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应试教育

【编者按】7月，中国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要求各地不再审批新的校外培训机构，现有培训学校一律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并禁止上市融资。在教学内容上，禁用境外教材。

8月31日，中国教育部印发《关于加强义务教育学校考试管理的通知》，要求一、二年级不能进行纸笔考试，其他年级原则上只组织一次期末考试。考试结果不排名、不公布、不传播，不得根据考试成绩设置“重点班”。

一系列教育改革政策，是否真的能缓解内卷、降低育儿成本，又触及到中国应试教育系统的哪些痼疾？这个9月，端传媒推出“中国教育专题”，试图从教培行业、职校教育、创新教育等领域回答上述问题。今天是专题的第一篇，讲述一群人逃离应试教育系统的故事。

星星坐在离开宿舍的出租车上，眼里潮浪翻涌，“窗外的树像海水一样往后退去”。她正式从学校毕业了，不过，星星不会收到由教育局认证的“高中结业证书”，她甚至连初中结业证书都没有。初三那年，她离开应试教育体系，进入了这所创新学校。

创新学校与应试教育学校相区别，教育理念更多元，有的强调回归自然，有的注重家校共融，有的以传统文化为教学内容，有的则希望中西交汇。在中国大陆，创新学校数量少、规模小，多在法律灰色地带生存，无法获得官方认可的学历证明。在2018年的《中国创新小微学校调查报告》中，作者共收集到147所学校的信息，其中还有不少是非全日制或只提供幼儿教育。在调查的23所学校中，大部分在2012至2016年间创办，学生总数多在50人以下，且均未获得合法的办学资质。

星星和同学称学校为“土校”。它是一个两层公寓、只有160平方米，“像是传销组织在小屋里窝藏了十几个人”。即使之后场地换到郊区，还拥有了一个自建的篮球场，看起来还是“土里土气的”。没有光鲜亮丽的校门，没有宽敞整洁的教室——甚至课桌在饭点时分就会变成餐桌。但这个只有二十多个师生的土校，成了星星眼里的家。

她最喜欢“英文歌”课。在课上，她第一次接触到Beatles（披头士）、Joan Baez（琼·拜亚）、Pink Floyd（平克·佛洛伊德），“属于刘姥姥进大观园了”。星星笑称之前“只听QQ音乐三大巨头”（指在QQ音乐排行榜中长期排名靠前的歌手，公认的前三位为许嵩、汪苏泷和徐良）。

土校的创办人齐伟说，自己开这门课，希望通过音乐“摩耳朵”来提高学生的审美。“很少有青春期的孩子不喜欢音乐，但大部分只抓到了流行的尾巴。”同时，大部分人对声音“无意识地接受”也让齐伟担心：一些宣传正是利用这一特点，让人们“不知不觉就接受了一些来路不明的观点”。

在课上，齐伟以经典歌曲为引，既听音乐，也学英语，更可以认识历史。比如，在讲Bob Dylan的Blowin’ in the wind时，齐伟会讲创作背景和Bob Dylan的生平，还和同学们讨论了诺贝尔文学奖。

好玩——是齐伟对土校课程的第一要求。同时，也要有综合、多元的内容，可以给学生提供动手实践和合作学习的机会。

星星说，这门课让自己爱上了音乐。她常用的一款音乐App显示，去年一年星星听了九百多个小时的音乐。“我人生的很多时刻都有音乐与我共振，很感谢这门课给我打开这样一扇门。”

在来到土校之前，星星在城市郊县的一所公立学校读书。离开的那天，她没有哭，反而长舒一口气：“像逃离了一座监牢一样”。

老师常说：“希望未来扫大街的不是你”

星星曾是老师寄予厚望的中考种子选手。但升入初三后，她的成绩下滑到班级后半段。面对数学、物理课，只能在“听不懂、成绩差、更加听不懂”的死循环里打转。她找不到日复一日刷题的动机：“为什么要学这么深？我将来真的用得到吗？”——在这份发给老师和父亲的试卷中，她没有获得满意的答案。

