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香港电台不再铿锵，记者离场：不是不想坚持，是我们没得再做了

6月的一个下午，《铿锵集》编导钟嘉宁和同事一起吃午饭。“那个星期真的是出奇地平静。”他们不约而同地想着，希望安然度过这个下午。饭后，电话弹出监制的信息，通知团队傍晚要到公司开会，钟嘉宁隐约觉得会有大事发生。

当《铿锵集》员工回到位于九龙塘的香港电台大楼，管理层下达指示，要他们停工。一个月后，团队中3位公务员及以6位合约制编导正式离职。在港台工作多年的钟嘉宁不久前也选择离开。离职当天，她收拾历年的工作纪录、同事贴在文件上的一张便利贴，深夜环顾空荡荡的办公室，“真的散了，这个节目的班底真的四散了。”她想到留守的同事翌日上班时，整张工作桌上，就只剩下他一个人。“是这个时期的《铿锵集》的终结，”她说。

曾经，她以为这样在港台记录时代是可以做到老的。2020年6月，港台时事讽刺节目《头条新闻》因戏仿警察、遭投诉并停播，今年3月起，《铿锵集》、《议事论事》、《视点31》、英文节目《The Pulse》等香港电台公共事务组的节目，亦陆续传出停播、抽调节目，或撤换主持。此时，新任广播处长（即香港电台首长）、前民政事务局副秘书长李百全上任仅仅5个月。

港台走过香港奋进建设的时期，亦见证1980、1990年代的中英谈判，以及香港主权移交的重大时刻。踏入千禧，更大的民主呼声浪潮掩至，同时中港政策及文化交融，电台旗下的公共事务组积极回应中国议题。2019年反修例运动和国安法在香港打开全新面貌，港台里的新闻工作者终于要反过来面对自身的命题——在1990年代无法走上自主路途的港台，在政治的激流中难以独善其身。

1. 改造

前《铿锵集》监制李贤哲离职当天，组员们在大楼天台穿上黑白色球衣，球衣胸前印有Hong Kong Connection（节目英文名称）的字样。李贤哲的球衣是红色的，他在九龙塘的湛蓝天空下高举一个足球，笑容绽烂，俨如球队队长。

李贤哲离职，源于今年5月管理层与团队争拗“不谈政治、只谈民生”的风波。据了解，团队早前建议有关六四、以及721元朗白衣人袭击事件的节目制作计划，被管理层否决，后者指《铿锵集》日后只可做民生议题。李贤哲后来提出请辞。

据各方消息，自3月新广播处长李百全上任以来，团队需要在制作前提交制作大纲的计划书；制作后，节目也要预先给由广播处长和几位高层管理人员组成的九人编委会审视。此外，据了解，监制需要自行决定是否就某些故事申请“争议题材”的审批，填写访问题材、受访对象及其背景资料、是否有刑事纪录、编导是否有刑事纪录或曾否被投诉等。

钟嘉宁说，“前期、中期、后期，我们都要不断报告。”在这氛围下，自我审查渗入了每一个制作节点，“我如何写计划书上去才可以过关？你好难不去质疑自己，其实即是在自我审查吧？我就是为了想（节目）出到街，于是取悦他。”

3月起，《铿锵集》制作被抽调的消息接二连三，据了解，暂时无法播出的包括讲述大学学生会断庄（即学生组织因种种原因而没有内阁上任）的《青春的一场修炼》、探讨网媒生态的《记者出路》，而一集拍摄保钓人士罗就闻国歌落泪的节目，港台亦已送交律政司审查是否违反国歌法。此外还有新兴政团、网媒定义、47人案家属、黄蓝KOL（意见领袖）和回顾南丫海难等专题，分别完成后未播出、或碰上停工而暂停制作，或已提交题目但未获明确指示批准制作。

