温顺。

那些讲着普通话在这里留影的人们，我怀疑有多少人真的明白这区别，但我完全理解在这里感受到的面对这一幕时的戚戚焉的心情，那心情大概是混浊，有些难隐，有些难言，那不是历史虚无主义。

可是现在你看，在他们恬不知耻的话术里，民主和自由不再是一个初级阶段达不到的目标，而是一个中国特色的存在，他们说殖民就是独裁，而现在的独裁是民主（国新办白皮书吹风会）——我不合时宜地想起那首短短的情诗，“漫天的我落在枫叶雪花上，笔记本在写我”——世界上下黑白颠倒，我只是毫不想念那个对象。

民女只留下雕像底座的一个方框，有人在里面放了两束白花。前几天朋友刚邀请私下观看的一部长片里，有人把被涂抹掉的反修例运动口号的痕迹用胶纸贴起来，注明“喷漆的成分，2019，港府”。我觉得民女剩下的这点尾声也很适合这么做：沉默屠杀，2021，北京，香港和中大。

很难不翻出11年前民女落户中大时的历史资料去看——她不是一座要经过“上面”批准来摆放的雕塑，她是香港市民至下而上艰难推动的成果。那夜人头涌涌，用肉身保护着她进中大。而今被鬼鬼祟祟地、在港大的声东击西般的掩护下被挪走。抹去民女，不只是抹掉一个记忆或象征的载体——这和台湾有些想要抹掉威权象征的蒋介石蒋中正的动作不一样——如今是彻底抹走了“人民”，全面否定公民社会的意义。鼠辈的行事风格。

但我们不会任由政治这样否定我们的过去。

被消失的那一天，下午，就有有心的中大人去用蜡烛框住了这个方框，在里面贴上了民女还在时的样子，伴着MLA和达明的歌词。大家说，This is our CUHK。这种字句和视觉上的宣示是一种久违的熟悉感︰文宣，初来香港时，民女身边派发的文宣传单我都会认真接下来看，不论那是一个重要议题，还是一个书院学生会稚嫩的选举广告。在现在动辄犯法、一切正常都被称为疯狂的香港，这些东西都已好难得。但那熟悉感，是我从这校园里习得的，对社会议题毫不犹豫、迅速果断的关注，是最微小的动员及组织的发生／发声，是没有人是局外人。这是大陆来的人缺乏的肉体记忆，我很庆幸它成了我的一部分。

曾经港台来找港漂拍六四议题，我和朋友匿名受访，民女当然是不能省略的镜头。后来回看，自己“走向民主”的样子僵硬非常——那刻意的姿态尴尬，但是民女和这校园给了我表达的勇气和余地。

2019年反修例运动，中大成为战场，校园地景变得怵目惊心。兵荒马乱的校园里有人给民女戴上一个黄色头盔，脸上封了护目镜——我们从来没有遗弃过同伴，她也没有遗弃过我们，废砖乱瓦也给人异样的安全感。

这地方要把爱杀害，我们需把消失的都化作坚固，让无常有偿。

在微信群组打出“民女”二字

杨睿（化名），中大毕业大陆学生

我刚从中国大陆来中大读书的第二个星期，就遇上了2016年立法会选举。

当时我正和一群大陆生走在前往大学站的路上，学长学姊们组织了校外聚餐，让我们这些新生周末有点事做。我看见一个留着花白长发的中年男子走进站旁的凉茶店，买了一支饮料，然后回到一面旗帜旁，拿着话筒在烈日下演讲。我拍卡进站，瞥见墙上的一幅选举广吿——“2016年立法会选举，9月4日，投票，选出你的代表”。

可当时我并不明白这两件事之间的关系。我听不懂那男子铿锵的广东话，不知道他所做的事情叫做“拉票”，更不知道他的身分就是那届选举的新界东选区候选人、绰号“长毛”的香港社会主义政治人物梁国雄，他那一头长发是为了平反六四而留。

不久后，还是同样的一拨人，大家在微信群里讨论下一次聚会。其中一名学长提议说：“我们六点在民女见吧。”群里有一名新生立马问了一个我也好奇的问题：“民女是什么？”“民主女神像，大学站A出口的那座雕像。”群里立马有人耐心答复了我们这群初来乍到的新生，没有人觉得在微信上打出“民主”两个字有什么异样。

