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香港大離散 香港

專訪職工盟:三十一載工運路,歷史留了未來的城堡

「你先要保留這些故事,其實最令人害怕的是這個故事而已。」


2021年10月3日,職工盟解散記者會後,幹事們聚集高呼工盟歷年口號,並展示部份示威牌。 攝:林振東/端傳媒
2021年10月3日,職工盟解散記者會後,幹事們聚集高呼工盟歷年口號,並展示部份示威牌。 攝:林振東/端傳媒

星期天,戴上黑色頭巾的大良特意提早出門,撐着兩邊枴杖,到達位處葵涌石籬山上的職工盟培訓中心。年過60歲的大良是地盤工會前主席,在職工盟(香港職工會聯盟)創會時期已經加入,這個下午,職工盟在培訓中心舉辦特別會員大會,商討解散的議程,但他得在其他教室教導工人做木模板,無法參與大會。一個年輕員工看到他,急急翻找桌上近百本的舊相簿,「我剛才見到你張相!」「唔好搵啦,過咗去啦。(不用找啦,已經過去了)」

「過咩去?你仲係度。(過什麼去,你還在這裏)」員工最後翻出一張攝於2001年5月1日的照片——職工盟在中環遮打花園辦一年一度的勞動節遊行大會,年輕的大良頭戴黃巾拿着「工潮最多獎」的錦旗,笑得有點含蓄。「你不要問我(現在的)感受,我是個喊包(哭包),」大良說,「我感覺就像要送家人上山(出殯)一樣。」

幾個小時後,三樓的會員大會通過了解散職工盟的決定。出席會議的屬會代表共有67張票,其中57票投贊成、8票投反對、2票投棄權,僅僅有3票超出8成會員通過的門檻。末代班底在隨後的記者會上宣布正式解散職工盟,30多個屬會代表坐在身後,映襯着一幅手寫「無論如何,我們還是在一起」的黑色橫額。「好慶幸,原以為只坐兩排,最後坐了四排。」副主席鄧建華說,「創會時有25個屬會,臨尾這麼大政治壓力,約76個屬會留下來,真的不差。」

2021年10月3日,職工盟執委早前通過啟動解散程序後,召開特別會員大會表決,結果以57票贊成、8票反對及2票棄權,大比數通過解散。
2021年10月3日,職工盟執委早前通過啟動解散程序後,召開特別會員大會表決,結果以57票贊成、8票反對及2票棄權,大比數通過解散。攝:林振東/端傳媒

職工盟成立於八九六四的陰霾底下,成長為香港第二大勞工組織平台,主張獨立自主、民運與工運密不可分,解散前​會員人數超過10萬​人。走過九十年代組織資源最匱乏、卻發生工廠北移潮的時期;進入千禧年代後確立「社運工會路線」,將工人與社會議題互相扣連,並與國際組織結盟;2010年代發展出工學聯盟路線,面對愈趨嚴重的外判制度和工人零散化,抗爭方式亦更加多元......

近20年,香港愈發湧現大大小小的民主運動裏,都能看見職工盟綠色的旗幟。

職工盟打過勝仗,也有其無法否認的困境。作為老牌泛民團體之一,它在雨傘運動後遭受挫敗,與本土思潮下的年輕人分歧漸深;2019年反修例運動,泛民團體再次追着年輕人跑,但未趕及摸索出新的轉型路徑,強大的政權就先掉頭反噬,咬住了這些龍頭大佬——在親中媒體報和政府的炮轟下,創立多年的民間人權陣線(民陣)、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教協)、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支聯會)陸續解散,職工盟秘書長李卓人、前主席吳敏兒,皆因不同罪名入獄。

敲門聲來臨了,末代主席黃迺元說,「整體的公民社會,我們是其中一塊骨牌。」這塊骨牌倒下之際,會址所在的油麻地永旺行的電梯沒有一刻是靜止的。穿上「滴水穿石」衣服的職工盟職員上上落落,忙着把辦公室改頭換面,豎起展板和物件,抓住最後的熱度講述職工盟31年走來的故事。

天台頂樓,在陽光照射不到的陰翳角落,有野蠻生長的盆栽。

《序:職工盟三十週年展覽》。
《序:職工盟三十週年展覽》。攝:林振東/端傳媒
《序:職工盟三十週年展覽》。
《序:職工盟三十週年展覽》。攝:林振東/端傳媒
《序:職工盟三十週年展覽》。
《序:職工盟三十週年展覽》。攝:林振東/端傳媒
《序:職工盟三十週年展覽》。
《序:職工盟三十週年展覽》。攝:林振東/端傳媒
《序:職工盟三十週年展覽》。
《序:職工盟三十週年展覽》。攝:林振東/端傳媒
職工盟司庫鍾松輝在《序:職工盟三十週年展覽》舉行的天台上。
職工盟司庫鍾松輝在《序:職工盟三十週年展覽》舉行的天台上。攝:林振東/端傳媒
《序:職工盟三十週年展覽》。
《序:職工盟三十週年展覽》。攝:林振東/端傳媒
《序:職工盟三十週年展覽》。
《序:職工盟三十週年展覽》。攝:林振東/端傳媒
《序:職工盟三十週年展覽》。
《序:職工盟三十週年展覽》。攝:林振東/端傳媒
《序:職工盟三十週年展覽》。
《序:職工盟三十週年展覽》。攝:林振東/端傳媒

末代

9月19日,在永旺行7樓,幾十個記者把職工盟辦公室擠得悶熱。黃迺元待在一角,待自己平靜下來後,與其他成員陸續步入會議室。

「對不起,我們撐不下去了。」他宣布,因職工盟成員收到繼續運作就將威脅其安全的訊息,執委會決定啟動解散程序,讓會員就解散的意向投票。前一天,團體的重要人物蒙兆達在社交媒體公布離港,並辭任職工盟總幹事,「一種強大力量,逼使我必須在總幹事和爸爸兩個身分之間,作出痛苦和無奈的抉擇」。

8月11日,《東周刊》在全港最大單一行業工會教協解散後,引述消息指警察國安處正緊盯職工盟,首次揚起了風聲。一個月後,副主席翁愛明及徐考澧辭去職務,保安局局長鄧炳強接受《大公報》專訪被問及職工盟時,指任何組織和團體違反國安法都要負上責任。

