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可能摧毁香港农业的农业园

编者按：本文是农业园系列的第二篇，聚焦政府的农业园计划，探讨以“发展农业”为名的政策因何引发农夫反对。欢迎阅读第一篇，《当农业园来的时候，我们蕉径半世纪的家没有了》

2016年，是香港农业议题重夺人们视野的一年。1月，时任行政长官梁振英发表施政报告，落实《新农业政策》，意谓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此前，港府一直承袭港英政府的农业管治模式，对产业发展的定位暧昧不明。新政策出现，让业界人士感觉到，脚下的农业板块终于要重新活跃起来。

新政策的重心，是要收地设立一个占地80公顷的农业园。据政府文件，园区将配备高新科技和现代化技术，增加农产量。在本地农业苦苦支撑的节点上，有厂商会形容农业园的出现，是“缝隙市场透出的曙光”。不过，对部份人来说，未来并非如此。

2017年，顾问公司公布农业园选址为“新界古洞南”，即蕉径。当地村民原以为政府的计划，是要复耕那些早被地产商囤积多年的弃置农地，但最终竟然是指向自己的家、自己的田。为了配合工程，无论已经丢荒或是仍在耕种的农田，都将被政府统一征收。

蕉径是香港现时最多本地菜产出的农区之一，这里的农夫和村民，很多都在祖辈年代已落地生根。政府说，农业园建成之后，受影响的农民可优先租用，但获分配的田地，不会是他们曾经熟悉的一块——但对农夫来说，新田不如旧田，农夫由摸清一块新田的质地与个性，再调适合下种的作物，需时数以年计。农业园对蕉径农户影响甚大，惟其合理性以及的各项细节仍然尚未𨤳清。

农业园的“高新科技”只是 gimmick？

2017年底，蕉径长沥关注组成员林安出席一次由渔农自然护理署（下称，渔护署）召开的咨询会。林安回忆，她曾追问官员，农业园所谓的“高新科技”到底指的是什么？一个官员信口回答道：“都是 gimmick （噱头）而已。”

林安瞬间火冒三丈，“有没有搞错！我们是很认真去想这件事。我们生活在这里的人，或者关注这个地方的人是很认真去想，但是你只是（说） ‘gimmick 而已’？”

她认为，政府由始至终没有正视村民的担忧，然而其实在政府释出的文件中，曾经准确详列香港农业衰退的症结，不解的是：为什么政策的最终方案，却对不准农民的真正需要？对不准农民需要的农业园，到底为谁而生？

蕉径深入新界上水郊野，是一个从粉岭公路分支延伸出去的村落，三面环山，北面与长沥村接连。蕉径长沥关注组成员梁德明第一次来到时，就觉得这里比起其他农区很不一样，驶进蕉径的货柜车非常少，废车场的比例也极其低。

1997年前后，香港人口急升，位于城市边陲的新界发展潜力浮现，各大发展商争相囤积土地，农地遭非法倒泥霸占的事件从没停止过。梁德明觉得，好像只有蕉径这一角，仍然有著集中的农田与产出，长久以来都没有被开发商的手所触及。这种感觉，在他当上区议员后来得更深：在他驻根的元朗洪水桥，自2007年被划为新发展区之后，重型货车每日来来回回，沙尘滚滚，昔日的田地都变成了货柜场。

农业园的设计顾问公司也许就看准了这一点。在其释出的研究报告中如此写道：“这个地点位于蕉径路以南，能透过粉锦公路连接至东面的长沥......不仅有田间小路连接田地与乡村地区，更已有一个发展完善的灌溉渠道。”蕉径至今仍然保有先天的地理优势，郑肇祺也对端传媒表示，这里确实是农业园选址的不二之选，但他不禁反问：“有 zone （园区）和没有 zone 的分别在哪里？”

郑肇祺在香港长大，长期关注渔农产业，现在是国立台东大学文化资源与休闲产业学系助理教授。他理解执政者的思维，“我将所有人搬出来，规划好了再邀请人进去，在管理上是比较方便的。”但最大的问题在于，蕉径农田原来本已经活跃集中，政府为什么还要坚持在一个原有的农业区里面再次划区？他形容，这是一个很吊诡的情况。