其中，《青春的一场修炼》访问了前中文大学学生会干事会内阁“朔夜”，也访问到建制派立法会议员容海恩及刘国勋。及后港台发言表示，编委会当时共抽起3个节目，包括该集《铿锵集》，因为议题具争议性，但未能做到持平、不偏不倚及真确准绳。而节目内容中有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及港区国安法等有不准确的描述，有可能抵触法例；此外，又指有节目虽然访问不同立场人士，但内容大多只侧重其中一方言论。

原订于4月初播出的《记者出路》一辑，则透过访问众新闻中国组、Hong Kong Free Press记者探讨网媒营运困难，及后被管理层要求增加“蓝媒”如“港人讲地”的访问；惟制作团队认为选材无关黄蓝、难以加入没有读者订阅费计划的媒体，最终节目未有播出。

“他们（管理层）真的会：这个bite不要了、这个受访者不好……或者他会觉得这人说话没什么建设性，只得个闹字。”钟嘉宁说，“我要改多少？如果我想跟他bargain，我还有没有时间？你改，你就知道自己妥协了。做记者没人会想这样妥协。”她觉得，那时制作人员仍然能据理力争地按新闻内容反建议；但及后，这些新闻讨论也没有了，落入更为行政性质、条文性质的停工指示。

亦有一名前员工指，“（管理层）4月、5月也不会再解释了。最难接受就是故事被抽起，还要没原因。”《铿锵集》原班底加上合约员工由最初约14人，共剩下5人。

“到了一个完全无事可做的阶段。我继续坐在这个岗位，意义在哪里？”钟嘉宁说，“不是我们不想坚持，是我们没得再做了，”

港台节目前编导岑子朗指，近月港台内部的沟通一反以往透明的做法。在此之前，制作出现问题，团队一般先组内解决，或向总监求助，甚至可直接向助理广播处长、处长查询。岑指，现在九人编委会的设立使员工无法知悉谁发出指示，决定自编委会开始，由上而下经部门主管传递，层层保密，各层不能越级查询。

制作人员陷入无法追究权责、也无法向外讲述状况的困境。岑子朗说，“用九人编委会建立单向、机密的传播途径，瓦解了信息的流通和大家的合作，亦都使很多同事孤立无援。编采上，如果我们连老板为何cut我们制作都不知道，完全是运作不到。这也制造了组和组之间的、甚至同事和同事之间的隔膜、分离……令很多人噤声，根本没有讨论。”

岑子朗记得，有次监制开会后告知大家有制作拍摄获批，大家开心得不断拍手，那一刻岑心里难受得很。“我们在扭曲的制度下，发觉走不到便爬过去，然后发觉爬到，于是我们很开心，不断拍手——因为我们能爬过去啊！”这位前员工说，“那些制作最终仍然是停了。”

端传媒就以上说法向港台查询，港台回复指节目制作及播放安排属港台编辑决定，而根据《香港电台约章》，港台编辑自主，不受商业、政治及／或其他方面的影响，港台就其编辑事宜不作评论。

香港电台从今年3月起开始改头换面。2月，香港电台“管治及管理检讨报告”出炉的同一天，时任广播处长、资深传媒人梁家荣宣布提早解约。3月，前民政事务局副秘书长李百全接任这身兼总编辑职务的新处长职位，他过往并未有传媒工作的经验。

处长替任后，港台的人事调动陆续出现，震荡在公共事务组尤其明显。公共事务电视部成立于1970年，旗下除制作《铿锵集》，亦云集各个招牌长寿节目，包括1989年启播的政治讽刺节目《头条新闻》、1980年起户外直播的政治讨论节目《城市论坛》等等。

早前卷入不同政治和司法事件的公共事务组记者，陆续迎来了风暴的尾声。曾在记者会上要求特首林郑月娥“讲人话”的《视点31》主持、记者利君雅因被重启投诉调查，不获续约；英文时事节目《The Pulse》记者唐若韫访问世卫事件，引发商经局批评港台有违“一个中国”原则，她最终离职。而前《铿锵集》合约编导蔡玉玲在制作《7.21谁主真相》后，成为香港新闻界首名因查车牌被告且罪成的记者。

