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二月到四月，黄修平过了一段相对平静的生活。大部分时候在家煮饭，和很多人一样，变了“厨神”。业余的生活是买菜和拼模型，“OK 乐观”。
那时，《狂舞派3》已经拍完，还没进行后期剪辑。“如果真的很努力，我可以用这个机会去剪完，”黄修平想了想，不如让自己停一停。他买的好多模型还没拆过，在那段时间里，他可以拼一拼，砌一砌。
第二波疫情时，公司打电话给黄修平，问他有没有兴趣赶金马奖。那是四月的尾声，他盘算过，有些空镜要补，后期的画面和音乐，“勒紧裤头，很一鼓作气地冲。冲到7月底，应该来得及。”他开始担心疫情不知何时会再爆发。为了真的可以按时完工，他有意识地防范，“有得做一日，就多做一日。”周围的人当时觉得他杞人忧天。到了七月底，疫情真的又再爆发了。快要完工之前，他被迫停了几天，不能回工作室。
金马奖很体谅报名参赛的各个团队，宣布延迟截止日期，最后在大家的坚持下，《狂舞派3》赶上了金马奖的报名。“然后就出席了金马奖，然后就是第三波。又第四波，没完没了，才开始有一些担忧。”等到电影正式在香港上映，已经与贺岁档失之交臂。最先带起贺岁档风潮的香港人，度过了一个没有贺岁电影可看的农历新年。
在好几年前，黄修平已经放话，他不会拍《狂舞派2》。前作《狂舞派》叫好叫座，观众几乎已经默认这会是一个系列电影的开始，黄修平应该会抓住这个机会，用更多资源，更多预算拍一部续集。广东话叫做，“食住条水”。
“所谓的复制成功，就是堕落的开始。”黄修平说，所有做创作的人，其实都应该心水清，他知道有不少人不会看好续集，“也不是每一份影视作品会被呼唤拍第二集，我觉得我应该要拥抱这种呼唤。”
这样的矛盾如何处理呢？“最大的问题，因为《狂舞派》在香港来说，并不是一个类型片。如果是类型片你继续拍多一部，又讲的过去。但狂舞派之所以受欢迎，因为它在香港算是横空出世。”与传统的音乐歌舞片不同，在国外类似《狂舞派》的电影已经多年历史，但华语电影不多见。“在香港来说，没人会想过，香港这么一班地下舞者可以这么厉害。素人演出这么精彩。”黄修平担心再拍一部类似的第二集，只会平平无奇，“就很违反《狂舞派》的诞生精神。所以，不如，我坦诚的面对这个矛盾。”
黄修平假设了一种可能的未来，在戏剧的世界里，真的有一部平平无奇的《狂舞派2》。这一班人跳出戏的角色，成为真实的人。《狂舞派》的演员顺应了观众的呼唤，拍出了平平无奇的第二集。“这个世界也不会多了一套励志片而有什么改变，仍然很残酷。”《狂舞派3》将舞台交给了这群走下银幕的演员和舞者，在《狂舞派》第一集的成功和第二集的平淡之后，他们要如何面对香港这座城市以及他们居住的工厦区。
这样的设计，仿佛是对自己的一种反叛。毕竟，拍摄续集在电影业是一件太过于顺理成章的事了。黄修平不想走已经铺好的路：“条命系咁，无办法。你叫我走铺好的路，我不懂得走。”
他回想为什么黄修平会变成今天这样，不走那些预设好的方法，“第一，我成长在一个没有什么事件的年代。虽然有1997和移民潮，但小的时候不怕，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相反觉得，有很多很精彩的事情发生在身边，有很多艺术创作。”那些身边很多人做的事情，对他来说更像是一种艺术的冲击，而不觉得它们很切身。
“我觉得我还是有创作的自由，令我觉得，整体来说，觉得活在香港都是自由自在。所以再加上本身人的性格。有可能是性格决定命运，也觉得和家里的状况有关。”黄修平说自己既不是贫穷家庭，也不富有，“就是刚刚好能做到自己喜欢的东西。”虽然往往要靠自己争取，只要努力争取也会得到，从未有过很大的压力。他喜欢艺术，家人也同意了。
“有反对过，但是没有办法了，如果你不让我读艺术，我就读不到大学了，我也不会够分读医科（笑）。”很多东西都是随着自性和兴趣，一路走下去，他走出一条路，“当然中间也会有困难。但一直到我出来工作的中期，所有困难都是内心的困难多过外在的困难。”与很多创作者的困境类似，做这一行是否可以养活自己，作品究竟能不能突破，“都是一些单纯地内心的挣扎。”他用“单纯”形容自己的成长。直到近十年来社会问题愈来愈外露，开始撕裂，才让他对生活上的挣扎多了一些切身的想法。
