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香港電台不再鏗鏘，記者離場：不是不想堅持，是我們沒得再做了

6月的一個下午，《鏗鏘集》編導鍾嘉寧和同事一起吃午飯。「那個星期真的是出奇地平靜。」他們不約而同地想着，希望安然度過這個下午。飯後，電話彈出監製的訊息，通知團隊傍晚要到公司開會，鍾嘉寧隱約覺得會有大事發生。

當《鏗鏘集》員工回到位於九龍塘的香港電台大樓，管理層下達指示，要他們停工。一個月後，團隊中3位公務員及以6位合約制編導正式離職。在港台工作多年的鍾嘉寧不久前也選擇離開。離職當天，她收拾歷年的工作紀錄、同事貼在文件上的一張便利貼，深夜環顧空蕩蕩的辦公室，「真的散了，這個節目的班底真的四散了。」她想到留守的同事翌日上班時，整張工作桌上，就只剩下他一個人。「是這個時期的《鏗鏘集》的終結，」她說。

曾經，她以為這樣在港台記錄時代是可以做到老的。2020年6月，港台時事諷刺節目《頭條新聞》因戲仿警察、遭投訴並停播，今年3月起，《鏗鏘集》、《議事論事》、《視點31》、英文節目《The Pulse》等香港電台公共事務組的節目，亦陸續傳出停播、抽調節目，或撤換主持。此時，新任廣播處長（即香港電台首長）、前民政事務局副秘書長李百全上任僅僅5個月。

港台走過香港奮進建設的時期，亦見證1980、1990年代的中英談判，以及香港主權移交的重大時刻。踏入千禧，更大的民主呼聲浪潮掩至，同時中港政策及文化交融，電台旗下的公共事務組積極回應中國議題。2019年反修例運動和國安法在香港打開全新面貌，港台裏的新聞工作者終於要反過來面對自身的命題——在1990年代無法走上自主路途的港台，在政治的激流中難以獨善其身。

1. 改造

前《鏗鏘集》監製李賢哲離職當天，組員們在大樓天台穿上黑白色球衣，球衣胸前印有Hong Kong Connection（節目英文名稱）的字樣。李賢哲的球衣是紅色的，他在九龍塘的湛藍天空下高舉一個足球，笑容綻爛，儼如球隊隊長。

李賢哲離職，源於今年5月管理層與團隊爭拗「不談政治、只談民生」的風波。據了解，團隊早前建議有關六四、以及721元朗白衣人襲擊事件的節目製作計劃，被管理層否決，後者指《鏗鏘集》日後只可做民生議題。李賢哲後來提出請辭。

據各方消息，自3月新廣播處長李百全上任以來，團隊需要在製作前提交製作大綱的計劃書；製作後，節目也要預先給由廣播處長和幾位高層管理人員組成的九人編委會審視。此外，據了解，監製需要自行決定是否就某些故事申請「爭議題材」的審批，填寫訪問題材、受訪對象及其背景資料、是否有刑事紀錄、編導是否有刑事紀錄或曾否被投訴等。

鍾嘉寧說，「前期、中期、後期，我們都要不斷報告。」在這氛圍下，自我審查滲入了每一個製作節點，「我如何寫計劃書上去才可以過關？你好難不去質疑自己，其實即是在自我審查吧？我就是為了想（節目）出到街，於是取悅他。」

3月起，《鏗鏘集》製作被抽調的消息接二連三，據了解，暫時無法播出的包括講述大學學生會斷莊（即學生組織因種種原因而沒有內閣上任）的《青春的一場修煉》、探討網媒生態的《記者出路》，而一集拍攝保釣人士羅就聞國歌落淚的節目，港台亦已送交律政司審查是否違反國歌法。此外還有新興政團、網媒定義、47人案家屬、黃藍KOL（意見領袖）和回顧南丫海難等專題，分別完成後未播出、或碰上停工而暫停製作，或已提交題目但未獲明確指示批准製作。

