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可能摧毀香港農業的農業園

編者按：本文是農業園系列的第二篇，聚焦政府的農業園計劃，探討以「發展農業」為名的政策因何引發農夫反對。歡迎閱讀第一篇，《當農業園來的時候，我們蕉徑半世紀的家沒有了》

2016年，是香港農業議題重奪人們視野的一年。1月，時任行政長官梁振英發表施政報告，落實《新農業政策》，意謂推動農業可持續發展。此前，港府一直承襲港英政府的農業管治模式，對產業發展的定位曖昧不明。新政策出現，讓業界人士感覺到，腳下的農業板塊終於要重新活躍起來。

新政策的重心，是要收地設立一個佔地80公頃的農業園。據政府文件，園區將配備高新科技和現代化技術，增加農產量。在本地農業苦苦支撐的節點上，有廠商會形容農業園的出現，是「縫隙市場透出的曙光」。不過，對部份人來說，未來並非如此。

2017年，顧問公司公布農業園選址為「新界古洞南」，即蕉徑。當地村民原以為政府的計劃，是要復耕那些早被地產商囤積多年的棄置農地，但最終竟然是指向自己的家、自己的田。為了配合工程，無論已經丟荒或是仍在耕種的農田，都將被政府統一徵收。

蕉徑是香港現時最多本地菜產出的農區之一，這裏的農夫和村民，很多都在祖輩年代已落地生根。政府說，農業園建成之後，受影響的農民可優先租用，但獲分配的田地，不會是他們曾經熟悉的一塊——但對農夫來說，新田不如舊田，農夫由摸清一塊新田的質地與個性，再調適合下種的作物，需時數以年計。農業園對蕉徑農戶影響甚大，惟其合理性以及的各項細節仍然尚未𨤳清。

農業園的「高新科技」只是 gimmick？

2017年底，蕉徑長瀝關注組成員林安出席一次由漁農自然護理署（下稱，漁護署）召開的諮詢會。林安回憶，她曾追問官員，農業園所謂的「高新科技」到底指的是什麼？一個官員信口回答道：「都是 gimmick （噱頭）而已。」

林安瞬間火冒三丈，「有沒有搞錯！我們是很認真去想這件事。我們生活在這裏的人，或者關注這個地方的人是很認真去想，但是你只是（說） 『gimmick 而已』？」

她認為，政府由始至終沒有正視村民的擔憂，然而其實在政府釋出的文件中，曾經準確詳列香港農業衰退的癥結，不解的是：為什麼政策的最終方案，卻對不準農民的真正需要？對不準農民需要的農業園，到底為誰而生？

蕉徑深入新界上水郊野，是一個從粉嶺公路分支延伸出去的村落，三面環山，北面與長瀝村接連。蕉徑長瀝關注組成員梁德明第一次來到時，就覺得這裏比起其他農區很不一樣，駛進蕉徑的貨櫃車非常少，廢車場的比例也極其低。

1997年前後，香港人口急升，位於城市邊陲的新界發展潛力浮現，各大發展商爭相囤積土地，農地遭非法倒泥霸佔的事件從沒停止過。梁德明覺得，好像只有蕉徑這一角，仍然有著集中的農田與產出，長久以來都沒有被開發商的手所觸及。這種感覺，在他當上區議員後來得更深：在他駐根的元朗洪水橋，自2007年被劃為新發展區之後，重型貨車每日來來回回，沙塵滾滾，昔日的田地都變成了貨櫃場。

農業園的設計顧問公司也許就看準了這一點。在其釋出的研究報告中如此寫道：「這個地點位於蕉徑路以南，能透過粉錦公路連接至東面的長瀝......不僅有田間小路連接田地與鄉村地區，更已有一個發展完善的灌溉渠道。」蕉徑至今仍然保有先天的地理優勢，鄭肇祺也對端傳媒表示，這裏確實是農業園選址的不二之選，但他不禁反問：「有 zone （園區）和沒有 zone 的分別在哪裏？」

鄭肇祺在香港長大，長期關注漁農產業，現在是國立臺東大學文化資源與休閒產業學系助理教授。他理解執政者的思維，「我將所有人搬出來，規劃好了再邀請人進去，在管理上是比較方便的。」但最大的問題在於，蕉徑農田原來本已經活躍集中，政府為什麼還要堅持在一個原有的農業區裏面再次劃區？他形容，這是一個很吊詭的情況。