半年以来，不少行内有名的资深总监及监制纷纷离职，其中有公共事务组总监王禄霞、《头条新闻》监制廖慧玲、《香港故事》监制方晓山、《议事论事》高级监制薛友德，都在李百全上任当天呈辞。在管理层级别，时任助理广播处长（电台及节目策划）周国丰和时任署理助理广播处长（电视及机构业务）区丽雅均已呈辞。

与此同时，港台管理层也陆续出现新脸孔，其中两人曾为资深政务官。前行政署长蔡洁如出任新设的广播处长顾问一职，这是有时限的短期兼职合约职位，主要负责就编辑管理等提供意见；而前商经局助理秘书长张恩慈则出任高级经理（特别支援）。翻查港台架构，香港电台亦新设“创意组”，为副广播署长旗下部门，协助实施新节目计划。

公共事务节目的调动亦随之以来。这一年，港台传出停播或中止制作的节目包括《头条新闻》、《视点31》、《左右红蓝绿》、《The Pulse》、《五夜讲场》；曾被抽调节目的包括《铿锵集》、《香港故事》；撤换主持的包括《议事论事》。后来，港台更删除在YouTube、Facebook等社交平台上播出已届一年的影片，包括多集公共事务组节目，引发市民自发备份。

钟嘉宁说，“全方位在整治公共事务组。”

她说，得悉管理层要求只拍民生议题后的一段日子，团队仍在想办法继续拍摄。“好，你不让我碰政治嘛，我就做些好的民生故事。大家还是有少少向前看。”但是钟嘉宁没想到管理层指示团队停工。现在，原班底编导负责整理节目存档，港台则另觅外判团队顶上制作，播出包括讲述麒麟文化、认知障碍症和神功戏等政治色彩淡薄的专题。

“我还在想像那种放血式的死亡——开始不准做政治，民生就慢慢掐住你啦。”她用手在颈前轻轻一划，“但是（停工）那一下，对我来说就是宣布了死亡。”

2. Speakers’ Corner

1987年，在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的一角，仍在读书的潘达培站在《城市论坛》拍摄场地里蹲下身子，把咪高峰递给一个婶婶。她接过咪高峰，大声讲述对医疗失误的不满，情急之下吐出口里一副假牙，假牙在潘的眼前掉到地上去。

他记得，当时的主持吴明林跟婶婶说：明白、明白，你留下等节目完结后，有人会找你。后来加入《铿锵集》工作近20年的潘达培说，“当时香港电台就是扮演一个这样疏导的角色——有一个通气口在，大家可以去发表意见，去申冤。”

踏入1982年，中英就香港前途问题展开会谈。市民由最初透过大气电波投诉渠务、医院膳食，逐渐变为分享对香港前途问题的看法。前港台主持人李銮辉在《香港广播七十五年专辑》书中忆述，当时市民致电烽烟（phone-in）节目《八十年代》的来电，高峰时期有近每天200个。“那时候，政府也好，议会也好，把节目当成听取民意的工具。”

另一个促进民众参与的港台经典节目《城市论坛》，同在这个时候启播。伦敦海德公园自1866年起有一角落名叫Speakers’ Corner，人们在这里示威、高声发言；1980年，第一位华人港台广播处长张敏仪建议港台做属于香港人的Speaker’s Corner，考虑到华人不习惯主动说话，每次均会邀请嘉宾参与。当时，港英政府警务处长曾反对，指节目会引发暴动，最终港台试行制作成功，终获政府批准。

几年后，张敏仪再参考英国BBC转播国会答问的电台节目Prime Minister’s Question Time，提议港台转播立法局会议。当年港台比BBC更早转播议员答问的影像，成为节目《议事论事》。她在港台的专访《理想的年代》中这样说：“很多市民坐电车经过立法局，却不知道里面的议员在讨论什么。是应该让他们知道。”