左報連日炮轟,指職工盟「收黑金」、「靠境外勢力豢養」、「疑操控近百工會反中亂港」。

會上,一名記者問及職工盟創辦人李卓人對啟動解散的想法,黃迺元竭力穩住的聲線頓時如風中燭光般晃了一晃。他交疊在大腿上的雙手緊抓一團紙巾,手背上是未擦乾的淚水。他囁嚅,「對不起人哥。」

黃迺元的髮根泛灰,戴一副方正眼鏡,常身穿牛仔褲、揹布袋出現,外型看來粗獷,說話柔聲細語,喜雙手合十向人致謝。曾有攝影記者把握不定地問職員:「藍色衫的那位是主席嗎?」被稱為「末代主席」的他以前並不為公眾和媒體所熟悉。

上任前,他是清潔服務業職工會會長,及後加入職工盟執委會,2020年當選副主席。今年2月,吳敏兒因參與民主派初選被控違國安法,捲入漫長的訴訟,在獄中辭去職務,職工盟要選出頂替人選,「我不想見到大家你眼望我眼,多過一秒,我就舉了手。」

職工盟主席黃迺元。

職工盟主席黃迺元。攝:林振東/端傳媒

黃迺元出身中產家庭,藝術系畢業,擅長後現代表現主義的創作風格。畢業後在拍賣行工作,常見買家貴價投得畫作,隨便捲起帶走。他心生厭悶,開始思考階級的問題,便轉職無家者的支援工作,露宿街上,想要理解街頭生活的肌理。

直至街友介紹他一同去當清潔工,「做散工有糧出,可以租『別墅』不用瞓街」,他才真正走入基層的世界。「基層工友的生活都是餐搵餐食餐餐清,他們不發聲的原因,self-esteem,很清楚自己沒有議價能力。」三四年前,第一天上班,黃迺元在垃圾房吃飯,聽着女工友用三種不同的大陸方言吵架、勸架,「現在經濟形勢這麼嚴峻,就是汰弱留強,清潔工工作是很多基層婦女、新移民、少數族裔,甚至是長者的就業救生筏。」

他及後升職至管工,每天清潔工陳伯在廁格裏面打開門跟他打招呼,「他就好像打開自己的房門一樣,拿着一杯奶茶和一個麵包,說:早晨啊元哥!」他當時被這個畫面震撼,「what the fuck…...這就是行業的生態。」

那正是2017年間,工會連結學界和傳媒廣述工友困境,激起了一波關注清潔工的浪潮,清潔工被逼在廁所吃飯、酷熱天氣戴三雙手套在戶外工作等等的新聞接連爆出。炎熱的八月夏天,在黃迺元工作的商場,有外判清潔工被客人發現在育嬰室換制服上班,經投訴後被解僱,網民蜂湧至商場的社交媒體給出批評,指商場根本沒有空間給工人更衣,工人最終復工。

黃迺元意識到聲音聯結起來所造成的壓力,後續發展更超出他預期——公司在走廊搭起枱櫈讓工友吃飯喝水——這成為他心中一個重要的起點。而那名最初想着認命就好的女工,後來也向工會表達:以為自己沒人關注,但發聲時,原來有人會來幫忙的。

2018年,參與海麗罷工的工友們早上到房屋署外請願,但在門外坐了數小時後仍未有人接見,唯有在門外的階梯吃著飯盒繼續等候。

2018年,參與海麗罷工的工友們早上到房屋署外請願,但在門外坐了數小時後仍未有人接見,唯有在門外的階梯吃著飯盒繼續等候。攝:Stanley Leung/端傳媒

2017年底,長沙灣海麗邨清潔工指被外判公司剝削遣散費,在寒風中罷工,舉起「怒」字抗議牌。職工盟組織幹事落場協助,並啟動2013年碼頭工人抗爭中累積下來的勞工權益基金,發放每天250港元的罷工津貼,工人於10天後成功追討遣散費。

工潮泛起的連漪,牽動其他屋邨清潔工奮起罷工,這時黃迺元也看到了職工盟的身影。那年,他在真人圖書館活動中分享工作日常,職工盟和前清潔工會會長羅智偉特意找他,遊說他加入工會。他想到在育嬰室事件裏,曾經用管工身份調停但成效不彰,「真的可以試一下,當個人力量不能發揮太大作用的時候。」2018年,他加入職工盟屬會的清潔工會擔任理事。

這時的職工盟面對着傘後加劇的威權政治與本土思潮的雙重夾擊,正陷入瓶頸。2014年雨傘運動落幕,政府拒回應市民對公民提名行政長官的訴求,中央亦加強壓制,年輕人逐漸傾向支持「香港人優先」的政黨及組織。這股思潮與身為左翼的職工盟所緊跟的國際主義原則大相徑庭,其關心中國勞權、提倡外僱居留權等等說法,不為本土派年輕人所認同。

2016年勞動節前夕,九間大學的學生會發表聯合聲明,批評工會抗爭「行禮如儀」,指不會參與職工盟主辦的五一大遊行。這一年,不少年輕本土派議員高票當選,而職工盟的領軍人物李卓人,則丟失了自1995年起當選的立法會議員席位;當時職工盟爭取標準工時、全民退休保障等勞工權益,都未獲2017年行政長官的主要參選人承諾推行。

香港工運學者陳敬慈形容,那是一種「內外交煎」的狀態。而這時,黃迺元才剛起步。

他到職工盟上培訓課程,聽蒙兆達強調當組織者的同理心,吳敏兒分享在英國航空工會的經驗,李卓人解釋工運歷史,從九七前爭取到集體談判權講到臨時立法會廢法,從最低工資談到標準工時,「哇,那時聽到,發現那種團結力量充權不只是工友,我很記得Carol(吳敏兒)說的——你成為工會理事也是很重要的個人成長。」慢慢,他開始實踐工運技巧,在區議會提出反修例運動中催淚煙對清潔工的影響、抗議抗疫基金忽略了在商場和工廈工作的清潔工。只是這張試卷不過寫了一陣,就突然被撕破。