“我之所以到现在可以单纯地做决定，可能都是因为成长的经历。”
在香港人为1997疑虑的那几年，他并不懂得自己正在经历什么事。“很客观的说，以前，就是上一次『预演』都没有这次这么惨痛。”很多人走了，很多人又回来。甚至那一个世代的人，“很多没走的笑那些走了的，但这次真的不同，切身很多，走难的感觉更加强。”
黄修平中学时的邻居，曾经是他小时候最好的朋友。他们上同一间学校，一起拼高达模型，“我阿妈会帮埋佢补习。”在八九民运之前，这位朋友移民离开了香港。“那几年每年班里都有两三个同学移民。我当时不知道他们移民来做什么，就是觉得有的人家庭情况比较好，去追求更好的生活。”可是他对香港人的家底可以差到什么程度，并没有概念。回忆起来，自己虽然经过了移民潮，但留下来的香港人，仍然都有不错的发展。面对这一次的“移民潮”，他无法预见下一步会是怎样。“目前来看，还是可以捱下去，当将来怎样，不可能不担心。”
《狂舞派3》有一些微妙的巧合与预见性，尽管工厦议题在香港已经掀起过很多讨论，放在2021年看，其中的很多段落有了更多联想的空间。黄修平赋予了其中角色一个身份：KIDA（Kowloon Industrial District Artists）。他的生活和工作主要都在工厦区，“我的感受是这群人应该有 identity，虽然没有正式讲出口。”做资料搜集时，他参考了一本书《我来自工厦》，“我来自工厦，这还不叫有身份认同吗？”
他用了相当篇幅讲这群年轻创作者在面对资本和地产霸权时的困境，写“生存”和“求真”之间的冲突。最激烈的一场戏剧冲突，来自最后一段地盘剪彩仪式上的拉扯。这一段戏与近年香港街头的景况有很多不谋而合之处，“其实整部戏在2018年年底已经拍完了。”黄修平说那是他对社会议题的一些感应，想写一些可能会发生的冲突，没想到后来真的发生了。
在这么残酷的社会环境下，人往往不得不面对一些和“求真”有冲突的时候。
“我想这几年为什么《100毛》这么受欢迎，或者网络上的一些 KOL 也好。因为这些平台底下，我们可以看到比较真的东西。或者他们不断去撕破一些虚伪的面纱。我们的父母辈小时候看《欢乐今宵》，看《香港小姐选美》，只是单纯地投入这种娱乐。到后来我们对于社会有一些了解，知道娱乐圈的运作，知道社会的运作，知道权力的运作，知道形象背后是什么。”富丽堂皇的东西常常有背面。讲一套，做一套，这成为了人们的常识。《狂舞派3》也充满了这样的反讽和戏谑。知道这些冲突之后，他想要讲出这种不忿，“虽然改变不了，但你都希望可以做到第一步，撕破它的面纱，很想透一口气。”
在金马奖现场，观众们见到了黄修平和他的《狂舞派3》团队。对影迷和观众来说，出席金马奖与否，如今已经变成了一种讯号。
“我不会说什么，也不会想一些反面的东西。我不会想别人怎么看。首先你做这个对不对，有无价值，以及你渴望什么东西。”金马奖在他心目中一直有很崇高的位置，无论是从小看《悲情城市》和《推手》在金马奖获得肯定，或是2011年他自己在金马创投遇上伯乐，黄修平很珍惜这种缘分。
“我觉得金马奖做得好好，让我从好多细节觉得这个颁奖礼真的尊重电影，推崇电影文化。何以为了一些外在，你觉得毫无道理的压力，说我不可以参加金马奖，我觉得那很傻。”有一些新导演曾经打电话给他诉苦，说拍完戏之后没办法参加金马奖，“自我审查对电影当然不好。我会明白每个人的线都不一样。事实上有些东西要顾，但是要顾到怎样一个程度呢？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选择，我当然希望世界上有更多可以做回自己的人。”
《狂舞派3》中的舞蹈，是一种舞者表达愤怒的方式。“我想这部戏也有抗争精神，抗争对生活的打压。无论是 Dave 通过跳舞发泄，还是 Heyo 通过饶舌宣泄不满，或者阿弗用饶舌咒骂出卖 Hip Hop 的同辈，都是的。”
戏中讲到 Hip Hop 与饶舌及街头文化，黄修平画面一转，用了一套戏中戏，但实际上则真的去纽约拍了一段纪录片。“剧本最开始写的时候已经有这一段。”黄修平拍这部片很根本的想法，是想拍一群没有希望的平民百姓，透过自己最草根最土炮的方式，用一些艺术形式、跳舞、涂鸦，而为自己赋权。
