崩塌區議會：我們或許錯失了，苦候30多年的黃金年代

「就在我考慮辭職前的一星期，我還在和同事討論，經過這一年多，我們下一年的方向會是怎樣。」今年7月，宣布辭職的前荃灣區議員陳劍琴，坐在一箱箱自資購買的消毒酒精前，托著腮。「然後突然就沒有了。」

2021年7月，香港建制媒體引述消息指，涉及4類「負面行為」的區議員，將會被取消議員資格，並會追討上任至今約100萬港元薪津。消息一出，近200多名區議員陸續辭職。惟截至目前，香港政府未有任何實際行動，僅停留於「吹風」階段。

辭職潮不單代表著200多人離開了他們的崗位，大部分社區失去代理人，更甚的是，一個等待了30多年的機會，一朝消失殆盡。

2019年11月，民意海嘯之下，非建制派大獲全勝，取得全港86%的直選議席。最直觀的收獲，是非建制派有可能以區議員身份，獲得香港特首選委的席位，從而影響未來特首人選。然而，在很多人眼中，非建制派在區議會的絕對主導權，或許是一個公民社會昇華的黃金機會。

對於任職區議員30多年，前南山、大坑東及大坑西區議員譚國僑來說，這實踐了三十多年前，參選第一屆區議會選舉的初衷的機遇。

「無辦法，落空了。」今年7月，譚國僑宣布辭職。前年年末那份大勝的興奮，早已消逝殆盡，而那千載難逢的機會，公民社會的連繫，以至區議會的整個制度，或許已從此斷絕消失。

政治花瓶區議會

未參政之前，陳劍琴對區議員的印象，來自一次母親的抱怨。母親對她說，以後不再去當區區議員的議員辦事處了，因為她發現，「如果和她們friend，就對你好，不然就很冷淡。」

陳劍琴也覺得，不論於她個人生活，抑或社區參與，區議員都沒有甚麼存在感：「甚至是選舉時，區議員的存在感都不大，最大（存在感）是她的助選團，會不斷派發物資。」

缺乏存在感，源於在香港政制中，區議會近乎沒有實權。始創於1982年的香港區議會，最初的定位，是英治政府對地區實行建設的諮詢機關。當時的功能，主要是協調政府在地區層面的服務和工作，亦需鼓勵市民參與地區事務，從而協助政府掌握民意，將施政貫徹至基層。

自英治時代開始，至九七回歸之後，香港政府曾多次表示會定期檢討區議會的權力。然而，截至目前，區議會除有權處理地區上的小型工程及文娛活動的撥款以外，權力未見增加。因此，區議會一度被稱為政治花瓶。

歷年來，政黨僅視區議會為培育人才以及設立政治樁腳的工具。通過直接的社區服務，例如處理街坊需求、社區事務，以及免費派發物資，亦即俗稱的「蛇齋餅糭」等，以換取選票。

然而，區議員本身是最接近民意根源的位置。加上2019年的反修例運動，不少因運動而參選的新科區議員都認為，區議員和區議會，其實可以做到更多。

2019年之前，港人常常被認為是政治冷感的族群，組織性亦不高。流行一時的「港豬」一詞，正是形容對政治及社會不聞不問的香港人。於是，不少參選人不約而同在政綱提出「社區自主」、「參與式民主」等理念；辭職之時，亦不忘提醒居民要「社區自救」，陳劍琴亦是是其中之一。

「我不要做議員的權，我議員的權給你們市民，因為是你們投我的。」本身為社工，曾於民間組織向市民推廣女性參政理念的陳劍琴，注定與傳統區議員的作法相違背。2019年，民主派支持者在網上號召參選「填白區」，阻止建制派在沒有競爭的選區自動當選，此前從未參政的陳劍琴決定參選。