父亲交了白卷。他是夜班的士司机。每晚在家中陪伴星星的，只有空荡荡的客厅和凄凉的日光灯。

老师给出了“标准答案”，字正腔圆、每日向星星重复：好好学习，你才能有个好工作。星星记得老师经常说的一句话：“希望未来扫大街的不是你”。

学校有“太多‘让你更像一个学生的样子’的规定要去遵守”，星星说，穿什么、用什么、去哪里，都在学校的监管范围之内。

星星决定逃离。此前，在姑姑的推荐下，她参加了土校办学团队举办的夏令营和冬令营。“在那里得到了本应是权威的老师的尊重，对一个十三四岁的孩子来说太罕见了。”

她第一次和父亲谈起去土校上学的想法，被父亲拒绝，所约定的“一个月后再看”也被遗忘。父亲无法接受在他认知领域之外的冒险，加上家中的经济条件难以负担一年十万元的学费——父亲的月收入只有一万不到。

为了显示决心，星星初三的寒假作业“一个字都没写”。父女俩大吵一架，星星在开学后也拒绝去上学。姑姑尝试解释创新学校毕业后仍然有谋生之道——她的儿子也在另一个创新学校读书。齐伟也和父亲长谈了半天，同意将学费降低到可承受的范围，并允许分月缴付。父亲最终同意了星星的逃离。

同样决定逃离的，还有当时在私立小学读五年级的石梁。石梁自小就是“自然生长”，反而成了同学中的异类。小学一年级第一天，石梁的妈妈刘华就接到班主任打来的电话，语气中满是责备：“你怎么当的家长！”原来，班上所有小朋友都在开学前就提前学会了写汉字；只有石梁一个人，在“把黑板上的家庭作业抄写下来”的环节发愣。刘华赔上笑脸道歉，“好的好的，是的是的”。不过，在一家创新教育机构工作的她，从没放弃自己的教育理念。

儿子出生后，刘华开始钻研“什么样的教育可以让孩子发展得更好、身心更加健康”。她表示华德福教育给了自己很大的启发。

华德福教育 （Waldorf education）

“我对孩子没有太多期待，做一个普通人就行。”在别的家长用补习班和兴趣班塞满孩子的周末时，刘华带着儿子去郊区游山玩水，聊天喝茶。儿子升入小学五年级后，学校加开了晚自习，晚上八点半左右才能离开学校。但这并不意味着学习的结束，老师要求家长“监督孩子们复习”，还要“拍照上传”。石梁对这个环节一无所知，因为八点半放学后，妈妈就带着他去逛商场、喝奶茶了。“我都是最近才知道！我妈从来没让我做过”，石梁笑道，“但我现在回想起来，真的好恐怖。”

“恐怖”、“可怕”——石梁再三用类似的词语形容管理严格的应试学校。每天上学，他就在期盼着放学。做作业、考试也只是为了“完成老师的任务”。五年级后，美术课、体育课这些可以提供喘息的时间，全部被语文和数学占满了。自此，早上七点起床，到晚上八点半放学，就只有语文和数学两门科目。“我真的顶不住了。”五年级上了一半，石梁选择离开。

母亲站在窗边，以生命相胁：“你不写作业，我就从窗户跳下去”。

当被问到“让孩子离开应试教育，你权衡了什么”时，刘华笑着答到，“哎呀不好意思，我没权衡。孩子不想去上学了，我觉得那就算了呗。”在刘华的记忆里，每周一的石梁都是愁眉苦脸，直到周五才会舒一口气。“孩子的健康快乐才是最重要的嘛！”刘华自己也不想再经历和老师谈话时的“恐惧”，“不管你在工作中是个多么自信、骄傲的人”，见到老师都像“老鼠见到猫一样”，“好像全都是我们的错”。