2021年9月19日,職工盟舉行記者會宣布啟動解散程序,幹事們在走廊觀看直播。

2021年9月19日,職工盟舉行記者會宣布啟動解散程序,幹事們在走廊觀看直播。攝:林振東/端傳媒

黃迺元在記者會後重看新聞片段,才發現自己臉上有廁紙屑。他會前洗了把臉,忘記抹走。

承載着31年香港獨立工運歷史的職工盟,最後一段路,由投身工運不過數年的黃迺元倉卒地擔起了大旗。50歲的他當過5年清潔工,從工會理事、會長,做到職工盟副主席、主席,相比在航空業工會耕耘18年的前主席吳敏兒,他自覺站得不夠穩,話說得不夠好,有時眉飛色舞地表達了心裏話,隨即又提醒自己正襟危坐,「遠遠不是那級數。」

壓力快壓垮了他。他如常工作,工餘處理職工盟的事務,把咖啡混着酒喝,「你飲咖啡應該是想醒,你飲酒應該是不想醒,其實很像我現在的狀態——早點解散好抑或不要解散好?其實我想點?」他看着辦公室內走動的同事,自覺辜負了職工盟,公布啟動解散程序的集體決定,「感覺很像醫生要跟親友說,對不起我們盡力了。」

自主

職工盟或會解散,在人稱「娥姐」的鄧燕娥心裏,早有意識,但她沒想過那麼突然。她甚至忘記了,得知職工盟幾天後要宣布啟動解散程序的那個夜晚,她在做什麼,只有那震驚和難以接受的心情,到現在都未能消化。最近,她去探望李卓人,「他就說他正在寫回憶錄,都未寫到職工盟成立,怎料到職工盟已經解散......」

2021年10月3日,職工盟記者會後,幹事們相擁道別。

2021年10月3日,職工盟記者會後,幹事們相擁道別。攝:林振東/端傳媒

媒體往往描述她為「李卓人太太」、職工盟元老,但其實她在勞工領域低調耕耘了數十年。2011年,鄧燕娥卸下總幹事職務、退出職工盟,接下另一個NGO組織「亞洲專訊資料研究中心」(簡稱亞專)的董事會主席工作,在亞洲勞權和性別議題的跨地連結上,又一做十年。

但如今,除了丈夫入獄、要顧着一頭家的千絲萬縷,鄧燕娥自己的兩大事業,都面臨解散的打擊。運作了45年、歷史比職工盟還要久遠的亞專,被左報攻擊為「職工盟的相關組織,收取境外資金為職工盟泵水」,亞專也隨之宣布在9月底自行關停。

走了一世、如今危機重重的勞權路,始於七十年代末她在理大讀書期間,加入大學生組織「天主教大專聯會」。她自中學起信奉天主,熱心在教會幫忙,以為信仰就是忙彌撒、唸經、聖誕節報佳音。但大專聯會關心弱勢社群的定位讓她一下對信仰有了新的理解:「沒有想過作為一個基督徒,你對於社會裏那些貧窮和受壓逼的人,原來是有種責任。」

大專聯會把她從自己的世界裏帶了出來。放了學,鄧燕娥就和不同院校的學生一起,去九龍界限街、明愛中心借出的一個地方開會學習,「那時很熱鬧的,晚晚都燈火通明,我們參加活動比上堂還要投入。」暑假社會實踐,有同學做小販,鄧燕娥也去過電子廠「體驗工人生活」;艇戶事件熱議時,學聯態度鮮明、爭取艇戶上岸,大專聯會的學生就去幫艇戶的小孩補習。

「和學聯比,我們是很弱雞、小兒科」,她指出在當時的左翼學生組織中,大專聯會的活動比較軟性,學生多在「讀信仰、讀中國歷史」,但這段經歷從此將她和弱勢、勞工話題緊緊扣連在一起,「我整個人都改造了」。

與此同時,七十年代香港外圍經濟正發生變化,歐美把生產線轉向東亞地區,香港成為世界工廠;到了八十年代,工廠又開始倒閉、北移,很多工人早上回廠,去到廠門才發現老闆漏夜跑了。勞資糾紛不斷,維護勞權的工潮興起。

雖然六十年代的香港不乏意識形態強烈的工會聯會(包括左傾親共的工聯會和右傾親國民黨的工團)、以及相對中立的行業工會,但前者在國共互鬥時期,主要為政治目的搶工人,互相敵視,難以合作及爭取工人權益。六七暴動後,人們對左派工會發動的炸彈及暴力襲擊感到恐慌,工會生態被大大改變,工聯會轉趨沉寂,工團也因政治色彩強烈而未能取而代之。

左右工會未能在之後新興的、出口導向的製造企業中建立工人組織,而行業工會則規模和會員人數都較小,也僅以福利性工作為主。以製衣為例,「行業工會很多,譬如縫盤又有一個會,釘鈕又有一個會,染的又一個會,應該只是製衣裏面都有十多二十個。但這些工會全部都是不做事的,只是有個名字在,然後可能飲飲食食,搞下蛇宴。」

「所以那時為什麼覺得這麼重要,要搞工會?」鄧燕娥回憶,「這是很清楚的,如果工人要保障自己,要爭取權益,你一定要自己搞。」

職工盟前總幹事鄧燕娥。

職工盟前總幹事鄧燕娥。攝:林振東/端傳媒

1982年,為了「實踐信仰」,鄧燕娥加入基督教工業委員會(CIC),從學生活動正式進入到勞團工作。成立於六七暴動之後的CIC,七、八十年代的工作除了工業宣教外,就是嘗試扮演協調政府、商會僱主、工人和本地勞工研究學者的角色。鄧燕娥一去到,就被民主派元老、當時的主任劉千石着去組織獨立工會,然而「(那時的)我連工會是什麼都不知道,一條勞工法例也不懂」。

人是白紙一張,老闆劉生也沒什麼招數可以過給她,社會上的組織經驗更是一片空白——左右政治戰的模式當然不可學,而個別成功的獨立工會經驗,如司徒華組織的教協,也難以應用在工人組織:「一個清潔工、一個普通的藍領工人,生活現實是很不同......我們只能一邊摸一邊學。」

關廠裁員問題很常見,為工會的職場組織創造了難度,外在的勞工團體多以危機介入的方式與工人接觸。鄧燕娥和同事們就有空就去工廠區派單張,大型糾紛起來的時候,就去現場掛街板和橫額;工友慢慢知道了CIC,「其他工會完全不出現,我們都是一枝獨秀的。」倒閉潮最厲害的時候,早上9時半到晚上9時半,打來諮詢的電話沒有停過,「很緊急的時候,電話一放下,大家都跑出去。」