她表示，參選之初已決定不想做單方向的服務提供者，而是作為社區的組織者和教育者，令市民及社區重奪自主權，從而建構一個公民社會的網絡，在社區中推廣民主的理念。

街坊能被賦予權力嗎？

然而，上述所有，都是抽象而離地的理念。以說教形式灌輸，難以取得成效。此時，社工訓練的第一課：賦權，則派上用場。所謂賦權，即指社工於服務對象之時，不單只為其解決問題，而是藉由學習與參與，令對方知曉，自己原來有權力、亦有能力解決自身的問題，亦更願意去參與解決。

「街坊要想辦法解決，就是要參與其中。當他參與其中……他就會開始問，一定會問的，為何他（政府）不聽我說呢？如何令他（政府）聽我說？這就是政治的第一步。」民主黨中委、東區區議員蘇逸桓認為，當你找到方法推動街坊站出來解決問題，他們自然更願意去了解政治：「他不一定會走去民主派，不過他一定願意走向覺得社會要多元、要有不同的聲音。」

是以，陳劍琴任內，處處找機會賦權予街坊。例如，幫助市民填寫各種複雜表格，申請政府福利等，可說是區議員的指定動作。通常區議員或其助理會直接為市民填寫，久而久之，市民亦期望每屆區議員會做到這件事。不過，陳劍琴卻寧願花時間教導他們自己填寫。

又例如，疫情期間，陳劍琴於派發物資，例如漂白水時，都會象徵式要求2元的收費。期望這2元可令街坊明白，這些物資並非毫無成本，而是透過社區共享的方式而得來。她會連絡該商戶及相關的民間機構，聯同有心的街坊義工一起派送物資，從而令街坊與這些機構互相認識。日後，若街坊有意組織任何活動，則不需再經由陳劍琴，可直接聯絡有關組織：「要讓他們認識到，我在活動中不只是一個幫手搬箱的義工，而是參與在公民社會中。」

賦權令居民更容易解決自身需要，不用被動依賴外力協助。蘇逸桓表示，本來想在社區推動更多陪伴老人看診的服務，奈何資源有限。湊巧，數名有此需要的街坊通過蘇的議辦認識，「互相認識了之後，就索性不如『我過去找他幫幫忙』……甚至不知道為何，可以演變到幫對方湊仔（照顧小孩）。」

同時，賦權亦令社區的新規劃可以更貼近民眾的真正需要。蘇逸桓及陳劍琴均表示，不少改善地區的建議，出自居民之口。當區議員收集這些意見，再向政府有關部門提出，最終轉化為實際改善，亦可令居民以後更願意發聲：「以往大家是很有無力感的，在香港的發展結構中，大家會覺得no say to（沒有發言權）區內的所有事物，但原來不是的，開路這樣簡單的東西是有say的。」

事實上，灣仔、西貢、深水埗等多區區議會，都有區議員建議引入由下而上的體制。例如，在構思社區不同的撥款以及工程建設前，舉行定期的工作坊、大型線上線下的民調、居民論壇等，令居民可以直接參與撥款及規劃過程。

陳劍琴以及新科區議員的做法看似顛覆了傳統，事實上，三十多年前一班人已經走在這路上，只是路一直沒能走通。

80年代社工們的地區民主實驗

80年代的區議會選舉投票日是這樣的：一條大橫額綁在半空，數條由街坊手寫的口號標語，從徙置區的7層大廈天台，展開至地下。貼滿單張的四周，某些候選人搭起大型棚架，對面則是一個個攤位，擴音機背後放著兩張小圓摺椅，上面放著一部小電視，播放候選人受訪片段。前來投票的人龍，與其說走進投票站，更像是走入花墟鬧市。

「就像開嘉年華會。」63歲的譚國僑，出身於香港浸會學院（現浸會大學）社工系，回答問題時，不時跳出幾句英文。1985年，他於深水埗白田區當選區議員。此後，除了2011年，譚國僑在區選戰無不勝，做了30多年議員，直至今年辭職。

80年代，香港普遍居住環境惡劣，尤其是基層的徙置區、籠屋等，治安與衛生問題頻生。這些問題造就了壓力團體及社區組織的出現，港英政府亦推出政策，例如鄰舍層面社區發展計劃等，資助社區組織協會，基督教工業委員會等組織進入社區。