這個問題，在梁德明心裏已有答案：因為農業園的存在目的並非發展農業，而是為了「安置」。

名為「發展」，實為「安置」？

當人們回溯《新農業政策》推出的原由，其實很快就會發現，在「新」政策的背後，從來沒有「舊」政策。

港英時代，為維持中港緩衝地帶，以及排解大陸移民帶來的人口壓力，殖民政府鼓勵市民到新界開荒種田。回歸之後，大陸蔬菜開放供港，本地農民得不到政府重視，生存空間逐年被壓縮，農地也淪為發展商居奇以待的商品。

而在梁德明眼中，2014年爆發的反新界東北撥款示威，才真正是政府推動香港農業政策的觸發點。「政府見到反抗力量太大，年底就有《新農業政策》，」他認為，農業園的出現，就是為了安置因發展被迫遷的農民，處理市民不滿情緒。

反新界東北撥款示威

2014年末，時任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接受訪問時，雖否認政府的做法是為新界東北發展降溫，但他一句「這不是主因」，被認為是間接承認農業園將來可接收相關農民。而在農業園其後釋出諮詢文件中，「安置受政府各種發展計劃影響的農戶」確實被寫入「成立目的」一欄。

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高級永續農業主任葉子林也向端傳媒表示，農業園的「賠償色彩很重」。葉子林出身農民家庭，過去二十多年一直關注及接觸香港有機農業。他說，一般而言，政府在公布政策之前，很多時候都會先向相關人士「摸底」（進行非正式會面），但嘉道理農場作為香港其中一個規模最大、歷史最悠久的農場，在事前也並未獲邀參與《新農業政策》的設計，其他環保團體同樣被排除。直到定案釋出，葉子林才能著手研究，「慢慢知道政府的思維」。

農業園約有一半的分區，被政府劃為常規耕作區，包括將率先建成、佔地11公頃的第一期範圍。意思是，將來首批進入農業園的農夫將主要採取傳統噴灑農藥的方法耕種。然而據葉子林觀察，近20年來，由於市民開始關注食品安全、有機蔬菜毛利漸高，有九成以上新入行的農夫都選擇從事有機耕作。目前仍然保留常規耕種的農夫，大多都散居在城市邊陲的非原居民村，也正正是備受政府發展所影響的一群，「所以農業園有超過一半的面積，是在照顧一些歷史性的事情、配合發展的主調，」他分析。

回看政府文件，除安置農民外，設立農業園還有三個目標：培育農民科技知識、增加農產量及示範復耕荒地。但鄭肇祺說，只要回溯香港農業的發展歷程，就不難發現一直以來，已有不同民間團體在默默支援這些工作。而如今，農業園訂下的方向，顯示出政府發展農業的思維與農民的真正需要，處於一個錯位的狀態。

「與其說它（政府）是前瞻性地去支援農業，不如說它其實因為發展影響了農業，就用農業園來 compensate （補償）或者舒緩一些社會矛盾。」葉子林強調，這並不僅是他的猜測，「是大家能夠見到的。」

貫穿田野的大馬路

縱觀多位分析者的觀察，設立農業園的目的很大程度在於補償農夫，帶有政策工具性。但回歸現實層面，其實政府只要準確解決農民需要，「補償」與「發展」並不矛盾。然而，在農業園設計藍本釋出後，工程和規劃內容卻沒有為當地村民，及關注農業的人帶來可期的改變，反而率先牽動他們神經的，是一條腰斬農地的大馬路。

2015年，關注環保議題的日青和戚師傅，透過政府的農業復耕計劃在蕉徑租下了一塊田。他們希望在靠近自然的生活中，找出回應氣候危機的答案。雖然一直推動環保，但日青從未接觸過田野。第一次下田時，她不敢把田胡亂翻動，生怕打擾到原生態，「我們很想閱讀它。」日青認真說。

同年，有私人公司向城規會申請在蕉徑興建國際學校，擬建一條新道路。學校的位置就落在日青田地的正前方。那段時間每隔幾個月，日青就會到城規會查看項目的申請狀況，亦曾入紙提出反對。一年後，申請人突然撤回項目。日青回憶，當時自己還高興地跟朋友說，是他們一起成功阻擋了計劃。

沒料到的是，在農業園第一期發展，顧問公司就提出興建一條長900米、佔地1公頃的雙線雙向大馬路。在地圖上看，馬路形狀尤像一頭蝌蚪，路線竟與當年國際學校擬建的道路重合；馬路的盡頭，還是日青的田。

