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中的失親者：世界向前跑，他們留在了原地

編者按：2020年1月23日，武漢封城，一個足以癱瘓世界、為時代畫下轉折點的病毒闖入人們的視線。隨後一年，COVID-19在全球造成逾九千萬人感染、超過兩百萬人死亡。武漢，作為充滿爭議的「頭號疫區」，漸漸隱沒在其他重災區的塵囂中。在封城一週年之際，端傳媒重訪疫情起點，撿拾失落的個體，叩問疫情留下的改變、傷痛與重生。願回望的目光，溫暖當下的寒冬，並向未來注入力量。這是專題的第一篇，記錄了失親者的故事。

2020年最後一天，劉璐窩在沙發上，焦慮地等待手機提示音響起。

她剛剛發布了一條 1450 字的長微博——一封寫給武漢某醫院院長的公開信。2月8日，她的弟弟因感染2019冠狀病毒肺炎，在ICU病房去世，年僅 43 歲。之後一整年，劉璐都想「要個說法」。她頻繁拜訪信訪局、給相關部門寫信、在微博@大V，但一直沒收到任何回應，無奈之下，決定發出這封公開信。

十九天後，那條微博的數據一直停留在 9次轉發、3條留言和7個點讚，其中，轉發和留言都來自她自己的小號。

劉璐感到沮喪。在這座以「每天不一樣」作為口號的城市裏，向前看，似乎是唯一的選擇。空了76天的街道很快被車輛和行人填滿，上下班高峰期時，長江大橋和過江隧道依舊要堵上好幾個小時。整改後重新開放的江漢路步行街，迅速被商戶和顧客塞滿，重現武漢商業「首街」的繁榮。大多數人都不願回憶和談論那段黑暗的日子，他們忙著賺錢，忙著消費，步伐匆匆地向前飛奔。

李文亮醫生「吹哨」一週年，或是「發哨人」艾芬在微博上維權時，關於武漢疫情的記憶被短暫地喚醒，又迅速被新話題掩蓋。但是，在微博不被注意的角落裏，還有很多像劉璐這樣的疫情中的失親者，一遍一遍回溯親人生前的細節，自顧自地說著「如果當初⋯⋯」3869這個武漢官方通報的死亡數據背後，是一個個徹底破碎的家庭和無法走出傷痛的人，他們被快速駛向前方的列車留在了原地、留在了悲痛中。

無法向前看的人

弟弟去世後，劉璐的生活像是停滯了。

她之前在網上做珠寶和化妝品生意，經常出去參加活動和飯局，認識新的客戶。但2020年，她完全沒心思打理生意。受疫情影響，生意本就不好做，總價值十幾萬的化妝品一盒一盒地堆積在家，房租拖欠了一年，劉璐也不願意出門見客戶。除了吃飯和睡覺，大部分時間，她都窩在貨品旁邊的沙發裏看手機，一看就是一整天。

她的身體和精神狀態都很差，常常整夜睡不着覺，中午從床上爬起來，頭疼一整天。她曾嘗試跟身邊的朋友傾訴，絮絮叨叨說着弟弟的事情。一開始，大部分人都表現出關心和同情，勸她想開點。時間久了，說得多了，回應的人越來越少，甚至有人直截了當地告訴她，不要再「傳播負能量」。

劉璐氣得刪除了一大半的微信好友。這些人大部分是原來做生意認識的，經常在朋友圈分享一些美食和美景，劉璐原來常常給他們點讚，但弟弟去世後，她一看到這些內容就莫名地生氣，覺得他們只知道歲月靜好，不懂人間疾苦。

在那之後，劉璐覺得沒人理解她，躲進了網絡世界。她註冊了一個微博賬號，專門記錄與弟弟有關的事，有時一天一條，有時一天三條，想到的時候就發。冬至那天，劉璐買來一份熱氣騰騰的水餃，第一件事就是拍視頻，發到微博上，配的文字是：「我至今不能相信，你沒有走過上一個的冬季。」