在政治气氛相对开放的年代，港台对任何新事物都跃跃欲试，也取得了公众的信服。根据香港中文大学传播与民意调查中心的追踪研究，1997年，港台在市民心中的公信力排在众多媒体中排名第一，及至2019年电视业务更替、网媒冒起，港台仍然排名首三之内。2019年1月至2020年2月，《铿锵集》网上观看数超过3610万次、《头条新闻》超过2000万次。

首播于1978年，《铿锵集》首两年主要拍摄本地民生议题，混合戏剧和访问形式，涵盖婚姻、殡葬、运动、青少年到治安等民生故事。四年后，香港卷入中英谈判，《铿锵集》制作不少移民纪录片，包括获亚太广播联盟电视大奖的《移民何价》。八九民运后，编导张国良和监制萧景路制作《悲哀的香港人》一集，以撒切尔跌倒、邓小平拍手的场景拉开序幕，走访李柱铭、梁振英，也记录下移民香港人的眼泪，这出纪录片至今仍然不时被分享、重温。

90年代，媒体的镜头随着港人的关注，开始更多聚焦中国大陆，《铿锵集》制作讲述香港制造业北上设厂、东莞的经济发展、大陆烂尾楼事件、大陆人移居来港等等专题。当年，《铿锵集》超越港台电视剧，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港台节目。

前编导潘达培当年也曾多次返往大陆，包括在2010年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后，避开公安耳目寻访郭玉闪、陈子明、曾金燕等人，报导刘获奖后对维权人士的鼓舞——那仍然是新闻纪录片百花齐放的年代。2003年，深圳致丽玩具厂大火十周年，当时潘达培跟着生还者陈玉英飞往泰国劳工博物馆，又回到重庆忠县的家乡寻访死者家属，筹备十周年纪念展览。

由于事发工厂属香港公司旗下，不少电视台派记者跟进。“无论是亚视《时事追击》、无线《新闻透视》、《星期X档案》和《铿锵集》，你做致丽玩具厂大火，我又做致丽玩具厂大火。正是关注工业安全，大家都在问：香港人上大陆开厂，是不是在做奴隶式的工厂、不顾工人生死的工厂？还是你作为雇主、投资方，是不是有责任？”

潘达培说，“美好的年代，我们的年代是大家都在良性竞争，大家都在各施各法。”

多年来，有志于新闻制作的年轻人亦仰望港台，每年暑假的实习一席竞争激烈。“我一直都很想入港台，很想做电视部，小时候家人就会看公众事务组节目。”当年有机会到香港电台《铿锵集》工作，从新闻系毕业的钟嘉宁去应征，随后收到取录的电话，妈妈比她更高兴。“正啊！刚刚freshgrad（毕业生）什么都不介意，做妹仔也很开心。”

钟嘉宁随后数年跟着各编导到处工作，经常为了找到一个好故事，花费超乎想像的时间。她试过与导演，两三晚拿着简单器材，呆在公厕跟10个清洁工谈薪酬、谈工作环境。“有些导演真的是跟受访者做朋友、聊天，哪怕有些东西是跟主题无关，但原来要经历一个挖得如此深的过程才开始拍摄，”钟嘉宁说，“我觉得他们真的是有那种关怀，他们知道拍纪录片是记录人的故事。”

露宿者议题开始进入大众眼球的那些年间，她跟拍过一个露宿者从被食环署洗地清场、收走身份证和家当等困境，直到慢慢找到工作、住进㓥房；也有一个受访者，在拍摄过后向她要饭钱。访问当中的挣扎，观众不知道：“跟这些社群接触，拍摄出来有多真实？我会不会太pro（倾向）他们？或者太critical？真的不简单，你经常到街上去也进入不到他们真实的世界。”

访问播出后不久，第一位露宿者收到房屋署告知获派公屋单位，“难得正面的结局，”她说，“有时候真的不知道是哪一个时刻，在他们身上发生了些事，改变了。”