往日不過讀書上教堂的女子,一開始甚至聽不明白工人的說話,但她以非工人身分介入工運、慢慢融入的過程,又似乎相當自然:「我想我本身對於工友的生活、經驗、故事,都很感興趣......和大家一起為同一個目標做事......也是很愉快的過程。」

鄧燕娥打過一些勝仗。新蒲崗的一間製衣廠,最後一批時裝造好,準備搬去貨櫃,廠子就要倒閉,百名女工出不到糧,她一個人跑去支援,和大家商量決定所有人坐在廠門不讓貨出。一些講義氣的搬貨男工,故意抱怨女人塞住門口,放軟手腳,不衝也不搬。廠方報了警,對着外籍警察,鄧燕娥扮聽不懂英文,拖延到晚上八、九點,老闆放棄,貨也不要了。後來工廠清盤,這些出口歐洲的值錢時裝賣了些錢,女工們才終於有了一點錢分。

到了八十年代末,二十年間,大大小小獨立工會有了雛形,但抗爭力量實際上還是零散而孤立的。1984年港英政府發表《代議政制綠皮書》,各界熱衷討論前途問題,左派工會又再度活躍。香港工運界左中右一度出現大團結,但統戰和排斥還是因政治利益發生,左派工會和獨立工會形成分化和競爭。

放在這種現狀下,一人介入自發組織的方式,更見孱弱。對鄧燕娥來說,最嚴重的一次,是嘉士伯啤酒廠工友投訴經理粗口爛舌,她和幾個核心工人在一人家裏秘密開會,欲成立工會來和公司談判,誰知消息走漏,公司反而不動聲色地派人跟蹤,最後以「違反公司約章」的理由解僱了「搞事」工人。其中一位工齡14年的工人,原本享有一筆優厚的退休金,被解僱後卻「斗零也沒有」。鄧燕娥始終覺得是自己害了人家,沒人怪自己,她卻耿耿於懷。1988年,她決定「停一停」,去英國一年,進修勞工課程。

七十到八十年代也是國際工運壯大之時,國際工會聯盟(ITUC)留意香港,提供資金及培訓,「我走之前,國際工會代表和香港這邊就開過會,討論要如何結束一盤散沙的狀態。」加上中港政治變動帶來的不確定性,內外都感受到或許有需要成立一個獨立於工聯會、工團總會之外的工會聯會。但這種想法並不是那麼強烈,劉千石曾回憶,當時比較強調工會之間的合作,不一定要另辦工會的。

1989年,李卓人在北京登上返港的飛機上被公安帶走,軟禁四天,後簽署悔過書才重獲自由。

1989年,李卓人在北京登上返港的飛機上被公安帶走,軟禁四天,後簽署悔過書才重獲自由。 圖:職工盟提供

議程轉化的關鍵事件,是突然發生的八九六四。CIC支持學生訴求及北京工自聯,由工運領袖李卓人帶着香港市民捐贈的190萬港幣到北京支援學生,但錢還沒有給到,慘劇就已發生,李卓人聯繫港府組織回程包機,自己卻為保護全機被公安帶走,軟禁了四日,後簽署悔過書,承諾「不再在北京搞活動」,才重獲自由。在香港平安落地之後,他在迎接的人群裏找到已結婚四年的鄧燕娥,抱着她痛哭失聲。

「天安門除了學生,也都看到工人搞自主工會,而他們也都被鎮壓了」,鄧燕娥點出當時的憂慮,大家覺得不能再等到九七,要在主權移交之前就成立中國共產黨控制以外的工會平台。劉千石也曾確認,「民運之後我們覺得需要有一個獨立的工會,然後以工人的利益為優先,這是民運前後的區別。所以90年就成立職工會聯盟,其實當時憑信心而已,大家一群人有想法,覺得應該要實行。」

1990年9月29日,職工盟成立,由25個協會、97000名僱員組成。劉千石把李卓人等工委會裏的四、五個人調過去,並放手讓路給年輕人。從英國回來了的鄧燕娥也順理成章加入。草創之初,職工盟就這樣定位自己:撇除左右,維護勞權,也爭取民主。

2020年5月1日,職工盟在旺角設街站,王宇來、李卓人、吳敏兒與蒙兆達在現場展示訴求手勢。

2020年5月1日,職工盟在旺角設街站,王宇來、李卓人、吳敏兒與蒙兆達在現場展示訴求手勢。攝:林振東/端傳媒

海龜

這些變化,都被巴士車長鍾松輝看在眼裏。鍾松輝現在是職工盟末代班底中的司庫,總是一身白襯衫、黑褲子、軟底黑鞋的職業打扮,他從1979年、約莫26歲入行,工作第二年加入中華巴士職工會(中巴職工會)做會員,本來「只是這樣而已」。很多人被六四嚇怕,他也「不知道自己想點」,大腦一片空白,卻開始往前走,「人在江湖,神推鬼拱」,漸漸匯流到了工運與社運的潮流中。

1998年他帶領新世界巴士職工會(新巴職工會)加入職工盟,之後做過執委、副主席,一路上參與組建了社民連、工黨,2005年做了民陣的召集人,今年民陣解散他做了最後的臨時召集人,「又是我一手結束它」。

加入職工盟前與後,他在巴士工會裏都有自己的戰場,做人求公平,做事講策略。「你話我爛仔風格又得,話我傻傻地路見不平又得......我最嬲上級欺凌下級」,他頓一頓,「大家都做嘢咋嘛(做事而已),點解你要欺凌人呢?」

曾有男下屬向他投訴外籍副總經理性騷擾,也被鍾松輝「搞」走了,「是我一手一腳砌(搞)的,我什麼都做得出......不合理、不公道,是誰都好,我都照砌。」

1997年港府宣布取消中巴專營權,由新世界第一巴士服務有限公司(新巴)接手營運,中巴員工平移去新公司。舊工會也應該要平移,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根據《職工會條例》去信登記局,將中巴職工會改名成新巴職工會,只不過需保留舊工會工團屬會的性質。

但面對左右派工會,理事們都存疑,鍾松輝分析大家的心理,「覺得他們都為了共產黨或國民黨,對照顧勞工的方面沒有那麼積極。」

最終,大家覺得不如索性成立一個新工會,由鍾松輝和其他六個人簽名申請。到了1998年8月尾,中巴成為歷史,中巴職工會「自然死亡」,新巴職工會的成立順水推舟。

職工盟司庫鍾松輝。

職工盟司庫鍾松輝。攝:林振東/端傳媒

新工會要加入一個大的工會聯盟,鍾松輝給會員提出了職工盟的選項。他解釋其實一直很留意職工盟的新聞、活動,「一直mon住去比較」,而且他們「打過幾場仗」,其中一單就有關巴士車長。