“虽然我一路都知道 Hip Hop 是什么，但只是很表面的知道。曾经只是将 Rap 视为一种潮流。到第一集的时候有了一些简单的认识，在第三集，寻根。哇，我很着迷！”如果读大学的时候知道 Hip Hop 精神，黄修平可能会转系读文化研究，“你想想看它居然如此影响了整个世界的文化。”
去到当地之后，黄修平发现那些传说一样的元老人物，很容易可以见到，突然之间觉得彼此之间的距离很近。他让戏中的角色像 YouTuber 一样举起机器就拍，用懒人包的形式做了一套戏中的迷你纪录片。
剧本创作期间，黄修平无法逐字逐句地写，“因为不知会拍到什么回来。”团队先后去了纽约两次。第一次是在2018年3月，黄修平和阿弗，加上黄志淙引介的 B Boy 阿齐。三人一个星期之内就成团，“第一次去完全没拍到什么，但认识了很多人。”12月结束故事主线的拍摄之后，又加了三个人再去了一次纽约，拍了十天左右，“拍到被警察抓！”
一行人在纽约去了曼克顿唯一一家卖涂鸦用品的店。这家叫做 Scrap Yard 的小店位于西百老汇大街与运河街交会的街区，店不大，却有种类繁多的涂鸦产品，“那些喷漆的笔，喷嘴无论多粗多细的都有。”买完之后，大家都想要试笔。
“那间店的外面有一个电话亭。其实在这个年代，在美国都没有什么人用电话亭啦。那个电话亭就画晒graffiti。写了好多字和图案，让我们自然地觉得那是一个让你试用的地方。”电话亭就在涂鸦品店出口对面，“你会觉得很合理。”涂鸦在美国不合法，“但我们意识不到在那里真的会被人抓。”
街尾有警察，画的时候什么也没说。画完大家走了半条街，有两个白人便衣警察从身后拍肩膀，拿出了 NYPD 的徽章和证。“还好最后没事，没起诉也没有案底。”
《狂舞派3》中的角色也同样在寻找创作和生存空间。“坚守”是他们最重要的信念之一。如今现实中的关键字是“逃离”，人们不断质疑某些社交平台和通讯软体的安全，从这个 App 逃到那个 App。黄修平开了新的帐户，但没有彻底离开。“始终有一些东西被扯住，好难一时三刻彻底离开。有的东西需要一些试用期。”
“很多年前，我已经觉得，真的没有问题吗？”这些主宰着我们人的生活、沟通的平台，竟然让几家独大的公司垄断，黄修平担心终有一天这些公司会影响人们的正常生活。几年之后，这种恐惧如实地发生了。
黄修平也算频繁使用社交平台的人，但通常都只是收取资讯，转发自己感兴趣的文章。曾经 Facebook 占据了他很多时间和心思，“有时候你可能会变成一个很沉醉的深度使用者，所以我很怕被这些东西控制。”他在很多社交平台上都只是浅尝辄止，不会渗入。“实际上，Facebook 曾经为我们提供了很多方便，尤其是《狂舞派》的热度，社交平台真的功不可没。”2013年，正是 Facebook 最活跃，且问题还不明显的时候。第一批看过《狂舞派》的观众在社交平台上口耳相传，最后达成了现象级的观影人数。
“我很少在社交平台上长篇大论或者跟人笔战，我的性格和能力都不在这方面。”
在社交媒体上常常沉默的黄修平，创作出的作品总是透露出一些预言气质。上一部作品《哪一天我们会飞》，标题里好像藏了说不完的后续。几年前他说，这一部作品是关于“现在，过去，和将来”。那《狂舞派3》呢？
是关于“闯荡在未知里”。他说。
《狂舞派3》终于要在疫情回落时上院线，与曾经的想像大不同。“以前我天真的以为，我不会介意大家不去电影院。”他认为人们没有办法强求，也不应该阻止科技发展，“我也不觉得电影会死，只不过可能会变得边缘一些。不用 Netflix 或手机看电影也并不是就比较差，我们要接受科技推动观众看电影的方式，但还是希望推动进戏院看电影的文化。只是如今我没想过电影院会被这样的方法去打压。”他希望疫情不会继续被利用来打压我们应有的社交活动。
家里的模型还没有拆完，“十个以内吧。”
读书时，他曾经异常沉迷于模型。后来远离了这个爱好，甚至遗失了好些模型，说起来有些遗憾。
疫情期间他试着拼一只《天空之城》中的鼓翼机。机身花了两个月，黄修平试着用油画的风格去着色，“或者到时候再为人物改改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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