其中，《青春的一場修煉》訪問了前中文大學學生會幹事會內閣「朔夜」，也訪問到建制派立法會議員容海恩及劉國勳。及後港台發言表示，編委會當時共抽起3個節目，包括該集《鏗鏘集》，因為議題具爭議性，但未能做到持平、不偏不倚及真確準繩。而節目內容中有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的決定》及港區國安法等有不準確的描述，有可能抵觸法例；此外，又指有節目雖然訪問不同立場人士，但內容大多只側重其中一方言論。

原訂於4月初播出的《記者出路》一輯，則透過訪問眾新聞中國組、Hong Kong Free Press記者探討網媒營運困難，及後被管理層要求增加「藍媒」如「港人講地」的訪問；惟製作團隊認為選材無關黃藍、難以加入沒有讀者訂閱費計劃的媒體，最終節目未有播出。

「他們（管理層）真的會：這個bite不要了、這個受訪者不好……或者他會覺得這人說話沒什麼建設性，只得個鬧字。」鍾嘉寧說，「我要改多少？如果我想跟他bargain，我還有沒有時間？你改，你就知道自己妥協了。做記者沒人會想這樣妥協。」她覺得，那時製作人員仍然能據理力爭地按新聞內容反建議；但及後，這些新聞討論也沒有了，落入更為行政性質、條文性質的停工指示。

亦有一名前員工指，「（管理層）4月、5月也不會再解釋了。最難接受就是故事被抽起，還要沒原因。」《鏗鏘集》原班底加上合約員工由最初約14人，共剩下5人。

「到了一個完全無事可做的階段。我繼續坐在這個崗位，意義在哪裏？」鍾嘉寧說，「不是我們不想堅持，是我們沒得再做了，」

港台節目前編導岑子朗指，近月港台內部的溝通一反以往透明的做法。在此之前，製作出現問題，團隊一般先組內解決，或向總監求助，甚至可直接向助理廣播處長、處長查詢。岑指，現在九人編委會的設立使員工無法知悉誰發出指示，決定自編委會開始，由上而下經部門主管傳遞，層層保密，各層不能越級查詢。

製作人員陷入無法追究權責、也無法向外講述狀況的困境。岑子朗說，「用九人編委會建立單向、機密的傳播途徑，瓦解了資訊的流通和大家的合作，亦都使很多同事孤立無援。編採上，如果我們連老闆為何cut我們製作都不知道，完全是運作不到。這也製造了組和組之間的、甚至同事和同事之間的隔膜、分離……令很多人噤聲，根本沒有討論。」

岑子朗記得，有次監製開會後告知大家有製作拍攝獲批，大家開心得不斷拍手，那一刻岑心裏難受得很。「我們在扭曲的制度下，發覺走不到便爬過去，然後發覺爬到，於是我們很開心，不斷拍手——因為我們能爬過去啊！」這位前員工說，「那些製作最終仍然是停了。」

端傳媒就以上說法向港台查詢，港台回覆指節目製作及播放安排屬港台編輯決定，而根據《香港電台約章》，港台編輯自主，不受商業、政治及／或其他方面的影響，港台就其編輯事宜不作評論。

香港電台從今年3月起開始改頭換面。2月，香港電台「管治及管理檢討報告」出爐的同一天，時任廣播處長、資深傳媒人梁家榮宣布提早解約。3月，前民政事務局副秘書長李百全接任這身兼總編輯職務的新處長職位，他過往並未有傳媒工作的經驗。

處長替任後，港台的人事調動陸續出現，震盪在公共事務組尤其明顯。公共事務電視部成立於1970年，旗下除製作《鏗鏘集》，亦雲集各個招牌長壽節目，包括1989年啟播的政治諷刺節目《頭條新聞》、1980年起戶外直播的政治討論節目《城市論壇》等等。

早前捲入不同政治和司法事件的公共事務組記者，陸續迎來了風暴的尾聲。曾在記者會上要求特首林鄭月娥「講人話」的《視點31》主持、記者利君雅因被重啟投訴調查，不獲續約；英文時事節目《The Pulse》記者唐若韞訪問世衛事件，引發商經局批評港台有違「一個中國」原則，她最終離職。而前《鏗鏘集》合約編導蔡玉玲在製作《7.21誰主真相》後，成為香港新聞界首名因查車牌被告且罪成的記者。