两个月后，我为了完成功课——一份《明夷待访录》的读书笔记，黄宗义在这本书中提出了“学校议政论”：“学校不仅为养士而设也”——第一次看完了关于六四学运的纪录片《天安门》，也第一次了解到了大学站出口的那位手抱书本、高举火炬站在风中的女神的由来，以及她在中国民主运动史上的象征意义。那份读书笔记满分30分，我拿了29分。

而我没有预料到的是，短短几年后，我见证这座雕像的死亡，见证这座伴我完成政治启蒙的城市的死亡。

2018年6月5日，我在大学站旁等校巴，突然天降瓢泼大雨。我匆匆钻进檐廊下躲雨，一抬头看到雨中的民主女神像——颜色比平常阳光下的古铜色更深了些，接近漆黑，底座还摆着一束白花，想必是前一天有人为了纪念放在那里的。我拍照发了朋友圈，配字“突如其来的雨”。

而现在看来，一切似乎都早有预兆，并非突如其来。

在那一年的2月，民女雕像的底座被人写上了“香港英雄梁天琦”的字句。那月的最后一天，我在港大国殇之柱旁为课程作业访问了当时正在参加立法会港岛区补选的区诺轩，他要去填补因宣誓风波而空缺出来的席位。在我刚来香港的第二个星期即遇上的那场选举中、6名民主派议员因在宣读誓词时加入了自己的政治理念和诉求而被褫夺资格。梁天琦则在一开始就因支持香港独立的政治主张而被取消了参选资格。

2019年6月4日，我第一次却也是最后一次去维园六四烛光晚会。5天后，我去了那场从烈日当空走到星月交辉的游行。而之后发生的事，大家都知道。

如今，这两座雕像均已不知所踪。梁国雄、区诺轩和梁天琦在监狱中服刑。我和那些大学时曾经相约“民女见”的同窗们四散天涯。或许没有人再会在微信里向其他人解释“民女”是什么。

12月24日，民女从中大校园被拆除的那天，我的朋友圈里出现了几篇纪念的贴文。仍在香港的校友们去现场拍照发了照片：原来放置雕像的地方如今空空如也，惟地砖上隐约可见一个方形的印记，旁边摆上了一个贴着“小心地滑”的告示牌。“Shameful”，有人写道。也有一条朋友圈的内容意外不同：“香港明天更好，中大明天更好”，除了现场照片外，还配上了江泽民举着那张着名题词时的笑脸。

中大不再是中大，台湾人的悲恸

Justin，中大台湾学生

对民女被强行拆迁，我感到悲恸。隔着海峡的我，早上起来就滑着IG转发限时动态，抢在第一时间了解现场情况，并将情况透过社群分享给我的其他台湾朋友。

民女对我来说，跟中大是不可分离。把她拆走，中大就不再是中大。

她竖立在火车站出口，我第一次拖着行李从机场来到中大，最先映入眼帘的就是民主女神。那时我还不知道她有什么意涵，只知道香港学生都叫她“民女”，是个中大人皆知的集合点。平时离开山城去市区吃饭逛街都会经过她，大家都是“民女见、民女集合”。我到后来才知道原来她是一个悼念六四天安门的作品，在2010年的六四晚会后被众人带到中大。不过与其说悼念六四，对我来说她象征的是香港对民主自由锲而不舍的精神。

2017年刚认识她的时候，她披着一匹黑白相间的布，控诉高等法院对“双学三子”（学联、学民思潮、2014年和平占中三个发起人）的判刑。2018年，她的脚下写着“香港英雄梁天琦”，让我意识到梁天琦对香港人有多重要。那一年，中大学生会的两个候选内阁也在民女前面派发文宣，发表政纲。那个画面很亲切，就像台湾选举时会发面纸一样。

在中大，我上过周保松的课，他坐在烽火台讲故事，讲雨伞运动期间，上千名中大学生坐在中大百万大道参与罢课集会。我也听过陈健民入狱前的最后一讲，讲街头公民抗命的意涵，原本只容纳一百多人的讲堂，挤得水泄不通，学生通通坐在地上。民女就如同这些斗士，在中大诉说着民主自由的故事。

民女也见证2019年的抗争。9月开学时，她穿戴头盔和猪嘴，身上贴着“五大诉求，缺一不可”的字样，脚底贴满“光时”的文宣。我看着她的新装扮感到颇是欣慰，我在她身上看到中大人的团结，继承着学长姐和前辈的精神，在课堂、在街头对抗这不公不义的政权。

