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濁水漂流》導演李駿碩：旁觀社會中的創傷時，我們的位置在哪裏？

牆面由紙箱野蠻撕成若干不規則的碎片鋪就，釘於其上的相片輔以文字，擷取了露宿者處境，及他們短暫的「家」。李駿碩眼眉低垂，從這面牆前走過。

坐下片刻，他扭過身用空水樽指向牆上的一句話——露宿者也是社會的一分子。說他很喜歡。

在對話過程中，李駿碩時不時在下定義式的句子間停頓沉思，待他再開口，蹦出的那些詞總是恰如其分，輕巧又包容，教人聽來如沐春風。他在敏銳地迴避一些不必要的傷害。這種敏銳的養成，或許從過往經歷中有跡可尋，例如，幼稚園時代的一盤彩色粉筆。老實說，這件事的細枝末節常盤踞於他腦中。

一天，老師讓大家從盤中拿出紅色粉筆，他是紅綠色盲，拿來拿去永遠是錯。老師只當他頑皮，罰他小息留在班房，將一盤彩色粉筆遞到眼前，一定要他再找出一支紅色。

「我對着那盤粉筆，真的無助到一個點，我完全沒有能力找出一支紅色或者綠色粉筆。」李駿碩無奈地笑。多年後回頭看，那盤粉筆裏，有被忽視的天生的個體差異。「那位老師一心想教好學生，只是他不知道這個世界上每個人都有不同的狀態，不是你令所有人都可以做到一式一樣的答案，就是盡到責任，而不理那個人需要什麼。」李駿碩不否定老師所懷有的善意，只是這善意為標尺所度，終與關懷偏離甚遠。

在他以往創作出的那些故事裏，主人公是跨性別者、同性戀、從大陸來的性工作者，他的筆觸與鏡頭似乎能夠自由穿梭於不同社群，遊刃有餘，又入木三分。箇中原因，想來大學老師對他的評語許是一語中的：不會將所謂的「正常」視作理所當然。

即便是這樣的李駿碩，21歲那年作為學生記者，初次走入露宿者聚居的深水埗通州街天橋底做訪問。身邊一位街友突然「嘩——」一下當眾爽快除褲，動作嫻熟地用針管將毒品注射入體內。那一刻，他還是被深深震驚到了。

那幕，連同與他有過幾面之緣的街友，後來都被他寫進劇本，重現到電影《濁水漂流》中。這是李駿碩繼《翠絲》後，第二部長劇情片。影片還未正式上映就先獲電影節青睞，入圍2021年鹿特丹國際影展「大銀幕」競賽單元及第45屆香港國際電影節「火鳥大獎」競賽單元後，再入選英國 Chinese Visual Festival 的「Focus Hong Kong」單元。

李駿碩以平行視角娓娓道來露宿者故事，雖有悲劇，卻不悲情。關於距離和位置的反思始終縈繞住他——「生活在同一個資本主義社會裏，我們這些有樓住、有瓦遮頭的人，旁觀他人的創傷或者災難的時候，我們的位置在哪裏？」他選擇同行，而現在大概是時候將提問拋向觀眾。

木屋社群

2012年，李駿碩走入通州街天橋底時，未帶任何預設，甚至對於露宿者這一社群的生態所知甚少。那是執法者暴力清場事件過去沒多久。他就讀於香港中文大學新聞系，身為學生記者前來做訪問，事先未聯絡社工介紹 case，想碰碰運氣。

舊床褥倚墻橫置地面，私人物品零散在四周，露宿者們就是這樣風餐雨宿，無遮無掩。過往心事皆藏於眼底，卻並不隱秘，他們隨時也準備好向人傾訴。

當李駿碩在其中一張床褥一坐下，不論他是否願意，一些浮萍宿命的苦澀滋味與徒勞掙扎，已呈至眼前。一旁的街友兀自打開話匣滔滔不絕。

「早上在附近公廁，有個兄弟 overdose，走了。

「我覺得他是故意的，怎麼會不知道？一定是故意的。

「其實我都好想走，但是神父說自殺上不了天堂，所以我就還留在這裏。

「我媽媽走的時候，我還在小欖（小欖精神病治療中心），我送不了她最後一程，我好想在天堂重新見到她。所以我只能在這裡等死。」

聽着這些，李駿碩有點愕然。「那一刻我感受很深，我沒想過一來到的第一個故事分享就是這件事。我也沒想到這個社群這麼被毒品影響。」等他時隔不久再來，曾與他有過私密對話的街友已不認識他。原來那個人在對話的當刻並非處於清醒狀態。類似情況在前後數次訪問裏重複出現，李駿碩開始習慣，也嘗試將碎片化的故事拼湊完整。

