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7月,中國國務院印發《關於進一步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意見》,要求各地不再審批新的校外培訓機構,現有培訓學校一律登記為非營利性機構,並禁止上市融資。在教學內容上,禁用境外教材。
8月31日,中國教育部印發《關於加強義務教育學校考試管理的通知》,要求一、二年級不能進行紙筆考試,其他年級原則上只組織一次期末考試。考試結果不排名、不公佈、不傳播,不得根據考試成績設置「重點班」。
一系列教育改革政策,是否真的能緩解內卷、降低育兒成本,又觸及到中國應試教育系統的哪些痼疾?這個9月,端傳媒推出「中國教育專題」,試圖從教培行業、職校教育、創新教育等領域回答上述問題。今天是專題的第一篇,講述一群人逃離應試教育系統的故事。
星星坐在離開宿舍的計程車上,眼裏潮浪翻湧,「窗外的樹像海水一樣往後退去」。她正式從學校畢業了,不過,星星不會收到由教育局認證的「高中結業證書」,她甚至連初中結業證書都沒有。初三那年,她離開應試教育體系,進入了這所創新學校。
創新學校與應試教育學校相區別,教育理念更多元,有的強調回歸自然,有的注重家校共融,有的以傳統文化為教學內容,有的則希望中西交匯。在中國大陸,創新學校數量少、規模小,多在法律灰色地帶生存,無法獲得官方認可的學歷證明。在2018年的《中國創新小微學校調查報告》中,作者共收集到147所學校的信息,其中還有不少是非全日制或只提供幼兒教育。在調查的23所學校中,大部分在2012至2016年間創辦,學生總數多在50人以下,且均未獲得合法的辦學資質。
星星和同學稱學校為「土校」。它是一個兩層公寓、只有160平方米,「像是傳銷組織在小屋裏窩藏了十幾個人」。即使之後場地換到郊區,還擁有了一個自建的籃球場,看起來還是「土裏土氣的」。沒有光鮮亮麗的校門,沒有寬敞整潔的教室——甚至課桌在飯點時分就會變成餐桌。但這個只有二十多個師生的土校,成了星星眼裏的家。
她最喜歡「英文歌」課。在課上,她第一次接觸到Beatles(披頭士)、Joan Baez(瓊·拜亞)、Pink Floyd(平克·佛洛伊德),「屬於劉姥姥進大觀園了」。星星笑稱之前「只聽QQ音樂三大巨頭」(指在QQ音樂排行榜中長期排名靠前的歌手,公認的前三位為許嵩、汪蘇瀧和徐良)。
土校的創辦人齊偉說,自己開這門課,希望通過音樂「摩耳朵」來提高學生的審美。「很少有青春期的孩子不喜歡音樂,但大部分只抓到了流行的尾巴。」同時,大部分人對聲音「無意識地接受」也讓齊偉擔心:一些宣傳正是利用這一特點,讓人們「不知不覺就接受了一些來路不明的觀點」。
在課上,齊偉以經典歌曲為引,既聽音樂,也學英語,更可以認識歷史。比如,在講Bob Dylan的Blowin’ in the wind時,齊偉會講創作背景和Bob Dylan的生平,還和同學們討論了諾貝爾文學獎。
好玩——是齊偉對土校課程的第一要求。同時,也要有綜合、多元的內容,可以給學生提供動手實踐和合作學習的機會。
星星說,這門課讓自己愛上了音樂。她常用的一款音樂App顯示,去年一年星星聽了九百多個小時的音樂。「我人生的很多時刻都有音樂與我共振,很感謝這門課給我打開這樣一扇門。」
在來到土校之前,星星在城市郊縣的一所公立學校讀書。離開的那天,她沒有哭,反而長舒一口氣:「像逃離了一座監牢一樣」。
老師常說:「希望未來掃大街的不是你」
星星曾是老師寄予厚望的中考種子選手。但升入初三後,她的成績下滑到班級後半段。面對數學、物理課,只能在「聽不懂、成績差、更加聽不懂」的死循環裏打轉。她找不到日復一日刷題的動機:「為什麼要學這麼深?我將來真的用得到嗎?」——在這份發給老師和父親的試卷中,她沒有獲得滿意的答案。
父親交了白卷。他是夜班的士司機。每晚在家中陪伴星星的,只有空蕩蕩的客廳和淒涼的日光燈。
老師給出了「標準答案」,字正腔圓、每日向星星重複:好好學習,你才能有個好工作。星星記得老師經常說的一句話:「希望未來掃大街的不是你」。
學校有「太多『讓你更像一個學生的樣子』的規定要去遵守」,星星說,穿什麼、用什麼、去哪裏,都在學校的監管範圍之內。
星星決定逃離。此前,在姑姑的推薦下,她參加了土校辦學團隊舉辦的夏令營和冬令營。「在那裏得到了本應是權威的老師的尊重,對一個十三四歲的孩子來說太罕見了。」
她第一次和父親談起去土校上學的想法,被父親拒絕,所約定的「一個月後再看」也被遺忘。父親無法接受在他認知領域之外的冒險,加上家中的經濟條件難以負擔一年十萬元的學費——父親的月收入只有一萬不到。
為了顯示決心,星星初三的寒假作業「一個字都沒寫」。父女倆大吵一架,星星在開學後也拒絕去上學。姑姑嘗試解釋創新學校畢業後仍然有謀生之道——她的兒子也在另一個創新學校讀書。齊偉也和父親長談了半天,同意將學費降低到可承受的範圍,並允許分月繳付。父親最終同意了星星的逃離。
同樣決定逃離的,還有當時在私立小學讀五年級的石梁。石梁自小就是「自然生長」,反而成了同學中的異類。小學一年級第一天,石梁的媽媽劉華就接到班主任打來的電話,語氣中滿是責備:「你怎麼當的家長!」原來,班上所有小朋友都在開學前就提前學會了寫漢字;只有石梁一個人,在「把黑板上的家庭作業抄寫下來」的環節發愣。劉華賠上笑臉道歉,「好的好的,是的是的」。不過,在一家創新教育機構工作的她,從沒放棄自己的教育理念。