這些組織的社工深入社區，並不只是直接提供服務，而是通過向街坊賦權，建立平等伙伴關係，促進他們集體自行解決問題的能力。那年，這些社工聯同社區街坊組成了大大小小的組織，例如公屋評議會、木屋區政策評議會等等。

1983年，港英政府舉行第一次有普及選舉權的市政局選舉，李植悅和馮檢基決定以壓力團體的身份參選，最後當選市政局議員。李植悅本身是社工出身，他的成功經驗帶動了一大批具社工背景的人士，參與1985年的第一次區議會選舉。

譚國僑當年有份協助馮檢基參選。他指出，當年他們參選的動機，自然與仰慕民主制度有關，但不是主要原因。畢竟，那還只是民主的啟蒙年代，「當時大家對民主概念和代議制政制的討論都不多。」

出選，更多是源自一種社工做法的現實與理想，期望達到裡應外合：「當時有一個術語是位置之爭……是搶這個位置，去得到資源，取得身份，加強這個制度以外，社會民間的力量。透過這個增長力量empowerment（賦權）， 影響殖民地政府去改善貧困基層的環境。」

譚國僑形容，當年打選戰，與社工平日做群眾運動無異。「做宣傳要派單張，我們平時動員（群眾）都要派單張啦。家訪，你平時都要探訪街坊啦，辦論壇，不就等於舉辦居民大會。」

那個年代，甚或是現在，居民挑選區議員的準則，更多是視乎與候選人的個人交情和關係。「講就是看政綱決定，但都是空頭支票，有誰會信你，好現實的。」譚國僑認為，每一次選舉，就是一次候選人關係網絡的動員。

90年代，港英政府開始嚴格執行選舉規範，嘉年華會式選舉逐漸消失。然而，譚國僑指出，收緊是因為1985年中英聯合聲明出爐，香港前途已定，英國人希望在港建立一套正式的民主制度，「可能想將選舉過程嚴肅少少，神聖化。」

當時，港英政府對異見者的態度相對開放。譚國僑回憶，1979年，颱風「荷貝」襲港，仍是學生的他，曾與社工及一眾因颱風痛失家園、卻又無權上樓的艇戶，先是前往路德會沙崙學校居住，「因為是暑假，可以這樣做，之後開學，你不能影響學校……我記得開了幾晚大會， 最後決定找個機會躥進去漆咸（道軍）營， 然後佔領。」佔領第二天，警察圍營，斷水斷糧，僵持近十天後，譚等人撤退，警方卻沒有作出拘捕與控訴。

1983年，為爭取臨屋區單身人士的住屋權利，譚與一眾居民，連同其他社工等，在布政司署外露宿26天請願。那時，港英政府本可動用現今耳熟能詳的《公安條例》作出拘捕：「但這個是她（英治政府）的政策，她很注重社會的觀感……政府都要講公義。」

最終，時任市政局議員馮檢基致電當時的房屋署署長霍德（David Ford），霍德承諾會處理此問題，譚等人和平散去。1985年，單身人士獲准申請公屋。

「當時，相對上是黃金時代。」譚國僑感嘆。既可於體制外推動社區自主，又可於體制內影響實際施政，「真的做到互相配合、裡應外合的發揮。」

然而，情況開始產生變化。

「龜兔賽跑」中的大烏龜

1990年，第一個全港性政黨，同為民主黨前身的香港民主同盟正式成立。此後，不同政黨紛紛冒起，連帶區議會的選舉亦越來越專業。由當年社工兼職議員，到出現全職議員；以推動社區自主為基礎的選舉策略，開始不合時宜。

「改變的關鍵是選舉邏輯。選舉越來越激烈，政治和政黨的因素越來越重要，傳統那種做法就開始未必會贏。」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馬嶽指出，既然在區議會選舉本身就是候選人關係的動員，直接提供巨細無遺的社區服務，會是最具效率的選舉策略。加上，建制陣營開始祭出蛇齋餅糭策略：「最初形式的蛇齋餅粽，你可能不屑去做，但你發覺贏不了。」

