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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濁水漂流》導演李駿碩:旁觀社會中的創傷時,我們的位置在哪裏?

新聞系訓練出的導演,骨子裏有始終如一對公義和真相的執著,偶爾也會柔軟而敏感地在責任與傷害之間思量再三。


《濁水漂流》導演李駿碩。 攝:陳焯煇/端傳媒
《濁水漂流》導演李駿碩。 攝:陳焯煇/端傳媒

牆面由紙箱野蠻撕成若干不規則的碎片鋪就,釘於其上的相片輔以文字,擷取了露宿者處境,及他們短暫的「家」。李駿碩眼眉低垂,從這面牆前走過。

坐下片刻,他扭過身用空水樽指向牆上的一句話——露宿者也是社會的一分子。說他很喜歡。

在對話過程中,李駿碩時不時在下定義式的句子間停頓沉思,待他再開口,蹦出的那些詞總是恰如其分,輕巧又包容,教人聽來如沐春風。他在敏銳地迴避一些不必要的傷害。這種敏銳的養成,或許從過往經歷中有跡可尋,例如,幼稚園時代的一盤彩色粉筆。老實說,這件事的細枝末節常盤踞於他腦中。

一天,老師讓大家從盤中拿出紅色粉筆,他是紅綠色盲,拿來拿去永遠是錯。老師只當他頑皮,罰他小息留在班房,將一盤彩色粉筆遞到眼前,一定要他再找出一支紅色。

「我對着那盤粉筆,真的無助到一個點,我完全沒有能力找出一支紅色或者綠色粉筆。」李駿碩無奈地笑。多年後回頭看,那盤粉筆裏,有被忽視的天生的個體差異。「那位老師一心想教好學生,只是他不知道這個世界上每個人都有不同的狀態,不是你令所有人都可以做到一式一樣的答案,就是盡到責任,而不理那個人需要什麼。」李駿碩不否定老師所懷有的善意,只是這善意為標尺所度,終與關懷偏離甚遠。

在他以往創作出的那些故事裏,主人公是跨性別者、同性戀、從大陸來的性工作者,他的筆觸與鏡頭似乎能夠自由穿梭於不同社群,遊刃有餘,又入木三分。箇中原因,想來大學老師對他的評語許是一語中的:不會將所謂的「正常」視作理所當然。

即便是這樣的李駿碩,21歲那年作為學生記者,初次走入露宿者聚居的深水埗通州街天橋底做訪問。身邊一位街友突然「嘩——」一下當眾爽快除褲,動作嫻熟地用針管將毒品注射入體內。那一刻,他還是被深深震驚到了。

那幕,連同與他有過幾面之緣的街友,後來都被他寫進劇本,重現到電影《濁水漂流》中。這是李駿碩繼《翠絲》後,第二部長劇情片。影片還未正式上映就先獲電影節青睞,入圍2021年鹿特丹國際影展「大銀幕」競賽單元及第45屆香港國際電影節「火鳥大獎」競賽單元後,再入選英國 Chinese Visual Festival 的「Focus Hong Kong」單元。

李駿碩以平行視角娓娓道來露宿者故事,雖有悲劇,卻不悲情。關於距離和位置的反思始終縈繞住他——「生活在同一個資本主義社會裏,我們這些有樓住、有瓦遮頭的人,旁觀他人的創傷或者災難的時候,我們的位置在哪裏?」他選擇同行,而現在大概是時候將提問拋向觀眾。

《濁水漂流》劇照。

《濁水漂流》劇照。圖:網上圖片

木屋社群

2012年,李駿碩走入通州街天橋底時,未帶任何預設,甚至對於露宿者這一社群的生態所知甚少。那是執法者暴力清場事件過去沒多久。他就讀於香港中文大學新聞系,身為學生記者前來做訪問,事先未聯絡社工介紹 case,想碰碰運氣。

舊床褥倚墻橫置地面,私人物品零散在四周,露宿者們就是這樣風餐雨宿,無遮無掩。過往心事皆藏於眼底,卻並不隱秘,他們隨時也準備好向人傾訴。

當李駿碩在其中一張床褥一坐下,不論他是否願意,一些浮萍宿命的苦澀滋味與徒勞掙扎,已呈至眼前。一旁的街友兀自打開話匣滔滔不絕。

「早上在附近公廁,有個兄弟 overdose,走了。

「我覺得他是故意的,怎麼會不知道?一定是故意的。

「其實我都好想走,但是神父說自殺上不了天堂,所以我就還留在這裏。

「我媽媽走的時候,我還在小欖(小欖精神病治療中心),我送不了她最後一程,我好想在天堂重新見到她。所以我只能在這裡等死。」

聽着這些,李駿碩有點愕然。「那一刻我感受很深,我沒想過一來到的第一個故事分享就是這件事。我也沒想到這個社群這麼被毒品影響。」等他時隔不久再來,曾與他有過私密對話的街友已不認識他。原來那個人在對話的當刻並非處於清醒狀態。類似情況在前後數次訪問裏重複出現,李駿碩開始習慣,也嘗試將碎片化的故事拼湊完整。