不论是人权议题或民生故事，《铿锵集》总会不时回访。1997年后的一年直至近年，《铿锵集》一直委托中大香港亚太研究所做年度民意调查，了解市民对社会政策、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信心。“这是铿锵集长寿节目的好处，这是它的使命，”钟嘉宁说，“用这样的一个长度，你回看才有意思。”

3. 金饭碗

43年前的第一集《铿锵集》，是讲述公务员困惑的《金饭碗》。1996年，他们又做了一辑“九七倒数#2─夹缝中夹缝”，记录香港公务员面对过渡期的左右为难。

钟嘉宁说，“有时拍纪录片就像预言书一样。”

香港电台每年由政府拨款，现隶属商务及经济发展局，以公务员为骨干，也聘请不少合约员工。建制派一直有声音认为港台是政府辖下媒体，却在争议事件上未做到客观、中立。2013年，政府申请拨款60亿港元、兴建香港电台新大楼，就成为民主派和建制派之间的拉锯战，最终申请被建制派在立法会内投票否决。

2014年雨伞运动后，建制团体“正义联盟”手持标语前往港台大楼抗议，批评《铿锵集》和《头条新闻》等节目支持“占领中环”、分化香港，“一面倒声音，而你是拿政府公帑去做，”当时团体召集人李偲嫣说。数年来，类似的示威愈加频密。

“回归以前，我们早已预计到这一天的到来。”资深前港台制作人员曾昭然说，“港台的问题是它总戴着两顶帽子，一顶是传媒，一顶是政府部门。在过去的日子里，我们更倾向依照一个正式传媒的操作，多于一个政府部门。”

但他指，前广播处长邓忍光在2012年做了两件事，把港台拉近政府部门：要求制作程序紧贴其他政府部门做法，把弹性降至最低。曾昭然以买机票外访突发新闻为例，“（赶上）第一班飞机是传媒的操作，按既定程序是政府部门的工作，”他说，“用这种正当的手法阻碍你工作。”第二件事是作管理层的继任部署时，避免让编采出身的员工担当重要职位。“晋升一个人大概需要部署5年时间。换言之，今时今日（访问时值5月）港台的人事组成，是当年他（邓忍光）所种下的，”他说。

港台启播近百年，命运紧扣香港的时局。1928年开台时，香港电台隶属邮政系统，只有一个播音室、一个客厅和一个机房。日治结束后，港台移交政府公共关系处（新闻处）手上，直至1954年才成为独立部门，由广播处长主管，但新闻仍然由新闻处负责供稿和编辑。火红的70年代前后，六七暴动、保钓事件、艇户事件及金禧中学事件相继爆发，剧烈的政治矛盾中，不乏有人指斥政府利用港台作宣传工具。已故民主派领袖司徒华曾经在回忆录《大江东去》中提到，1970年代初文凭教师争取合理薪酬，港英政府利用港台节目讥讽及污蔑示威教师。

那些年间，时任广播处长布禄士（Donald. E. Brooks）游说政府把港台转为更公共性的广播机构，也主张港台要有“建设性的批评”；接任的何国栋 （James Hawthorne）亦力推港台的新闻自主。适逢当时港英政府在六七暴动后想达致有效管制，逐步改组民政司、成立廉政公署等，1973年政府新闻处亦撤出广播大厦，港台新闻部正式独立。

不过，记者理想中的港台，是真正编采自主的公共广播（Public Service Broadcasting ）。1984年《联合声明》签署后两年，广播事业检讨委员会建议，香港电台的电台部和电视部脱离政府，改组成独立公司，由董事局管理，而董事则由港督委任。港台要成立公共广播公司、非公务员化的未来如箭在弦，管理层为此积极筹备多场研讨会，广邀传播界重要人物讨论公营机构的角色。

发展并不如港台所愿。著手推动公司化的前广播处长张敏仪曾在访问中回忆，1988年港台与布政司开会，达致“几乎可以通过独立的方案”，但当时卫生福利司黄钱其濂急忙冲进去，指如果港台先改组，会影响其时医管局牵涉二万几人的谈判细节。张敏仪考虑过后，决定先让路予医管局。