2007年區議會選舉，泛民主派大敗。有學者於報章撰文，指倡議社區自主、公民起動的參選人是「高層次的理念派」、「低估當區議員的難度」，是「龜兔賽跑」中的大烏龜。

譚國僑承認，選舉與培育社區自主，「可能是有一個結構上的矛盾。」同時，時代背景的更替，亦是格局改變的關鍵。

當年的基層社區，例如臨時房屋、徙置區等，開始逐漸消失。自然，政府亦開始削減社區支援的資源。1995年，鄰舍層面社區發展計劃的工作隊數目，由52支大幅削減至17支。社工難以如以往一般，頻繁於社區推動自主理念。

「當這些社會服務慢慢被政府削減，那邊廂政黨化的出現，政黨也要建立自己的群眾力量，就會有結構上的脫鉤，甚至是現在群眾依賴（區議員）的關係。」譚國僑道。

基層社區大幅減少，亦削弱了居民自己站出來的動機。馬嶽指出，當年基層的治安、居住、環境衛生問題比現在嚴重，變相令居民更有動力、甚或是必需站出來行動，改善迫切的生活需要。

加上九七以後，香港政府行行政主導方針，本無實權的區議會以及社區組織，再難於施政上推動實際改變。馬嶽表示，當居民發覺上述事實，對社區及區議員的期望，亦會有所改變：「你幫我找到資源去解決問題，可能會是最實際。」

自此，社區自主或是政治理念，開始與區議會割裂。2011年的區議會選舉，泛民再次大敗給擁有充足資源的建制陣營；民選區議員區議員和居民的關係，亦由平等的組織者，逐漸變為純粹的服務與被服務者。

2014年，雨傘運動爆發。傘落以後，坊間可以關注區議會，期望通過區議員，以「深耕細作、傘落社區」形式，在社區推行自主及民主理念。

期望再度落空。2015區議會選舉，建制陣營仍囊括近七成議席，泛民僅增加約20席。「雨傘運動」後參與選舉，被稱為「傘兵」的政治素人，僅獲8席。

那年推動社區民主的初衷，似乎難有回天之日。直到2019年的反修例運動。

社區夢不好理解

對於2019年的區議會選舉，馬嶽評價為：「政見壓倒一切」。

反修例運動之下，壓抑的民意在選舉中傾瀉而出。如是，香港非建制陣營首次在區議會中奪得絕對的主導權。18區區議會中，非建制派於17個區擁有絕大多數。

除了議席，更重要的是，在全民參與、所謂「和勇不分」的反修例運動中，香港似乎真正做到全民政治覺醒。陳劍琴記得，之前為民間組織擺街站，在人群之中彷如透明，「沒有人過來的，連鬧你的人都沒有……現在，香港人會欣賞擺街站的人。」

即使壓迫與衝突依舊每天發生，陳劍琴仍甚為樂觀。她期望通過各種行動，令街坊重拾社區自主的理念。「當選之後，我們有很多社區夢。例如二手物品共享，又例如陪診，找義工幫忙陪老人家，還有社區放映會啦，公民論壇啦。」

然而，現實從來充滿挫折。真正落戶選區後，「好老實，落到區，我感受到的是大部分都不明白。」陳劍琴苦笑，「都有無力感的。」

首當其衝的，是街坊的不理解。的確，有部分街坊在陳劍琴鼓勵之下，的確樂於嘗試自己填表.然而，亦有近一半的街坊，對此做法表示不能理解。亦因如此，她的一位年輕同事，曾一度對社區事務失去了熱情：「（市民）入到來不會理解我們在做甚麼，只是說幫我填表，幫我申請，我們辭職後，還進來問『那5000蚊（消費券）怎麼辦』。」

小賦權已難，教育理念更難。陳劍琴希望以收費的漂白水帶出社區意義，「有些老街坊會說，兩蚊不如不要收吧，我就是要收，讓你知道這些漂白水不是你伸手就有，而是街坊們兩蚊兩蚊，才一齊有。」然而，陳劍琴坦承，至今仍有很多街坊不明白共享概念，反而將關注放在「別人為什麼拿到這麼多（漂白水）」。