兒子出生後,劉華開始鑽研「什麼樣的教育可以讓孩子發展得更好、身心更加健康」。她表示華德福教育給了自己很大的啟發。
「我對孩子沒有太多期待,做一個普通人就行。」在別的家長用補習班和興趣班塞滿孩子的週末時,劉華帶著兒子去郊區遊山玩水,聊天喝茶。兒子升入小學五年級後,學校加開了晚自習,晚上八點半左右才能離開學校。但這並不意味著學習的結束,老師要求家長「監督孩子們複習」,還要「拍照上傳」。石梁對這個環節一無所知,因為八點半放學後,媽媽就帶著他去逛商場、喝奶茶了。「我都是最近才知道!我媽從來沒讓我做過」,石梁笑道,「但我現在回想起來,真的好恐怖。」
「恐怖」、「可怕」——石梁再三用類似的詞語形容管理嚴格的應試學校。每天上學,他就在期盼著放學。做作業、考試也只是為了「完成老師的任務」。五年級後,美術課、體育課這些可以提供喘息的時間,全部被語文和數學佔滿了。自此,早上七點起床,到晚上八點半放學,就只有語文和數學兩門科目。「我真的頂不住了。」五年級上了一半,石梁選擇離開。
母親站在窗邊,以生命相脅:「你不寫作業,我就從窗戶跳下去」。
當被問到「讓孩子離開應試教育,你權衡了什麼」時,劉華笑著答到,「哎呀不好意思,我沒權衡。孩子不想去上學了,我覺得那就算了唄。」在劉華的記憶裏,每週一的石梁都是愁眉苦臉,直到週五才會舒一口氣。「孩子的健康快樂才是最重要的嘛!」劉華自己也不想再經歷和老師談話時的「恐懼」,「不管你在工作中是個多麼自信、驕傲的人」,見到老師都像「老鼠見到貓一樣」,「好像全都是我們的錯」。
星星和石梁遭遇的情況並非特例。
在中國北方一所小學任職心理老師的黃嫻說,她接觸到的許多孩子都有壓力過大、甚至厭學的情況;家長往往難以意識到問題根源。黃嫻給四年級的學生做過一次沙盤遊戲,目的是緩解期末考試的緊張。一個孩子擺出了教學樓、課桌和書本。他說,「這是在複習、準備中考」。「一個連初中都沒上的孩子能有多少對中考的了解?」黃嫻感嘆道,「肯定是他的父母給他灌輸了很多很多(中考的焦慮),從而在沙盤裏體現了出來。」
「孩子們其實承擔了大人的焦慮」,黃嫻說。她對這句話深有體會。
在成為一名全職心理老師之前,黃嫻做過小學語文和數學老師,也當過班主任。兒子唯竇進入初中後,成績下滑,不願寫作業。「我看過的好孩子太多了,覺得他和好孩子的差距還很大」。黃嫻所說的好孩子,就包括唯竇的同班同學,尤其是同事的孩子。「他學習差就意味著我沒面子。」
於是,逼迫、責罵、甚至毆打,都圍繞著唯竇的成績和作業展開。夜半時分,唯竇還在邊哭邊寫作業,母親站在窗邊,以生命相脅:「你不寫作業,我就從窗戶跳下去」。除了心理折磨,唯竇也遭受了肢體暴力。一次衝突爆發,丈夫把兒子「連打帶踹,從椅子上提起來,扔到床上,又從床上提起來,扔到地上」。在黃嫻的記憶裏,這次讓兒子進醫院的暴力之後,他就不願去學校了。
唯竇曠課兩週後,來家訪的班主任把黃嫻「痛罵了一個多小時」。「你怎麼能對兒子說出那樣的話!」黃嫻還記得班主任的憤怒,「我作為一個母親都想衝下樓來打你幾巴掌!」黃嫻認為,是班主任把她「罵醒了」。
她和丈夫連續上了十天的家長課程;又購買了大量的心理和家庭教育書籍。黃嫻意識到,自己把原生家庭的創傷,強加在了兒子身上。黃嫻的父母關係不佳,姐姐從小名列前茅,考出本地,遠走高飛。她卻從小學到大學都成績平平,只能留在當地。黃嫻覺得,侷限的發展空間和壓抑的親子關係,都是自己成績差的結果。婚後,丈夫忙於工作,黃嫻的生活重心全部傾斜在兒子身上。她不甘心。三十多年積累的失落、不和諧、不滿意,終於在兒子不寫作業的時候爆發了。
黃嫻決心改變,「要接納他的現狀,不去要求他,一點一點溫暖他。」唯竇兩次被退學後,在家日夜顛倒地玩遊戲,黃嫻幾乎沒有干預過。她只會提醒兒子要認真吃飯。慢慢的,唯竇願意推開原本緊閉的房門,和父母一起看電視、散步。休學半年後,唯竇在家「待的也無聊」,便希望去土校上學——他也參加過土校的夏令營。
把兒子送到土校之後,黃嫻在城市裏「像沒有靈魂一樣遊蕩了七天」,在街上哭,在的士上流淚,在酒店裏自言自語。與此同時,唯竇也在土校經歷了屬於自己的考驗。
一所好玩有愛、自由民主的學校
「做一個有愛的人」,是齊偉對學生的期許。愛,也瀰漫在土校的人與人之間。石梁很肯定地說,在應試教育學校中,「一個朋友都沒有」。小學時的石梁,是一個沈浸在自己世界的孩子。他將晾衣桿想像成長矛,而他自己就是和人決鬥的勇士;在上課走神時盯著桌上的水杯,「就很有意思」。他不關心王者榮耀、tfboys,也難以理解為何班上的其他同學「那麼成熟」,更忍受不了其他男生的滿口黃腔。當他想要融入時,總像是靠近了同極的磁鐵,被排斥開來。
應試學校的老師也總認為石梁是個「奇怪」的孩子。劉華記得,有次石梁擦完玻璃、用手指拭一下後,還把手指放進嘴裏舔一下,「因為他想嚐一下細菌是什麼味道的」。結果班主任給劉華打電話,「覺得他是不是有問題」。五年級時,石梁的爺爺去世了,從小和爺爺一起生活的石梁希望在班會課上分享他對死亡的思考。結果班主任即刻制止:「這麼小的孩子不能分享這麼灰暗的話題!」「但土校的老師就覺得很正常啊!他們本身都有開生死課,專門請了老師跟孩子們講生和死的問題」,劉華感嘆到。