不过半年，八九民运及六四事件爆发，中英关系急剧转变，港台转型一事成为双方之间的博弈筹码。1992年，港台公司化被带上中英联合联络小组讨论，中方反对，认为往后特区政府也需要政府的电台。根据民间团体本土研究社整理的最新英国解密档案，英方也曾一度形容港台公司化，是与中方政治角力的“协商筹码”（bargaining counter）。经过约8年争议，港英政府1993年正式搁置港台公司化的建议。

历史的转折舖垫了港台未来的遭遇。“由于97问题，我们困住了，但仍然没有放弃。”曾昭然说，港台人在1990年代主动与政府签署“架构协议”、“谅解备忘录”，以及制订“节目人员制作守则”，订明编辑自主、也强调会遵守局方制订的节目标准，尝试“贴近一个公共广播机构的运作。”

“有些事情即使你做了也可能不会发生，但若你不去尝试就一定不会发生。”回想港台公司化的未竟之路，他说，“我们在寻找如何透过新闻去实践公义，就是这样简单。”

假若当年港台成功争取，又能否抵挡现时的局面？2006年、2007年间，港台公司化讨论卷土重来，资深传媒人黄应士带领的“公共广播服务检讨委员会”提议港台转为“香港公共广播公司”，设立15人内的董事局，其中包括行政总裁、员工代表及各界人士，主责监察，而管理层编采自主。各界的成员由提名委员会处理，但最终一如其他法定机构由特首委任。

然而时至今天，不少由特首委任的人士引发社会争议不断，大学校委会、校董会等例子可见一斑。曾昭然坦言，即便港台当年转型成功，在政治漩涡面前，“都是抵挡不了，但可以抵挡更长的时间，因为它要做更多的工作才能达到现时的效果。”

2003年，政府推23条引发50万人大游行，潘达培和《铿锵集》同事前往拍摄，“7.1由朝到晚，人们不知道喊了多少句董建华下台。”在节目片段中该呈现多少句“下台”的口号？制作团队争论不休，“如果我们真的要反映现实的话，没有可能只用一句，两句的分别是什么，三句又如何呢？”最终版本删剪剩三句，仍然惹来时任广播处长朱培庆致电责问，指节目出街后他备受压力。其后，团队仍然没有停止争辩：究竟六句剪到三句是否自我审查？

拉扯一直存在，但潘认为当时的管理层至少是“有些胸襟”——后来他和朱培庆再次就当年区议会选举、建制派大败后应否报导年轻人参政再次争辩，朱最后仅说了一句Let’s go ahead。“编采的过程是，在经验底下，我们尝试琢磨这微妙的判断、这一秒两秒的事情。今天回望简直是乌托邦，还可以有reasoning（推论），还可以专业先行讨论，他们仍然是有一份自知，有一份自制，不会用尽拥有的权力。今日是用尽的。”

据《一起广播的日子》一书，前港台中文台长陈惠民忆述有港督曾在录音室大骂： “I don’t want my dog to bark me.” “港英年代又好，回归之后也好，我们都要面对政府的压力，”潘达培说，“我们从来是想反映事情，政府用怎样的态度处理民情，这是政府的责任。”

他记得，2006年政府再次讨论港台公司化时，有同事担忧失去稳定前景，也有同事“觉得我们真真正正可以免于政治的影响、免于商业的影响”，为着终于可以丢失金饭碗而高兴。

4. 落差

2012年立法会选举，港台英文台前员工苏靖林一边看着泛民和建制派激烈竞争，一边制作选举节目。对她来说，港台价值之一的持平（Impartiality），已经内化到每一个工作步骤里去。她想着《选举条例》、《广播条例》、《香港电台约章》，想着通讯事务管理局规定如何处理选举节目的air time（播出时间），“我要考虑的只有这些而已。”