半年以來，不少行內有名的資深總監及監製紛紛離職，其中有公共事務組總監王祿霞、《頭條新聞》監製廖慧玲、《香港故事》監製方曉山、《議事論事》高級監製薛友德，都在李百全上任當天呈辭。在管理層級別，時任助理廣播處長（電台及節目策劃）周國豐和時任署理助理廣播處長（電視及機構業務）區麗雅均已呈辭。

與此同時，港台管理層也陸續出現新臉孔，其中兩人曾為資深政務官。前行政署長蔡潔如出任新設的廣播處長顧問一職，這是有時限的短期兼職合約職位，主要負責就編輯管理等提供意見；而前商經局助理秘書長張恩慈則出任高級經理（特別支援）。翻查港台架構，香港電台亦新設「創意組」，為副廣播署長旗下部門，協助實施新節目計劃。

公共事務節目的調動亦隨之以來。這一年，港台傳出停播或中止製作的節目包括《頭條新聞》、《視點31》、《左右紅藍綠》、《The Pulse》、《五夜講場》；曾被抽調節目的包括《鏗鏘集》、《香港故事》；撤換主持的包括《議事論事》。後來，港台更刪除在YouTube、Facebook等社交平台上播出已屆一年的影片，包括多集公共事務組節目，引發市民自發備份。

鍾嘉寧說，「全方位在整治公共事務組。」

她說，得悉管理層要求只拍民生議題後的一段日子，團隊仍在想辦法繼續拍攝。「好，你不讓我碰政治嘛，我就做些好的民生故事。大家還是有少少向前看。」但是鍾嘉寧沒想到管理層指示團隊停工。現在，原班底編導負責整理節目存檔，港台則另覓外判團隊頂上製作，播出包括講述麒麟文化、認知障礙症和神功戲等政治色彩淡薄的專題。

「我還在想像那種放血式的死亡——開始不准做政治，民生就慢慢掐住你啦。」她用手在頸前輕輕一劃，「但是（停工）那一下，對我來說就是宣布了死亡。」

2. Speakers’ Corner

1987年，在銅鑼灣維多利亞公園的一角，仍在讀書的潘達培站在《城市論壇》拍攝場地裏蹲下身子，把咪高峰遞給一個嬸嬸。她接過咪高峰，大聲講述對醫療失誤的不滿，情急之下吐出口裏一副假牙，假牙在潘的眼前掉到地上去。

他記得，當時的主持吳明林跟嬸嬸說：明白、明白，你留下等節目完結後，有人會找你。後來加入《鏗鏘集》工作近20年的潘達培說，「當時香港電台就是扮演一個這樣疏導的角色——有一個通氣口在，大家可以去發表意見，去申冤。」

踏入1982年，中英就香港前途問題展開會談。市民由最初透過大氣電波投訴渠務、醫院膳食，逐漸變為分享對香港前途問題的看法。前港台主持人李鑾輝在《香港廣播七十五年專輯》書中憶述，當時市民致電烽煙（phone-in）節目《八十年代》的來電，高峰時期有近每天200個。「那時候，政府也好，議會也好，把節目當成聽取民意的工具。」

另一個促進民眾參與的港台經典節目《城市論壇》，同在這個時候啟播。倫敦海德公園自1866年起有一角落名叫Speakers’ Corner，人們在這裏示威、高聲發言；1980年，第一位華人港台廣播處長張敏儀建議港台做屬於香港人的Speaker’s Corner，考慮到華人不習慣主動說話，每次均會邀請嘉賓參與。當時，港英政府警務處長曾反對，指節目會引發暴動，最終港台試行製作成功，終獲政府批准。

幾年後，張敏儀再參考英國BBC轉播國會答問的電台節目Prime Minister’s Question Time，提議港台轉播立法局會議。當年港台比BBC更早轉播議員答問的影像，成為節目《議事論事》。她在港台的專訪《理想的年代》中這樣說：「很多市民坐電車經過立法局，卻不知道裏面的議員在討論什麼。是應該讓他們知道。」