訪問做完,深水埗天橋底的另類世界,便也隨之被無限擱置。在這期間,他遠赴英國劍橋大學攻讀性別研究碩士,又憑藉執導短片《瀏陽河》逐步踏入電影圈。

同一時間,掃蕩清場也繼續在天橋底頻繁發生。

再回到通州街,已是五年後。李駿碩正在寫一個有關中醫的劇本,很偶然的機會跟著中醫到通州街天橋底為露宿者義診。

他明顯感覺到,「整個社群的氣氛改變了」。隔閡和敵意都是肉眼可見的,床褥周圍豎起木板、鐵欄,一切能夠阻擋入侵的防禦材料,一棟棟木屋建得有如「變形金剛」。一旦人們之間的距離拉開,扣連斷裂,敵意便易醞釀伺機而動,「當他們有一個自己的空間,會對世界產生越來越大的敵意,希望更少受到外界的滋擾;外面的人看到整堆木屋,也會有一種敵意,不知道你在裏面做什麼勾當,有沒有黑社會活動。」無數次驅趕下形成的生活狀態,令木屋內外形成一種緊張關係。

截然不同的緊繃感將李駿碩的注意力重新拉回來。緊接著,又一樁不可控的事發生了:警方在木屋村巡視時,搜出一支已上膛的霰彈槍及子彈等。一時輿論譁然,天橋底的木屋甚至被指控為「罪惡溫床」。政府開始動手逐間拆除。

「我慢慢看到這個地方轉變,見證這個地方的生態,由無到有到返無的過程,我就覺得這是一個值得寫的題材,我要寫一個劇本,是關於這個地方。」

2018年的夏天,李駿碩動筆,寫的過程很流暢,尤其是對白,手到擒來。如今入行五年,他最確鑿的長處是記性好,「我好容易記得別人講過的話。」寫劇本時,那些記憶裏的聲音便模糊了人物容貌、背景,得以巧妙地串連起來。

前後不過兩週,故事就寫完了,之後再慢慢改,終於趕在2019年的多事之秋開拍。

《濁水漂流》劇照。

《濁水漂流》劇照。圖:網上圖片

他那種義無反顧跟背景無關

老師看完報導,問李駿碩:「你知不知道我為什麼通過你這個題(露宿者)?」

他一向避免讓學生記者觸碰涉及邊緣人物的選題,擔心他們未有足夠的人生閱歷,在面對某些狀況時,講錯話,或作出敏感反應。不易覺察的微小舉動對受訪者,甚至是主題本身造成傷害。

「但是我們知道你是同志,你在社會有這樣的生存狀態,對於邊緣的狀態有親身體會。你不會默認所有我們認為正常的事都是理所當然的。」這番話對李駿碩的震盪之大,多年後他再復述,似乎將當初那種觸動也一併喚醒。

原來他的位置如此獨特,他從那次的談話中確認到這一點。這也在某種意義上鼓舞了他,「要好好善用自己的位置,做一些只有我可以做到的事。」

在這之前,他只是很習慣聯想到與他人的關聯,自然地感同身受。他不將這簡單歸咎於同理心,「我從來都不覺得我採訪的東西,或者我作品所講的事,跟我們距離很遠。對於我來說,只要是真實的人物,我都可以代入。」

然而,十分著意關聯的李駿碩,卻在《濁水漂流》裏時時理性提醒著距離。他在一眾無家可歸的露宿者之間,安置了一位出身中產的社工何姑娘,又以鏡頭輕描淡寫掃過何姑娘家的一角,寬敞的陽台望出去是漸次明耀的萬家燈火。不過約一分鐘的片段,很抓人眼球。李駿碩承認,那是他刻意拉開的的距離,「那一刻我要提醒大家,我們(與露宿者)之間有這樣的現實距離存在。」至於這個現實距離究竟會否阻礙觀眾代入,是他決心挑戰的事。

「代不代入是電影語言文化,為什麼你會代入一個警匪片裏的警察或歹徒?你明明不是一個警察或歹徒。警察有什麼共通的特質是市民有的?無家者有什麼共通特質是市民有的?這些特質的區別是什麼?」李駿碩拋出一連串的疑問時,對答案已有把握。這不過是文化上的分別,當人們習慣看類型片,習慣接受那些英雄或反英雄的主角,模式日趨固化,「我們知道就是要這樣代入。」

而當故事的主角變成一群長久被社會忽視的無家者,代入也會隨之產生新途徑嗎?李駿碩將可能性建立於一些相通的情感,最直接的是憤怒,「我就是要憑著我覺得這件事好X不公義去代入。」