四年之后，本土派代表人物梁天琦参与新界东立法会补选，那时公民党派出杨岳桥，民建联派出周浩鼎，又有中间派方国珊，“那个阶段颇值得回忆，是那种政纲上的百花齐放，”她说。

那些年间，港台前编导岑子朗在其他媒体工作，她总觉得虽然《铿锵集》很大牌子、很殿堂级，很能启迪思考，但未必很有回响，也因为多年制作模式没有大变、缺少冲击，她当时仍然有种感觉，“《铿锵集》会被淘汰，没什么人看”。

然而，监制李贤哲的加入改变了《铿锵集》的定位。他引入专职调查报导的记者，交织节目原本主打深度特写、人物访问的招牌内容，也使专题更快回应时代。2019年反修例运动中，《铿锵集》拍摄了多集影响深远的专题故事，其中包括翻查多段721元朗白衣人袭击事件闭路电视的调查报导《7.21谁主真相》，拼凑当晚白衣人出没的行踪以及深入寻访元朗乡村；也是这一集调查内容，把前编导蔡玉玲送上了法庭。

示威爆发的时间，苏靖林最深刻的是港台上下对前线同事的支援和关爱，而记者们也很警惕在敏感的时期，更要做好持平和专业，“我们更尽力地找建制派，找不同阵营的人去做访问。我们不可以被情绪影响判断，我们依然要站在冷静的位置去报导新闻。”她说，“当时管理层对我们的提醒是：小心。不是要小心什么（政治压力），而是要小心自己的安全，看顾自己的同僚，一起好好互相照顾。”

港台的记者费煞思量转变、持守专业，然而新闻界的眼前路越发难走。

国安法立法以来，香港媒体变动不断，先有《有线新闻》空降高层、裁员引发员工总辞，《苹果日报》多名管理层被控国安法还柙、并停止营运，再有NOW新闻台空降管理层并有资深高层离职。在新闻界工作多年的曾昭然说，本地传媒在反修例运动后面对的，是直切面与横切面的整治，“第一是腾笼换鸟，顽皮的人要换走，这是每间传媒都发生的事。还有很重要的直切面就是立法，他们立国安法后，现在准备假新闻立法。”

“香港电台一直面对的问题，不是香港电台的问题，而是香港问题的反映、缩影，”他说。

十数年前，前港台制作人员方以臻在立法会外，与其他记者等待时任政务司司长许仕仁，当年政改方案通过机会不大，“记得有《苹果》记者对他大喊‘你是不是在等死？’，那时觉得他很rude，但许仕仁又好像没什么，只是笑一笑，”方说。

每天清晨7点多，方以臻到政府总部等候参与行政会议后的官员，同场在等候的还有很多弱势团体的老人们，正准备向官员递信请愿。当一整个行政会议班子步下楼梯时，“每一个行会成员我们都可以扑咪，也可以向他大喊，他有时都会答的，特首、高官更加是。”（编按：“扑咪”，即记者手持咪高峰做非预约的访问）

方以臻说，“你就会觉得，整个空间，或者连官员的胸襟也是Okay的。”

但是，方以臻说近日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的记者会，是由对方设置好的，“我们要去一个会议室的空间，她喜欢就可以进来，或者有东西要讲就会进来。”

苏靖林也记得，曾荫权做财政司司长的年代，“我像个怨妇一样常常在后面跟着他。他有次在旧政府大楼问我：‘喂，又是你？’，我说：‘你现在回答的话，晚餐就不用见到我’。他便说，‘嗱嗱临啦！’（快点啦！）”在她看来，政府和传媒之间的冲突自2014年开始，并在近年恶化，“连行政长官都不用理会我们了，那其实各级司局长已经不需要理会我们了。”

4月，港台播出由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主持的“选委界别分组面面观”，节目由特首办及新闻处负责制作。“比1973年以前还要差——1973年以前你还可以读（政府的新闻稿），现在连读也不能了。”曾昭然说，“现在不同了，保持中立也不够，你必须站在他的一方，除非你沉默。这是大前提，你是负责宣传的。”