在政治氣氛相對開放的年代，港台對任何新事物都躍躍欲試，也取得了公眾的信服。根據香港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的追蹤研究，1997年，港台在市民心中的公信力排在眾多媒體中排名第一，及至2019年電視業務更替、網媒冒起，港台仍然排名首三之內。2019年1月至2020年2月，《鏗鏘集》網上觀看數超過3610萬次、《頭條新聞》超過2000萬次。

首播於1978年，《鏗鏘集》首兩年主要拍攝本地民生議題，混合戲劇和訪問形式，涵蓋婚姻、殯葬、運動、青少年到治安等民生故事。四年後，香港捲入中英談判，《鏗鏘集》製作不少移民紀錄片，包括獲亞太廣播聯盟電視大獎的《移民何價》。八九民運後，編導張國良和監製蕭景路製作《悲哀的香港人》一集，以戴卓爾跌倒、鄧小平拍手的場景拉開序幕，走訪李柱銘、梁振英，也記錄下移民香港人的眼淚，這齣紀錄片至今仍然不時被分享、重溫。

90年代，媒體的鏡頭隨着港人的關注，開始更多聚焦中國大陸，《鏗鏘集》製作講述香港製造業北上設廠、東莞的經濟發展、大陸爛尾樓事件、大陸人移居來港等等專題。當年，《鏗鏘集》超越港台電視劇，成為當時最受歡迎的港台節目。

前編導潘達培當年也曾多次返往大陸，包括在2010年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後，避開公安耳目尋訪郭玉閃、陳子明、曾金燕等人，報導劉獲獎後對維權人士的鼓舞——那仍然是新聞紀錄片百花齊放的年代。2003年，深圳致麗玩具廠大火十周年，當時潘達培跟着生還者陳玉英飛往泰國勞工博物館，又回到重慶忠縣的家鄉尋訪死者家屬，籌備十周年紀念展覽。

由於事發工廠屬香港公司旗下，不少電視台派記者跟進。「無論是亞視《時事追擊》、無綫《新聞透視》、《星期X檔案》和《鏗鏘集》，你做致麗玩具廠大火，我又做致麗玩具廠大火。正是關注工業安全，大家都在問：香港人上大陸開廠，是不是在做奴隸式的工廠、不顧工人生死的工廠？還是你作為僱主、投資方，是不是有責任？」

潘達培說，「美好的年代，我們的年代是大家都在良性競爭，大家都在各施各法。」

多年來，有志於新聞製作的年輕人亦仰望港台，每年暑假的實習一席競爭激烈。「我一直都很想入港台，很想做電視部，小時候家人就會看公眾事務組節目。」當年有機會到香港電台《鏗鏘集》工作，從新聞系畢業的鍾嘉寧去應徵，隨後收到取錄的電話，媽媽比她更高興。「正啊！剛剛freshgrad（畢業生）什麼都不介意，做妹仔也很開心。」

鍾嘉寧隨後數年跟着各編導到處工作，經常為了找到一個好故事，花費超乎想像的時間。她試過與導演，兩三晚拿着簡單器材，呆在公廁跟10個清潔工談薪酬、談工作環境。「有些導演真的是跟受訪者做朋友、聊天，哪怕有些東西是跟主題無關，但原來要經歷一個挖得如此深的過程才開始拍攝，」鍾嘉寧說，「我覺得他們真的是有那種關懷，他們知道拍紀錄片是記錄人的故事。」

露宿者議題開始進入大眾眼球的那些年間，她跟拍過一個露宿者從被食環署洗地清場、收走身份證和家當等困境，直到慢慢找到工作、住進劏房；也有一個受訪者，在拍攝過後向她要飯錢。訪問當中的掙扎，觀眾不知道：「跟這些社群接觸，拍攝出來有多真實？我會不會太pro（傾向）他們？或者太critical？真的不簡單，你經常到街上去也進入不到他們真實的世界。」