訪問做完，深水埗天橋底的另類世界，便也隨之被無限擱置。在這期間，他遠赴英國劍橋大學攻讀性別研究碩士，又憑藉執導短片《瀏陽河》逐步踏入電影圈。

同一時間，掃蕩清場也繼續在天橋底頻繁發生。

再回到通州街，已是五年後。李駿碩正在寫一個有關中醫的劇本，很偶然的機會跟著中醫到通州街天橋底為露宿者義診。

他明顯感覺到，「整個社群的氣氛改變了」。隔閡和敵意都是肉眼可見的，床褥周圍豎起木板、鐵欄，一切能夠阻擋入侵的防禦材料，一棟棟木屋建得有如「變形金剛」。一旦人們之間的距離拉開，扣連斷裂，敵意便易醞釀伺機而動，「當他們有一個自己的空間，會對世界產生越來越大的敵意，希望更少受到外界的滋擾；外面的人看到整堆木屋，也會有一種敵意，不知道你在裏面做什麼勾當，有沒有黑社會活動。」無數次驅趕下形成的生活狀態，令木屋內外形成一種緊張關係。

截然不同的緊繃感將李駿碩的注意力重新拉回來。緊接著，又一樁不可控的事發生了：警方在木屋村巡視時，搜出一支已上膛的霰彈槍及子彈等。一時輿論譁然，天橋底的木屋甚至被指控為「罪惡溫床」。政府開始動手逐間拆除。

「我慢慢看到這個地方轉變，見證這個地方的生態，由無到有到返無的過程，我就覺得這是一個值得寫的題材，我要寫一個劇本，是關於這個地方。」

2018年的夏天，李駿碩動筆，寫的過程很流暢，尤其是對白，手到擒來。如今入行五年，他最確鑿的長處是記性好，「我好容易記得別人講過的話。」寫劇本時，那些記憶裏的聲音便模糊了人物容貌、背景，得以巧妙地串連起來。

前後不過兩週，故事就寫完了，之後再慢慢改，終於趕在2019年的多事之秋開拍。

他那種義無反顧跟背景無關

老師看完報導，問李駿碩：「你知不知道我為什麼通過你這個題（露宿者）？」

他一向避免讓學生記者觸碰涉及邊緣人物的選題，擔心他們未有足夠的人生閱歷，在面對某些狀況時，講錯話，或作出敏感反應。不易覺察的微小舉動對受訪者，甚至是主題本身造成傷害。

「但是我們知道你是同志，你在社會有這樣的生存狀態，對於邊緣的狀態有親身體會。你不會默認所有我們認為正常的事都是理所當然的。」這番話對李駿碩的震盪之大，多年後他再復述，似乎將當初那種觸動也一併喚醒。

原來他的位置如此獨特，他從那次的談話中確認到這一點。這也在某種意義上鼓舞了他，「要好好善用自己的位置，做一些只有我可以做到的事。」

在這之前，他只是很習慣聯想到與他人的關聯，自然地感同身受。他不將這簡單歸咎於同理心，「我從來都不覺得我採訪的東西，或者我作品所講的事，跟我們距離很遠。對於我來說，只要是真實的人物，我都可以代入。」

然而，十分著意關聯的李駿碩，卻在《濁水漂流》裏時時理性提醒著距離。他在一眾無家可歸的露宿者之間，安置了一位出身中產的社工何姑娘，又以鏡頭輕描淡寫掃過何姑娘家的一角，寬敞的陽台望出去是漸次明耀的萬家燈火。不過約一分鐘的片段，很抓人眼球。李駿碩承認，那是他刻意拉開的的距離，「那一刻我要提醒大家，我們（與露宿者）之間有這樣的現實距離存在。」至於這個現實距離究竟會否阻礙觀眾代入，是他決心挑戰的事。

「代不代入是電影語言文化，為什麼你會代入一個警匪片裏的警察或歹徒？你明明不是一個警察或歹徒。警察有什麼共通的特質是市民有的？無家者有什麼共通特質是市民有的？這些特質的區別是什麼？」李駿碩拋出一連串的疑問時，對答案已有把握。這不過是文化上的分別，當人們習慣看類型片，習慣接受那些英雄或反英雄的主角，模式日趨固化，「我們知道就是要這樣代入。」

而當故事的主角變成一群長久被社會忽視的無家者，代入也會隨之產生新途徑嗎？李駿碩將可能性建立於一些相通的情感，最直接的是憤怒，「我就是要憑著我覺得這件事好X不公義去代入。」

