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32年前,蔡耀昌還能感受到,1989年6月的濃烈情緒。從初春開始,還是大學生的他持續關注中國學運的進展,協助籌辦港人聲援北京學生的遊行,6月3日晚,他與學聯中人一同看新聞,不斷與學聯赴京的同學聯繫,徹夜未眠。北京民運遭遇血腥清場震撼香港與世界,六四事件後,蔡耀昌頭腦一片空白,太多情緒無法消化。
他記得有一天參與學聯會議後,他獨自走到角落,給自己許下一個承諾:今生都為中國民主努力。
為中國民主努力,建設民主中國,曾是一整代香港泛民主派政治人物的信仰基準。這份壯志中,天安門廣場是一個不斷重返的現場,它的遼闊和殘酷挑戰著這份信仰,又一遍遍刺痛人們,去思考所信之必要。在歷史的翻騰之中,這信仰也常常遭受嘲諷, 或因缺乏清晰路徑,或因過於中國本位,這信念在近年的香港顯得迂腐甚至幽默。
過去30多年,這信念很大程度上依託於支聯會,及其年復一年在銅鑼灣維園舉辦、面朝北京的燭光晚會所延續。
1989年5月19日,學生發動的絕食行動逐漸取得中國民主黨派、知識界、以至部分國家機關、政府部門的同情,時任國務院總理李鵬在北京黨政軍幹部大會說要「迅速扭轉局面」,宣布翌日北京實施戒嚴。當人們聽到李鵬講話的廣播時,從全國各地調集的野戰軍已向北京開進。
何俊仁記得,此前香港市民密切留意北京學運,但人們也在觀望,港人應當做什麼。北京戒嚴令下,人們不再忍耐,5月20日,香港掛起八號風球,五萬市民上街遊行聲援北京。21日,更大規模的遊行爆發,上百萬市民在暴雨中上街,支聯會也在遊行中宣布成立。
支聯會全稱「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與香港民主黨和眾多民主派元老密不可分,其首屆主席為民主派元老、時任民主黨黨鞭司徒華,副主席為時任立法局議員、大律師李柱銘。自2004年開始,蔡耀昌擔任支聯會常委,2009年擔任副主席,和主席何俊仁搭檔,自2019年轉為支聯會秘書。律師何俊仁亦為泛民主派元老級人馬,任民主黨主席多年。
天安門事件亦成為香港泛民主派與北京關係的轉折點。此前,司徒華、李柱銘等人與北京關係較為良好,八九之後,中國領導層與香港民主派決裂,李柱銘和司徒華被踢出基本法起草委員會,何俊仁等人北上教授專業知識的課程全告中斷。何俊仁說,其後因應支聯會的成立,接著又有「黃雀行動」,北京不容許他們這些香港民主派人士前往大陸。直至二十多年後的曾蔭權時代,才有泛民代表到大陸進行「官式訪問」。
成立之初,支聯會抗議活動大大小小,非常密集,後來降溫為每年一度的燭光晚會。它也牽頭整合資料,出版頗為珍貴的《八九中國民運報章廣告》和《八九中國民運報章頭版》,同時不斷整理新聞報導等,用信件的方式隨機郵寄到中國大陸不同的政府、機關部門,希望大陸市民能看到境外消息,名為「突破封鎖」。
當時支聯會另一大工作,是支援八九民運人士。六四血腥清場之後,香港各界秘密發起「黃雀行動」,以不同方式營救大陸民運人士,先偷渡抵港,再快速轉飛西方國家。據參與黃雀行動的香港牧師朱耀明對BBC等媒體透露,參與行動的有四支隊伍;前後總計400多名民運人士經香港抵達外國,其中約1/4經黃雀行動負責,另外人士為自己偷渡。蔡耀昌表示,支聯會沒有直接參與黃雀行動,但有為其他抵港民運人士提供住宿、交通等協助。
何俊仁在接受台灣公視訪問時曾表示,香港當時是大陸民運人士來港的中轉站,為了保護民運人士,他們需要和港府談協議,再和各國領事館談庇護。「當時尋求庇護是非常困難的,因為人數不少,很多國家都不是這樣願意敞開大門…… 剛好那一年是法國大革命兩百週年,他們最後是願意,全部來他們都收。」何俊仁回憶。