雖然石梁覺得自己也有原因,「當時的情商太低了」。但進到土校後,他很快就交到了朋友,「覺得大家的相處很融洽」。土校實行混齡教學,12到17歲的孩子都在一個班上學;18歲,既是成年,也是畢業。土校會舉辦成人禮,屆時所有學生都要排隊給成人的同學送上禮物。劉華記得,石梁剛進入土校時,「還沒有大到有送禮的意識」,只會給哥哥姐姐說一句話:「今年終於買了本書,哈哈」。但大家並不會因為石梁「在人際關係中的不成熟」而對他另眼相待,反而一樣地對他「尊重、接納、欣賞」。
另一個讓石梁喜歡土校的原因是,「大家能夠聊到一起」。在星星的記憶裏,石梁「有點軸」,經常會在課堂上不停地提問,甚至和老師爭論。但沒人會因為觀點不同而排斥或針對他。
「學校不應該設置敏感區域,任何話題都是可以討論的。」齊偉認為,學生至少應該掌握真實的歷史進程。但也有新生還沈浸在主流的話語體系中。一位同學回憶到,在一次關於「康有為改革」的辯論上,一方反駁「民族主義」的論點,認為當時並無「民族」的概念。一位新同學聽到後,用「五十六個民族團結一致」等論斷把對方「罵了一頓」。不過,當學生在土校學習一段時間後,「事實就赤裸裸地擺在你面前,你沒辦法不接受」,齊偉說。
土校還是一個民主議事、各方參與的社區。校規每學期都會進行檢討,並運用「羅伯特議事規則」邀請師生共同參與制定。
有一次,星星的宿舍因為沒有收拾而被老師拍照,並發到了全校師生的聊天群裏。星星「很不爽」,「我沒收拾是我的問題,但這是我的私人空間,你憑什麼拍照公開?而且還是個男老師進的女生宿舍。」於是在下一次的規則修訂中,她連同其他住校生一起提議,最終將規則完善成:「老師有權檢查宿舍,但必須在宿生在場的情況下,且只能同性老師檢查;同時禁止拍照。」
平等參與、一人一票讓土校的學生們對「規則」有了更辯證的認識。在對「髒話」的規定上,有學生以「言論自由」為理由,提議撤銷「不能說髒話」。星星記得,那位同學的理由是「不能在校規中禁止學生說特定的話語」。雖然星星和齊偉都笑著承認,其中也有學生的私心,「覺得自己管不住,肯定會說」。但在議事規則下,該條議案通過,校規中再無「禁止說髒話」這一條。
「之後那個學期就是個大反彈,所有人都滿嘴髒話」,星星有點無奈。齊偉表示老師們會提醒,但不會強制干預。最後,星星和另一位同學發現,連十二三歲的新同學都開始滿嘴髒話,「真的非常髒」。於是星星連同其他同學一起成立了「不說髒話小組」,每說一句髒話,就做十個俯臥撐。
小組最多時有八個同學,差不多集齊了所有說髒話的人。星星記憶裏最好玩的場景,就是在飯桌上大家聊天,突然有個同學說了髒話,被旁邊的人提醒,「他就會愣一秒,反應過來自己說的髒話,然後搧自己一巴掌,接著做十個俯臥撐」。
雖沒有校規的強制要求,但學生再沒有「滿嘴的污言穢語」了。星星覺得,正是對規則的參與權,讓自己更有行動力,覺得自己可以改變很多事情,所以才主動成立這個小組,改變不滿意的現狀。
「教育系統是某種形式的殺人」
「焦慮、內卷,就是因為不夠多元。」齊偉創建土校,希望探索應試教育外的可能性。齊偉本人是「應試高手」,考上大學後,發現許多同學「精神世界非常乾癟」:他們不讀書,不了解真相,不關心外部世界,只有一兩本《讀者》雜誌,加上電視綜藝節目。但齊偉認為,他們理應擁有無限的潛力,而「教育系統是某種形式的殺人」。
當時「公民氛圍很濃烈」的互聯網給了齊偉認識社會的窗口,大學畢業後,他加入一家教育方面的非政府組織,接觸到許多教育界人士。
一位老師突然湊上來,略顯驚訝地問到:「欸,你們現在還看書啊?」
「我發現體制內外都有和我相似教育理念的人」,看到掌握實權的中學校長仍然願意改革教育,給了齊偉莫大的信心。他從短期的夏令營和冬令營開始試驗,收到家長和學生極好的反饋,「許多學生捨不得走,哭得梨花帶雨」。剛好有一位家長不斷詢問齊偉會否開辦全日制學校,二十出頭的年輕氣盛,讓齊偉開始了土校的辦學。
在老師招募上,齊偉最看重的特點是:有熱情。土校的老師許多是齊偉前一份工作結識的朋友,對教育有志同道合的認知,也掌握特定的專門技能。他們當中,僅有一兩位是應試教育出身。
齊偉認為,應試教育老師授課不同只是表象,更重要的是思維方式和知識結構,「太容易被規訓了」。齊偉曾和一所應試學校合作。在教學討論中,齊偉多次引用自己所閱讀書籍中的內容。一位老師突然湊上來,略顯驚訝地問到:「欸,你們現在還看書啊?」
在齊偉看來,這是一種「不學習」的狀態。土校的老師們則更像是「同學的關係」,在沒有框架束縛的教育實踐中不斷成長。這也是老師們認為「很珍貴的東西」。
為了準備一門全新的課程,齊偉會閱讀大量的論文和參考書,形成自己的「知識數據庫」。但他發現,一些「略作學習就知道的學科名著」,很多資深的應試老師竟未有耳聞。「不僅僅是知識體系,在知識庫上的差別也是巨大的。」
在這樣的傳統教育中,一些學生的教育需求得不到滿足。他們也是土校的主要生源。據齊偉介紹,土校的學生差不多一半是「學習很好,傳統學校滿足不了」、一半是「應試成績很差或是厭學」。除了經濟條件良好,他們的家庭還有一個明顯的特徵:父母雙方至少一個在體制內工作。齊偉猜測,或許是在體制內,反而更清楚地認識到應試教育的弊端。當然,高收入和高社會地位也給了這些家長試錯的底氣,「無論如何孩子也不會混的很差」。
