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浊水漂流》导演李骏硕：旁观社会中的创伤时，我们的位置在哪里？

墙面由纸箱野蛮撕成若干不规则的碎片铺就，钉于其上的相片辅以文字，撷取了露宿者处境，及他们短暂的“家”。李骏硕眼眉低垂，从这面墙前走过。

坐下片刻，他扭过身用空水樽指向墙上的一句话——露宿者也是社会的一分子。说他很喜欢。

在对话过程中，李骏硕时不时在下定义式的句子间停顿沉思，待他再开口，蹦出的那些词总是恰如其分，轻巧又包容，教人听来如沐春风。他在敏锐地回避一些不必要的伤害。这种敏锐的养成，或许从过往经历中有迹可寻，例如，幼稚园时代的一盘彩色粉笔。老实说，这件事的细枝末节常盘踞于他脑中。

一天，老师让大家从盘中拿出红色粉笔，他是红绿色盲，拿来拿去永远是错。老师只当他顽皮，罚他小息留在班房，将一盘彩色粉笔递到眼前，一定要他再找出一支红色。

“我对着那盘粉笔，真的无助到一个点，我完全没有能力找出一支红色或者绿色粉笔。”李骏硕无奈地笑。多年后回头看，那盘粉笔里，有被忽视的天生的个体差异。“那位老师一心想教好学生，只是他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状态，不是你令所有人都可以做到一式一样的答案，就是尽到责任，而不理那个人需要什么。”李骏硕不否定老师所怀有的善意，只是这善意为标尺所度，终与关怀偏离甚远。

在他以往创作出的那些故事里，主人公是跨性别者、同性恋、从大陆来的性工作者，他的笔触与镜头似乎能够自由穿梭于不同社群，游刃有余，又入木三分。个中原因，想来大学老师对他的评语许是一语中的：不会将所谓的“正常”视作理所当然。

即便是这样的李骏硕，21岁那年作为学生记者，初次走入露宿者聚居的深水埗通州街天桥底做访问。身边一位街友突然“哗——”一下当众爽快除裤，动作娴熟地用针管将毒品注射入体内。那一刻，他还是被深深震惊到了。

那幕，连同与他有过几面之缘的街友，后来都被他写进剧本，重现到电影《浊水漂流》中。这是李骏硕继《翠丝》后，第二部长剧情片。影片还未正式上映就先获电影节青睐，入围2021年鹿特丹国际影展“大银幕”竞赛单元及第45届香港国际电影节“火鸟大奖”竞赛单元后，再入选英国 Chinese Visual Festival 的“Focus Hong Kong”单元。

李骏硕以平行视角娓娓道来露宿者故事，虽有悲剧，却不悲情。关于距离和位置的反思始终萦绕住他——“生活在同一个资本主义社会里，我们这些有楼住、有瓦遮头的人，旁观他人的创伤或者灾难的时候，我们的位置在哪里？”他选择同行，而现在大概是时候将提问抛向观众。

木屋社群

2012年，李骏硕走入通州街天桥底时，未带任何预设，甚至对于露宿者这一社群的生态所知甚少。那是执法者暴力清场事件过去没多久。他就读于香港中文大学新闻系，身为学生记者前来做访问，事先未联络社工介绍 case，想碰碰运气。

旧床褥倚墙横置地面，私人物品零散在四周，露宿者们就是这样风餐雨宿，无遮无掩。过往心事皆藏于眼底，却并不隐秘，他们随时也准备好向人倾诉。

当李骏硕在其中一张床褥一坐下，不论他是否愿意，一些浮萍宿命的苦涩滋味与徒劳挣扎，已呈至眼前。一旁的街友兀自打开话匣滔滔不绝。

“早上在附近公厕，有个兄弟 overdose，走了。

“我觉得他是故意的，怎么会不知道？一定是故意的。

“其实我都好想走，但是神父说自杀上不了天堂，所以我就还留在这里。

“我妈妈走的时候，我还在小榄（小榄精神病治疗中心），我送不了她最后一程，我好想在天堂重新见到她。所以我只能在这里等死。”

听着这些，李骏硕有点愕然。“那一刻我感受很深，我没想过一来到的第一个故事分享就是这件事。我也没想到这个社群这么被毒品影响。”等他时隔不久再来，曾与他有过私密对话的街友已不认识他。原来那个人在对话的当刻并非处于清醒状态。类似情况在前后数次访问里重复出现，李骏硕开始习惯，也尝试将碎片化的故事拼凑完整。