这就是民女对我这个台湾人的意义，虽然我不悼念六四，但是她伴随中大人历经香港最动荡的时期。即使民主被打压，自由被紧缩，她仍站在那边支持我们，见证我们的努力，手里的火炬不曾动摇。中大人视她为手足，所以大家都在悼念她的离去。

中大在保卫战之后就只剩下不断的失去。校方强行解散学生会，强迫学生打针，毕业游行也会报警，现在连民女都被夺走了。中大曾经是香港的民主圣地，是大家共创历史、追求民主自由的地方，现在只剩一片空地和几盏蜡烛了。

民女虽然可以被拆迁，但是我们对民主自由锲而不舍的精神不会因此熄灭。希望香港人继续为民主加油，民女永远存在我们心中。

让记忆流传，她真的存在过

陈小姐，中大毕业香港学生

这是文字版丧礼，叙述的同时，也让我有机会跟民女告别。

首次认识艺术家陈维明的民主女神像雕塑，大概要从当年艺术品抵港后的新闻说起。当年海关扣押一些和六四相关的展品，不予入境，觉得很不可思议，也认知到原来香港已开始沦陷到连一件艺术品也要被政府打压的地步。

及后得知民女会在中大展出，倍感幸运，因港大有国殇之柱，而中大也终于能够拥有富象征意义的艺术品，让年轻人肩负承传的责任。2010年民女落户中大一刻真的很感动，也因为中大地理位置比港大更北望神州，能向每位在中港火车旅程路过的人默默送上支持，也是一种安慰。能够继续前人未景之志，是我们的责任，也是荣幸。

女神像初到中大时，手中的书上有Liberty 一字，唯经岁月后，有关刻字已擦掉，陈维明又无法入境维修展览品，实在可惜。当年也有讨论民女肥瘦的问题，很是有趣。而校内学生也有就民女是否要永久保存在中大而商议是否要全民公投，但听说因代表会（由中文大学学生会、书院、电台、报社等组织干事代表组成）人手安排问题而作罢。

未有民女时，火车站对出空地并无任何用途。至民女落户，学生曾讨论开放民女广场作为公共空间使用，往后就成为标志地，举办过音乐会、城市论坛，也有签名站和学生投票票站，甚至新生入学物品派发站等。相约朋友也更容易，只需直接一句：“民女等”。有时也会成为Ocamp（迎新营）活动的一个任务，或大家入学或平日留影的一个景点，也绝对是影毕业相片的一个重要地方。

我读书的年代，社会和校方还尚算有剩余的文明，校内进行六四展览和论坛也顺利，虽然也有某种行礼如仪的感觉，皆因参与的学生不多，大家觉得这些讨论自是理所当然，不需争论。当然总有一些内地生会在民主墙表达反对意见，但他们也能享用民主墙，也是一种幸福。那时未没有太多社会本土情怀的争议。

六四之事，对内地生满是冲击。但我也记得有时会有内地人特意前来留影，或在大时大节见到有花束，就会特别感动，因为会感受到彼此的存在，心情欠佳时也有一种鼓励作用，勉励自己继续努力，不要放弃。有时在一些重要日子，或情绪容易受牵动时，见到民女有不同“装扮”，如穿上彩虹裙、披上黑布，或戴上工人帽，总会会心一笑，亦深受感动，觉得世界不至于太灰暗，也觉同学很可爱、很有创意。

另一难忘时刻，就是在反送中运动时中大烽烟四起，天黑黑，民女前四周烂地一片，杂物满地，很多人努力守护这个家，那刻情感很复杂：见到中大烽火连天很难受，见到众多学生校友又很感动，又觉得民女若有生命，见到眼前一切，不知有何感想，也许她会盼望保护这个可爱的中大和这些中大人吧。

2021年已经失去很多东西，也面对很多离别，有点像“新香港人”的生活常态。每一次的失去也是难过，观乎这一年的变化，理性上告诉我民女消失是迟早的事，要好好珍惜每一次见面的机会，但感性上当那天来临，我消化不了事件，感觉是一个好朋友，长陪身边多年，但突然一日暴毙而连尸首都再找不到，连好好致谢送行都做不到，这事太伤感。每一次的失去，都像电影《玩转脑朋友》（《Inside out》）那小女生一样，又一个岛屿的崩塌，会问自己到底还剩下甚么。