这个问题，在梁德明心里已有答案：因为农业园的存在目的并非发展农业，而是为了“安置”。

名为“发展”，实为“安置”？

当人们回溯《新农业政策》推出的原由，其实很快就会发现，在“新”政策的背后，从来没有“旧”政策。

港英时代，为维持中港缓冲地带，以及排解大陆移民带来的人口压力，殖民政府鼓励市民到新界开荒种田。回归之后，大陆蔬菜开放供港，本地农民得不到政府重视，生存空间逐年被压缩，农地也沦为发展商居奇以待的商品。

而在梁德明眼中，2014年爆发的反新界东北拨款示威，才真正是政府推动香港农业政策的触发点。“政府见到反抗力量太大，年底就有《新农业政策》，”他认为，农业园的出现，就是为了安置因发展被迫迁的农民，处理市民不满情绪。

反新界东北拨款示威

2014年末，时任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高永文接受访问时，虽否认政府的做法是为新界东北发展降温，但他一句“这不是主因”，被认为是间接承认农业园将来可接收相关农民。而在农业园其后释出咨询文件中，“安置受政府各种发展计划影响的农户”确实被写入“成立目的”一栏。

嘉道理农场暨植物园高级永续农业主任叶子林也向端传媒表示，农业园的“赔偿色彩很重”。叶子林出身农民家庭，过去二十多年一直关注及接触香港有机农业。他说，一般而言，政府在公布政策之前，很多时候都会先向相关人士“摸底”（进行非正式会面），但嘉道理农场作为香港其中一个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农场，在事前也并未获邀参与《新农业政策》的设计，其他环保团体同样被排除。直到定案释出，叶子林才能著手研究，“慢慢知道政府的思维”。

农业园约有一半的分区，被政府划为常规耕作区，包括将率先建成、占地11公顷的第一期范围。意思是，将来首批进入农业园的农夫将主要采取传统喷洒农药的方法耕种。然而据叶子林观察，近20年来，由于市民开始关注食品安全、有机蔬菜毛利渐高，有九成以上新入行的农夫都选择从事有机耕作。目前仍然保留常规耕种的农夫，大多都散居在城市边陲的非原居民村，也正正是备受政府发展所影响的一群，“所以农业园有超过一半的面积，是在照顾一些历史性的事情、配合发展的主调，”他分析。

回看政府文件，除安置农民外，设立农业园还有三个目标：培育农民科技知识、增加农产量及示范复耕荒地。但郑肇祺说，只要回溯香港农业的发展历程，就不难发现一直以来，已有不同民间团体在默默支援这些工作。而如今，农业园订下的方向，显示出政府发展农业的思维与农民的真正需要，处于一个错位的状态。

“与其说它（政府）是前瞻性地去支援农业，不如说它其实因为发展影响了农业，就用农业园来 compensate （补偿）或者舒缓一些社会矛盾。”叶子林强调，这并不仅是他的猜测，“是大家能够见到的。”

贯穿田野的大马路

纵观多位分析者的观察，设立农业园的目的很大程度在于补偿农夫，带有政策工具性。但回归现实层面，其实政府只要准确解决农民需要，“补偿”与“发展”并不矛盾。然而，在农业园设计蓝本释出后，工程和规划内容却没有为当地村民，及关注农业的人带来可期的改变，反而率先牵动他们神经的，是一条腰斩农地的大马路。

2015年，关注环保议题的日青和戚师傅，透过政府的农业复耕计划在蕉径租下了一块田。他们希望在靠近自然的生活中，找出回应气候危机的答案。虽然一直推动环保，但日青从未接触过田野。第一次下田时，她不敢把田胡乱翻动，生怕打扰到原生态，“我们很想阅读它。”日青认真说。

同年，有私人公司向城规会申请在蕉径兴建国际学校，拟建一条新道路。学校的位置就落在日青田地的正前方。那段时间每隔几个月，日青就会到城规会查看项目的申请状况，亦曾入纸提出反对。一年后，申请人突然撤回项目。日青回忆，当时自己还高兴地跟朋友说，是他们一起成功阻挡了计划。

没料到的是，在农业园第一期发展，顾问公司就提出兴建一条长900米、占地1公顷的双线双向大马路。在地图上看，马路形状尤像一头蝌蚪，路线竟与当年国际学校拟建的道路重合；马路的尽头，还是日青的田。