不過,也並不是每一個孩子都能快速適應土校。
被退學兩次之後
進入土校後,唯竇因曠課被強制退學兩次。
在土校,每個學生有100分的「信用分」,違反了校規會扣分,扣到某一分數線以下便會被退學。「規則是事前就告知了的,我們的核心邏輯是學生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齊偉在這方面很嚴格。
唯竇的主要扣分項便是曠課。每天晚上唯竇都會熬夜玩遊戲,以至第二天起不來,一早上、甚至一整天的課程便睡過去了。唯竇每晚都會痛哭流涕,寫下保證書;但第二天又是循環重複的惡夢。
「很崩潰,好不容易找到適合自己的地方。」唯竇喜歡土校的課程。每次睡醒之後聽到樓下教室裏上課的聲音,就讓唯竇抓狂。
齊偉認為,讓唯竇知道底線是非常重要的,「經過退學之後他才會有調整」。
面對唯竇的兩次退學,以及抽菸、喝酒等行為,黃嫻和丈夫「一句責備的話都沒說過」。唯竇一次喝酒之後,給黃嫻打了個電話預告。黃嫻去小區門口接他。唯竇有輕微的酒精過敏,看著兒子像個熟蝦一樣通紅的身體,黃嫻又生氣又自責,她強忍心中的萬千思緒,給兒子沖了杯蜂蜜水,又將他扶到床上蓋好被子。那天晚上,黃嫻和丈夫兩手緊握,「必須要我們倆攜手前進,這個家才能支撐起來,孩子才能慢慢走出來。」
這個過程並非一條直線。當唯竇狀態好轉、開始認真學習,黃嫻就會再次出現「想要逃避」的狀況。「我就會想,他在公立學校的話,是不是就可以考上更好的中學?會有更好的發展?就會開始推卸自己的責任。」
但與之前不同的是,有丈夫聆聽黃嫻的想法。唯竇厭學後,丈夫也從工作上回歸家庭,和兒子談論足球籃球明星,和他一起打羽毛球。「夫妻關係的改善,讓我們家的根基穩了。」
唯竇思考自己最後成功改變的原因,認為最重要的是家庭。「我感受到他們是愛我的,感覺背後有東西在支撐著我,不會放棄我。」另外的力量來自齊偉。齊偉最常對唯竇說的一句是,「要對得起自己」。每次不想寫作業、不想去上課時,唯竇腦中就會迴盪這句話。「受不了,道德壓力太大了,就會去做點事。」
在持續兩年、日夜顛倒的遊戲生活之後,石梁也感受到類似「道德壓力」。這兩年,是他離開應試教育和進入土校之間的兩年,他去了另一所創新學校。這所學校完全不對學生的行為作任何的干預。石梁的生活作息變成了:清早八點吃早飯,之後睡到下午五點起床,玩遊戲至清早八點。從第二年開始,石梁開始感到焦慮,「又不想啃老,又不知道怎麼辦」,「覺得自己明天就要去選個橋洞住下了;選個乾燥點的不會淋雨。」
這也是石梁轉學到土校的原因:他需要有人督促自己學習。「離開應試教育,你會覺得很爽,因為沒人逼你做作業了。但這種爽是不正常的。你需要把思維從『為了應付老師的作業和考試』中脫離出來,變成真的為自己學習。」石梁分析道。
對於這兩年的昏天黑地,石梁和媽媽劉華都不覺得是壞事,反而是人生「重要的一個階段」。劉華認為,這兩年是兒子在應試教育的壓力下的發洩和釋放。當人進入了一個完全自由的環境中,學習動力便會由外轉向內,「所以他當時就在思考,我是不是應該好好學習了」。
土校有一門課程會請來業界文人,與學生對話。愛情、美學、社會、哲學,都在對話的列表中。在和一家連鎖書店的創始人對話中,有學生提問,「無知者無謂,我們真的需要學那麼多嗎?」創始人結合白銀越野事故回答:我們需要重視、敬畏知識。
劉華反思,應試教育沒有給學生思考自己人生的機會。「完全是讓孩子在既定的軌道上不思考地運行。孩子是沒有自我的,他不是生長出來的。」
在廝殺激烈的應試教育系統外,土校給了這群孩子一個自由生長的空間。
直到一群男人的闖入。
「非法辦學」
當時正在上性教育課,學生們分組畫男女生殖器官。授課老師是當地有名的性教育專家。突然,一群中年男人闖進教室,一言不發,拿出手機拍照、錄像。老師嘗試安撫學生,讓大家不受干擾繼續上課。齊偉請他們走出教室,「先別影響學生上課」,但沒有得到回應。
過程持續了十多分鐘,唯竇記得當時自己很害怕,「怕沒學校讀書了」。星星回憶到,「大家都很慌,一邊假裝鎮定繼續畫畫,一邊不動聲色地詢問彼此發生了什麼。」
待到「取證結束」,男人們走到教室外面。原來是教育局以「非法辦學」為由要求土校立即停止辦學,並簽字畫押。教育局給的唯一機會是拿到「培訓學校」的辦學許可。但這需要滿足教育局規定的種種條件,背後是巨大的財力投入。土校沒有這麼多錢,只能放棄。
齊偉召開全校會議,宣布了土校面臨的困境。在入學時,齊偉會給每個家庭說明,學校沒有辦學資質,很有可能遇到被政府查的情況。令人驚訝的是,絕大部分家長表示了支持。「一個創新性的小微學校教育局都不能接納,辦學的環境太惡劣了!」黃嫻說。
星星本以為家長會很保守,沒想到家長們一個接一個站起來表達支持,「讓我想到電影《辯護人》(港譯《逆權大狀》)中的場景,觀眾席上全城的律師一個接一個地站起來說,『我願意成為他的辯護律師!』」
齊偉最初的想法是在城中「打游擊」,「圖書館、書店、咖啡店、博物館,都可以成為我們的課堂。」但仔細思考後他放棄了,「這個方案很打擊士氣,讓學生和老師有種做賊的感覺。」齊偉最終決定,帶著整個學校出發流浪,以旅行為方式開始新學期的學習。
去流浪吧!土校的重生
星星很佩服老師,「把一件人心惶惶、令人絕望的事,變成了一趟旅程」。不過,雖然擺脫了政府的查封壓力,旅程路上卻也是困難重重。