訪問播出後不久，第一位露宿者收到房屋署告知獲派公屋單位，「難得正面的結局，」她說，「有時候真的不知道是哪一個時刻，在他們身上發生了些事，改變了。」

不論是人權議題或民生故事，《鏗鏘集》總會不時回訪。1997年後的一年直至近年，《鏗鏘集》一直委託中大香港亞太研究所做年度民意調查，了解市民對社會政策、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信心。「這是鏗鏘集長壽節目的好處，這是它的使命，」鍾嘉寧說，「用這樣的一個長度，你回看才有意思。」

3. 金飯碗

43年前的第一集《鏗鏘集》，是講述公務員困惑的《金飯碗》。1996年，他們又做了一輯「九七倒數#2─夾縫中夾縫」，記錄香港公務員面對過渡期的左右為難。

鍾嘉寧說，「有時拍紀錄片就像預言書一樣。」

香港電台每年由政府撥款，現隸屬商務及經濟發展局，以公務員為骨幹，也聘請不少合約員工。建制派一直有聲音認為港台是政府轄下媒體，卻在爭議事件上未做到客觀、中立。2013年，政府申請撥款60億港元、興建香港電台新大樓，就成為民主派和建制派之間的拉鋸戰，最終申請被建制派在立法會內投票否決。

2014年雨傘運動後，建制團體「正義聯盟」手持標語前往港台大樓抗議，批評《鏗鏘集》和《頭條新聞》等節目支持「佔領中環」、分化香港，「一面倒聲音，而你是拿政府公帑去做，」當時團體召集人李偲嫣說。數年來，類似的示威愈加頻密。

「回歸以前，我們早已預計到這一天的到來。」資深前港台製作人員曾昭然說，「港台的問題是它總戴着兩頂帽子，一頂是傳媒，一頂是政府部門。在過去的日子裏，我們更傾向依照一個正式傳媒的操作，多於一個政府部門。」

但他指，前廣播處長鄧忍光在2012年做了兩件事，把港台拉近政府部門：要求製作程序緊貼其他政府部門做法，把彈性降至最低。曾昭然以買機票外訪突發新聞為例，「（趕上）第一班飛機是傳媒的操作，按既定程序是政府部門的工作，」他說，「用這種正當的手法阻礙你工作。」第二件事是作管理層的繼任部署時，避免讓編採出身的員工擔當重要職位。「晉升一個人大概需要部署5年時間。換言之，今時今日（訪問時值5月）港台的人事組成，是當年他（鄧忍光）所種下的，」他說。

港台啟播近百年，命運緊扣香港的時局。1928年開台時，香港電台隸屬郵政系統，只有一個播音室、一個客廳和一個機房。日治結束後，港台移交政府公共關係處（新聞處）手上，直至1954年才成為獨立部門，由廣播處長主管，但新聞仍然由新聞處負責供稿和編輯。火紅的70年代前後，六七暴動、保釣事件、艇戶事件及金禧中學事件相繼爆發，劇烈的政治矛盾中，不乏有人指斥政府利用港台作宣傳工具。已故民主派領袖司徒華曾經在回憶錄《大江東去》中提到，1970年代初文憑教師爭取合理薪酬，港英政府利用港台節目譏諷及污衊示威教師。

那些年間，時任廣播處長布祿士（Donald. E. Brooks）遊說政府把港台轉為更公共性的廣播機構，也主張港台要有「建設性的批評」；接任的何國棟 （James Hawthorne）亦力推港台的新聞自主。適逢當時港英政府在六七暴動後想達致有效管制，逐步改組民政司、成立廉政公署等，1973年政府新聞處亦撤出廣播大廈，港台新聞部正式獨立。

不過，記者理想中的港台，是真正編採自主的公共廣播（Public Service Broadcasting ）。1984年《聯合聲明》簽署後兩年，廣播事業檢討委員會建議，香港電台的電台部和電視部脫離政府，改組成獨立公司，由董事局管理，而董事則由港督委任。港台要成立公共廣播公司、非公務員化的未來如箭在弦，管理層為此積極籌備多場研討會，廣邀傳播界重要人物討論公營機構的角色。

發展並不如港台所願。著手推動公司化的前廣播處長張敏儀曾在訪問中回憶，1988年港台與布政司開會，達致「幾乎可以通過獨立的方案」，但當時衞生福利司黃錢其濂急忙衝進去，指如果港台先改組，會影響其時醫管局牽涉二萬幾人的談判細節。張敏儀考慮過後，決定先讓路予醫管局。