星星和石梁遭遇的情况并非特例。

在中国北方一所小学任职心理老师的黄娴说，她接触到的许多孩子都有压力过大、甚至厌学的情况；家长往往难以意识到问题根源。黄娴给四年级的学生做过一次沙盘游戏，目的是缓解期末考试的紧张。一个孩子摆出了教学楼、课桌和书本。他说，“这是在复习、准备中考”。“一个连初中都没上的孩子能有多少对中考的了解？”黄娴感叹道，“肯定是他的父母给他灌输了很多很多（中考的焦虑），从而在沙盘里体现了出来。”

“孩子们其实承担了大人的焦虑”，黄娴说。她对这句话深有体会。

在成为一名全职心理老师之前，黄娴做过小学语文和数学老师，也当过班主任。儿子唯窦进入初中后，成绩下滑，不愿写作业。“我看过的好孩子太多了，觉得他和好孩子的差距还很大”。黄娴所说的好孩子，就包括唯窦的同班同学，尤其是同事的孩子。“他学习差就意味着我没面子。”

于是，逼迫、责骂、甚至殴打，都围绕着唯窦的成绩和作业展开。夜半时分，唯窦还在边哭边写作业，母亲站在窗边，以生命相胁：“你不写作业，我就从窗户跳下去”。除了心理折磨，唯窦也遭受了肢体暴力。一次冲突爆发，丈夫把儿子“连打带踹，从椅子上提起来，扔到床上，又从床上提起来，扔到地上”。在黄娴的记忆里，这次让儿子进医院的暴力之后，他就不愿去学校了。

唯窦旷课两周后，来家访的班主任把黄娴“痛骂了一个多小时”。“你怎么能对儿子说出那样的话！”黄娴还记得班主任的愤怒，“我作为一个母亲都想冲下楼来打你几巴掌！”黄娴认为，是班主任把她“骂醒了”。

她和丈夫连续上了十天的家长课程；又购买了大量的心理和家庭教育书籍。黄娴意识到，自己把原生家庭的创伤，强加在了儿子身上。黄娴的父母关系不佳，姐姐从小名列前茅，考出本地，远走高飞。她却从小学到大学都成绩平平，只能留在当地。黄娴觉得，局限的发展空间和压抑的亲子关系，都是自己成绩差的结果。婚后，丈夫忙于工作，黄娴的生活重心全部倾斜在儿子身上。她不甘心。三十多年积累的失落、不和谐、不满意，终于在儿子不写作业的时候爆发了。

黄娴决心改变，“要接纳他的现状，不去要求他，一点一点温暖他。”唯窦两次被退学后，在家日夜颠倒地玩游戏，黄娴几乎没有干预过。她只会提醒儿子要认真吃饭。慢慢的，唯窦愿意推开原本紧闭的房门，和父母一起看电视、散步。休学半年后，唯窦在家“待的也无聊”，便希望去土校上学——他也参加过土校的夏令营。

把儿子送到土校之后，黄娴在城市里“像没有灵魂一样游荡了七天”，在街上哭，在的士上流泪，在酒店里自言自语。与此同时，唯窦也在土校经历了属于自己的考验。

一所好玩有爱、自由民主的学校

“做一个有爱的人”，是齐伟对学生的期许。爱，也弥漫在土校的人与人之间。石梁很肯定地说，在应试教育学校中，“一个朋友都没有”。小学时的石梁，是一个沈浸在自己世界的孩子。他将晾衣杆想像成长矛，而他自己就是和人决斗的勇士；在上课走神时盯着桌上的水杯，“就很有意思”。他不关心王者荣耀、tfboys，也难以理解为何班上的其他同学“那么成熟”，更忍受不了其他男生的满口黄腔。当他想要融入时，总像是靠近了同极的磁铁，被排斥开来。