在社區之內，陳劍琴舉步維艱。在理應全是「同路人」的議會之中，她亦感到寸步難行。

「當選後，一腔熱誠，我的口號亦有『光復議會』，都是覺得是可以有改變的。尤其這麼多民主派，這麼多議席，大家都是同路人。」陳劍琴道。

區議會其中一項最顯著的權力，是建議並審批地區上的小型工程撥款。2019年以後，非建制派總算將撥款權力從建制手上奪回，不少人都期待，可以做到革新議政，引進全新的制度，更好地利用這幾近唯一的實權。

「我有過這些美好的願望，兩個月左右吧，（之後）就沒有了。」打破願望的，不是政府，而是「同路人」：「就算大家都是同路人，但不代表大家的想法會接近。」

陳劍琴等人抱持的社區自主理念，與90年代以降的區議會選舉邏輯，存在根本性的分歧。「我觀察傳統那種區議員，他們是會去掌握權力，建立權力，幫街坊去權……要依賴我，所以我才會有個存在價值。」

乘著反修例運動的浪潮，包括陳劍琴在內的幾名素人提議，在構思小型工程之前，可以進行公眾諮詢及民調以收集民意，以期得到更全面的建議，亦可推動社區的自主權。結果，多位具政黨背景、資歷較久的區議員表示反對。「他們會說，一向不是這樣做的、操作好難。」

考慮到難得的時勢，陳劍琴不認同要死守舊有的做法：「當然，大家可以繼續用舊有方式去做，但只是原地踏步。19年大家hur hur聲（不斷）推出來，那種社區的力量，或者公民力量，其實可以做到（社區自主）的。」

事實上，非建制派區議員之間不和的傳聞，時有傳出。曾任數名區議員及立法會議員的助理、於2019年協助不同候選人參選的梁俊彥向端傳媒表示，除了性格，區議員之間的分歧，亦牽涉到關乎爭奪政績的問題。他舉例，在灣仔區議會的行人專用區規劃問題上，「你會發現有些區議員是很有趣的，他永遠都只是想自己做……他覺得我們想搶他的區務來做。」

梁俊彥表示，由於小型工程幾近是區議員的唯一實權，部分區議員考慮此事時，較為傾向以成功爭取的政績方向思考，而非站在整個社區角度考量。陳劍琴表示，會議期間令她最不開心的一個說法，「是有人覺得（小型工程）是成績表。」

還能與政府合作嗎？

自政府DQ的風聲傳出後，非建制之間的分歧，更波及到應否辭職。2019年之後，負責管理區議會的民政事務處，以至各政府官員及部門，與各區區議會發生不少衝突。拒絕提供會議場地、阻截區議會通過的撥款、以「超越區議會職能」為由，阻止區議會討論議題、官員帶隊離場等事，時有聞之。有部分區議員辭職的理由，亦與他們認為區議會已逐漸失能有關。

蘇逸恒則持反對意見。他同意，政府官員不應擅自離場，其態度亦有改善空間。但是，「公平一點去看，他們（區議員）有時候提出的講法，真的很無稽，譬如警察下來（開會），和你說超速、抄牌那些的問題，你就去罵他黑警。」

又例如，有議員詢問食環署，運動期間執拾了多少個催淚彈，會否有什麼環境污染等，蘇逸恒認為，食環署其實難以回答：「我會形容那些不是太理想的問題。」

他表示，雙方都應盡量維持良好溝通，而他亦感受到，大部分前線部門，例如康文署、水務署、渠務署等，其實一直與區議會關係良好，亦願意聽取意見。例如，他選區附近有一片閒置土地，本來全部用來興建游泳池。經過與區議員商討後，政府同意改動原有規劃，新建一些長者及社福設施。

隨著反修例運動淡化，蘇逸恒認為雙方都調整了自己的態度：「覺得大家都很合理、很正路，完全沒有大問題、大衝突，大家還可以很平心靜氣地坐在這裏傾了很久，我覺得是好開始。」