黃雀行動,以及當時港人協助民運人士的各種努力,至今仍未被完全披露。人們或許一直等待,等待八九民運歷史徹底重見天日的一天,屆時再公開披露香港行動,但想不到30多年之後,香港本身也成為流亡者的發源地,香港本身的民主運動也開始轉至地下。
目前在法國巴黎大學任教、研究中國問題的張倫,正是當年經黃雀行動救援,經香港流亡法國的。民運期間,他作為中國地質大學的青年教師,在天安門廣場上擔任糾察總長,他對端傳媒表示,他當時透過朋友連絡上香港人士,後成功通過黃雀行動抵達香港,在沙田跑馬場附近居住了三個月,期間獲支聯會協助,定期送物資給他。
「後來我一直關注香港,希望自己所做的事,對得住香港曾經幫助我的人,」張倫表示,這幾年他也密切留意香港進展,留意到香港今年再無六四晚會,「原來在中國的最後一片土地上還有人紀念六四,原本(大陸)也有人去香港紀念,現在香港本身也變成要去紀念的事,這是很讓人痛心的。」
自2019年反修例運動爆發之後,政治高壓來襲,香港政壇以至整個公民社會,遭遇翻天覆地的改變。蔡耀昌指出,這是30年最差的時刻,「香港政治環境急遽惡化,民主派在立法會已經完全沒有了,整個選舉制度已經改了,這已經是過去30年最差的時候。以及,國安法到底用到哪兒,是否用到支聯會身上,我們未知。」
因2019年反修例運動期間多宗案件,支聯會多名核心成員入獄,其中,主席李卓人因2019運動多宗案件入獄20月,副主席何俊仁入獄18月,秘書蔡耀昌被判14月,緩刑兩年。另外,副主席鄒幸彤等八名常委,亦因去年參與六四悼念,被控舉行、煽惑及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等罪名,案件將於6月11日提堂。
香港警方以疫情為由,在2020、2021年連續兩年禁止支聯會在六四當日舉辦遊行和燭光晚會,打破香港一大慣例。自1990年第一屆燭光晚會開始,這一活動每年均獲得警方批出不反對通知書,至2019年已持續30年,年年如是,早已成為香港合法、和平集會的一個象徵符號。
值得指出的是,在一切劃上休止符之前,在香港本土,人們對六四晚會、支聯會的倡議手法、目標,連同它的存在本身,發表過熾熱的公共討論。自2012年以來,支聯會所代表的「愛國」情操和「建設民主中國」等口號,撞上熱烈發酵的本土情緒,顯得不合時宜,不斷引發爭議。
2013年六四晚會中,支聯會剔除「愛國愛民,香港精神」的口號,僅保留「平反六四,永不放棄」。支聯會主席李卓人當時對媒體表示,「愛國」已被演繹成「愛黨」,讓香港民眾不能接受,儘管最初支聯會希望倡議的是普世價值的愛國。「他們的愛國是一黨專政下的民主主義,我們的愛國是普世價值的愛國和民主中國。」李卓人說。
對於是否還要悼念六四,年輕一代發出強烈質疑。雨傘運動過後,2015年,學聯首次不出席六四燭光晚會,港大和理大學生會另外自行舉行六四悼念活動。時任港大學生會會長馮敬恩表示,他們不滿的正是支聯會「建設民主中國」這一綱領,認為每年一次喊喊口號,「只是聲援、不是建設」。
回頭看,蔡耀昌覺得,曾經每年一度的六四晚會和悼念,或許輕巧,也或許沈重,要在香港延續一份30年的記憶,本不是易事。
90年代尾,支聯會意識到六四晚會人數年年下滑,同時80年代出生的孩子可能並不了解這段歷史,開始加強和教師、家長的合作,傳播六四史實,同時設立支聯會青年組。而在2012年後,為了在本土浪潮中加強六四教育,支聯會開始舉辦六四相關的展覽,自2014年開始在尖沙咀設立六四紀念館。
