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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舞派3》黃修平:我希望世界上有更多可以做回自己的人

對於將來,黃修平不可能不擔心,但他用一句話形容自己的新作,闖蕩在未知裏。


黃修平。 攝:林振東/端傳媒
黃修平。 攝:林振東/端傳媒

去年二月到四月,黃修平過了一段相對平靜的生活。大部分時候在家煮飯,和很多人一樣,變了「廚神」。業餘的生活是買菜和拼模型,「OK 樂觀」。

那時,《狂舞派3》已經拍完,還沒進行後期剪輯。「如果真的很努力,我可以用這個機會去剪完,」黃修平想了想,不如讓自己停一停。他買的好多模型還沒拆過,在那段時間裏,他可以拼一拼,砌一砌。

第二波疫情時,公司打電話給黃修平,問他有沒有興趣趕金馬獎。那是四月的尾聲,他盤算過,有些空鏡要補,後期的畫面和音樂,「勒緊褲頭,很一鼓作氣地衝。衝到7月底,應該來得及。」他開始擔心疫情不知何時會再爆發。為了真的可以按時完工,他有意識地防範,「有得做一日,就多做一日。」周圍的人當時覺得他杞人憂天。到了七月底,疫情真的又再爆發了。快要完工之前,他被迫停了幾天,不能回工作室。

金馬獎很體諒報名參賽的各個團隊,宣佈延遲截止日期,最後在大家的堅持下,《狂舞派3》趕上了金馬獎的報名。「然後就出席了金馬獎,然後就是第三波。又第四波,沒完沒了,才開始有一些擔憂。」等到電影正式在香港上映,已經與賀歲檔失之交臂。最先帶起賀歲檔風潮的香港人,度過了一個沒有賀歲電影可看的農曆新年。

在好幾年前,黃修平已經放話,他不會拍《狂舞派2》。前作《狂舞派》叫好叫座,觀眾幾乎已經默認這會是一個系列電影的開始,黃修平應該會抓住這個機會,用更多資源,更多預算拍一部續集。廣東話叫做,「食住條水」。

黃修平。

黃修平。攝:林振東/端傳媒

「所謂的複製成功,就是墮落的開始。」黃修平說,所有做創作的人,其實都應該心水清,他知道有不少人不會看好續集,「也不是每一份影視作品會被呼喚拍第二集,我覺得我應該要擁抱這種呼喚。」

這樣的矛盾如何處理呢?「最大的問題,因為《狂舞派》在香港來說,並不是一個類型片。如果是類型片你繼續拍多一部,又講的過去。但狂舞派之所以受歡迎,因為它在香港算是橫空出世。」與傳統的音樂歌舞片不同,在國外類似《狂舞派》的電影已經多年歷史,但華語電影不多見。「在香港來說,沒人會想過,香港這麼一班地下舞者可以這麼厲害。素人演出這麼精彩。」黃修平擔心再拍一部類似的第二集,只會平平無奇,「就很違反《狂舞派》的誕生精神。所以,不如,我坦誠的面對這個矛盾。」

黃修平假設了一種可能的未來,在戲劇的世界裏,真的有一部平平無奇的《狂舞派2》。這一班人跳出戲的角色,成為真實的人。《狂舞派》的演員順應了觀眾的呼喚,拍出了平平無奇的第二集。「這個世界也不會多了一套勵志片而有什麼改變,仍然很殘酷。」《狂舞派3》將舞台交給了這群走下銀幕的演員和舞者,在《狂舞派》第一集的成功和第二集的平淡之後,他們要如何面對香港這座城市以及他們居住的工廈區。

這樣的設計,彷彿是對自己的一種反叛。畢竟,拍攝續集在電影業是一件太過於順理成章的事了。黃修平不想走已經鋪好的路:「條命係咁,無辦法。你叫我走鋪好的路,我不懂得走。」

他回想為什麼黃修平會變成今天這樣,不走那些預設好的方法,「第一,我成長在一個沒有什麼事件的年代。雖然有1997和移民潮,但小的時候不怕,也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相反覺得,有很多很精彩的事情發生在身邊,有很多藝術創作。」那些身邊很多人做的事情,對他來說更像是一種藝術的衝擊,而不覺得它們很切身。

「我覺得我還是有創作的自由,令我覺得,整體來說,覺得活在香港都是自由自在。所以再加上本身人的性格。有可能是性格決定命運,也覺得和家裏的狀況有關。」黃修平說自己既不是貧窮家庭,也不富有,「就是剛剛好能做到自己喜歡的東西。」雖然往往要靠自己爭取,只要努力爭取也會得到,從未有過很大的壓力。他喜歡藝術,家人也同意了。

「有反對過,但是沒有辦法了,如果你不讓我讀藝術,我就讀不到大學了,我也不會夠分讀醫科(笑)。」很多東西都是隨着自性和興趣,一路走下去,他走出一條路,「當然中間也會有困難。但一直到我出來工作的中期,所有困難都是內心的困難多過外在的困難。」與很多創作者的困境類似,做這一行是否可以養活自己,作品究竟能不能突破,「都是一些單純地內心的掙扎。」他用「單純」形容自己的成長。直到近十年來社會問題愈來愈外露,開始撕裂,才讓他對生活上的掙扎多了一些切身的想法。