「巴士噪音令九龍巴士(九巴)一個車長耳膜受損,結果九巴炒了他,職工盟協助那位車長抗爭,在九巴的荔枝角車廠紮營、靜坐抗議,最終成功讓他被重新聘請。」

這件事震撼了他,他也去過車廠現場觀摩,「幾多人的,收了工大家都不走,所以就形成了一個氣氛。那個氣氛很重要......如果沒有氣氛,不多不少(大家)都會有些懷疑,掂唔掂啊(行不行啊),但你看到這麼熱鬧,那麼多伙計去慰問支持,你是看到的。」

他更加意識到勞資談判的策略和手法的重要性。「如果沒有一個強大的工會組織,或者沒有抗爭策略、談判技巧,要如何完成這個工作呢......」

最終,新巴職工會的百多個會員,投票通過加入職工盟。

在鄧燕娥眼裏,鍾松輝加入的九十年代,是組織的建立期,什麼資源都沒有,一切從零開始。當時的國際自由勞聯有提供工人培訓的基金,「其實是很少錢......我們都是靠很少的錢,以及不斷去募捐去撐住。」

鍾松輝加入職工盟的首要考慮也不是資源,而是工會知識,他感嘆很多東西都是從職工盟的培訓中學到,「例如如何做一個理事長,面對資方什麼態度......舊工會對工會運作、勞資談判技巧、策略,其實都沒有的,工團也沒有開班教過。」

這些知識被運用到他和公司的交手中。在他的記憶中,左右派舊工會沒有發起過工業行動,只會在談判中鬥快「扑鎚(決定)」,將問題速戰速決,鍾松輝做會長的新工會則讓公司直呼受不了:「從1999年開始,我們年年都有嘢搞,有時一年兩次」,時任新巴公關關則輝直接斥責,「他說沒有見過一個工會這麼痴線(神經)的,五年搞八次行動。」

慢駛過,靜坐過,罷工過,行動涉及公司上下的安全、福利、薪酬。他並非對資方毫無同理心,「虧本啊賺得少啊,不要緊,可以體諒」,但他強調資方的誠意,「得把口,那我如何相信你呢?」職工盟教會他,勞方也要做功課,「你一講資方就知道你有沒有做,知道你做了,唔呃得幾多(騙不了多少),他就好一點......事前功夫是最重要的。」

他心裏有一盤數。計錢,「經濟增長、通脹、消費,用這些數字去談薪酬。假設說通脹2%不加薪,那其實不僅沒有加,而且還一個鐘減2%。」計人,「嚴格來說(某次罷工)是失敗的,第一天包括車房300多人,整間公司有2千多人,車長都1600人,車房都幾百人,300多人罷工,真的濕濕碎(小意思)。」計日子,「以前是年頭1、2月開會談加薪,新巴就4月......不過不是剝削我們,就算4月談,談到6、7月都好,都還是追溯到1月1日的。」

2018年2月26日,九巴車長葉蔚琳與約20名車長到九巴九龍灣車廠外,要求資方與大聯盟會面。

2018年2月26日,九巴車長葉蔚琳與約20名車長到九巴九龍灣車廠外,要求資方與大聯盟會面。攝:林振東/端傳媒

巴士行業的特別之處是,如果有罷工,公司的壓力來自政府運輸署,工人的壓力則來自市民,經濟環境、社會氣氛,都會影響同事參與行動的心態和談判能量。因此鍾松輝也注重和管理層做非正式溝通,「好像摸底一樣,有時談判達不到自己目的,視乎相差多遠」,非正式溝通更像信任的交換,「甚至可以留返條尾的,資方信不信得過,下次就知道了。」

林林總總,都是「抗爭搞手」鍾松輝對職工盟的肯定。他給出很高的評價:「不論是再培訓中心這邊(培訓工人),還是秘書處這邊培訓工會理事,何謂工運,如何營運好一個理事會,諸如此類,在香港獨一無二。」

1994年起,職工盟承辦政府職業訓練局課程,成立培訓中心,結合培訓和組織工作。事實上,這種依靠培訓來催化工運的方式,和職工盟成立初期資源匱乏、使用「危機介入」策略是相輔相成的——因沒有資源吸引一般工人參加,也沒有足夠人手到工作地點進行宣傳,所以相對被動等待危機發生。這種策略後來也成為了職工盟中的主導路線,缺點是滲透力低,組織力弱。

鄧燕娥形容培訓的作用就像海龜上岸生蛋,百幾隻蛋,去掉被挖起來吃掉的、變成小龜就被叼走的、走到半路曬死的、去到大海被大魚㗳了的,能活下來成為大龜的可能只有十幾隻,「那個困難是這樣,很多都是回去了,可能被老闆鎮壓了下來,嚇怕了,或者有些又收買了。」

九十年代中,不少人籌劃移民,職工盟則籌款買會址,跟市民籌到原價一半價格的330萬港元來付首期,買下油麻地永旺行的19樓連天台。組織架構開始慢慢建立,議會內外的兩條路線也越發清晰:鍾松輝擅長的廠房組織和街頭抗爭還在繼續,同時職工盟也爭取進入議會、改善法例。後者被認為是相較危機介入更有效的、推動工人權益的方式。

1996年籌錢買永旺行職工盟會址。

1996年籌錢買永旺行職工盟會址。圖:職工盟提供

左翼

新世紀前後,因應1998年金融危機,企業裁員、減薪、改變勞動合同的手法層出不窮,許多人失業或成為「口停手停」的散工。自1989年新機場興建開始,港府就引入勞工外判政策,這在經濟狀況不好的時日更與本地勞工的利益形成分化。

在左翼人士看來,這些現象反映的是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問題,全球化帶來經濟便利的同時,也讓資本主義的剝削關係廣泛延伸,資本投機化、勞動非正式化、臨時工化,同時,發展中國家的廉價工人也被吸納來完成資本積累。

多年來有一句笑談形容香港的自由經濟:稅有多低,勞工保障就有多差。

這種狀況下,職工盟除了要幫助本地勞工爭取權益,也沒有放棄關注外判及外勞利益,甚至還連結了其他國家的勞工問題。這些群體的共同「敵人」,是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