《濁水漂流》的故事主體很簡單,一個天寒地凍的夜晚,執法者毫無預兆地清場,粗暴地將露宿者床褥、禦寒衣物、私人物品全部扔進垃圾車拖走。露宿者在社工支援下跟政府打官司,追討賠償,也要一句道歉。

李駿碩講故事的方式很凝鍊,像無意間摘取他們生命經歷裏的其中一段,沒有濃縮影射,亦沒有追敘重現。至於他們在過去發生過什麼,他無意窺探,只留存了一些樹洞般的空間收藏私人情緒,「每個角色都有一個瞬間,對於他從前做的事感到非常內疚。」這種強烈的自責,是他多年前與那些真實人物對話時所深刻感受到的。

模糊背景,令電影乍看之下有些無頭緒,但又能發現,這些追溯於劇情推進裏無足輕重。在這個當下,他們只是為同一件事,懷揣相似的憤怒聚集。「無論他以前做過什麼,他也不應該被人這樣對待,他也有權去捍衛他自己的尊嚴。我認為今時今日,每個人去到一個臨界點,去到一個他覺得必須要堅持的時候,他那種義無反顧是跟他的背景無關的。」李駿碩不願本末倒置。

4月4日,《濁水漂流》在香港國際電影節亞洲首映,兩層的放映廳座無虛席。當電影中吳鎮宇所扮演的輝哥被問「現在政府好聲好氣同你談判,你還想怎樣?」他轉頭怒氣回嗆:「政府做錯事就要道歉!」觀眾席響起掌聲。顯然,之前的擔心也是多餘。李駿碩將現實距離拉開後,人們又憑着為公義發聲的共鳴,再次不約而同地自發走向了故事裏的人。

《濁水漂流》導演李駿碩。

《濁水漂流》導演李駿碩。攝:陳焯煇/端傳媒

拍電影不會期待改變什麼

李駿碩在中大讀了四年新聞系。紙媒沒落的年代,拍攝、剪片都成了跟講好故事同等重要的謀生技能。所有關於影像創作的學習,都是在那四年完成的。

新聞系訓練出的導演,骨子裏有始終如一對公義和真相的執著,偶爾也會柔軟而敏感地在責任與傷害之間思量再三,「會好在乎,你所拍攝的東西,你所講的故事,對於真實的人物有沒有傷害,就算你是在為他們伸張正義。我想任何從新聞的人都會思考這個問題:你對他們有沒有責任。」

傷害可以是很小的部分,例如露宿者社群的吸毒現象,「要解釋這個社群當下為什麼會在這裏共存,吸毒是一個不能拎走的元素。」這時迴避也是傷害,「如果拎走這個元素,反而是原來你覺得吸毒會影響他爭取或堅持的正常性,原來你覺得只有乾淨的人才可以去爭取權益。」最後在電影裏,李駿碩決定如實呈現,不帶任何評判意圖。

他始終期望以一己之力,將一些可能的傷害,轉化為「一件創意的事」,方法是以藝術手法再現,與此同時不誇口承諾作出什麼改變。「因為我做不到。」他很坦白且實際,拍電影不會期待能夠改變什麼,「我只是在這個時間點裏,呈現我們不得不面對的情況。」

去年初,再有警員到深水埗通州街公園執法,露宿者投訴被警方襲擊及打爛家當,9名警員其後被捕。數月後,其中一名露宿者黎民十在小欖精神病治療中心收押期間,於囚室以「長褲纏頸自殺」。

「相似的事不停重複發生,而且沒有解決過。我們或者露宿者面對的事情,都是一樣的。他們面對這些壓迫,是因為他們面對的官僚系統其實從來沒有改變,也做不出任何改變。」這樣說着,對話氛圍不免灰暗洩氣起來,李駿碩適時煞止。

《濁水漂流》劇照。

《濁水漂流》劇照。圖:網上圖片

他說自己還在嘗試,不同的主題、不同的拍攝風格。下一部作品?他托住下巴,甜蜜地狡黠一笑:「希望是我和我男朋友的愛情故事。」劇本他還在寫。

理性地說着「一部電影不會改變世界」的李駿碩,卻也近乎浪漫地信奉影像能夠透過另一些途徑,傳遞價值,積存力量,再反過來對現實施加影響。「改變是逐點逐點累積的,你拍一部戲可能會影響其他拍戲的人。」這種影響力,也許能夠在下一個二十年,甚至更遠的時代,在道德、風格和關懷等層面形成新的風向標。

「世界會有另外的力量令它變得越來越壞,所以你不可以期望它變得越來越好。」他只是希望自己的作品在世界處於好與壞的跌宕搖擺之時,輕輕地將它拉往好的一面。

場地提供: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無家者生活誌》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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