數十年來，蕉徑村民都是賴著蕉徑路和阡陌穿梭農田、往返市鎮。就是在本地菜盛產的黃金70年代，蕉徑村民「沒有這條路也可以生存」，葉子林反問：「為什麼現在非要這條路不可？」

漁護署回覆端傳媒問詢，表示農業園在啟用後，交通運輸需求會較現時高，興建道路是「讓農戶運輸農耕設備」，亦會開放予公眾及訪客使用。不過，端傳媒翻查由顧問公司釋出的研究報告，發現無論是估算將來租戶訪客的人數，還是高峰時間段道路的使用情況等，多項資料的關鍵內容都遭到不同程度的黑線遮蓋。當局所謂的「運輸需求」，外界無從評估是否合理，亦無法證明大馬路的必要性。

日青和朋友更擔心的是，這裏的生態將被造成不可回復的破壞。日青的田邊有一條小河，河中有一條金橘色的魚，每天日青在河裏洗碗，小魚就會前來覓食，「把我的飯鍋舔得很乾淨」。河水每年又會有一次泛濫，把肥沃的沙泥帶到田上去，日子久了，泥土優天獨厚的質地便清晰可見，「不用怎麼下肥都種得不錯」。她們甚至還發現，這裏更孕育著被列為瀕危植物的「港油麻藤」。屬於藤本植物的它相當傲嬌，只喜愛攀纏著河邊的樟樹而生。花朵長出來時很像一簇簇紫色、胖胖的禾花雀堆在樹上，所以又名「禾雀花」。

「現在政府要在一個有瀕危植物的地方堅持起路，這個是世界級荒謬的。」一個農友這樣說。

「我覺得整個蕉徑都是我屋企」，日青形容自己對這個家的情感「很難講得明」。為了這個家，她和朋友用時令作物在大路擬建的田地上種出六個大字：「要！菜！不！要！大！路」。

「耕住合一」的重要性

按照既定計劃，三年後就退休的譚氏大哥 Ivan 晚年只剩下一件事：回到蕉徑，和弟弟文哥一起打理父親留下來的五斗田。但現在，「我全盤計劃、我所希望的事、所憧憬的事不見了」。

2018年9月，顧問公司到蕉徑展開鑽探工程。村民得悉，一大早就拉著標語，趕到受迫遷戶的門口高喊：「撤回道路工程，留屋留人！」現場村民們一個接一個向鑽探人員講述心裏話，當中打頭陣的是 Ivan 的弟弟文哥：「政府面對這麼多人，有沒有想過用農業園的人需要什麼？」他說時相當生氣。

文哥是全職農夫，去年這個時候，農業園的消息剛傳到蕉徑，住了47年的老家被業主通知不再續租，賴以為生的農田又將被大馬路從中間劃穿。「其實農民很不喜歡去挑一些事出來，他只會逆來順受。直到他最終想保留的都沒有了，他才會想出來『對抗』。」Ivan 對記者說。

歡迎閱讀第一篇，《當農業園來的時候，我們蕉徑半世紀的家沒有了》

蕉徑住著的83戶農戶，大多土生土長，當農業園要改變農民的依憑，數十年來鄰舍的熱絡關係將被拆散，致使不諳政治的農民也起來對抗。Ivan 表示，農民們最想要保留的，是從出生就開始走的「耕住合一」生活模式。

「我們幾十年、蕉徑個個都是這樣做的了。田在哪裏，屋就在哪裏。」

據漁護署提供的數據，在農業園第一期範圍內，有15戶農戶的田地會被政府收回，改建成馬路或重新規劃。同時政府也許下承諾，上述農戶可在農業園建成之後優先租地，不過，新農地並沒有提供居住設施，農夫只能獲派面積約160呎的宿舍留宿。這讓蕉徑的村民們難以接受。

現在文哥每天早上出菜，未及六時就要從村口的家出發，騎著三輪車顛簸地往百尺外的田地收割。以前，他們一家就正在田邊，不論是農具、肥料都可以放在家旁的小寮舍，直到農業園來了，地主說不再續租，「耕住合一」的模式才給打斷。

2019年1月，受新界東北發展計劃影響的馬屎埔村民也發表聲明，強調耕住合一的必要，批評政府明知農夫的需要，所以才安排宿舍，但宿舍卻未能符合種植狀況，突顯政府從來「不把農民當一回事」。然而，即使抗議呼聲延燒，發展局仍堅持認為把農戶的「居住」和「復耕」混合處理不合適。