千禧年之後的職工盟,走上「社運工會」路線。

鍾松輝心裏的標誌事件是強積金對沖。強積金(MPF)制度於2000年實行,對沖指的是當員工被解僱時,僱主可以用MPF中公司的供款部分,來抵銷因解僱員工而需要支付的遣散費、長期服務金,俗稱「打工仔貼錢炒自己」。事實上,這些政策方向在殖民末期就有討論,學者周永新指是港英政治妥協的手尾。

「這也是屬於工人的權益,雖然好像不關工會(行業內的)事,但好像又關工人事喎。那你出不出聲?」鍾松輝強調將工運扣連社會問題的意義:「很多社會議題都關工人事,住屋問題、退休問題、強積金對沖......全都影響工人的生計。如果你關心同事、關心工人的壓逼,那你就要關心社會的政策......」

2005年韓農反世貿示威。

2005年韓農反世貿示威。圖:職工盟提供

鄧燕娥心裏的標誌性事件是反對世貿。2005年WTO會議在香港召開,會期一週,全球約有3、4千人來了香港,職工盟用了整年的時間去籌備。對當時的香港人來說,反對世貿或許與個人經驗相悖,畢竟香港一直是個自由港。但這議題對職工盟的自我定位非常重要,「我們反對,是基於我們看到其他國家工人的利益,他們很受這些開放政策影響。」

鄧燕娥認為「社運工會」的「社運」可以理解為和其他地方的連結,連結的對象也可以不僅僅是工會。事實上,韓農團結、多元、新奇的抗爭方式,對鄧燕娥是一個衝擊。鄧燕娥記得,韓農不喜歡按警察畫好的遊行路線走,職工盟去協調,韓農也覺得不必要,「他們覺得,為什麼我們要跟足警察呀?不是說警察話乜就乜,你也可以反建議呀。」

韓農的抗爭形式也富有戲劇性,最經典的莫過於三跪一拜,又跳下維港。見到香港輿論並不太接受這些方式,他們又立馬調整策略。「其實他們是有一個很強的組織和紀律,白天再多活動,晚上匆忙吃完飯盒,就會開會去檢討,然後又談第二天是怎樣,接着會排練,搞到三更半夜才睡覺。那種紀律、文化真是令我覺得眼界大開。」

副主席鄧建華說,香港反世貿一役,令不同的行動者有機會深入交流,「譬如我們和韓國民主勞總那個友誼,那時加深了很多,韓農幾百人被捕後,我們做法律支援,去絕食,要求釋放韓農和其他示威者。」他說,「香港像一個hub一樣,亞洲的人會在這裏交流經驗。我後來做FADWU(香港亞洲家務工工會聯會)時發現,香港搞出來的印尼團體,從什麼時候認識自己本國的社運人呢?就是WTO。」

2007年紮鐵工潮,李卓人脫去上衣親身上陣。

2007年紮鐵工潮,李卓人脫去上衣親身上陣。圖:職工盟提供

回到職工盟本身,2007年的紮鐵工潮和2013年的碼頭工人罷工,均是嘗試把工運連結社運的重要例子。2007年,紮鐵工人抗議薪酬被資方壓榨,要求加薪,工聯會與商會閉門談判未能達到工人訴求,工人不滿遂自發遊行。後來職工盟介入,向社會募捐罷工基金,工人開展為期36天的罷工,民間團體亦大力支援。2013年,碼頭工人工潮更是緊密地與傳媒互動,利用社交平台發放訊息,並連結學生組織如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學聯)。

比較特別的是,職工盟班底在2011年籌組工黨參政,「就是為了將勞工法例改善的倡議帶入議會,亦利用議會資源幫建制外的工會抗爭。」

在這幾個人看來,政策帶入議會倡議,最成功的案例就是最低工資立法。1998年職工盟發現麥當勞的時薪為全港最低,之後就由1995年進入了議會的李卓人去倡導法定最低工資,推動逾十年,終在2010年成功立法、2011年開始實施。初初每個小時是28元港幣,2019年調整到37.5元。

2005年最低工資請願。

2005年最低工資請願。圖:職工盟提供

鄧燕娥在茶餐廳吃東西,也偶然聽到做奶茶的人閒聊,「呀,我們以前沒有最低工資呢......以前就不會是現在這樣的人工了。」這讓她感到欣慰。但她也曾聽過有基層抱怨,設定了最低工資後,最低反而成了最高,讓她意識到要去研究標準工時的立法。

鍾松輝則指,職工盟剛推出這個概念時市民還比較陌生,但現在人們甚至都開始留意「生活工資」的概念。黃迺元以清潔工人的經歷講述生活工資的重要:「投身清潔工會便知道,原來沒有50蚊樓上(50元以上),根本是生存不到。」

鍾松輝感受到香港的勞工文化似乎有些變動:「以前大家就覺得外面的事情和我有什麼關係,現在就很不同了。」

鄧燕娥最遺憾的事情,是集體談判權的得而復失。李卓人曾於1997年在立法會中提出私人法案《僱員代表權、諮詢權及集體談判權條例》,獲當時的立法局通過,但在主權移交僅僅16天後,條例就被臨時立法會凍結,其後被廢除。李卓人立刻絕食五天以表抗議。後來數十年職工盟爭取復法,但至今香港也沒有法例保障集體談判權。

2021年10月3日,會員大會現場掛了一幅照片,是97年李卓人於立法會提出《集體談判權條例》獲通過,但回歸後旋即被董建華廢法,李卓人絕食五天以示抗議。

2021年10月3日,會員大會現場掛了一幅照片,是97年李卓人於立法會提出《集體談判權條例》獲通過,但回歸後旋即被董建華廢法,李卓人絕食五天以示抗議。攝:林振東/端傳媒

勞工研究認為,集體談判權的缺失會大大影響罷工成效,因為罷工的最終目的也只是為了談判,但若「罷了無用」,則於事無補。由於沒有法例保障,香港的僱主並沒有和勞工談判、協商的責任,也容易強化勞資對立。

如今左報給職工盟扣上「反中亂港」的罪名,對此,鍾松輝明確指出,工會對所有政權都是投不信任票的:「因為工會覺得政府所有政策都是偏幫資方的,就算政府立任何法例,都是勞方着墨少一點,美國英國的勞工政策也都是這樣,雖然他們是民主國家......獨立工運在運作上是不會受到政權的制宰的。」