应试学校的老师也总认为石梁是个“奇怪”的孩子。刘华记得，有次石梁擦完玻璃、用手指拭一下后，还把手指放进嘴里舔一下，“因为他想尝一下细菌是什么味道的”。结果班主任给刘华打电话，“觉得他是不是有问题”。五年级时，石梁的爷爷去世了，从小和爷爷一起生活的石梁希望在班会课上分享他对死亡的思考。结果班主任即刻制止：“这么小的孩子不能分享这么灰暗的话题！”“但土校的老师就觉得很正常啊！他们本身都有开生死课，专门请了老师跟孩子们讲生和死的问题”，刘华感叹到。

虽然石梁觉得自己也有原因，“当时的情商太低了”。但进到土校后，他很快就交到了朋友，“觉得大家的相处很融洽”。土校实行混龄教学，12到17岁的孩子都在一个班上学；18岁，既是成年，也是毕业。土校会举办成人礼，届时所有学生都要排队给成人的同学送上礼物。刘华记得，石梁刚进入土校时，“还没有大到有送礼的意识”，只会给哥哥姐姐说一句话：“今年终于买了本书，哈哈”。但大家并不会因为石梁“在人际关系中的不成熟”而对他另眼相待，反而一样地对他“尊重、接纳、欣赏”。

另一个让石梁喜欢土校的原因是，“大家能够聊到一起”。在星星的记忆里，石梁“有点轴”，经常会在课堂上不停地提问，甚至和老师争论。但没人会因为观点不同而排斥或针对他。

“学校不应该设置敏感区域，任何话题都是可以讨论的。”齐伟认为，学生至少应该掌握真实的历史进程。但也有新生还沈浸在主流的话语体系中。一位同学回忆到，在一次关于“康有为改革”的辩论上，一方反驳“民族主义”的论点，认为当时并无“民族”的概念。一位新同学听到后，用“五十六个民族团结一致”等论断把对方“骂了一顿”。不过，当学生在土校学习一段时间后，“事实就赤裸裸地摆在你面前，你没办法不接受”，齐伟说。

土校还是一个民主议事、各方参与的社区。校规每学期都会进行检讨，并运用“罗伯特议事规则”邀请师生共同参与制定。

罗伯特议事规则（Robert’s Rules of Order）

有一次，星星的宿舍因为没有收拾而被老师拍照，并发到了全校师生的聊天群里。星星“很不爽”，“我没收拾是我的问题，但这是我的私人空间，你凭什么拍照公开？而且还是个男老师进的女生宿舍。”于是在下一次的规则修订中，她连同其他住校生一起提议，最终将规则完善成：“老师有权检查宿舍，但必须在宿生在场的情况下，且只能同性老师检查；同时禁止拍照。”

平等参与、一人一票让土校的学生们对“规则”有了更辩证的认识。在对“脏话”的规定上，有学生以“言论自由”为理由，提议撤销“不能说脏话”。星星记得，那位同学的理由是“不能在校规中禁止学生说特定的话语”。虽然星星和齐伟都笑着承认，其中也有学生的私心，“觉得自己管不住，肯定会说”。但在议事规则下，该条议案通过，校规中再无“禁止说脏话”这一条。

“之后那个学期就是个大反弹，所有人都满嘴脏话”，星星有点无奈。齐伟表示老师们会提醒，但不会强制干预。最后，星星和另一位同学发现，连十二三岁的新同学都开始满嘴脏话，“真的非常脏”。于是星星连同其他同学一起成立了“不说脏话小组”，每说一句脏话，就做十个俯卧撑。

小组最多时有八个同学，差不多集齐了所有说脏话的人。星星记忆里最好玩的场景，就是在饭桌上大家聊天，突然有个同学说了脏话，被旁边的人提醒，“他就会愣一秒，反应过来自己说的脏话，然后搧自己一巴掌，接着做十个俯卧撑”。