数十年来，蕉径村民都是赖著蕉径路和阡陌穿梭农田、往返市镇。就是在本地菜盛产的黄金70年代，蕉径村民“没有这条路也可以生存”，叶子林反问：“为什么现在非要这条路不可？”

渔护署回复端传媒问询，表示农业园在启用后，交通运输需求会较现时高，兴建道路是“让农户运输农耕设备”，亦会开放予公众及访客使用。不过，端传媒翻查由顾问公司释出的研究报告，发现无论是估算将来租户访客的人数，还是高峰时间段道路的使用情况等，多项资料的关键内容都遭到不同程度的黑线遮盖。当局所谓的“运输需求”，外界无从评估是否合理，亦无法证明大马路的必要性。

日青和朋友更担心的是，这里的生态将被造成不可回复的破坏。日青的田边有一条小河，河中有一条金橘色的鱼，每天日青在河里洗碗，小鱼就会前来觅食，“把我的饭锅舔得很干净”。河水每年又会有一次泛滥，把肥沃的沙泥带到田上去，日子久了，泥土优天独厚的质地便清晰可见，“不用怎么下肥都种得不错”。她们甚至还发现，这里更孕育著被列为濒危植物的“港油麻藤”。属于藤本植物的它相当傲娇，只喜爱攀缠著河边的樟树而生。花朵长出来时很像一簇簇紫色、胖胖的禾花雀堆在树上，所以又名“禾雀花”。

“现在政府要在一个有濒危植物的地方坚持起路，这个是世界级荒谬的。”一个农友这样说。

“我觉得整个蕉径都是我屋企”，日青形容自己对这个家的情感“很难讲得明”。为了这个家，她和朋友用时令作物在大路拟建的田地上种出六个大字：“要！菜！不！要！大！路”。

“耕住合一”的重要性

按照既定计划，三年后就退休的谭氏大哥 Ivan 晚年只剩下一件事：回到蕉径，和弟弟文哥一起打理父亲留下来的五斗田。但现在，“我全盘计划、我所希望的事、所憧憬的事不见了”。

2018年9月，顾问公司到蕉径展开钻探工程。村民得悉，一大早就拉著标语，赶到受迫迁户的门口高喊：“撤回道路工程，留屋留人！”现场村民们一个接一个向钻探人员讲述心里话，当中打头阵的是 Ivan 的弟弟文哥：“政府面对这么多人，有没有想过用农业园的人需要什么？”他说时相当生气。

文哥是全职农夫，去年这个时候，农业园的消息刚传到蕉径，住了47年的老家被业主通知不再续租，赖以为生的农田又将被大马路从中间划穿。“其实农民很不喜欢去挑一些事出来，他只会逆来顺受。直到他最终想保留的都没有了，他才会想出来‘对抗’。”Ivan 对记者说。

欢迎阅读第一篇，《当农业园来的时候，我们蕉径半世纪的家没有了》

蕉径住著的83户农户，大多土生土长，当农业园要改变农民的依凭，数十年来邻舍的热络关系将被拆散，致使不谙政治的农民也起来对抗。Ivan 表示，农民们最想要保留的，是从出生就开始走的“耕住合一”生活模式。

“我们几十年、蕉径个个都是这样做的了。田在哪里，屋就在哪里。”

据渔护署提供的数据，在农业园第一期范围内，有15户农户的田地会被政府收回，改建成马路或重新规划。同时政府也许下承诺，上述农户可在农业园建成之后优先租地，不过，新农地并没有提供居住设施，农夫只能获派面积约160呎的宿舍留宿。这让蕉径的村民们难以接受。

现在文哥每天早上出菜，未及六时就要从村口的家出发，骑著三轮车颠簸地往百尺外的田地收割。以前，他们一家就正在田边，不论是农具、肥料都可以放在家旁的小寮舍，直到农业园来了，地主说不再续租，“耕住合一”的模式才给打断。

2019年1月，受新界东北发展计划影响的马屎埔村民也发表声明，强调耕住合一的必要，批评政府明知农夫的需要，所以才安排宿舍，但宿舍却未能符合种植状况，突显政府从来“不把农民当一回事”。然而，即使抗议呼声延烧，发展局仍坚持认为把农户的“居住”和“复耕”混合处理不合适。