梁俊彥則表示，難以理解蘇的說法。他同意，前線公務員對非建制派區議員，普遍都是友善的；然而，當區議員提出並非政治掛帥的議題及撥款時，民政事務處依然以不同理由拒絕討論或審批，明顯抱持「對著幹」的思維。

例如，灣仔區議會曾有區議員提出反對凍結最低工資，以及向政府爭取新冠肺炎疫苗的動議，民政事務處以上述動議是「全港性議題，與區議員無關」為由，阻截討論。

又例如，大埔區議會討論有關「明日大嶼」議題，民政事務處指「明日大嶼」議題涉及非大埔地區層面事宜，並不符合區議會職能。然而，翻查資料，於2018年11月1日的區議會大會中，時任大埔區議員任啟邦曾就「明日大嶼」、「人工島」等相關議題提出質問，惟當時民政事務處並未阻撓，亦沒有指出此質問不符合區議會職能。

另外，各區區議會曾提出不少無關政治性質的撥款，亦遭到阻截。譚國僑所屬的棚仔及時裝基地工作小組，曾通過撥款，就深水埗的舊市集可如何開發，以至配合香港的布業及時裝業等進行研究調查。但是，連同上述撥款，多個深水埗區議會的工作小組，民政總署遲遲未發出批准撥款通知書。

地區施政也要「全面管治」

1998年，譚國僑協助居民成立大坑西邨居民權益關注組，本來只是關注一般居民權益。經過16年的深耕細作，去到2014年，私人公司香港平民屋宇公司打算重建大坑西邨，建成青年居屋單位並出售。當時，與建制派關係密切的8個大坑西邨內的互委會，均同意上述方案。

那年，關注組以行動實踐了社區自主。這些街坊出身的社區領袖，用了4、5年時間，將8個互委會的領導權，通過投票搶了回來，迫使政府及平民屋宇公司更改原有重建計劃。乃至現今，關注組仍積極與政府交涉。今年3月，香港市區重建局公布，預計年中將與居民交代新的重建方案。

「在重建問題上，他們可以講清楚他們的需要……他們明白政府施政的思維，理解地產商的利益，就會懂得如何回應，這就是empowerment。」譚國僑道。

事實上，不少素人於2019年參選時早已強調，推動社區自主以及參與式民主，將會是他們未來的要務。多區區議會，例如灣仔、西貢、深水埗等區，都有區議員建議引入由下而上的體制，令居民可以直接參與撥款及規劃過程。

然而，政府官員以及民政總署的態度，令上述計劃一一夭折。譚國僑甚至表示，早於2014年，他已認為，整個區議會制度已經告終。

此前，縱使並無實權，政府和區議會仍能保持合作關係。譚國僑回憶，90年代，大坑東邨面臨重建，區內四座徙置大廈將全面拆卸。當時，港英政府打算安排受影響的居民，搬遷至別區的富昌邨。然而，當區街坊多為老人，生活網絡早已定型，自然不想搬往別區。其時為市政局議員的譚國僑，以及民協黨友出手動員遊說，港英政府一度接納意見，重新考慮決定。

即使是回歸初期，區議會和政府仍可構成真正的合作關係。2003年，政府重提大坑東邨問題，街坊依舊拒絕遷到別區，重建一度陷入僵局。及後，時任區議員王桂雲、梁錦滔及譚國僑等，協助遊說街坊搬遷，並建議利用邨內原有硬地足球場位置興建了新樓宇，以爭取街坊可原區安置。

「當時大家都是只看事（不看人）。」譚國僑道。

直到2014年，中國國務院發表《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白皮書，指中央對香港擁有「全面管治權」。譚國僑指出，這種全面管治，不會僅限於政治層面，更波及至地區施政。「政治的需要，主導了整個特區政府的施政，」而區議會，則永遠站在被動的位置，「政府有需要，就放權給你。」

2012年，為爭取泛民支持政改方案，時任特首曾蔭權設立超級區議會制度。2013年，梁振英參選特首，為爭取各選委支持，提出了「地區問題地區解決，地區機遇地區掌握」，向各區提供一億元撥款的措施。然而，種種措施，均未從本質上改變，區議會由民政事務專員主導的模式。