最大的困難,便是過往的教學成果遭到了實踐的挑戰,「非常打臉」。齊偉本以為,經過了系統化的學習,學生理應擁有在博物館中高效、靈活地獲取知識的能力。但實際上卻是走馬觀花,早早逛完,就到出口處玩手機了。加上每天都要換乘各類交通工具,掉隊、丟三落四,各種情況層出不窮。這些都在老師們的預期之外。「哪怕在一個空間裏的教學再怎麼靈活,學生的學習成果還是在他的成長週期裏面」,齊偉分析到,「這次旅程,需要他們加速成長。」
在每晚的分享會上,齊偉要求每位老師必須分享,以此調動學生的表達慾望,形成「學習-反饋-動力-學習」的正向循環。同時,要求學生以「認知-行動-反思」為框架梳理自己的旅程中的經歷。今天學到什麼知識?做了什麼挑戰自己的事?還有哪些可以改進的地方?齊偉記得有個學生的「第一次清單」列了一百多條。再加上遊戲化的設計,旅程中學生們漸入佳境。
唯竇在旅程中的改變是極其明顯的,「連煮飯阿姨都說他『長大了』」。原本連九點上課都會昏睡過去的人,現在可以早上六點起床、一直忙到晚上八點,齊偉感到很欣慰。
讓唯竇一天忙14個小時的,是旅程結束後的展覽。每個學生都根據旅程中的收穫設計一個作品。唯竇的作品叫「六神無主」。在一個類似廟宇的小方格中央擺上了「六神花露水」,周圍則是沿途拍下的寺廟相片,以及網絡紅人孫笑川、楊超越等的圖片。
在作品介紹中,唯竇寫道:
「途中,我們經過了無數寺宇道觀,人們拜的東西,總是奇奇怪怪。他們拜名人的衣冠塚,拜各朝各代文武官員,拜百年石刻,拜千年古樹。人觀我,我觀他人。彷彿不跪倒的荒謬,還要勝過跪倒的荒謬。現代青年以為自己遠離了愚昧,卻只是更換了表象。我們拜萬事萬物,因此即便五體投地,也六神無主。時間真的能改變一切嗎?」
中國人缺少主體性的盲目崇拜又豈止鬼神和明星?「我本來還想加上政治人物的相片的,但被否決了」,唯竇略顯無奈地說道。
星星則和同學一起設計了「隱藏展品」:一塊防滑墊。防滑墊上寫著「Sinistry of Education」,這是教育局(Ministry of Education)的變體。上面一行小字寫著「Another brick in the wall」,這是英國搖滾樂團平克·弗洛伊德的著名歌曲,歌的第二部分的第一句便是「We don’t need no education, we don’t need thought control」,唱出對教育制度的抗議。
防滑墊擺在展覽的入口處,所有來看展的人,知情或不知情,都把教育局踩在了腳下。
會有一個未來,嗎?
如今,即使在土校這樣「離開了洗腦」的地方,齊偉仍感到社會大環境裹挾著土校的小氣候。「(低年齡段學生)對外界事情變化的敏感性(降低),我們能看到一個不樂觀的趨勢。」
「星星他們畢業之後,這些更年輕的孩子,已經缺少時事討論的基礎了」,齊偉感嘆道。一方面是知識不足、難以共情,「如果討論阿富汗,這群孩子完全不知道發生了什麼。」另一方面,土校大部分孩子還是從公立學校轉進來的,對特定的話題有著「底層的恐懼」。
土校的自由維繫在脆弱的運氣上。「只要被舉報,教育局就一定會來查。」儘管如此,齊偉並沒有給入學設置審查,「我們只會從教育層面考慮。比如一個家庭只要一人反對入學,我們就不會收。家庭教育是比學校教育更重要的部分。」這是有教無類的包容性,但在客觀上也增加了辦學風險。有在體制內學校「很優秀的學生」,來了之後說:「你們怎麼能這麼評價偉大的黨!」,憤然離席。最驚險的一次,來自一位因信用分扣完、即將被退學的學生。他拿出錄音筆,威脅到:「敢把我退學,你們上課講的東西我可都給你錄下來了!」幸好齊偉後來通過溝通化解了危機。
「土校意味著一種教育的可能性。它可以死掉,但它的存在可以培養出一批學生,影響一些人,激發更多的後來者去做出類似的嘗試。」這是齊偉接受星星訪問時說的話。當時土校的地址即將面臨拆遷,星星為了紀念土校而寫了一篇未發表的稿件。
但齊偉還是希望土校可以生存久一點,在國內外都建立起學校的辦學口碑。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每個教育都是需要時間積累的」。但在「雙減政策」的來勢洶洶之下,齊偉最近也不斷收到提醒:此次行動不同以往,稍有風吹草動,「對我們來說可能就是滅頂之災」。「(雙減政策)與其說是減負,不如說是管理。它透露的信息是:你要按我的方式做。」齊偉說,雖然表面看上去都是為了讓學生快樂成長,「但我們本質是不同的」。
那麼,從土校畢業的學生,能融入當下的社會嗎?「適應不了的狀態是會長期存在的」,齊偉說,「甚至人和人的鴻溝會越來越大。」但他相信,「我們的學生是在更高層次思考自己的人生」。在就業上,縱使沒有學歷證明,齊偉也自信於學生的實踐和創新能力。如果有大公司在初選階段因學歷刷掉了土校學生,「那也是他們的損失」。
唯竇被一所內地大學和國外大學的「2+2」項目錄取,將進入大學讀書。但他有點擔心自己能否在大學找到興趣。「如果找不到的話,我就離開吧」,唯竇淡淡地說到,「去洗盤子、當服務員都可以,總會有路走的。」他承認,「某種程度上算是」家裏的經濟條件給了自己信心——事實上,從土校畢業的學生,大多選擇了出國留學。