但对于农夫来说，坚持住家在农田附近，并非外界所想的贪得无厌：菜心必须在凌晨时分收割，否则被阳光接触后就不再显得新鲜；打杀虫水却要在晚上，因为那时虫子才会飞出来。“尤其是打风落雨的环境、我们叫‘冬瓜豆腐’，你要马上走下田看看菜变得怎样、看看水沟要不要通，”Ivan 说。

梁德明觉得，农民所面对的问题，很多时候被外界及媒体放到天秤上衡量，他们也经常被塑造成贪心、拖延时间以图贪更多赔偿的人。“城市人会觉得是否只有你（农民）完全不能动、为什么只有我们要牺牲（兴建公屋）？”但这天秤其实是个幻影、对立也是个伪命题，因为农民由始至终在争论的只是：“为什么我们没有权去选择自己的生活？为什么我们的权是被地产商控制？”

农业园之后，他们是农夫还是农民工？

像文哥一样的非原居民之所以落户新界乡郊，绝大部份都是父辈以上的家人战后逃来了香港，受政府鼓励租地种田。但由于他们没有地权，面对政府以规划发展为名的征地，他们首当其冲成为牺牲者。

尽管还是希望“耕住合一”，但当政府只愿释出宿舍方案，在缺乏政治谈判力量的前提下，仍然想继续耕作的农民也只能选择逆来顺受。然而，当农民失去一个永久紥根的地方，他们还算是“农民”吗？

政府预计，农业园第一期将于2023年前分阶段完成。建成之后，所有租户必须签订租约，5年为一期，需要提交年度计划和目标，每斗地缴交约一千港元租金。汰弱留强，能留在农业园的人，都必须达到一定产量要求。划一化的条款、量化指标，文哥认为，政府就是以一个工厂的形式去“管理”农业。

1月6日，日青出席一场谈及农业园进度的会议，“商业”、“提高产量”是会上经常被提到的词汇，这让她想起年过六十的村民何伯和高婆婆。二人种田不是为了商业生产，而是一种恒久以来的生活方式、“一种近似原住民的生活”。但当农业园的关键绩效指标（KPI），最终指向的是农作物产量，这群人能怎么办呢？她困惑。

当农业园的农民失去耕住合一、失去了村连结，换来一份合约、指标和宿舍，在梁德明看来，“农民”的角色就会完完全全转换成“农民工”的身份。

2019年，曾有议员就农夫产量未能达标一事表达担忧，当时渔护署表示“将弹性处理有关情况”。不过，渔农界选委立法会议员何俊贤也曾强调，希望农业园最终成为一个标杆和示范区，“如果你（农夫）真的想在那里养老的话，确实农业园不适合你。”端传媒尝试联络何俊贤，深入了解其观点，惟至截稿时未获回复。

但这句话，深深地刺痛了许多蕉径村民。

日青说，初来蕉径生活时，是何伯教他们如何打开水井、除藻，让他们可以完全不用东江水 （港府向大陆购买的水资源）。在她眼中，老一辈农村人的智慧与生活积累，蕴藏著解决未来许多疑问的答案，“他们的存在是很必须的，他们是 ‘Hold the answers to the unask questions of something’。”（拥有著某些问题的答案）而这些答案就像“打水井”一样，在村民的共同实践中逐渐浮现出来，一直到农业园来了。

在政府的计划里，填满了一个又一个复兴农业的宏大愿望，却没有给农民原有的生活方式留下空间。日青觉得，政府把一切给打回原形。

施政者的“不谦虚”

无法具体化的价值与答案，若没有感同身受，其实很难被外界所阅读。

当知道日青的田将要被征收，不熟悉农业的朋友就会询问：“政府会赔偿的，对吧？”日青理解，这是一种寒暄，“但我身在其中，我觉得很不安。就好像你弄坏了我的东西，‘我赔给你啰’。”不论田地还是乡村生活，这一切都是村民珍而重之的东西，她感慨，怎么突然之间在别人口中就变得“很廉价”了呢？

过去三年，村民为了守住自己的生活与蕉径的面貌，远途跋涉到立法会表达自己的意见。村民一直坚持的东西非常简单：希望在这里土生土长的人，最终能够在耕作与居住方面获得一个合理的安排。