但對於農夫來說，堅持住家在農田附近，並非外界所想的貪得無厭：菜心必須在凌晨時分收割，否則被陽光接觸後就不再顯得新鮮；打殺蟲水卻要在晚上，因為那時蟲子才會飛出來。「尤其是打風落雨的環境、我們叫『冬瓜豆腐』，你要馬上走下田看看菜變得怎樣、看看水溝要不要通，」Ivan 說。

梁德明覺得，農民所面對的問題，很多時候被外界及媒體放到天秤上衡量，他們也經常被塑造成貪心、拖延時間以圖貪更多賠償的人。「城市人會覺得是否只有你（農民）完全不能動、為什麼只有我們要犧牲（興建公屋）？」但這天秤其實是個幻影、對立也是個偽命題，因為農民由始至終在爭論的只是：「為什麼我們沒有權去選擇自己的生活？為什麼我們的權是被地產商控制？」

農業園之後，他們是農夫還是農民工？

像文哥一樣的非原居民之所以落戶新界鄉郊，絕大部份都是父輩以上的家人戰後逃來了香港，受政府鼓勵租地種田。但由於他們沒有地權，面對政府以規劃發展為名的徵地，他們首當其衝成為犧牲者。

儘管還是希望「耕住合一」，但當政府只願釋出宿舍方案，在缺乏政治談判力量的前提下，仍然想繼續耕作的農民也只能選擇逆來順受。然而，當農民失去一個永久紥根的地方，他們還算是「農民」嗎？

政府預計，農業園第一期將於2023年前分階段完成。建成之後，所有租戶必須簽訂租約，5年為一期，需要提交年度計劃和目標，每斗地繳交約一千港元租金。汰弱留強，能留在農業園的人，都必須達到一定產量要求。劃一化的條款、量化指標，文哥認為，政府就是以一個工廠的形式去「管理」農業。

1月6日，日青出席一場談及農業園進度的會議，「商業」、「提高產量」是會上經常被提到的詞彙，這讓她想起年過六十的村民何伯和高婆婆。二人種田不是為了商業生產，而是一種恆久以來的生活方式、「一種近似原住民的生活」。但當農業園的關鍵績效指標（KPI），最終指向的是農作物產量，這群人能怎麼辦呢？她困惑。

當農業園的農民失去耕住合一、失去了村連結，換來一份合約、指標和宿舍，在梁德明看來，「農民」的角色就會完完全全轉換成「農民工」的身份。

2019年，曾有議員就農夫產量未能達標一事表達擔憂，當時漁護署表示「將彈性處理有關情況」。不過，漁農界選委立法會議員何俊賢也曾強調，希望農業園最終成為一個標桿和示範區，「如果你（農夫）真的想在那裏養老的話，確實農業園不適合你。」端傳媒嘗試聯絡何俊賢，深入了解其觀點，惟至截稿時未獲回覆。

但這句話，深深地刺痛了許多蕉徑村民。

日青說，初來蕉徑生活時，是何伯教他們如何打開水井、除藻，讓他們可以完全不用東江水 （港府向大陸購買的水資源）。在她眼中，老一輩農村人的智慧與生活積累，蘊藏著解決未來許多疑問的答案，「他們的存在是很必須的，他們是 ‘Hold the answers to the unask questions of something’。」（擁有著某些問題的答案）而這些答案就像「打水井」一樣，在村民的共同實踐中逐漸浮現出來，一直到農業園來了。

在政府的計劃裏，填滿了一個又一個復興農業的宏大願望，卻沒有給農民原有的生活方式留下空間。日青覺得，政府把一切給打回原形。

施政者的「不謙虛」

無法具體化的價值與答案，若沒有感同身受，其實很難被外界所閱讀。

當知道日青的田將要被徵收，不熟悉農業的朋友就會詢問：「政府會賠償的，對吧？」日青理解，這是一種寒暄，「但我身在其中，我覺得很不安。就好像你弄壞了我的東西，『我賠給你囉』。」不論田地還是鄉村生活，這一切都是村民珍而重之的東西，她感慨，怎麼突然之間在別人口中就變得「很廉價」了呢？

過去三年，村民為了守住自己的生活與蕉徑的面貌，遠途跋涉到立法會表達自己的意見。村民一直堅持的東西非常簡單：希望在這裏土生土長的人，最終能夠在耕作與居住方面獲得一個合理的安排。