虽没有校规的强制要求，但学生再没有“满嘴的污言秽语”了。星星觉得，正是对规则的参与权，让自己更有行动力，觉得自己可以改变很多事情，所以才主动成立这个小组，改变不满意的现状。

“教育系统是某种形式的杀人”

“焦虑、内卷，就是因为不够多元。”齐伟创建土校，希望探索应试教育外的可能性。齐伟本人是“应试高手”，考上大学后，发现许多同学“精神世界非常干瘪”：他们不读书，不了解真相，不关心外部世界，只有一两本《读者》杂志，加上电视综艺节目。但齐伟认为，他们理应拥有无限的潜力，而“教育系统是某种形式的杀人”。

当时“公民氛围很浓烈”的互联网给了齐伟认识社会的窗口，大学毕业后，他加入一家教育方面的非政府组织，接触到许多教育界人士。

一位老师突然凑上来，略显惊讶地问到：“欸，你们现在还看书啊？”

“我发现体制内外都有和我相似教育理念的人”，看到掌握实权的中学校长仍然愿意改革教育，给了齐伟莫大的信心。他从短期的夏令营和冬令营开始试验，收到家长和学生极好的反馈，“许多学生舍不得走，哭得梨花带雨”。刚好有一位家长不断询问齐伟会否开办全日制学校，二十出头的年轻气盛，让齐伟开始了土校的办学。

在老师招募上，齐伟最看重的特点是：有热情。土校的老师许多是齐伟前一份工作结识的朋友，对教育有志同道合的认知，也掌握特定的专门技能。他们当中，仅有一两位是应试教育出身。

齐伟认为，应试教育老师授课不同只是表象，更重要的是思维方式和知识结构，“太容易被规训了”。齐伟曾和一所应试学校合作。在教学讨论中，齐伟多次引用自己所阅读书籍中的内容。一位老师突然凑上来，略显惊讶地问到：“欸，你们现在还看书啊？”

在齐伟看来，这是一种“不学习”的状态。土校的老师们则更像是“同学的关系”，在没有框架束缚的教育实践中不断成长。这也是老师们认为“很珍贵的东西”。

为了准备一门全新的课程，齐伟会阅读大量的论文和参考书，形成自己的“知识数据库”。但他发现，一些“略作学习就知道的学科名著”，很多资深的应试老师竟未有耳闻。“不仅仅是知识体系，在知识库上的差别也是巨大的。”

在这样的传统教育中，一些学生的教育需求得不到满足。他们也是土校的主要生源。据齐伟介绍，土校的学生差不多一半是“学习很好，传统学校满足不了”、一半是“应试成绩很差或是厌学”。除了经济条件良好，他们的家庭还有一个明显的特征：父母双方至少一个在体制内工作。齐伟猜测，或许是在体制内，反而更清楚地认识到应试教育的弊端。当然，高收入和高社会地位也给了这些家长试错的底气，“无论如何孩子也不会混的很差”。

不过，也并不是每一个孩子都能快速适应土校。

被退学两次之后

进入土校后，唯窦因旷课被强制退学两次。

在土校，每个学生有100分的“信用分”，违反了校规会扣分，扣到某一分数线以下便会被退学。“规则是事前就告知了的，我们的核心逻辑是学生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齐伟在这方面很严格。

唯窦的主要扣分项便是旷课。每天晚上唯窦都会熬夜玩游戏，以至第二天起不来，一早上、甚至一整天的课程便睡过去了。唯窦每晚都会痛哭流涕，写下保证书；但第二天又是循环重复的恶梦。