黃琳也覺得沒有人能理解她。母親去世後，她一直活在愧疚裏，整夜失眠，無緣由地發脾氣。特別是母親剛離開的那段時間，她整天躺在家裏哭，完全沒有心思輔導女兒的作業，常為一些小事跟老公吵架。家裏的氣氛越來越僵，黃琳愈發不知該怎麼跟他們開口，情緒都鬱結在心裏。

有時候實在崩不住了，黃琳會約老同學王薇出來聊聊天，她同樣在疫情之中失去了母親。黃琳佩服王薇——她很快重新開始工作，又經常在朋友圈分享孩子的照片，似乎已走出了陰影。王薇卻嘆了口氣，還能怎麼辦呢？

三月底，王薇就響應復工復產的口號，回到工作崗位上，她根本沒有時間處理悲傷。除了幾個關係較好的同事，王薇基本不跟人聊起母親去世、自己和父親感染的經歷。「他們坐在家裏看電視，根本不知道事實是怎麼樣的。」

除了向前看，王薇覺得自己沒有別的選擇。在這場疫情之中，她不僅是一個失去母親的女兒，也是一個男人的妻子，一個孩子的母親，以及，一名體制內的工作人員。

領導要求大家天天在「學習強國」打卡，積極轉發宣揚國家戰「疫」的正能量新聞，王薇憋著一肚子火：「根本不是這樣」，卻只能機械地轉發。「身為一個黨員能怎麼辦呢？」她抹了把眼淚，勉強笑了下，「（黨員這頂）帽子戴在頭上，限制太多了。」

回到家裏，王薇也沒有喘息的機會，她忙著給丈夫做飯，輔導兒子做功課，週末還要去探望獨居的父親……生活迅速恢復到原來的節奏，她強迫自己忘記那幾個月的經歷，承擔起母親在家裏的責任。

「聽到別人比我慘，才覺得好受一些。」

獨處的時候，那些痛苦的記憶如沉渣泛起。她到現在還記得，剛帶母親去醫院的那幾天，急診大廳裏擠滿了人，光打針就要排隊 12 個小時，有些人排着排着突然倒在地上死掉，幾個小時都沒人來處理，而排在身後的人繞過屍體繼續向前蠕動。她記得自己躺在病床上，旁邊的病人正在吸氧，不知不覺地沒了聲音，人就這樣走了；半夜去開水房打水，她踢到一個硬邦邦的東西，低頭一看才發現是一具隨意包裹着的屍體⋯⋯想起這些和母親的死，王薇便會躲着家人哭一會兒，再迅速打起精神。「比我家還慘的多了去了，不都照樣得活下去嗎？」她這樣自我安慰。

和王薇一樣，劉璐也會從更悲慘的故事中汲取安慰。疫情之後，不玩微博、不關心社會事件的劉璐養成了看社會新聞的習慣。她關注了上百個新聞平台、律師和知識分子的賬號，還加了好幾個醫患糾紛維權群——有人做近視眼手術導致失明，有人因誤診而全身癱瘓，有人只是拔個牙卻猝死……

「聽到別人比我慘，才覺得好受一些。」劉璐有時甚至覺得，這些可憐人比親戚朋友們更貼近她的心。

劉璐跟好幾個親戚斷絕了往來，包括弟媳。弟媳不贊同劉璐起訴醫院、信訪維權，覺得這是在「鬧事」，怕影響到她和孩子今後的生活。兩個人為此爭吵過很多次，最後互刪微信好友，再不往來。

11月，小侄子過生日，弟媳請了很多親戚到家裏慶祝，但沒有邀請劉璐。那天晚上，她在外賣軟件上給侄子買了一個蛋糕送過去，接着又給自己買了一份水餃。空蕩蕩的客廳裏，劉璐獨自坐在沙發上，邊吃邊看手機。

維權群裏幾百條信息迅速地滑動，劉璐看着這些陌生的網名，獲得了一種莫名的安慰和力量——世上有那麼多苦難，她並不是孤身一人。

最後一天，他留下一句：「救救我」

一些畫面長久地纏繞著失親者們。

提起母親，黃琳就想起她們的最後一次對話，然後在心裏罵自己。

2月9日，父親作為確診病人，由社區統一安排住進了武漢市普愛醫院，一週之後，母親也拿到了核酸檢測報告，結果為陽性。黃琳和丈夫、孩子困在家裏，她急得不停地給社區打電話，但社區稱母親屬於特殊病人，需要由衞健委統一安排。