不過半年，八九民運及六四事件爆發，中英關係急劇轉變，港台轉型一事成為雙方之間的博弈籌碼。1992年，港台公司化被帶上中英聯合聯絡小組討論，中方反對，認為往後特區政府也需要政府的電台。根據民間團體本土研究社整理的最新英國解密檔案，英方也曾一度形容港台公司化，是與中方政治角力的「協商籌碼」（bargaining counter）。經過約8年爭議，港英政府1993年正式擱置港台公司化的建議。

歷史的轉折舖墊了港台未來的遭遇。「由於97問題，我們困住了，但仍然沒有放棄。」曾昭然說，港台人在1990年代主動與政府簽署「架構協議」、「諒解備忘錄」，以及制訂「節目人員製作守則」，訂明編輯自主、也強調會遵守局方制訂的節目標準，嘗試「貼近一個公共廣播機構的運作。」

「有些事情即使你做了也可能不會發生，但若你不去嘗試就一定不會發生。」回想港台公司化的未竟之路，他說，「我們在尋找如何透過新聞去實踐公義，就是這樣簡單。」

假若當年港台成功爭取，又能否抵擋現時的局面？2006年、2007年間，港台公司化討論捲土重來，資深傳媒人黃應士帶領的「公共廣播服務檢討委員會」提議港台轉為「香港公共廣播公司」，設立15人內的董事局，其中包括行政總裁、員工代表及各界人士，主責監察，而管理層編採自主。各界的成員由提名委員會處理，但最終一如其他法定機構由特首委任。

然而時至今天，不少由特首委任的人士引發社會爭議不斷，大學校委會、校董會等例子可見一斑。曾昭然坦言，即便港台當年轉型成功，在政治漩渦面前，「都是抵擋不了，但可以抵擋更長的時間，因為它要做更多的工作才能達到現時的效果。」

2003年，政府推23條引發50萬人大遊行，潘達培和《鏗鏘集》同事前往拍攝，「7.1由朝到晚，人們不知道喊了多少句董建華下台。」在節目片段中該呈現多少句「下台」的口號？製作團隊爭論不休，「如果我們真的要反映現實的話，沒有可能只用一句，兩句的分別是什麼，三句又如何呢？」最終版本刪剪剩三句，仍然惹來時任廣播處長朱培慶致電責問，指節目出街後他備受壓力。其後，團隊仍然沒有停止爭辯：究竟六句剪到三句是否自我審查？

拉扯一直存在，但潘認為當時的管理層至少是「有些胸襟」——後來他和朱培慶再次就當年區議會選舉、建制派大敗後應否報導年輕人參政再次爭辯，朱最後僅說了一句Let’s go ahead。「編採的過程是，在經驗底下，我們嘗試琢磨這微妙的判斷、這一秒兩秒的事情。今天回望簡直是烏托邦，還可以有reasoning（推論），還可以專業先行討論，他們仍然是有一份自知，有一份自制，不會用盡擁有的權力。今日是用盡的。」

據《一起廣播的日子》一書，前港台中文台長陳惠民憶述有港督曾在錄音室大罵： “I don’t want my dog to bark me.” 「港英年代又好，回歸之後也好，我們都要面對政府的壓力，」潘達培說，「我們從來是想反映事情，政府用怎樣的態度處理民情，這是政府的責任。」

他記得，2006年政府再次討論港台公司化時，有同事擔憂失去穩定前景，也有同事「覺得我們真真正正可以免於政治的影響、免於商業的影響」，為着終於可以丟失金飯碗而高興。

4. 落差

2012年立法會選舉，港台英文台前員工蘇靖林一邊看着泛民和建制派激烈競爭，一邊製作選舉節目。對她來說，港台價值之一的持平（Impartiality），已經內化到每一個工作步驟裏去。她想着《選舉條例》、《廣播條例》、《香港電台約章》，想着通訊事務管理局規定如何處理選舉節目的air time（播出時間），「我要考慮的只有這些而已。」