这也许就是我们这个世代要面对的事。虽然失去了民女，但民女一直存在大家心中。我相信这只是暂别，我们有一日会再见，所以我也不算太过伤心或愤怒。当权者的目的显而易见，但我相信有人就有光，有光就有希望。

至于未来要公开讨论六四，相信会更困难，其一是《国安法》下，这个议题一定会被打压禁绝，香港不会再是中国一个可以悼念六四的例外之地，也不会再有所谓的言论自由。二则，一言堂下的洗脑教育会令下一代相信六四屠城是为国家发展重要一步云云的无稽之谈，要讲亡魂的理想和家属的悲痛一定更不容易。在“新香港”下，要做一个正直的人，说人话、讲真相都不再容易。雕塑的强拆，是香港死亡的最真实具体证据，双手染血的人会被历史记住。

把回忆流传下去很重要，至少让后人知道，她真的存在过。

悼岭南大学这片“雕民广场”

邓建华，岭大前学生会外务副会长

初入大学，进入康乐楼二楼，便会看到偌大的民主女神壁画，也是岭大学生会办公室所在地。办公室外的空地，像一个天井，打通二、三楼，顶头有透自然光的天窗。岭大很少有楼底特高的地方，民女壁画便撑起了整个空间，将人的视觉往上带，像在眺望高远的理想。

壁画下面，是学生会三支大庄（大学校内学生组织的内阁）的办公室，即干事会、编委会和代表会，周围是其他学会的“soc房”（society，学会房间）。我的四年大学生活，几乎尽在这里。民女壁画在1997年由学生漆上，算是国殇之柱入主港大那年各大学的串连活动。也就是说，岭大1995年迁入屯门不久，壁画已存在，在岭大生活过的人，都会觉得是自然不过的一景。

各种学生会的工作，例如在编委会室通宵赶稿，或代表会与干事会“开会”骂个达旦，也在这背景下展开。学生会日常工作，多数学生并不太在意，偶然因着时势，五、六十个学生涌来列席代表会会议，会议室不够空间，便得搬迁到民女壁画外空地。有次因着有共产党员参选干事会的疑云，列席会议的同学竟上百人。雨伞运动前后，在岭大讨论罢课、学生会与各系庄的同学商讨郑国汉入主岭大担任校长之事。现在回想，民女壁画倒像是背景音乐一样存在，我们在那里谈论过什么都举不出什么具体例子，但乐韵仍然萦绕耳畔。

在学生会工作的最后一年，六四浮雕曾在各大专院校巡回展出，最后一站来到岭南。我们便顺势向大学争取永久摆放，校方也没怎么阻挠，向学生会要求一份计划书，很快达成共识。也许是因为民主女神像在中大的争议，前车可鉴，校方也不想再出现千人护送雕像入校的画面重现岭大；又也许当时岭大仍是陈玉树校长主理，校风仍相当开明。浮雕重修落户之后，空间就重新被定义了。浮雕所在的墙，不算起眼，但又是岭南人每日必经之地，我们便尝试在浮雕前开论坛、谈校政，在文宣上，称呼这空地为“雕民广场”。

校政论坛当然也不算多人参加，但还是能邀请到校方代表出席，甚至有时校长也会亲自落场，引符同学路过驻足观看。这类活动多搞一、两次，空间就重新定义，听说后来还有学生会举办六四史展。

由壁画到浮雕，都是岭南人重塑大学空间，争夺空间话语权的过程。民女壁画记载的是主权移交之际，学生竖立女神像以延续民主运动的行动，一直延伸到2014年、2019年、2021年。壁画被摧毁、浮雕被强拆，显示连大学本身也定义出一套自己不愿意承认的大学史，壁画和浮雕存在过的岭大，已被岭大所丢弃。

而我们这一辈，曾在大学里享受相对自由时光的一代，几近是一种遗民。岭大本身包含师生可以创造的空间和历史，而不止是校方所定义的岭大，但当这些都被强权拆毁、厌弃，对我们来说，这已不是“岭大”了。