直到2月16日，母親仍未入院。中午，母親打來電話，用充滿憤怒的語氣命令黃琳立刻趕過去照顧她。黃琳解釋說，小區封閉了，也沒有車，她過不去。但母親不依不饒，像小孩子一樣鬧脾氣。黃琳的怒氣一下子竄上來：「你都確診了還要我過來，萬一感染了怎麼辦，我的孩子和老公怎麼辦？」

黃琳掛掉了電話，她沒有想到，這會是自己和母親最後的對話。

晚上，黃琳還在猶豫要不要給母親道歉，就接到社區工作人員的電話說，母親去世了。她感覺腦袋像針扎一樣疼，一低頭，整個人暈倒在地。第二天一大早，殯儀館的工作人員就把遺體運走了，黃琳沒來得及見母親最後一面。

很久之後，黃琳輾轉聽到，母親是被上門巡邏的工作人員發現的，當時她正躺在衞生間的地上，已沒有了呼吸。這個消息再次讓黃琳崩潰。她不敢細想，在生命的最後時刻，母親經歷了什麼。這成了她永遠的心結。

王薇也一直遺憾，沒能見到母親最後一面。

2月初，母親在同濟醫院中法新城院區去世，得知消息時，王薇和父親正在酒店隔離，父親高燒至39度。為了見母親最後一面，王薇騙過隔離酒店的志願者，偷偷開車出去。隔離病房不讓靠近，王薇裹緊羽絨服，在濕冷刺骨的風裏等了很久。她遠遠看見幾個穿防護服的工作人員用擔架抬出兩具遺體，立即站起身來。其中一個應該就是母親吧，她心裏猜想，眼淚順着臉頰淌到下頜。

接下來兩個月，她和父親相繼確診，在隔離酒店、醫院和康復中心輾轉多次，最終才康復回家。這段時間裏，她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到照顧父親上，從不提及母親。只有晚上，躺在自己的病床上，王薇才會閉上眼，任眼淚止不住地流。

遺憾和愧疚拉扯著活著的人，讓他們無法邁開腳步。

過去的一年，劉璐常常責怪自己太晚才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由於官方前期信息不透明、媒體報導有限，直到1月23日武漢封城那天，劉璐都覺得這只是一場流感。弟弟剛發燒時，她還說：「沒必要去醫院，吃幾片維生素C，蒙著被子睡一覺就好了。」弟弟和弟媳先後確診住進醫院，她仍然沒當大事。直到弟弟突然去世，她才恍然，原來這個病會死人。

劉璐生於1970年，迎着改革開放的浪潮成長起來，事業達到巔峰時，又因下崗潮，再次陷入經濟焦慮之中。回顧自己的人生，劉璐覺得自己始終圍着錢打轉。她和弟弟從小一起生活，關係很密切。長大之後，劉璐投身事業，不結婚，不生小孩，也很少跟親人相處，家裏大大小小的事都靠弟弟處理。弟弟去世後，劉璐才意識到，自己逃避了多少做姐姐的責任。不論是在感染期間，還是此前43年的人生裏，她都沒能照顧好他。但這一次，她沒法再置身事外。

她把弟弟最後幾天在醫院裏發的微信信息拼湊起來，像祥林嫂一樣反覆敘說：入院第一天，他說，按鈴一個小時都沒醫生來照顧他。李文亮去世那天，他說，李醫生條件那麼好，都走了。最後一天，他留下一句，救救我，就昏厥過去，再也沒能醒來。

劉璐對一件事耿耿於懷：弟弟入院兩天就變重症，2月2日就變危重，為何沒有被及時轉入ICU？醫院對弟弟的治療過程究竟是怎樣的？在得到解釋之前，她沒辦法開始新的生活。

為弟弟「要個說法」

先開始，劉璐想以醫療損害為名起訴醫院，沒有律師願意接這個案子，她四處諮詢律師，自己寫好起訴書提交到法院，又因沒有醫學會的醫療鑑定被退回。劉璐向中華醫學會提出申請，卻得到回應說，涉及2019冠狀病毒肺炎的醫療鑑定超出其能力範圍。訴訟這條路，還沒開始，就被堵死。