四年之後，本土派代表人物梁天琦參與新界東立法會補選，那時公民黨派出楊岳橋，民建聯派出周浩鼎，又有中間派方國珊，「那個階段頗值得回憶，是那種政綱上的百花齊放，」她說。

那些年間，港台前編導岑子朗在其他媒體工作，她總覺得雖然《鏗鏘集》很大牌子、很殿堂級，很能啟迪思考，但未必很有迴響，也因為多年製作模式沒有大變、缺少衝擊，她當時仍然有種感覺，「《鏗鏘集》會被淘汰，沒什麼人看」。

然而，監製李賢哲的加入改變了《鏗鏘集》的定位。他引入不同類型的記者，交織節目原本主打深度特寫、人物訪問的招牌內容，也使專題更快回應時代。2019年反修例運動中，《鏗鏘集》拍攝了多集影響深遠的專題故事，其中包括翻查多段721元朗白衣人襲擊事件閉路電視的調查報導《7.21誰主真相》，拼湊當晚白衣人出沒的行蹤以及深入尋訪元朗鄉村；也是這一集調查內容，把前編導蔡玉玲送上了法庭。

示威爆發的時間，蘇靖林最深刻的是港台上下對前線同事的支援和關愛，而記者們也很警惕在敏感的時期，更要做好持平和專業，「我們更盡力地找建制派，找不同陣營的人去做訪問。我們不可以被情緒影響判斷，我們依然要站在冷靜的位置去報導新聞。」她說，「當時管理層對我們的提醒是：小心。不是要小心什麼（政治壓力），而是要小心自己的安全，看顧自己的同僚，一起好好互相照顧。」

港台的記者費煞思量轉變、持守專業，然而新聞界的眼前路越發難走。

國安法立法以來，香港媒體變動不斷，先有《有線新聞》空降高層、裁員引發員工總辭，《蘋果日報》多名管理層被控國安法還柙、並停止營運，再有NOW新聞台空降管理層並有資深高層離職。在新聞界工作多年的曾昭然說，本地傳媒在反修例運動後面對的，是直切面與橫切面的整治，「第一是騰籠換鳥，頑皮的人要換走，這是每間傳媒都發生的事。還有很重要的直切面就是立法，他們立國安法後，現在準備假新聞立法。」

「香港電台一直面對的問題，不是香港電台的問題，而是香港問題的反映、縮影，」他說。

十數年前，前港台製作人員方以臻在立法會外，與其他記者等待時任政務司司長許仕仁，當年政改方案通過機會不大，「記得有《蘋果》記者對他大喊『你是不是在等死？』，那時覺得他很rude，但許仕仁又好像沒什麼，只是笑一笑，」方說。

每天清晨7點多，方以臻到政府總部等候參與行政會議後的官員，同場在等候的還有很多弱勢團體的老人們，正準備向官員遞信請願。當一整個行政會議班子步下樓梯時，「每一個行會成員我們都可以扑咪，也可以向他大喊，他有時都會答的，特首、高官更加是。」（編按：「扑咪」，即記者手持咪高峰做非預約的訪問）

方以臻說，「你就會覺得，整個空間，或者連官員的胸襟也是Okay的。」

但是，方以臻說近日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的記者會，是由對方設置好的，「我們要去一個會議室的空間，她喜歡就可以進來，或者有東西要講就會進來。」

蘇靖林也記得，曾蔭權做財政司司長的年代，「我像個怨婦一樣常常在後面跟着他。他有次在舊政府大樓問我：『喂，又是你？』，我說：『你現在回答的話，晚餐就不用見到我』。他便說，『嗱嗱臨啦！』（快點啦！）」在她看來，政府和傳媒之間的衝突自2014年開始，並在近年惡化，「連行政長官都不用理會我們了，那其實各級司局長已經不需要理會我們了。」

4月，港台播出由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主持的「選委界別分組面面觀」，節目由特首辦及新聞處負責製作。「比1973年以前還要差——1973年以前你還可以讀（政府的新聞稿），現在連讀也不能了。」曾昭然說，「現在不同了，保持中立也不夠，你必須站在他的一方，除非你沉默。這是大前提，你是負責宣傳的。」