“很崩溃，好不容易找到适合自己的地方。”唯窦喜欢土校的课程。每次睡醒之后听到楼下教室里上课的声音，就让唯窦抓狂。

齐伟认为，让唯窦知道底线是非常重要的，“经过退学之后他才会有调整”。

面对唯窦的两次退学，以及抽烟、喝酒等行为，黄娴和丈夫“一句责备的话都没说过”。唯窦一次喝酒之后，给黄娴打了个电话预告。黄娴去小区门口接他。唯窦有轻微的酒精过敏，看着儿子像个熟虾一样通红的身体，黄娴又生气又自责，她强忍心中的万千思绪，给儿子冲了杯蜂蜜水，又将他扶到床上盖好被子。那天晚上，黄娴和丈夫两手紧握，“必须要我们俩携手前进，这个家才能支撑起来，孩子才能慢慢走出来。”

这个过程并非一条直线。当唯窦状态好转、开始认真学习，黄娴就会再次出现“想要逃避”的状况。“我就会想，他在公立学校的话，是不是就可以考上更好的中学？会有更好的发展？就会开始推卸自己的责任。”

但与之前不同的是，有丈夫聆听黄娴的想法。唯窦厌学后，丈夫也从工作上回归家庭，和儿子谈论足球篮球明星，和他一起打羽毛球。“夫妻关系的改善，让我们家的根基稳了。”

唯窦思考自己最后成功改变的原因，认为最重要的是家庭。“我感受到他们是爱我的，感觉背后有东西在支撑着我，不会放弃我。”另外的力量来自齐伟。齐伟最常对唯窦说的一句是，“要对得起自己”。每次不想写作业、不想去上课时，唯窦脑中就会回荡这句话。“受不了，道德压力太大了，就会去做点事。”

在持续两年、日夜颠倒的游戏生活之后，石梁也感受到类似“道德压力”。这两年，是他离开应试教育和进入土校之间的两年，他去了另一所创新学校。这所学校完全不对学生的行为作任何的干预。石梁的生活作息变成了：清早八点吃早饭，之后睡到下午五点起床，玩游戏至清早八点。从第二年开始，石梁开始感到焦虑，“又不想啃老，又不知道怎么办”，“觉得自己明天就要去选个桥洞住下了；选个干燥点的不会淋雨。”

这也是石梁转学到土校的原因：他需要有人督促自己学习。“离开应试教育，你会觉得很爽，因为没人逼你做作业了。但这种爽是不正常的。你需要把思维从‘为了应付老师的作业和考试’中脱离出来，变成真的为自己学习。”石梁分析道。

对于这两年的昏天黑地，石梁和妈妈刘华都不觉得是坏事，反而是人生“重要的一个阶段”。刘华认为，这两年是儿子在应试教育的压力下的发泄和释放。当人进入了一个完全自由的环境中，学习动力便会由外转向内，“所以他当时就在思考，我是不是应该好好学习了”。

土校有一门课程会请来业界文人，与学生对话。爱情、美学、社会、哲学，都在对话的列表中。在和一家连锁书店的创始人对话中，有学生提问，“无知者无谓，我们真的需要学那么多吗？”创始人结合白银越野事故回答：我们需要重视、敬畏知识。

刘华反思，应试教育没有给学生思考自己人生的机会。“完全是让孩子在既定的轨道上不思考地运行。孩子是没有自我的，他不是生长出来的。”

在厮杀激烈的应试教育系统外，土校给了这群孩子一个自由生长的空间。

直到一群男人的闯入。

“非法办学”

当时正在上性教育课，学生们分组画男女生殖器官。授课老师是当地有名的性教育专家。突然，一群中年男人闯进教室，一言不发，拿出手机拍照、录像。老师尝试安抚学生，让大家不受干扰继续上课。齐伟请他们走出教室，“先别影响学生上课”，但没有得到回应。

过程持续了十多分钟，唯窦记得当时自己很害怕，“怕没学校读书了”。星星回忆到，“大家都很慌，一边假装镇定继续画画，一边不动声色地询问彼此发生了什么。”

待到“取证结束”，男人们走到教室外面。原来是教育局以“非法办学”为由要求土校立即停止办学，并签字画押。教育局给的唯一机会是拿到“培训学校”的办学许可。但这需要满足教育局规定的种种条件，背后是巨大的财力投入。土校没有这么多钱，只能放弃。