劉璐多次對法院不予立案的決定提出質疑，每次都得到一樣的回應：「因案件涉及疫情，需要研判並向上級匯報」、「根據上級精神和有關政策，法院目前對此類案件採取不予立案的政策」。

劉璐不能理解，為什麼所有的相關部門都「談疫色變」。她對醫院的診療過程存在質疑，應該有渠道向醫院或監管部門反映。為什麼到了這件事上，一切都變得不正常了？她跑信訪局、打市長熱線、給各級領導寫信……嘗試了各種方法，始終沒有實質性的進展。

在其他家屬的介紹下，劉璐學會了使用 Twitter 。魚龍混雜的信息從防火牆的另一邊噴湧過來，她甚至感覺，自己這幾十年接受的教育幾乎被推翻，原本穩固的世界觀，一點一點坍塌。

為什麼有些關於疫情的報導會被刪除，為什麼報道疫情的公民記者會被判刑四年，為什麼說真話會付出那麼沉重的代價⋯⋯作為一個從不關心也毫不了解政治的普通市民，她有太多不能理解的事情。劉璐偶爾會跟微博和 Twitter 上的網友聊起這些，大部分情況下，他們都是一邊罵一邊嘆氣，最後無奈地說一句，在中國就是這樣。

但「憑什麼只能這樣？」劉璐繼續打電話、寫信、跑信訪局，試圖在法律框架內開闢出一條表達訴求的路徑。她從親戚那裏借來一個錄音筆，跟法院、信訪局或派出所的工作人員溝通時，悄悄錄音留證。除了原來的微信賬號，她又註冊了一個小號，還學會了使用 Signal 聊天，並從好幾個逝者家屬群裏退出來，避免惹上麻煩。

這是不得已的舉動。據劉璐了解，武漢解封之後，很多接受過國外媒體採訪的人都被所屬地的居委會、派出所或其他相關部門盯着。逝者家屬們成了「敏感群體」，常常擔驚受怕，不敢再接受媒體採訪，也儘量避免跟其他家屬聯繫。

在家屬群體裏，劉璐屬於比較低調的那種，她幾乎不接受媒體採訪，也很少表達激進的觀點，但仍然遭到其他家屬的質疑。前一個月，有一位家屬的訴訟在立案的前一天被撤銷，有人猜測，是因為她總去「鬧事」，給法院造成了壓力，才連累了其他家屬。劉璐又生氣又難過，相比於其他朋友的不理解，家屬之間的嫌隙更讓人心寒。

但她自己也很難免於恐懼。12月，劉璐最早認識的逝者家屬之一李偉從外地回到武漢，約她吃飯。李偉和弟弟年紀相仿，劉璐覺得很親切，偶爾會在signal上跟他聊天。當李偉提出見面時，她既期待又忐忑。

在家屬群裏，李偉是個飽受爭議的人。父親去世後，他充滿了憤怒，在大量的外媒採訪中聲稱，是政府的瞞報害死了父親。

很多家屬罵李偉是「漢奸」、「賣國賊」。劉璐對此忿忿不平，覺得李偉有表達的自由，恨不得站出來聲援他。但與此同時，劉璐又很矛盾。她認為，有些外媒報導跟國內官媒報導一樣具有偏向性。她不贊同李偉「打輿論戰」的方式，這樣很難推動事情的解決，反而會被當作政治博弈的工具。