《濁水漂流》的故事主體很簡單，一個天寒地凍的夜晚，執法者毫無預兆地清場，粗暴地將露宿者床褥、禦寒衣物、私人物品全部扔進垃圾車拖走。露宿者在社工支援下跟政府打官司，追討賠償，也要一句道歉。

李駿碩講故事的方式很凝鍊，像無意間摘取他們生命經歷裏的其中一段，沒有濃縮影射，亦沒有追敘重現。至於他們在過去發生過什麼，他無意窺探，只留存了一些樹洞般的空間收藏私人情緒，「每個角色都有一個瞬間，對於他從前做的事感到非常內疚。」這種強烈的自責，是他多年前與那些真實人物對話時所深刻感受到的。

模糊背景，令電影乍看之下有些無頭緒，但又能發現，這些追溯於劇情推進裏無足輕重。在這個當下，他們只是為同一件事，懷揣相似的憤怒聚集。「無論他以前做過什麼，他也不應該被人這樣對待，他也有權去捍衛他自己的尊嚴。我認為今時今日，每個人去到一個臨界點，去到一個他覺得必須要堅持的時候，他那種義無反顧是跟他的背景無關的。」李駿碩不願本末倒置。

4月4日，《濁水漂流》在香港國際電影節亞洲首映，兩層的放映廳座無虛席。當電影中吳鎮宇所扮演的輝哥被問「現在政府好聲好氣同你談判，你還想怎樣？」他轉頭怒氣回嗆：「政府做錯事就要道歉！」觀眾席響起掌聲。顯然，之前的擔心也是多餘。李駿碩將現實距離拉開後，人們又憑着為公義發聲的共鳴，再次不約而同地自發走向了故事裏的人。

拍電影不會期待改變什麼

李駿碩在中大讀了四年新聞系。紙媒沒落的年代，拍攝、剪片都成了跟講好故事同等重要的謀生技能。所有關於影像創作的學習，都是在那四年完成的。

新聞系訓練出的導演，骨子裏有始終如一對公義和真相的執著，偶爾也會柔軟而敏感地在責任與傷害之間思量再三，「會好在乎，你所拍攝的東西，你所講的故事，對於真實的人物有沒有傷害，就算你是在為他們伸張正義。我想任何從新聞的人都會思考這個問題：你對他們有沒有責任。」

傷害可以是很小的部分，例如露宿者社群的吸毒現象，「要解釋這個社群當下為什麼會在這裏共存，吸毒是一個不能拎走的元素。」這時迴避也是傷害，「如果拎走這個元素，反而是原來你覺得吸毒會影響他爭取或堅持的正常性，原來你覺得只有乾淨的人才可以去爭取權益。」最後在電影裏，李駿碩決定如實呈現，不帶任何評判意圖。

他始終期望以一己之力，將一些可能的傷害，轉化為「一件創意的事」，方法是以藝術手法再現，與此同時不誇口承諾作出什麼改變。「因為我做不到。」他很坦白且實際，拍電影不會期待能夠改變什麼，「我只是在這個時間點裏，呈現我們不得不面對的情況。」

去年初，再有警員到深水埗通州街公園執法，露宿者投訴被警方襲擊及打爛家當，9名警員其後被捕。數月後，其中一名露宿者黎民十在小欖精神病治療中心收押期間，於囚室以「長褲纏頸自殺」。

「相似的事不停重複發生，而且沒有解決過。我們或者露宿者面對的事情，都是一樣的。他們面對這些壓迫，是因為他們面對的官僚系統其實從來沒有改變，也做不出任何改變。」這樣說着，對話氛圍不免灰暗洩氣起來，李駿碩適時煞止。

他說自己還在嘗試，不同的主題、不同的拍攝風格。下一部作品？他托住下巴，甜蜜地狡黠一笑：「希望是我和我男朋友的愛情故事。」劇本他還在寫。

理性地說着「一部電影不會改變世界」的李駿碩，卻也近乎浪漫地信奉影像能夠透過另一些途徑，傳遞價值，積存力量，再反過來對現實施加影響。「改變是逐點逐點累積的，你拍一部戲可能會影響其他拍戲的人。」這種影響力，也許能夠在下一個二十年，甚至更遠的時代，在道德、風格和關懷等層面形成新的風向標。

「世界會有另外的力量令它變得越來越壞，所以你不可以期望它變得越來越好。」他只是希望自己的作品在世界處於好與壞的跌宕搖擺之時，輕輕地將它拉往好的一面。

場地提供：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無家者生活誌》展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