這個展館經營不易,曾遭不明人士爆門、以鹽水淋濕電閘等,自2019年遷至旺角現址。今年紀念館計畫不久前剛剛重開,設立獻花區,讓人們可以前往悼念,不料6月1日,消息傳來,食環署人員到紀念館執法,表示展館未有領取公眾娛樂場所牌照,為無牌經營。
蔡耀昌覺得,30年,支聯會主要做到的是「讓這段歷史不被遺忘」。
而2016年接棒支聯會副主席的鄒幸彤則認為,審視過往工作,支援內地民運人士的工作可以加強。
「尷尬的是,支聯會慢慢走到了一個相對敏感的身份。所以去做一些具體和國內接觸的工作,就有各種顧忌,」鄒幸彤表示,但她認為不應就此放棄,「是否不做就安全呢?這樣的思維模式走下去就是什麼也不做,什麼(連繫)也斷了,所有的運動就起動不了……長遠來說運動就等於死了。」
不過,此刻,以往的辯論、爭議似乎已經煙消雲散。鄒幸彤擔憂,未來香港失去的不僅僅是燭光晚會,而是其背後整個組織肌理。許多民主派人士紛紛入獄,各政黨前途未必,公民社會中人人自危,「跟老師合作, 你好像變成害了那個老師,各種綁手綁腳。」而多年協助大陸維權人士的她,現在也要開始學習面對坐牢。
未來,倘若徹底失去香港這一片特殊的土地,六四史實還如何傳播,記憶如何延續,是一大問號。
去年,儘管警方禁止六四晚會,但大量民眾依然自發如常前往集會,燃點燭光。經歷反修例運動之後,維園生長出不一樣的意義,而當時港區國安法尚未落底,人們在現場喊出「光復香港、時代革命」,「香港獨立」等口號,集會早與「民主中國」無關。然而今年,空間進一步收緊,眼看多人因參與去年的維園晚會而入罪,同時據香港電台報導,消息指,如果六四當日有人在維園一帶穿黑衫黑褲、叫口號及點起燭光等,有機會被視為與被禁止的集會有關。
今年的香港維園,可有燭光?
張倫指,無論如何,1989年的歷史,不可能被完全繞過。「我對歷史從來不盲目樂觀,也不輕易失望,八九這麼重大的事情,北京無論花多少力量,都無法完全抹煞掉。從歷史角度看,沒有什麼重大的事情,靠權力的力量可以完全抹煞,心裏的創傷不是表面上吃吃喝喝就可以忘記的。而且八九時要求的,反腐敗、要求言論自由,這些問題你繞不過去,你就繞不過八九。」張倫說,但歷史也是殘酷的,何時翻篇不為人知,近日他掛念一眾天安門母親,憂慮年邁的他們或許將抱憾終身。
「六月既是高潮,也是風高浪急的時刻,我們是否能度過這個急遽風浪,目前仍然未知,」蔡耀昌覺得,今年風險很高,眼下支聯會必須先讓自己站穩,保存實力,「不要讓自己全部被人抓了」。
何俊仁相信,無論如何,記憶還是會透過家庭和社會教育流傳下去。他想起2013年六四24週年晚會上的那場暴雨,和在漆黑的維園中,冒著風雨,護著燭光的人。
採訪當日,何俊仁顯得很疲倦,攝影師們在佈置機位,他在椅子上睡著了。數星期之後,他被判入獄18個月。他說今年,他將在香港的監獄中,悼念北京的六四。
(特約撰稿人李智賢對本文亦有重要貢獻。)
看得好难过,钦佩也感谢
感到悲哀
今日香港和六四后的北京何其相似,一样弥漫着愤怒、压抑、恐惧、彷徨。然而一二年之后,经历了六四的人们开始认命,开始遗忘,开始享受经济发展的红利,乃至转而站到镇压与强权的那一边。香港人能否,如何能走出一条不一样的路线?这是今天重看六四,特别是后六四时代的意义所在。
好担心邹幸彤
六月四日当天如没有机会去到维园,港人也可以在大街小巷行三指礼以示抗议。
光復香港、世代革命?作者會否打錯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