「其實搞工會的人,真正去搞的,一定是左翼思想。現在沒有人再用這個名詞去解釋工運的最終目的——階級鬥爭,實際上兩個階級就是資方和勞方。資方用它的優勢和話語權去剝削勞方,勞方為了爭取應有權益,就同資方談判、抗爭,都是想要拿回工作尊嚴。」

對於集體談判權的廢除,鄧燕娥就感慨:「回歸和不回歸都是一樣,不會說因為回歸了脫離了殖民地政府,香港的工人就會有好些的日子過。」她嘆了一口氣,「其實都是一樣的。」

1997年廢集體談判權絕食。

1997年廢集體談判權絕食。圖:職工盟提供

左報另一個指控是職工盟收取團結中心(Solidarity Center)的資金,並指這個組織屬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ED)轄下。翻查NED網站,NED表明資助「團結中心」用以推動獨立工會。「團結中心在世界各地都有支援獨立工運的計劃,我們確實是長期 partner。那些計劃就是不同的勞工倡議項目,例如集體談判權、理事培訓。」鄧建華說,職工盟也有很多本地伙伴,例如樂施會。

「它文章說ITUC(國際工會聯盟)是美國操控的,這個更搞笑,他們和中國總工會都很友好。」ITUC是代表163個國家、332個地區的全球最大工會聯盟,「這些對搞工會的人來說是很荒謬的事,等於說聯合國或者世衛是美國操控的。」

他說,「好像回到冷戰時的共產主義立場。」

「太古工會如何不跨國呢?」鄧建華舉例,像太古飲料(香港)職工總會就跟國際食品勞聯(IUF)有很強的連結,這種關係有助他們與各地可口可樂的工人交流,也有利處理勞資糾紛,「很小地方的工潮,像amplifier一樣直接通去總公司那裏。」

「我們和世界不同工會及NGO有長期交流,這個本身就是很正常的事。工會不能只在香港搞,一定是跨國的,跨國企業的問題要透過跨國工會去解決。這本身就陷入香港工運的傳統裏,由頭到尾沒有變過。」他說,「我覺得它現在不是只在攻擊你、把國際連繫說成『勾結外國勢力』那麼簡單——它是在攻擊整個工運的傳統。」

職工盟解散了,鄧燕娥認為是最壞的時刻:「有些很獨裁的政府,譬如菲律賓杜特爾特,他也有獨立工會嘛。以前在殖民地時代,職工盟都可以出生、長大......那為何現在這個特區政府不可以容忍呢......可以有一些規範,我都會接受。但要逼這些民間組織解散,標誌着這個社會真的......是極權化了。」

職工盟副主席鄧建華。

職工盟副主席鄧建華。攝:林振東/端傳媒

城堡

宣布啟動解散程序前,鄧建華在社交媒體分享講述韓國光州民運的電影《華麗的假期》,寫了五個字:「最後一哩路。」李卓人和吳敏兒入獄後,鄧建華決定參選副主席,源於「頂上別人本來要頂那一份」的念頭,本打算走到最後,卻發現「原來現在就行到尾」。

鄧建華並不諱言,在這之前,「我們舊有的模式,可能雨傘運動之前應該當是一個終結來的。」他同意議會路線有成果,但隨着香港的政治矛盾日漸激烈,大眾的注視點亦從深耕細作的工作上移走,「政策倡議的路愈來愈窄。如果講勞工政策的改善,那個空間已經沒有了。慢慢,人們意識到要有一個更加闊的、政治體制的改變,才可以改變到其他東西。」

新舊工運的組織形式區別在2019年更加明顯。「舊方式是自成一國,外面急速的變化,和裏面的氣候不一樣。它也有它的好,強的時期很多人去幫忙民陣遊行、六四集會,但網絡動員這回事,就和我們工會模式底下的動員,真是兩種。」

「你的議題未必是沒有人關心,但手法本身脫離了某一大批人的生活。」

他同意反修例運動中政治罷工的根基是弱的,但他更在意新工會運動帶來的衝擊。於鄧建華來說,2019年6月出現了一個大的、香港人的主體,接着有不同的人發現可以用某些身分參與運動。其中,「勞工、或者 professions (專業)這回事出現了,不同的機場集會、醫護集會、公務員集會出現了,行業的Telegram group一下子就幾十個彈了出來。」

「它不是工會,但其實它是一種聚合的雛形。藝文界集會在愛丁堡廣場有千多人,說了很多 freelancers長期面對的問題,然後催淚彈就來了。」而這種對行業處境的關注,又自然地回頭與社會議題接軌,2020年,醫護界罷工要求政府因應疫情封關,保障醫護人員。

如今,曾高度活躍的醫管局員工陣線也迅速被政權盯上。「是不是很像(北京的)工自聯?八九年,其實他們也是想搞罷工,它也是剛誕生就要差不多沒有了。」他說,「雖然我們正在散,但我覺得那個聚合的過程,自發性的高度,仍然是我們未來的一個答案。」

2020年2月4日,醫管局員工陣線宣布進入第二階段罷工,多個工會到醫管局大樓發起請願活動, 以「一人一信」方式要求醫管局向港府施壓全面封關。

2020年2月4日,醫管局員工陣線宣布進入第二階段罷工,多個工會到醫管局大樓發起請願活動, 以「一人一信」方式要求醫管局向港府施壓全面封關。攝:林振東/端傳媒

未來工運如何走,受訪者暫時無法給出確切回答,他們唯一能肯定的是這31年建立的工人連結並不會一夜消失。一直以來,各大工會獨立運作,職工盟作為平台,除了支援工業行動,也承擔了部分會務。清潔服務業職工會最近討論到職工盟解散後的會務分擔,雖然工友大多基層出身,上班是耗精神的體力勞動,但各人主動接下會計、文書工作,會長黃迺元看在眼內,「那一刻你是很感動的,你找不到位退縮。」

在最後的會員大會上,很多工會表達了想要繼續走下去的想法。鄧建華說,會上一個清潔工會姨姨說,因為學歷問題、工時過長,清潔工長年都靠工盟幹事支援,她憂慮未來工會能否迅速回應社會議題。「但她也不是只說驚,不只是表達無助,而是提到唯有自立去生存,我覺得這就是多年的工會教育精神。」他說,工會思考很多補位的問題,也明白到它們之間主動的連結和資源互補,「就應該自己去做。」