然而，在與政府拔河的過程中，村民抓緊繩子的力度，隨著時間的延宕而漸漸減弱放鬆。過去，因為老家被突然收回、擬建的馬路又要剖穿父親的田，文哥經常走在抗議的最前線，但突然有一天，他跟林安說，可能大馬路建好之後，在路旁「有一個棚仔賣菜都得喎。」

大家的態度都在慢慢轉化。「你做過好多事情、開了好多會，越了解就越清晰，清晰就知道，自己做任何事都是阻擋不到它，那就唯有接受。」文哥強調他不是看開了，而是開始懂得接受現實。

作為組織者，林安覺得有點驚訝也有些尷尬。因為她以為，村民會一起堅守直到最後，但原來在與官員交涉並不斷碰壁的過程中，他們無可避免地去思考一些較為實際的事。說時，她突然靜了下來，一雙大眼睛往上看，像是嘗試理解村民們的心態，「如果他（村民）不是這樣想的話，可能真的挺難受，或者......處理不到（情緒）。」

五年過去，日青與蕉徑村民一起相處、一併抗爭，她覺得村民從來不爭不吵，只是「很想把道理講清楚」：這裏是良好的農田，不應該改建道路的；政府不應該說農夫產量不足，因為問題是田地有限，並不是所謂農夫能力差。但無論道理怎麼說，始終沒有撼動政府作出改變，而這讓她感到憤怒：「我們香港是否文明社會？是的話，為什麼我講極你（政府）都不聽？是的話，為什麼你不虛心下來學？」她認為，事情的癥結在於施政者的「不謙虛」。

鄭肇祺也是這樣看。長久以來，香港農業擁有自己運行的規律，但政府漠然置之，「過去十幾二十年，其實有一班人已經很努力去付出、去守護這些土地，我們沒有去欣賞他們、或者沒有去提供一些協助，反而透過一些新的政策或者新的機構，率先去破壞這些原本已經發展出來的連結性。」

「當我們將一個地方變成一個園區時候，其實是犧牲了很多事。那在犧牲的過程裏面，究竟你有沒有關懷和關注到這些人？」鄭肇祺曾幻想，如果施政者願意謙卑，嘗試彎腰蹲下到田裏拔野草，了解日曬雨淋的恐怖、體驗流汗的感覺，也許就會知道耕田「其實一點都不容易」。

還可以抵抗到什麼時候

春天已到。過去一年的疫情，為一直抗爭的蕉徑村民們留下小段喘息。不過坐在一家人重建起來的聚腳地，回望四周，Ivan 表示農業園爭議白熱化的階段早就過去，牢牢的停留在三年前的蕉徑——現在，只剩下日青和戚師傅仍繼續堅守力爭。

2021年3月15日上午，漁護署聯同地政人員到日青的田打算進行「青苗點算」。按照程序，完成點算之後，工程人員便會在小魚經常出沒的河興建一座橋，讓日後工程車進入。烈日下，日青和戚師傅與一眾前來聲援的農友向政府人員重申立場：如果當局沒有解決好大興土木對蕉徑帶來的生態問題、沒有保護好瀕危的港油麻藤，他們絕不離開。

這種堅持，沒有人知道能抵抗多久。在日青田後，工程車已天天作動，大泥頭堆如山高，河道被堆填大石和柏油，環境在不知不覺間變了樣。若如 Ivan 所說，白熱化的抗爭雖然已過，但蕉徑真正面臨的挑戰，才剛剛開始。

去年12月末，記者處在日青田裏的一棵大樟樹下，坐在用卡板改造的櫈子上，天灰濛濛的。眼前是大片田野與樹林，身後又是茂盛的雜草叢；沒有行色匆匆的城市人，這裏的時間顯得平穩悠長。

草叢中，長著許多株如小腿高的淡竹葉。日青介紹說，香港以前有一則廣告「飲杯竹葉青」，所說的竹葉青酒，就是將這種葉的味道注到米酒中去。「當你知道這個是淡竹葉，你為什麼還要進口綠茶呢？其實香港漫天遍野都是淡竹葉。」她揚手感嘆，香港還有很多值得發掘的本土事。

言間，樹頭上掛著的幾面五彩布旗在風中揚動。這是很久以前她和朋友特意打造的「打卡位」，說好讓人們知道蕉徑的存在，也順帶為這裏祈福。每面布旗上，都寫有像對聯般的兩句話，「幽溪水手保耕農，良田沃土生態豐」，旗的中間又畫了鎮守蕉徑幾百年的山、特色的水坑田和老房子，當中還有特別醒目的四個大字：「祝福蕉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