石梁最近在讀《拿破侖大帝》,他對歐洲歷史非常感興趣,在谷歌地圖上做滿了戰爭路線圖的標記;他將繼續在土校的學習,未來希望可以在歷史上深造。劉華相信,從土校畢業之後的石梁,「體驗到了人與人之間的支持和愛」,可以更好地適應社會。
畢業了的星星選擇直接就業,她希望成為一名記者,將去一家媒體實習。面對不確定的未來,她雖然「經常感到風雨飄搖」,但仍然「嘗試享受其中」。她曾經會和同學一起幻想,「如果自己有精英父母,一路包辦,讀藤校進外企過成功人生,會不會很爽?」但她現在覺得這種假設是無意義的:「沒有主體性的介入,再完美的人生都只是一副空殼。」
畢業演講中,星星化用了波蘭詩人扎加耶夫斯基的詩歌,在最後說到:「在不管世界會不會好的某一天,會有我們,會有相遇,會有一個未來」。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出現人物為化名。
文章半程感觉写得过于脱离现实,过于理想化,有些怀疑真实性;或许是自己见识太少了,但我能肯定能进入这种“土校”学习的孩子们家庭条件一定不错,父母的文化和见识水平亦较高,孩子本身亦相对聪明——也就意味着,这种创新型小学校总只能凤毛麟角,只有极少人能有这样的家庭、知识和自身条件的。但里面的教育方式是有不少启发意义的。
无知者无畏错字了
这篇文章所述的内容,我也是第一次听说。通篇读完还是没看出来「土校」在哪个城市。不过一年十万的学费确实不低,换作是我不一定负担得起。看学生里面家境不错的还是颇为不少。我估计起码也是位于中国的一、二线城市。
如果是这个费用,师资我倒觉得不会是多大的问题。显而易见大多数的教育经费并没有被投入场地或硬件设施里面去,那就应该能保证师资力量。
天哪这是我完全不知道的存在,谢谢端。
評論區真的很精彩!我覺得jackhui點出了一些土校的問題,師資肯定是最大的問題。就像文章裡提到的選老師主要看的是對教育的熱情,另外文章中提到的教學場地問題,經費不足,或是面臨取締需要打游擊上課的情況,能有多少教師願意留在土校呢?另外石梁在另一間「創新學校」兩年的「自由生活」也令我警醒。石梁在兩年後醒悟了固然是件好事,但若類似情況的孩子沒有像石梁一樣轉入文中的土校呢?還有文章中提到的退學制度,一大部分的土校學生應該都屬於某種程度上被體制內學校「退學」的學生,若是某些土校把退學當成自身失能的擋箭牌會有多令人遺憾。
但我不認同jackhui所說去北京看創新學校真的就能了解中國的教育創新。jackhui也提到那些學校連在北京都算稀缺資源,能進所謂的北京創新學校的孩子我想應該是非富即貴。而且在我也很懷疑在中國這種基本的學術自由都得不到保證的地方留在體制內能做到多大程度的創新。文章中提到的面臨被退學的孩子拿錄音筆威脅老師的情況我想也給土校這種不應受體制限制的地方造成了不小的寒蟬效應。
我同意土校存在很多問題,但我覺得土校是對現有教育制度的一面照妖鏡,體制內學校有太多不合理甚至可笑卻被視為理所當然的規矩。也許誠如jackhui所說,土校注定小微,無法被大規模複製的制度不論多優秀也許最終註定會被貼上加深教育不平等的標籤,但我認為如文章中的這類土校對探索教育創新的努力不該受到質疑。
如果可以我也很想看到一篇介紹中國的「體制內創新學校」的文章。我很好奇他們在體制內能做到什麼程度的教育創新。
另外我覺得文章中的出現的人物和名字有點多且亂,我看著看著會忘記某個名字是誰需要往回看。
🙂
我从六月份辞职,已经休息了两个月,七月份准备法考,八月份因为参与公共事件停止了法考准备去,开始看别的书,途中百般纠结,但是这20天为我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重新塑造了一个人的主体性,我并不觉得不值得,反而很有意义。我的大脑在让我思考,你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难道人生一定是赢或者输的游戏吗?赢你可以得到什么,输又会失去什么?成为你自己,有独立人格,有思想,不是更加重要吗?浑浑噩噩地活一辈子,对着权力趋炎附势,点头哈腰,对着弱者指指点点,嗤之以鼻,并不会显得自己崇高,有尊严。尊严是你平等对待他人,才能换来的。
非常精彩的文章,增長見識了。
讓我想起另外一篇報道裡同樣與眾不同的日本小學。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10601-international-open-minded-japan-primary-school-vs-mainstream-societal-values/invite_token/ECItXKIQCZ/
這太有意義了,這才是真正有價值的學校!教會孩子如何賦予自己的生活意義。
文章的记者完全不理解主流中国家长的现实。除去一二线城市,大部分家长就是认为小孩是自己的附属,学校的目标是教育出听话的小孩。如果开放这种另类办学,他们更可能把小孩送去文章那样讲人文关怀的土校,还是讲三纲五,君臣父子的旧式私塾?
想要实践人文关怀,这类学校应该先从吸收一线城市有经济基础,思想开明家庭的孩子开始;而不是来自底层,长大后需要扎实就业技能的孩子。前者输得起,后者输不起。
感覺有點像台灣的森林小學、全人國中,是說中國自學的制度嗎?