访问做完，深水埗天桥底的另类世界，便也随之被无限搁置。在这期间，他远赴英国剑桥大学攻读性别研究硕士，又凭藉执导短片《浏阳河》逐步踏入电影圈。

同一时间，扫荡清场也继续在天桥底频繁发生。

再回到通州街，已是五年后。李骏硕正在写一个有关中医的剧本，很偶然的机会跟着中医到通州街天桥底为露宿者义诊。

他明显感觉到，“整个社群的气氛改变了”。隔阂和敌意都是肉眼可见的，床褥周围竖起木板、铁栏，一切能够阻挡入侵的防御材料，一栋栋木屋建得有如“变形金刚”。一旦人们之间的距离拉开，扣连断裂，敌意便易酝酿伺机而动，“当他们有一个自己的空间，会对世界产生越来越大的敌意，希望更少受到外界的滋扰；外面的人看到整堆木屋，也会有一种敌意，不知道你在里面做什么勾当，有没有黑社会活动。”无数次驱赶下形成的生活状态，令木屋内外形成一种紧张关系。

截然不同的紧绷感将李骏硕的注意力重新拉回来。紧接着，又一桩不可控的事发生了：警方在木屋村巡视时，搜出一支已上膛的霰弹枪及子弹等。一时舆论哗然，天桥底的木屋甚至被指控为“罪恶温床”。政府开始动手逐间拆除。

“我慢慢看到这个地方转变，见证这个地方的生态，由无到有到返无的过程，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值得写的题材，我要写一个剧本，是关于这个地方。”

2018年的夏天，李骏硕动笔，写的过程很流畅，尤其是对白，手到擒来。如今入行五年，他最确凿的长处是记性好，“我好容易记得别人讲过的话。”写剧本时，那些记忆里的声音便模糊了人物容貌、背景，得以巧妙地串连起来。

前后不过两周，故事就写完了，之后再慢慢改，终于赶在2019年的多事之秋开拍。

他那种义无反顾跟背景无关

老师看完报导，问李骏硕：“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通过你这个题（露宿者）？”

他一向避免让学生记者触碰涉及边缘人物的选题，担心他们未有足够的人生阅历，在面对某些状况时，讲错话，或作出敏感反应。不易觉察的微小举动对受访者，甚至是主题本身造成伤害。

“但是我们知道你是同志，你在社会有这样的生存状态，对于边缘的状态有亲身体会。你不会默认所有我们认为正常的事都是理所当然的。”这番话对李骏硕的震荡之大，多年后他再复述，似乎将当初那种触动也一并唤醒。

原来他的位置如此独特，他从那次的谈话中确认到这一点。这也在某种意义上鼓舞了他，“要好好善用自己的位置，做一些只有我可以做到的事。”

在这之前，他只是很习惯联想到与他人的关联，自然地感同身受。他不将这简单归咎于同理心，“我从来都不觉得我采访的东西，或者我作品所讲的事，跟我们距离很远。对于我来说，只要是真实的人物，我都可以代入。”

然而，十分着意关联的李骏硕，却在《浊水漂流》里时时理性提醒着距离。他在一众无家可归的露宿者之间，安置了一位出身中产的社工何姑娘，又以镜头轻描淡写扫过何姑娘家的一角，宽敞的阳台望出去是渐次明耀的万家灯火。不过约一分钟的片段，很抓人眼球。李骏硕承认，那是他刻意拉开的的距离，“那一刻我要提醒大家，我们（与露宿者）之间有这样的现实距离存在。”至于这个现实距离究竟会否阻碍观众代入，是他决心挑战的事。

“代不代入是电影语言文化，为什么你会代入一个警匪片里的警察或歹徒？你明明不是一个警察或歹徒。警察有什么共通的特质是市民有的？无家者有什么共通特质是市民有的？这些特质的区别是什么？”李骏硕抛出一连串的疑问时，对答案已有把握。这不过是文化上的分别，当人们习惯看类型片，习惯接受那些英雄或反英雄的主角，模式日趋固化，“我们知道就是要这样代入。”

而当故事的主角变成一群长久被社会忽视的无家者，代入也会随之产生新途径吗？李骏硕将可能性建立于一些相通的情感，最直接的是愤怒，“我就是要凭着我觉得这件事好X不公义去代入。”