見面那天，劉璐和李偉從午飯一直聊到晚飯時間，從小時候在武漢的記憶到今後的打算，什麼都聊。但當李偉提出想把她介紹給外媒記者時，劉璐變得緊張起來，堅定地拒絕了。

李偉提出拍張合照留作紀念。「還是算了吧。」劉璐害怕因此跟李偉被歸為同類，貼上「激進」的標籤。

李偉尷尬地笑笑，「沒事，我理解」。兩個人沉默了一段時間，便倉促告別了。

出口

2020年的國慶節和中秋節是同一天，武漢的節日氣氛尤其濃烈，馬路兩邊掛滿了紅燈籠和紅旗，大街小巷擠滿了遊玩的人。對大部分人來說，這是期盼已久的親人團聚的日子，但對劉璐來說，不過是又是難熬的一天。

那天，她像往常一樣，窩在客廳的沙發裏。有家屬在群裏發來節日祝福，劉璐回覆了一句，「中秋快樂」。猶豫了十分鐘，她又點開聊天界面，改口說道：「我們的中秋，沒有快樂」。微信群沉默了一段時間，有人回覆她，「同感」，有人發來一個哭泣的表情。劉璐反覆翻看這幾條消息，心裏覺得好受了一些。

過去的一年，像劉璐一樣在疫情中失去親人的人，從憤怒變得悲傷再變得無力。面對這場突如其來的巨大災難，他們太渺小，說不了什麼，也做不了什麼，只能安慰自己，時間會治癒一切。

王薇強迫自己不去回憶那幾個月的經歷，時間久了，想起母親的次數越來越少，家庭生活給她的滿足感也越來越強。黃琳在母親去世後一度陷入抑鬱，最近，她在朋友的建議下開始向心理諮詢師求助，一點一點地挪開壓在心裏的石頭。

一些人尋求宗教的安慰。父親在染疫後未得到及時醫治，于2月初去世，一度令恩哥沉浸在悲憤中，在網上罵醫院、罵政府。他是典型的武漢人，脾氣大，性子急，帶有一點江湖氣。疫情之前，他在生意場上混得風生水起，不管是政府官員還是商人，都應付得游刃有餘。但父親的離世，擊碎了這套遊戲規則帶給恩哥的自信，他轉而皈依了佛教。

恩哥關掉了名下的公司，跟生意場上的人減少往來，也幾乎不在網上跟人對罵。「都沒意思。」他說。相比之下，他更願意在家裏打坐念經，或開車幾小時、到郊區的寺廟裏供奉香火。按照佛經的說法，這樣做能替死去的父親行善積德，恩哥覺得，這比向政府追責更有用、更容易。

恩哥有時會嘗試開導劉璐，勸她放下執念，「善惡終有報」。劉璐不認同他的做法，覺得這不是「放下」，而是「放棄」。但聽他分享得多了，劉璐慢慢開始了解佛學，其中的生死觀念給了她很大的慰藉。按照佛家說法，去世的人沒有死，只是去了另一個世界。劉璐試着去寺廟燒香。她跪在佛像正前方的蒲團上，閉上眼睛，在心裏默默地跟弟弟說話。音箱裏的誦經聲和淡淡的香火味在身邊飄蕩，劉璐感覺眼皮越來越沉，思緒越來越輕，弟弟的臉浮現在腦海裏，好像他真的沒有離開。

在那之後，每個月的初一和十五，劉璐都會把一整天的時間空出來，去寺廟上香祭拜，其他的日子，再像往常一樣看病歷、寫信、打電話、上訪。劉璐聽說，有些人維權了七八年才成功，還有人成了一輩子的訪民。她不知道自己什麼時候才能找到那個想要的「說法」。

但現在，望不到盡頭的日子，被無數個初一和十五切割成了一小段一小段的時間，劉璐覺得安心了很多，也更加確定，會繼續走下去。

應受訪者要求，劉璐、王薇、黃琳、李偉、恩哥為化名。

武漢封城一年，我們將在本週六（1月23日）帶來一場線上的聲音分享會，邀請曾於封城時於武漢以文字和影像記錄的特約記者，以及疫情親歷者，以聲音片段，剝開封城記憶的禁忌與忘卻。

本次活動免費，「點此」報名即可參加。

📌小聚時間：2021 年 1 月23 日（六）19:30-21:30（UTC+8）

📌分享人：
武漢特約記者
疫情親歷者

📌主持人：
吳婧 端傳媒總編
甯卉 端傳媒國際組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