在曾昭然看來，港台仍然會以現時的政府部門形式存在，將來和新聞處的關係也不清楚，「everything under control，不要再想什麼editorial independence（編採自主）了。」在這種狀態下，他認為管理層也許會審視製作時再提高「安全系數」，但是，「不做政治做民生，但什麼是民生？疫症是民生，但內裏也牽涉很多政治。」

2016年那場立法會選舉，蘇靖林回憶，「當時我們去報導這次選舉，沒有人會走來跟我們說，要怎樣去特別處理梁天琦這一個人，沒有的。」她頓一頓後說，「但是……如果你今天再做，你死定了。你死定了。那個落差是多麼的大。」

她說，「其實我們做新聞也依然抱守着同一個態度而已，我沒有變過，對嘛？」

5. 尾聲

蘇靖林離開香港後，記者不時仍會收到她傳來訊息：「（節目主持、香港外國記者會前主席）Steve Vines被踢走了」、「《The Pulse》都死了。」

訪問當天，蘇靖林正為着要幫寵物辦移民航班而煩惱；請辭之前，她已經決定要移民。「跟你同氣連枝的朋友，全部都在這裏。你整個人的閱歷、成長都是在香港這一個地方。」蘇靖林說，電話簿裏有一堆受訪者、好友的電話號碼，現在全都斷了聯絡。

「我是在回歸前投身這個行業的，I experienced the heyday（全盛時期）。那時我們和新華社的關係可以是很好的，社長和副社長可以和我們談笑風生。」她說，「只要你真誠地想看到這個地方好，你不會沒有失落的。但世界很大。」是時候離開香港了，蘇靖林心裏想着。「當你的精神狀態活得不好，你的思緒也不清晰，你釐清不到其實你可以或者能夠做到什麼。現在對我來說就是the break。」

「時代巨輪這樣轉﹐也是要向前。我想很難再聚了。很難了……」岑子朗說。目前，岑仍然從事編採工作，也有投稿到不同媒體，她想着如果媒體一間間地消失，便試試開Patreon，自己做訂閱內容。岑子朗也考慮過離開，但一想到獄中的受訪者，或仍然會公開就時事厲聲批評的傳媒人朋友，淚撲簌簌地湧出，「如果他被捕，我想在這裏，只少起碼看着他被捕。」

7月，在一次前《鏗鏘集》員工的聚會中，編導們一如以往歡快地大笑玩耍，偶爾癲喪地唱歌。在戛然被轉向的命途面前，有人留守港台，有人臨時決定趕赴英國LOTR方案的尾班車，有人在香港思索着新的拍攝方向。

無奈和憤怒曾經籠罩着鍾嘉寧，辭職那天，她決定不再做記者了。但是，《蘋果日報》停止印刷前夕，鍾嘉寧在新聞中看着林文宗頂上以執行總編的身份改好最後一紙《蘋果》，「《蘋果》之後，我就覺得不行，我還是想做（記者）。」

她最近想做新的東西，檢視着自己過往在港台工作，剪片、市場策略的技能較弱，要先重新裝備；與此同時，又想要知道年輕人在關心什麼。離職後她開始改變想法，「開初就是不想做民生議題，覺得最重要是政治，我一定要做些什麼。現在覺得，是的，那些很重要，但如果不知道怎樣做的時候，還有很多東西值得去關心的，那就去找這些空間。」

以往偶爾的下班時間，鍾嘉寧會跟《鏗鏘集》同事在會議室圍在一起看紀錄片，看大陸的、外國的，什麼都有。那時她看過大陸導演周浩拍的《差館》，他在派出所放了一台攝錄機，拍下平民百姓來求助的日常光景。鍾嘉寧跟同事雀躍地想像，「如果香港也能拍這麼一套紀錄片就好了！放在急症室？放在社署呢？」

她仍然記得這大開眼界的感覺，來自港台那小小的電視機裏。

（端傳媒實習記者何頌盈、倪禮碧、郭海渝、林詩雅對本文亦有重要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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