《浊水漂流》的故事主体很简单，一个天寒地冻的夜晚，执法者毫无预兆地清场，粗暴地将露宿者床褥、御寒衣物、私人物品全部扔进垃圾车拖走。露宿者在社工支援下跟政府打官司，追讨赔偿，也要一句道歉。

李骏硕讲故事的方式很凝炼，像无意间摘取他们生命经历里的其中一段，没有浓缩影射，亦没有追叙重现。至于他们在过去发生过什么，他无意窥探，只留存了一些树洞般的空间收藏私人情绪，“每个角色都有一个瞬间，对于他从前做的事感到非常内疚。”这种强烈的自责，是他多年前与那些真实人物对话时所深刻感受到的。

模糊背景，令电影乍看之下有些无头绪，但又能发现，这些追溯于剧情推进里无足轻重。在这个当下，他们只是为同一件事，怀揣相似的愤怒聚集。“无论他以前做过什么，他也不应该被人这样对待，他也有权去捍卫他自己的尊严。我认为今时今日，每个人去到一个临界点，去到一个他觉得必须要坚持的时候，他那种义无反顾是跟他的背景无关的。”李骏硕不愿本末倒置。

4月4日，《浊水漂流》在香港国际电影节亚洲首映，两层的放映厅座无虚席。当电影中吴镇宇所扮演的辉哥被问“现在政府好声好气同你谈判，你还想怎样？”他转头怒气回呛：“政府做错事就要道歉！”观众席响起掌声。显然，之前的担心也是多余。李骏硕将现实距离拉开后，人们又凭着为公义发声的共鸣，再次不约而同地自发走向了故事里的人。

拍电影不会期待改变什么

李骏硕在中大读了四年新闻系。纸媒没落的年代，拍摄、剪片都成了跟讲好故事同等重要的谋生技能。所有关于影像创作的学习，都是在那四年完成的。

新闻系训练出的导演，骨子里有始终如一对公义和真相的执着，偶尔也会柔软而敏感地在责任与伤害之间思量再三，“会好在乎，你所拍摄的东西，你所讲的故事，对于真实的人物有没有伤害，就算你是在为他们伸张正义。我想任何从新闻的人都会思考这个问题：你对他们有没有责任。”

伤害可以是很小的部分，例如露宿者社群的吸毒现象，“要解释这个社群当下为什么会在这里共存，吸毒是一个不能拎走的元素。”这时回避也是伤害，“如果拎走这个元素，反而是原来你觉得吸毒会影响他争取或坚持的正常性，原来你觉得只有干净的人才可以去争取权益。”最后在电影里，李骏硕决定如实呈现，不带任何评判意图。

他始终期望以一己之力，将一些可能的伤害，转化为“一件创意的事”，方法是以艺术手法再现，与此同时不夸口承诺作出什么改变。“因为我做不到。”他很坦白且实际，拍电影不会期待能够改变什么，“我只是在这个时间点里，呈现我们不得不面对的情况。”

去年初，再有警员到深水埗通州街公园执法，露宿者投诉被警方袭击及打烂家当，9名警员其后被捕。数月后，其中一名露宿者黎民十在小榄精神病治疗中心收押期间，于囚室以“长裤缠颈自杀”。

“相似的事不停重复发生，而且没有解决过。我们或者露宿者面对的事情，都是一样的。他们面对这些压迫，是因为他们面对的官僚系统其实从来没有改变，也做不出任何改变。”这样说着，对话氛围不免灰暗泄气起来，李骏硕适时煞止。

他说自己还在尝试，不同的主题、不同的拍摄风格。下一部作品？他托住下巴，甜蜜地狡黠一笑：“希望是我和我男朋友的爱情故事。”剧本他还在写。

理性地说着“一部电影不会改变世界”的李骏硕，却也近乎浪漫地信奉影像能够透过另一些途径，传递价值，积存力量，再反过来对现实施加影响。“改变是逐点逐点累积的，你拍一部戏可能会影响其他拍戏的人。”这种影响力，也许能够在下一个二十年，甚至更远的时代，在道德、风格和关怀等层面形成新的风向标。

“世界会有另外的力量令它变得越来越坏，所以你不可以期望它变得越来越好。”他只是希望自己的作品在世界处于好与坏的跌宕摇摆之时，轻轻地将它拉往好的一面。

场地提供： 香港社区组织协会《无家者生活志》展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