乃至現時，全面管治的收緊，更是一絲的反對聲音亦容不下。

等了三十多年，難得的新思潮，難得的新時代。譚國僑本想藉著一眾新同事的加入，再次推動由下而上的社區自主。「就是回應社會和社區的轉變，特別年青一代都會思考這些……市民也多了對價值性的認同，願意走在一起。」

如果有時間，香港本來可以期待，各區將會出現更多的參與式民主改革，將會有更多元的規劃與保育，深水埗或會出現另一個大南街，各區的規劃甚將不再限於一般實務，18個區，將出現18種社區自主。

如今，上述一切淪為空白的口號。短短1年半的時間，加上上述種種阻礙，實在難以留下新的實績。

「沒辦法，落空了。」譚國僑道。

結局？

辭職前，房屋署的職員對譚國僑說：「喂僑哥，我們那天拍攝不到你做（初選）票站。」言下之意，不欲譚辭職。

然而，在風聲的威脅之下，民協眾人決定退場。本來已有退休之意的譚國僑表示理解，亦跟隨大家的決定。而且，「我最擔心是，他們不DQ我，我就好尷尬。」

回首數十年，他自覺是有東西留下了，例如大坑西關注組。留不下的，是那個歷史悠久，曾是許鞍華電影《千言萬語》片場的議員辦事處。怱怱搬走，海報與傢私都留在那裏，唯獨三十多年的千言萬語，將不見於這個時空。

「最受影響的是社區裏的老友記（老年人）……以往地方辦事處（地辦）其中最重要的功能，是讓這些老友記有一個聚會的地方，他們未必是索取服務，有一群人來聚集，那種安全感、心理狀況，我認為是比較健康的。」

對於現時的香港，譚國僑表示，可以很悲觀。 「當年華叔（司徒華）說，民主派要在野20年，現在你的心理準備，可能要double（雙倍）。」然而，他亦認為，社區自主的土壤仍在。「機會是留給有準備的人，我們唯有這樣想。」

宣布辭職之後，陳劍琴在街頭舉辦任內最後一個街站。她左手拿著花束，右手拿著單張，在街坊的祝福下，留下眼淚。

淚水有著憤怒。憤怒在於，一眾選民的選票竟可瞬間摧毀；憤怒在於，她於議辦外貼上的辭職字句，被房屋署以草紙覆蓋。

淚水亦有著不甘。她記得，上任初期，一位阿伯致電議辦，說連儂牆好污糟（骯髒），要求陳劍琴盡快處理。她花費大量時間說服阿伯：「若果不污糟，有個地方每人都可以發表自己意見，你喜不喜歡？最後他說『這又可以呀』。」

她知道，只要有時間，社區將產生更多不同的夢。

一如其他區議員，開patreon，或者開設小生意，嘗試尋找制度外的資源，繼續推行社區計劃，陳劍琴亦在區內租下了一個小單位，「對社區有夢想的人，有錢無錢都過來一起做。」民眾劇場、社區導賞、工作坊、二手物社區共享地攤、月餅團購，她腦海仍有無數大計。

只是，資源仍是最大難題。「做區真的要付出好多錢，這年半來，我自資了不少出來，例如民政處不讓我們claim（報銷）的banner（橫額）錢、防疫物資等。我知道有些區議員派給街坊的麵，都是自資的。」

她自承不懂做生意，身後那一箱箱滯銷的消毒酒精正是例子。二來，實在太多香港人移民，離去的的，又大多是有經濟能力的人，亦是立場親非建制的人。「少了人support黃圈，在（社區）自救之前，我可能先要學懂自救，個人自救。」

然而，一如當時參選區議員，她總在尋找新出路。「最容易直接，可能是我去打工吧，業餘去做區務。」在悲觀的大環境下，她從一些社運前輩身上獲得了勇氣。

「自89開始，中國的公民社會都未消失呀，公民社會是不會死的……你三個人一起都是公民社會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