好文章,原来在我所不知道的地方还发生着这样的事情。
jackhui,是没心情跟你再这里纠缠无聊的话术。你爱怎么认为怎么认为,别把自己当铁拳,走着瞧咯,铁拳总有砸到你的一天,到时候大家一定笑嘻嘻。
@Edward 因为你欣赏一所学校,仅仅因为其反抗主流。同样一个教育理念,只要是“与主流相关”,你就不欣赏了。这种不是“只为反抗欢呼”是什么?
jackhui你真的很好笑,特别喜欢自己脑补,到底从哪里看出来我在为“这种反抗欢呼”?尤其“欢呼”这个词,不是明明适用于你这类天天为铁拳一次次砸下来无理由支持欢呼的人么?我前面写了那么多段,都是在表达为这种土校遭致扼杀而忧虑,怎么就读出来我在欢呼,真是有意思。还有你那堆空话套话,没劲得很,装腔作势义正严辞,比新闻联播还无聊,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哪里来的领导干部呢。
jackhui 教育是習大人說了算,到你這東西說嗎
我批评的正是你这种“单为其反抗主流而欢呼”的论调。
学校教育创新看其理念,文章不关注其教育理念本身是啥就算了(很可能土校“教育家“们本身也说不清楚)。我举出正规教育中采用类似理念的学校,你居然说我模糊论点?就非要“没有教育资质”的学校才是优秀学校吗?
教育理念不是一个人随便想想,有诚意就能做出来的东西。教育是一门学科,很多教育家在研究的内容。以中国现在的科研实力,有哪种教育理念没有正规学校在实践才是奇事。
很多这种土校,就是办学者一知半解了解到一些教育理念片段,自以为创新就开始动手,无法获得办学资质是应该的。我不否认也许部分土校确实来自优秀教育家的,但从这群无法进入主流的教育家平均水平而言,我不认为“土校”这个标签有什么好夸的。
除了满足“叛逆”的愿望以外,实际上一点好处都没有。
培养公民和培养工具是两回事
坦克杀猪=时代革命,光复猪圈?
rsk就是類似咁
坦克杀猪 = 64+坦克+王維林或北京人?
这篇文章的角度对于我而言是很好的,因为我从来不知道已经有人在做着这样具有实验性意义的事情。
但与此同时,也像文章中所说的这样,这样的创新是少数小众的。而更多的处境是关于在体制内学校就读的学生生活会怎么样(感觉应该结合到中国的阶层结构和薪资情况综合评价),该政策出台后,还有没有政策指示出大陆教培行业的工作人员有走向哪里的机会(因为最近出台了很多政策),或者目前而言,这就是无解的困境。
感觉还有很多角度是可以讨论的(虽然在政策才出台的时候,很多事情已经被翻来覆去说烂了。),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希望端可以提供给我更多视野的信息。
感谢工作人员,调研、写稿和编辑都辛苦了。
什么叫坦克杀猪
jackhui北京人好特別,坦克殺豬的北京人,勁,向你學習哦,。
jackhui 北京這麼好,為何香港人不去讀啊,俾錢我都唔會去,啊,北京可學坦克豬是什麼嗎。
一句话来说就是你根本就在试图模糊文中土校的“创新”和你口中“创新学校”“实验学院”的“创新”并试图把两者对等,很抱歉两者根本不具有对等性,再创新的学校只要在体制内的也很难做到文中土校的创新模式,尤其里面有一段,说有些体制内的好学生在土校抗议“抹黑伟大的党”,可见土校的教学模式绝对不像体制内在党国一体的洗脑模式之下把意识形态教育无时不刻地“渗透”进所有课程。我之所以用“渗透”这个词是参照了今年8月教育部一场发布会,印发《革命传统进中小学课程指南》并明确提出“革命传统教育以思想政治、语文、历史三科为主,艺术学科有重点地纳入,其他学科有机渗透”。所以“渗透”是官方承认的表述。因而土校必然不会也不可能成为主流,这只是在目前传统教育模式之下想喘口气并换种思路的家长和学生们试图逃离的一种选择,一种多元的途径。至于你什么“自由教育模式会导致教育不公平”的胡话,实在懒得反驳了,是的,全管起来最符合你的教育理念,所以你真的很适合活在中国,适合关在笼子里被铁拳管一切的模式,就不要去妄想指责这些想逃离目前教育模式的这些老师学生和家长了,燕雀安知鸿鹄之志……
jackhui,跟你讨论问题真的很累,因为你永远顾左右而言他,而且总是片面地选择性摘取使用某些利于自己立场的观点去妄图佐证。回你的第二段,首先,不知你是否清楚你对这类学校“必然少数”的表达实际已经和你前几楼“一大堆规模大的实验学校”自相矛盾,所以你也知道能摆脱应试教育教学模式框架的学校本来就是极少数,并且正因为他们不是主流,因此才会被边缘被主流模式追剿严禁,所以并不存在“一旦被接纳并推广的”“一旦”,这些少数会永远是少数,因为——话又说回来了——在中国,自身就有自主独立意识的家长也是少数,还不是被传统教育模式戕害的么?回你的第三段,如果你真正认真读过并且理解了这篇文章,你绝对不会把文中的“创新”理解为你所说的什么“不排名不设重点班”,只是你选择使用这些来模糊文中真正的“创新”这个关键词——脱离体制洗脑教育、强调师生平等及自由民主、强调建立学生主体意识建设独立人格培育独立思考能力、教导学生会爱会生活精神丰盈、提高人文审美教学比重。至于对你轻飘飘一句我只在北京所以其他地方不了解,只想回你一句“何不食肉糜”,你的话不正说明了你本身就隶属或者曾经从某些既得利益群体中获益,所以你当然无法代表文中这些小地方的少数群体。文章作者深入调查研究了这些故事和现象,你既无调查,又不生活在具有严苛的应试教育普遍适用范围的地区,并没什么资格指责文中这类教育模式不符合你心中的所谓体制内的“创新”“实验”。你根本从头到尾都在自相矛盾,而且大话大词说得再好,也只是你的一贯维护统治利益和官方话语的作风的又一次展现罢了。
”自由式教育“的一个问题,便在于过于依赖教师水平,难以规模化。应试教育将教育内容统一,使得在全国层面至少教育内容上是平等的。这种方式降低了教师的自由度,但减轻了全国因优秀教师资源造成的平等。”自由式教育“的推广只会使教育资源进一步不平等。