齐伟召开全校会议，宣布了土校面临的困境。在入学时，齐伟会给每个家庭说明，学校没有办学资质，很有可能遇到被政府查的情况。令人惊讶的是，绝大部分家长表示了支持。“一个创新性的小微学校教育局都不能接纳，办学的环境太恶劣了！”黄娴说。

星星本以为家长会很保守，没想到家长们一个接一个站起来表达支持，“让我想到电影《辩护人》（港译《逆权大状》）中的场景，观众席上全城的律师一个接一个地站起来说，‘我愿意成为他的辩护律师！’”

齐伟最初的想法是在城中“打游击”，“图书馆、书店、咖啡店、博物馆，都可以成为我们的课堂。”但仔细思考后他放弃了，“这个方案很打击士气，让学生和老师有种做贼的感觉。”齐伟最终决定，带着整个学校出发流浪，以旅行为方式开始新学期的学习。

去流浪吧！土校的重生

星星很佩服老师，“把一件人心惶惶、令人绝望的事，变成了一趟旅程”。不过，虽然摆脱了政府的查封压力，旅程路上却也是困难重重。

最大的困难，便是过往的教学成果遭到了实践的挑战，“非常打脸”。齐伟本以为，经过了系统化的学习，学生理应拥有在博物馆中高效、灵活地获取知识的能力。但实际上却是走马观花，早早逛完，就到出口处玩手机了。加上每天都要换乘各类交通工具，掉队、丢三落四，各种情况层出不穷。这些都在老师们的预期之外。“哪怕在一个空间里的教学再怎么灵活，学生的学习成果还是在他的成长周期里面”，齐伟分析到，“这次旅程，需要他们加速成长。”

在每晚的分享会上，齐伟要求每位老师必须分享，以此调动学生的表达欲望，形成“学习-反馈-动力-学习”的正向循环。同时，要求学生以“认知-行动-反思”为框架梳理自己的旅程中的经历。今天学到什么知识？做了什么挑战自己的事？还有哪些可以改进的地方？齐伟记得有个学生的“第一次清单”列了一百多条。再加上游戏化的设计，旅程中学生们渐入佳境。

唯窦在旅程中的改变是极其明显的，“连煮饭阿姨都说他‘长大了’”。原本连九点上课都会昏睡过去的人，现在可以早上六点起床、一直忙到晚上八点，齐伟感到很欣慰。

让唯窦一天忙14个小时的，是旅程结束后的展览。每个学生都根据旅程中的收获设计一个作品。唯窦的作品叫“六神无主”。在一个类似庙宇的小方格中央摆上了“六神花露水”，周围则是沿途拍下的寺庙相片，以及网络红人孙笑川、杨超越等的图片。

在作品介绍中，唯窦写道：

“途中，我们经过了无数寺宇道观，人们拜的东西，总是奇奇怪怪。他们拜名人的衣冠冢，拜各朝各代文武官员，拜百年石刻，拜千年古树。人观我，我观他人。仿佛不跪倒的荒谬，还要胜过跪倒的荒谬。现代青年以为自己远离了愚昧，却只是更换了表象。我们拜万事万物，因此即便五体投地，也六神无主。时间真的能改变一切吗？”

中国人缺少主体性的盲目崇拜又岂止鬼神和明星？“我本来还想加上政治人物的相片的，但被否决了”，唯窦略显无奈地说道。

星星则和同学一起设计了“隐藏展品”：一块防滑垫。防滑垫上写着“Sinistry of Education”，这是教育局（Ministry of Education）的变体。上面一行小字写着“Another brick in the wall”，这是英国摇滚乐团平克·弗洛伊德的著名歌曲，歌的第二部分的第一句便是“We don’t need no education, we don’t need thought control”，唱出对教育制度的抗议。