在曾昭然看来，港台仍然会以现时的政府部门形式存在，将来和新闻处的关系也不清楚，“everything under control，不要再想什么editorial independence（编采自主）了。”在这种状态下，他认为管理层也许会审视制作时再提高“安全系数”，但是，“不做政治做民生，但什么是民生？疫症是民生，但内里也牵涉很多政治。”

2016年那场立法会选举，苏靖林回忆，“当时我们去报导这次选举，没有人会走来跟我们说，要怎样去特别处理梁天琦这一个人，没有的。”她顿一顿后说，“但是……如果你今天再做，你死定了。你死定了。那个落差是多么的大。”

她说，“其实我们做新闻也依然抱守着同一个态度而已，我没有变过，对嘛？”

5. 尾声

苏靖林离开香港后，记者不时仍会收到她传来信息：“（节目主持、香港外国记者会前主席）Steve Vines被踢走了”、“《The Pulse》都死了。”

访问当天，苏靖林正为着要帮宠物办移民航班而烦恼；请辞之前，她已经决定要移民。“跟你同气连枝的朋友，全部都在这里。你整个人的阅历、成长都是在香港这一个地方。”苏靖林说，电话簿里有一堆受访者、好友的电话号码，现在全都断了联络。

“我是在回归前投身这个行业的，I experienced the heyday（全盛时期）。那时我们和新华社的关系可以是很好的，社长和副社长可以和我们谈笑风生。”她说，“只要你真诚地想看到这个地方好，你不会没有失落的。但世界很大。”是时候离开香港了，苏靖林心里想着。“当你的精神状态活得不好，你的思绪也不清晰，你厘清不到其实你可以或者能够做到什么。现在对我来说就是the break。”

“时代巨轮这样转﹐也是要向前。我想很难再聚了。很难了……”岑子朗说。目前，岑仍然从事编采工作，也有投稿到不同媒体，她想着如果媒体一间间地消失，便试试开Patreon，自己做订阅内容。岑子朗也考虑过离开，但一想到狱中的受访者，或仍然会公开就时事厉声批评的传媒人朋友，泪扑簌簌地涌出，“如果他被捕，我想在这里，只少起码看着他被捕。”

7月，在一次前《铿锵集》员工的聚会中，编导们一如以往欢快地大笑玩耍，偶尔癫丧地唱歌。在戛然被转向的命途面前，有人留守港台，有人临时决定赶赴英国LOTR方案的尾班车，有人在香港思索着新的拍摄方向。

无奈和愤怒曾经笼罩着钟嘉宁，辞职那天，她决定不再做记者了。但是，《苹果日报》停止印刷前夕，钟嘉宁在新闻中看着林文宗顶上以执行总编的身份改好最后一纸《苹果》，“《苹果》之后，我就觉得不行，我还是想做（记者）。”

她最近想做新的东西，检视着自己过往在港台工作，剪片、市场策略的技能较弱，要先重新装备；与此同时，又想要知道年轻人在关心什么。离职后她开始改变想法，“开初就是不想做民生议题，觉得最重要是政治，我一定要做些什么。现在觉得，是的，那些很重要，但如果不知道怎样做的时候，还有很多东西值得去关心的，那就去找这些空间。”

以往偶尔的下班时间，钟嘉宁会跟《铿锵集》同事在会议室围在一起看纪录片，看大陆的、外国的，什么都有。那时她看过大陆导演周浩拍的《差馆》，他在派出所放了一台摄录机，拍下平民百姓来求助的日常光景。钟嘉宁跟同事雀跃地想像，“如果香港也能拍这么一套纪录片就好了！放在急症室？放在社署呢？”

她仍然记得这大开眼界的感觉，来自港台那小小的电视机里。

（端传媒实习记者何颂盈、倪礼碧、郭海渝、林诗雅对本文亦有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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