你以为除了我说的教育部下的实验中学,中国就没有学校实现这种”自由化“教育理念了吗?才不是,有教育资质的那些叫国际学校,或者正常学校的国际部。
而且这种教育模式,即使在北京都属于稀缺资源,能进入这些学校任教的都是教师里的高薪阶层。拥有这个实力进行这种教育,却没有资源支持办学校的老师应该很少,大多数都是听说了这种教育理念,但是这种学校不招的那批老师。。。。
@Edvard 名叫实验学校的并不一定是实验学校,或者只是曾经是实验学校。我只的是现有的那一批。我举例北京我是因为我人在北京,其他城市抱歉我不了解。
而且创新学校本就必然是少数,不然创新在哪里?一旦一个模式被接纳并推广,就被成为“应试教育”的一部分了,无论这个模式本身来自哪个创新学校。
过往一个学校如果“考試結果不排名、不公佈、不傳播、不设重点班”,会被视为其”创新“。然后教育部接纳这个政策并推广,其他采纳这个政策的就成为了应试教育的一部分了。所以是没办法让全国普遍得到”创新教育的”,当文中教育理念被教育部接纳并推广,就会被称为“应试教育”了。
jackhui 香港教育當然落後,所以好多人走了,不是去北京,而是英國,加拿大 還真是奇怪。
jackhui你认真看了文章吗?恐怕第一段都没仔细看就急着输出自己的那点“充满立场”的见识了吧……这篇文章题目叫逃离“应试教育”,麻烦你好好看看。并且,作者已经在文章前几段写了本文讨论的创新学校是“离开教育体系的”“无法获得官方学历认证”,你所谓的“实验学校”哪个不是官方体系下的?你自己上过实验小学中学吗?实验在哪创新在哪你能讲清楚?我自己中学就是实验学校毕业的,就是普通中学,什么实验不实验创新不创新的,根本没区别。你一举例就是北京的学校,其实恰恰说明了中国教育资源极其不平等且对某些地区甚至片区严重倾斜的事实。是啊,天龙人上的学校普通人能比么?前几天看到网上一个帖子说到北京史家教育集团的小学生们开运动会,在鸟巢举办、中国奥委会副主席宣布开幕、连国旗护卫队都有、十多个奥运冠军做嘉宾、宋世雄解说等等等等……一句话,所谓素质教育普通人根本玩不起,可不就只能挤破头走“应试教育”的独木桥么?普通人就只能是衡水中学的灌输型应试教育模式。某些含着金勺子出生的天龙人天生就有自己抱团自己玩儿的权利,北京四中人大附之类的天龙学校学生生活可以接轨外国学校,学习轻松而且有各种丰富多彩的娱乐活动,一年推20多清华名额,其他省份一年连几个清北名额都没有,清北在北京拥有高达1.1%的录取率,其他省份大致在0.03%-0.12%。这篇文章写不就是这些没有诞生在天龙家庭却希望获取更优质且不在应试框架下减少洗脑的教育资源的学生么?然而结局是什么,我们都已经看到了。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進課程教材指南》。你們有放入教程嗎?
雖沒有校規的強制要求,但學生再沒有「滿嘴的污言穢語」了。星星覺得,正是對規則的參與權,讓自己更有行動力,覺得自己可以改變很多事情。
仅凭这点就可以查封了
“土校”有点像罗马帝国后期的基督教传教士,传播理想拯救世人的同时却是在瓦解着帝国的统治根基,难怪要被排挤成非法办学
创新教育的其中一个问题是难以获得办学资质,完全是记者预设的结论吧。
如果你从了解中国创新教育角度切入,一大堆规模大的实验学校摆在那里。只有加上“小微”,才能形成“中国教育缺乏创新”的结论。实际上我在北京看见的教育理念创新,比香港多多了。香港教育发展其实已经落后了。。。。
未获得办学资质是因为”小微“而不是”创新“吧。就文中所列的办学理念而言,我在北京就看见好几所学校在实验啊(脱离应试教育,但并非国际学校的实验学校。当然实验的方向似乎并不只有“脱离应试教育”这个选项)。你以为教育部的要求只是拍脑袋的吗?这些原则是在不少学校实践出来的。。
端想讲”创新教育“的话,能不能去了解一下北京那几所实验学校的情况(其他城市应该也有)。
创新是一回事,允许”小微“办学是另一回事。降低办学门槛的话,出现的可能并不只是创新学校,更有可能的是一些水平低误人子弟的烂校。。。
这样学校很边缘,教学理念肯定是符合人的需求的,上这样的学校绝对不是绝大多数家长的选择,探讨起来意义有限,希望能从绝大多数应试教育中探讨问题,开阔思路,找到一个平衡,让学生们能顺利长大。
真好的分享,讓人好感動。讀的過程中會擔心孩子們如何回歸主流教育(大學),但到最後,我相信他們總會想出解決的辦法。
你要觉醒了,那你就是全民公敌了。
“没有主体性的介入,再完美的人生都只是一副空壳”,有被这句话感动到,希望我们每个人都称为一个实心的人。
六神无主,为什么放孙笑川的照片啊?
这些孩子的教育是特权,自由在这个国家就是类似特权存在。历来统治者想要人民只是类似工具而已。
90后的中产阶级不会喊减负的,怎么世袭原来阶级才是第一要务。
90年代就喊減負 等90後都成為家長了 還喊減負 你會發現這個國家從來沒有進步過
很好的学校,很好的愿景,只是希望以后有一天不出身于富足家庭的孩子也有机会接受这样的教育。希望这些同学(出国了之后)能记得把火花传递下去,而不是像大部分有钱人家的孩子那样(在国际高中和美国大学都见过太多了)成为看不到自己特权的、精致麻木的利己主义者。
作为中国的土地上或许唯一一所不进行洗脑教育的学校,成为当权者的眼中钉几乎是必然的。极权体制之下,怎可容忍这种对学生进行思想启蒙的教育方式呢?当权者只需要不会思考死读书的螺丝钉罢了
唯窦的那段“昏暗的两年”,我也经历过。当我看见他的成长过程时,我能感受到很强的共鸣。
谢谢你,让我看到在这个窒息的社会里面还那么一丝生气。
以及接下来将会有各种帽子会扣上来,做好准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