防滑垫摆在展览的入口处，所有来看展的人，知情或不知情，都把教育局踩在了脚下。

会有一个未来，吗？

如今，即使在土校这样“离开了洗脑”的地方，齐伟仍感到社会大环境裹挟着土校的小气候。“（低年龄段学生）对外界事情变化的敏感性（降低），我们能看到一个不乐观的趋势。”

“星星他们毕业之后，这些更年轻的孩子，已经缺少时事讨论的基础了”，齐伟感叹道。一方面是知识不足、难以共情，“如果讨论阿富汗，这群孩子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另一方面，土校大部分孩子还是从公立学校转进来的，对特定的话题有着“底层的恐惧”。

土校的自由维系在脆弱的运气上。“只要被举报，教育局就一定会来查。”尽管如此，齐伟并没有给入学设置审查，“我们只会从教育层面考虑。比如一个家庭只要一人反对入学，我们就不会收。家庭教育是比学校教育更重要的部分。”这是有教无类的包容性，但在客观上也增加了办学风险。有在体制内学校“很优秀的学生”，来了之后说：“你们怎么能这么评价伟大的党！”，愤然离席。最惊险的一次，来自一位因信用分扣完、即将被退学的学生。他拿出录音笔，威胁到：“敢把我退学，你们上课讲的东西我可都给你录下来了！”幸好齐伟后来通过沟通化解了危机。

“土校意味着一种教育的可能性。它可以死掉，但它的存在可以培养出一批学生，影响一些人，激发更多的后来者去做出类似的尝试。”这是齐伟接受星星访问时说的话。当时土校的地址即将面临拆迁，星星为了纪念土校而写了一篇未发表的稿件。

但齐伟还是希望土校可以生存久一点，在国内外都建立起学校的办学口碑。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每个教育都是需要时间积累的”。但在“双减政策”的来势汹汹之下，齐伟最近也不断收到提醒：此次行动不同以往，稍有风吹草动，“对我们来说可能就是灭顶之灾”。“（双减政策）与其说是减负，不如说是管理。它透露的信息是：你要按我的方式做。”齐伟说，虽然表面看上去都是为了让学生快乐成长，“但我们本质是不同的”。

那么，从土校毕业的学生，能融入当下的社会吗？“适应不了的状态是会长期存在的”，齐伟说，“甚至人和人的鸿沟会越来越大。”但他相信，“我们的学生是在更高层次思考自己的人生”。在就业上，纵使没有学历证明，齐伟也自信于学生的实践和创新能力。如果有大公司在初选阶段因学历刷掉了土校学生，“那也是他们的损失”。

唯窦被一所内地大学和国外大学的“2+2”项目录取，将进入大学读书。但他有点担心自己能否在大学找到兴趣。“如果找不到的话，我就离开吧”，唯窦淡淡地说到，“去洗盘子、当服务员都可以，总会有路走的。”他承认，“某种程度上算是”家里的经济条件给了自己信心——事实上，从土校毕业的学生，大多选择了出国留学。

石梁最近在读《拿破仑大帝》，他对欧洲历史非常感兴趣，在谷歌地图上做满了战争路线图的标记；他将继续在土校的学习，未来希望可以在历史上深造。刘华相信，从土校毕业之后的石梁，“体验到了人与人之间的支持和爱”，可以更好地适应社会。

毕业了的星星选择直接就业，她希望成为一名记者，将去一家媒体实习。面对不确定的未来，她虽然“经常感到风雨飘摇”，但仍然“尝试享受其中”。她曾经会和同学一起幻想，“如果自己有精英父母，一路包办，读藤校进外企过成功人生，会不会很爽？”但她现在觉得这种假设是无意义的：“没有主体性的介入，再完美的人生都只是一副空壳。”

毕业演讲中，星星化用了波兰诗人扎加耶夫斯基的诗歌，在最后说到：“在不管世界会不会好的某一天，会有我们，会有相遇，会有一个未来”。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出现人物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