「我之所以到現在可以單純地做決定,可能都是因為成長的經歷。」

黃修平。

黃修平。攝:林振東/端傳媒

在香港人為1997疑慮的那幾年,他並不懂得自己正在經歷什麼事。「很客觀的說,以前,就是上一次『預演』都沒有這次這麼慘痛。」很多人走了,很多人又回來。甚至那一個世代的人,「很多沒走的笑那些走了的,但這次真的不同,切身很多,走難的感覺更加強。」

黃修平中學時的鄰居,曾經是他小時候最好的朋友。他們上同一間學校,一起拼高達模型,「我阿媽會幫埋佢補習。」在八九民運之前,這位朋友移民離開了香港。「那幾年每年班裏都有兩三個同學移民。我當時不知道他們移民來做什麼,就是覺得有的人家庭情況比較好,去追求更好的生活。」可是他對香港人的家底可以差到什麼程度,並沒有概念。回憶起來,自己雖然經過了移民潮,但留下來的香港人,仍然都有不錯的發展。面對這一次的「移民潮」,他無法預見下一步會是怎樣。「目前來看,還是可以捱下去,當將來怎樣,不可能不擔心。」

《狂舞派3》有一些微妙的巧合與預見性,儘管工廈議題在香港已經掀起過很多討論,放在2021年看,其中的很多段落有了更多聯想的空間。黃修平賦予了其中角色一個身份:KIDA(Kowloon Industrial District Artists)。他的生活和工作主要都在工廈區,「我的感受是這群人應該有 identity,雖然沒有正式講出口。」做資料搜集時,他參考了一本書《我來自工廈》,「我來自工廈,這還不叫有身份認同嗎?」

他用了相當篇幅講這群年輕創作者在面對資本和地產霸權時的困境,寫「生存」和「求真」之間的衝突。最激烈的一場戲劇衝突,來自最後一段地盤剪綵儀式上的拉扯。這一段戲與近年香港街頭的景況有很多不謀而合之處,「其實整部戲在2018年年底已經拍完了。」黃修平說那是他對社會議題的一些感應,想寫一些可能會發生的衝突,沒想到後來真的發生了。

在這麼殘酷的社會環境下,人往往不得不面對一些和「求真」有衝突的時候。

「我想這幾年為什麼《100毛》這麼受歡迎,或者網絡上的一些 KOL 也好。因為這些平台底下,我們可以看到比較真的東西。或者他們不斷去撕破一些虛偽的面紗。我們的父母輩小時候看《歡樂今宵》,看《香港小姐選美》,只是單純地投入這種娛樂。到後來我們對於社會有一些了解,知道娛樂圈的運作,知道社會的運作,知道權力的運作,知道形象背後是什麼。」富麗堂皇的東西常常有背面。講一套,做一套,這成為了人們的常識。《狂舞派3》也充滿了這樣的反諷和戲謔。知道這些衝突之後,他想要講出這種不忿,「雖然改變不了,但你都希望可以做到第一步,撕破它的面紗,很想透一口氣。」

在金馬獎現場,觀眾們見到了黃修平和他的《狂舞派3》團隊。對影迷和觀眾來說,出席金馬獎與否,如今已經變成了一種訊號。

「我不會說什麼,也不會想一些反面的東西。我不會想別人怎麽看。首先你做這個對不對,有無價值,以及你渴望什麼東西。」金馬獎在他心目中一直有很崇高的位置,無論是從小看《悲情城市》和《推手》在金馬獎獲得肯定,或是2011年他自己在金馬創投遇上伯樂,黃修平很珍惜這種緣分。

「我覺得金馬獎做得好好,讓我從好多細節覺得這個頒獎禮真的尊重電影,推崇電影文化。何以爲了一些外在,你覺得毫無道理的壓力,說我不可以參加金馬獎,我覺得那很傻。」有一些新導演曾經打電話給他訴苦,說拍完戲之後沒辦法參加金馬獎,「自我審查對電影當然不好。我會明白每個人的線都不一樣。事實上有些東西要顧,但是要顧到怎樣一個程度呢?每個人都有不同的選擇,我當然希望世界上有更多可以做回自己的人。」

《狂舞派3》中的舞蹈,是一種舞者表達憤怒的方式。「我想這部戲也有抗爭精神,抗爭對生活的打壓。無論是 Dave 通過跳舞發洩,還是 Heyo 通過饒舌宣洩不滿,或者阿弗用饒舌咒罵出賣 Hip Hop 的同輩,都是的。」

戲中講到 Hip Hop 與饒舌及街頭文化,黃修平畫面一轉,用了一套戲中戲,但實際上則真的去紐約拍了一段紀錄片。「劇本最開始寫的時候已經有這一段。」黃修平拍這部片很根本的想法,是想拍一群沒有希望的平民百姓,透過自己最草根最土炮的方式,用一些藝術形式、跳舞、塗鴉,而為自己賦權。