浮雕见证学生生活、表白失败

潘嘉杰，岭大毕业香港学生

最初“知道”这块浮雕的契机…其实是没有的。岭大在正式开学前，会“逼”同学参与由校方举办的“正气camp” （校方并不是硬性要求，但不出席也影响课外活动时数分数，所以大部份人就算不想去也会去。正气camp是没有越界行为，故称之为“正气”），而这个迎新营对我等“毒撚”（死宅、很宅的人）是极其不友善，因为有别一般Ocamp，正气camp有不少环节是让同学一个人行动的，例如让同学认识（aka加入）不同学会／校队的“属会之夜”。

就在属会之夜，没打算加入任何学会/校队的我百无聊赖，亦因为太“毒”，无被Ocamp组员邀请结伴同行。只好“一支公”（一个人）在校园漫步，打发时间顺便避开人潮。走着走着，我看见这块浮雕。我很感兴趣，没想到岭南校园内居然能看到有关六四的艺术装置（因为一直以来都只听说过港大国殇之柱和中大民女），于是就尝试google搜寻“岭南大学 六四 墙 艺术”，这就是我第一次知道浮雕的故事。

至于真正认识，就要到大约2017、18年左右。当时我在校内参加一个名为“岭南劳工关注组”的小团体，然后因为2017年的政治环境（你懂的）、劳工议题的WFC（who fucking cares 无人理会）程度、以及关注组成员的性格奇怪（我是认真的），关注组一直没有新血加入。

于是为了吸引新同学的加入，我和组员们（其实总共即三人 LOL ）就决定举办有别一般“行行企企、饮饮食食”的招募活动，那就是一个以“校园空间，历史和人”为主题的导赏。为了导赏，我们努力去找不同的网络资料，约见不同的学运和社运前辈（也包括邓建华），所以也从前辈们口中知道过去学生在岭南校园内为六四（浮雕永久放在校园的经过、民女壁画的源来、以前学生有为六四自发举行过不同晚会和展览等），和其他议题的典故事迹。

浮雕跟我们一起也见证过很多学生生活。试过凌晨时见证过庄员和暧昧对象表白（但失败）；试过在浮雕前和政见不同的学生辩论“为何本土派更应毋忘六四”；试过翘课却被外籍导师抓个正着，一时想不到理由开脱，于是硬扯对方到浮雕前问她认不认识六四艺术品并进行介绍（导师大开眼界并忘了我翘课是后话）。

但要说最深刻片段，还是校园导赏。虽说我不是“环保撚”（热爱环保、支持循环再用人士），但所谓“好桥唔好嘥（好的桥段不要浪费）”，这个校园导赏我举办过不止一次，在2018年至2020年期间都各自有公开或私下举办，每一年、每一次的内容也稍稍不同（毕竟我在学时社会上也有不少风雨嘛）。而我印象最深刻，是2020年的导赏团，除因为是最多参加者的一次（虽然是因为可计算在课外学习时数的缘故)，亦因为它是反送中运动开始后的第一次（2019年的是在运动前举行），同时亦因为那是我自觉讲得最好的一次（借故称赞自己）。

不过我也忘了自己具体讲过什么，因为我向来不太准备讲稿（也不太跟随讲稿），内容大概应该是：我相信空间和符号对于保存历史、甚至继续抗争也是十分重要。不要小看校园或街头上一个半个的涂鸦，因为它除了告诉我们“原来以前发生过某些事情”之外，也可能对后来的人作出一个提醒，“原来我也可以尝试这样做”，最起码，这次导赏我们也是借鉴前人活动才计划出来。

事实上，举办导赏，来自校方、社会本土情绪、小粉红学生的压力都有，但也不是特别大压力，2016年至2020年我在学期间，大学或政权的主轴都是“打港独”，所以当我尝试在校内公开谈论六四时，相对就没有什么阻力；又因为岭南人实在比较“折”（低调），相对其他院校的本土或小粉红争议就九牛一毛了。

我整理这些想法期间，发现原来我有不少大学回忆都在“天安门屠杀”浮雕附近发生，连拍毕业照时我爸也雀跃地说要拍下浮雕留念，自己也在民女壁画下的空地和学生会会室渡过无数个晚上。现在不但人事全非，连景物也非依旧，当我看到强拆新闻时，除觉得愤怒，也觉得奇怪，相片中的地方很亲切，但那个地方已非同一个地方了。大概就像….。。今天再去西九龙中心6楼，前日式餐厅“明将”舖位变成“韩日烧”，人流还是很多，寿司还是一如以往的难吃，全香港也明知它就是改名的“明将”，但它永远也不会是大家记忆中的那间“明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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