鄧建華覺得,職工盟不應對這些工會的未來多作評論,但是組織者可以回想工盟出現前的年代,那來時的路,「而人與人連結不只工會,可能還有社區、興趣小組。未來人與人之間還是要織網的,如何織?這是我們要問的。」這一切就像回到1990年前的原點——即便當時的政治形勢、組織空間與今天截然不同,但組織者也是在九七前抱着即將被滅頂的心態做事,他說,「那種摸黑前進的精神,也是摸着有多少空間去走多少路,我們也是一樣的。」

在他眼中,香港以往跟別的國家比,不論是運動的處境、空間、自由度,都是比上不足,比下有餘。長年擔任外籍家務工工會的組織幹事,他和印尼、菲律賓工會朋友有深入交流,這些同樣有後殖民經驗的工會,為鄧建華帶來了啟示。

「永遠都見不到運動可以升起那一下,他們如何自處呢?那樣東西可能是很共通。」菲律賓借反毒之名暗殺不少工運人物,韓國的工運領袖入獄也不鮮見,「但人家都是繼續做,人家都是可以在一個很沉重的壓力裏面,沒有空間,甚至死人的情況裏面繼續做。」

對於香港,他的外地工運朋友從多年樂觀變為今天的擔憂,「為什麼香港霎時間就可以進入這個階段呢?他們感覺到他們的政府很差,但不是很滲入骨髓、社會肌理的一個政府。他覺得我們無處可逃。」

生於1989年,鄧建華畢業於嶺南大學社會學系,中學和大學是學生會幹事,後來加入學聯。畢業後他加入職工盟,一做八年,「我是執委中很後輩的,但年輕同事笑我已經是叔叔了。」鄧建華說,在民主運動的浪潮中,他總是處於中間,「被視為泛民的代表,但我這種人又知道這裏跟那個世界脫節得緊要。」他說,「本土派思潮轉變時,我都笑同事世界拗咩(爭議什麼)你都未知。」

算起來,鄧建華幾年前也是個會衝的年輕人。2010年,議員們發起「五區公投」,翌年他與社民連梁國雄等闖進科學館,衝擊政府的「替補機制」論壇被告上法庭。這十年裏,街頭上異議者的年紀與他差距愈來愈大,對行動的想法愈來愈廣,他緊跟香港的變化反思,寫新的論述,在職工盟內部提出質疑和挑戰。

但他自問直至2019年才對群眾有更透徹的理解,以往的抗爭記憶也回來了,「19年換了一個人」。2019年反蒙面法遊行當日,他因「管有攻擊性武器罪」被捕,去年被判囚4個月。

職工盟屬會成員將幹事王宇來抬起。

職工盟屬會成員將幹事王宇來抬起。攝:林振東/端傳媒

在職工盟最後的記者會後,鄧建華忙着接受訪問,錯過了同事大合照的歡騰時刻。訪問途中,年輕的、資深的幹事一個個跟他道別。他在培訓中心裏關燈的角落,犒賞自己般從容地喝着一罐汽水,「我每次都這樣,被不可抗力的東西帶走,增加自己capacity的東西卻沒有做,」像練字、讀書,「自己抓緊不到自己生命的一部分。」

他像一個容器,多年來注入工人運動和政治反抗的理論和實踐,自己反而缺乏容身之處。

「我大學的時候,學生運動正在上升,剛巧是2008到2012年。」爾今,他的一些伙伴有的在獄中、有的在海外。「這一輩的社運人已經黃咗(曝光),現在的社會管控是看你的file。你的生命選擇是一回事,你去做什麼事情,都會被盯住。」

「表現出來很英明神武,但很攰(累)。」他說,「我們這輩是遺民來的,過了今天,我有什麼適用(於世)呢?我不知道喎。」他不會懼怕沒有組織的生活,他有時也跟自己說,「終於可以放低,做咩成日要背負住30年嘅嘢?你條命是自己的。」但當組織生活成為習慣,那些話也不見得有效,「要不是不會留到今天。」

「我現在這個位置,不如就說是什麼都不知道,去探索吧。舊模式在今天終結了,但過往我們在裏面仍然有變化,仍然有東西照射出來,是做得到的。」

解散之後會不會再入獄呢?鄧建華盡量不去想了,他現在只在意有沒有說好職工盟的故事。「你先要保留這些故事,其實最令人害怕的是這個故事而已。未來的人如果要搞工運的時候,不可以做國際連結,那他也要知道完整的工運,也包括爭取民主。」

幾年前,鄧建華曾經跟印尼的年輕組織者跑到萬隆(Bandung)的山上,一批農民佔領了一片土地,生活了多年。他記得,那些農民兩三句便把自己的佔領故事,扣連到印尼人抵抗荷蘭人的歷史,接續九十年代民主化後,他們如何大規模進佔那塊土地。「他們對自己抗爭歷史的了解都很深。他不是只是做眼前的東西。」

「歷史給了他們能量,不只是意識形態。抗爭的歷史給予了他們能量。」他說,「他們那個城堡就是他們的。」

2021年9月25日,職工盟舉行《序:職工盟三十週年展覽》,展覽部分場地位於大廈天台,並有「When will we be back?」塗鴉。會員大會於10月3日表決通過解散職工盟。

2021年9月25日,職工盟舉行《序:職工盟三十週年展覽》,展覽部分場地位於大廈天台,並有「When will we be back?」塗鴉。會員大會於10月3日表決通過解散職工盟。攝:林振東/端傳媒

(端傳媒特約撰稿人李智賢對本文有重要貢獻。)

參考文獻:
香港職工會聯盟,《鐵杆起義 千個紮鐵工人的36天》,2008:鼎豐文庫
陳惜姿、譚暉、葉沛渝,《不認命的故事 工盟20年》,2010:香港職工會聯盟、快樂書房
潘文翰、陳署峰、黃靜文、陳敬慈、蒙兆達,《團結不折彎——香港獨立工運尋索40年》,2012:進一步出版社
香港職工會聯盟,《撐到底!——碼頭工潮40晝夜》2013:香港職工會聯盟、大眾碼經
陳敬慈,「『雙層危機』之下的香港工運」,載鄭煒、袁瑋熙(編)《社運年代:香港抗爭政治的軌跡》,2018: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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