「雖然我一路都知道 Hip Hop 是什麼,但只是很表面的知道。曾經只是將 Rap 視為一種潮流。到第一集的時候有了一些簡單的認識,在第三集,尋根。哇,我很著迷!」如果讀大學的時候知道 Hip Hop 精神,黃修平可能會轉系讀文化研究,「你想想看它居然如此影響了整個世界的文化。」

去到當地之後,黃修平發現那些傳說一樣的元老人物,很容易可以見到,突然之間覺得彼此之間的距離很近。他讓戲中的角色像 YouTuber 一樣舉起機器就拍,用懶人包的形式做了一套戲中的迷你紀錄片。

劇本創作期間,黃修平無法逐字逐句地寫,「因為不知會拍到什麼回來。」團隊先後去了紐約兩次。第一次是在2018年3月,黃修平和阿弗,加上黃志淙引介的 B Boy 阿齊。三人一個星期之內就成團,「第一次去完全沒拍到什麼,但認識了很多人。」12月結束故事主線的拍攝之後,又加了三個人再去了一次紐約,拍了十天左右,「拍到被警察抓!」

一行人在紐約去了曼克頓唯一一家賣塗鴉用品的店。這家叫做 Scrap Yard 的小店位於西百老匯大街與運河街交會的街區,店不大,卻有種類繁多的塗鴉產品,「那些噴漆的筆,噴嘴無論多粗多細的都有。」買完之後,大家都想要試筆。

「那間店的外面有一個電話亭。其實在這個年代,在美國都沒有什麼人用電話亭啦。那個電話亭就畫曬graffiti。寫了好多字和圖案,讓我們自然地覺得那是一個讓你試用的地方。」電話亭就在塗鴉品店出口對面,「你會覺得很合理。」塗鴉在美國不合法,「但我們意識不到在那裏真的會被人抓。」

街尾有警察,畫的時候什麼也沒說。畫完大家走了半條街,有兩個白人便衣警察從身後拍肩膀,拿出了 NYPD 的徽章和證。「還好最後沒事,沒起訴也沒有案底。」

黃修平。

黃修平。攝:林振東/端傳媒

《狂舞派3》中的角色也同樣在尋找創作和生存空間。「堅守」是他們最重要的信念之一。如今現實中的關鍵字是「逃離」,人們不斷質疑某些社交平台和通訊軟體的安全,從這個 App 逃到那個 App。黃修平開了新的帳戶,但沒有徹底離開。「始終有一些東西被扯住,好難一時三刻徹底離開。有的東西需要一些試用期。」

「很多年前,我已經覺得,真的沒有問題嗎?」這些主宰着我們人的生活、溝通的平台,竟然讓幾家獨大的公司壟斷,黃修平擔心終有一天這些公司會影響人們的正常生活。幾年之後,這種恐懼如實地發生了。

黃修平也算頻繁使用社交平台的人,但通常都只是收取資訊,轉發自己感興趣的文章。曾經 Facebook 佔據了他很多時間和心思,「有時候你可能會變成一個很沉醉的深度使用者,所以我很怕被這些東西控制。」他在很多社交平台上都只是淺嘗輒止,不會滲入。「實際上,Facebook 曾經為我們提供了很多方便,尤其是《狂舞派》的熱度,社交平台真的功不可沒。」2013年,正是 Facebook 最活躍,且問題還不明顯的時候。第一批看過《狂舞派》的觀眾在社交平台上口耳相傳,最後達成了現象級的觀影人數。

「我很少在社交平台上長篇大論或者跟人筆戰,我的性格和能力都不在這方面。」

在社交媒體上常常沉默的黃修平,創作出的作品總是透露出一些預言氣質。上一部作品《哪一天我們會飛》,標題裏好像藏了說不完的後續。幾年前他說,這一部作品是關於「現在,過去,和將來」。那《狂舞派3》呢?

是關於「闖蕩在未知裏」。他說。

《狂舞派3》終於要在疫情回落時上院線,與曾經的想像大不同。「以前我天真的以為,我不會介意大家不去電影院。」他認為人們沒有辦法強求,也不應該阻止科技發展,「我也不覺得電影會死,只不過可能會變得邊緣一些。不用 Netflix 或手機看電影也並不是就比較差,我們要接受科技推動觀眾看電影的方式,但還是希望推動進戲院看電影的文化。只是如今我沒想過電影院會被這樣的方法去打壓。」他希望疫情不會繼續被利用來打壓我們應有的社交活動。

家裏的模型還沒有拆完,「十個以內吧。」

讀書時,他曾經異常沉迷於模型。後來遠離了這個愛好,甚至遺失了好些模型,說起來有些遺憾。

疫情期間他試着拼一隻《天空之城》中的鼓翼機。機身花了兩個月,黃修平試着用油畫的風格去著色,「或者到時候再為人物改改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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