然而，在与政府拔河的过程中，村民抓紧绳子的力度，随著时间的延宕而渐渐减弱放松。过去，因为老家被突然收回、拟建的马路又要剖穿父亲的田，文哥经常走在抗议的最前线，但突然有一天，他跟林安说，可能大马路建好之后，在路旁“有一个棚仔卖菜都得㖞。”

大家的态度都在慢慢转化。“你做过好多事情、开了好多会，越了解就越清晰，清晰就知道，自己做任何事都是阻挡不到它，那就唯有接受。”文哥强调他不是看开了，而是开始懂得接受现实。

作为组织者，林安觉得有点惊讶也有些尴尬。因为她以为，村民会一起坚守直到最后，但原来在与官员交涉并不断碰壁的过程中，他们无可避免地去思考一些较为实际的事。说时，她突然静了下来，一双大眼睛往上看，像是尝试理解村民们的心态，“如果他（村民）不是这样想的话，可能真的挺难受，或者......处理不到（情绪）。”

五年过去，日青与蕉径村民一起相处、一并抗争，她觉得村民从来不争不吵，只是“很想把道理讲清楚”：这里是良好的农田，不应该改建道路的；政府不应该说农夫产量不足，因为田地有限，并不是所谓的农夫能力差。但无论道理怎么说，始终没有撼动政府作出改变，而这让她感到愤怒：“我们香港是否文明社会？是的话，为什么我讲极你（政府）都不听？是的话，为什么你不虚心下来学？”她认为，事情的症结在于施政者的“不谦虚”。

郑肇祺也是这样看。长久以来，香港农业拥有自己运行的规律，但政府漠然置之，“过去十几二十年，其实有一班人已经很努力去付出、去守护这些土地，我们没有去欣赏他们、或者没有去提供一些协助，反而透过一些新的政策或者新的机构，率先去破坏这些原本已经发展出来的连结性。”

“当我们将一个地方变成一个园区时候，其实是牺牲了很多事。那在牺牲的过程里面，究竟你有没有关怀和关注到这些人？”郑肇祺曾幻想，如果施政者愿意谦卑，尝试弯腰蹲下到田里拔野草，了解日晒雨淋的恐怖、体验流汗的感觉，也许就会知道耕田“其实一点都不容易”。

还可以抵抗到什么时候

春天已到。过去一年的疫情，为一直抗争的蕉径村民们留下小段喘息。不过坐在一家人重建起来的聚脚地，回望四周，Ivan 表示农业园争议白热化的阶段早就过去，牢牢的停留在三年前的蕉径——现在，只剩下日青和戚师傅仍继续坚守力争。

2021年3月15日上午，渔护署联同地政人员到日青的田打算进行“青苗点算”。按照程序，完成点算之后，工程人员便会在小鱼经常出没的河兴建一座桥，让日后工程车进入。烈日下，日青和戚师傅与一众前来声援的农友向政府人员重申立场：如果当局没有解决好大兴土木对蕉径带来的生态问题、没有保护好濒危的港油麻藤，他们绝不离开。

这种坚持，没有人知道能抵抗多久。在日青田后，工程车已天天作动，大泥头堆如山高，河道被堆填大石和柏油，环境在不知不觉间变了样。若如 Ivan 所说，白热化的抗争虽然已过，但蕉径真正面临的挑战，才刚刚开始。

去年12月末，记者处在日青田里的一棵大樟树下，坐在用卡板改造的櫈子上，天灰蒙蒙的。眼前是大片田野与树林，身后又是茂盛的杂草丛；没有行色匆匆的城市人，这里的时间显得平稳悠长。

草丛中，长著许多株如小腿高的淡竹叶。日青介绍说，香港以前有一则广告“饮杯竹叶青”，所说的竹叶青酒，就是将这种叶的味道注到米酒中去。“当你知道这个是淡竹叶，你为什么还要进口绿茶呢？其实香港漫天遍野都是淡竹叶。”她扬手感叹，香港还有很多值得发掘的本土事。

言间，树头上挂著的几面五彩布旗在风中扬动。这是很久以前她和朋友特意打造的“打卡位”，说好让人们知道蕉径的存在，也顺带为这里祈福。每面布旗上，都写有像对联般的两句话，“幽溪水手保耕农，良田沃土生态丰”，旗的中间又画了镇守蕉径几百年的山、特色的水坑田和老房子，当中还有特别醒目的四个大字：“祝福蕉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