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總是覺得，他好像還在。」
丈夫猝然離世，陳太把大部分遺物都清理掉，惟獨保留著最貼身的物件：手機和錢包。手機仿佛是她和先生維持連繫的工具：「除了行山和游水，他沒什麼喜好，常常是我玩什麼他又跟著玩。吃完飯，我們就一起坐在這裡玩手機。」昔日二人對坐的飯桌，如今只剩她一個，口裡道著日常，眼眶不知不覺間滲著淚水。 「一開始他看我玩，明明說這個遊戲很悶，後來他卻跟著玩上癮了。現在我幫他繼續玩，一起升級。」
結婚20多年，一起生活了8000多天，再平凡的片段，此刻都成為心中的千斤重擔。
2024年7月9日，電梯維修員陳家兒在工作期間心臟病發去世，終年59歲。
出事前的周末，陳家兒連續工作了三日兩夜：7月6日早上開工，直至7月8日晚上才下班，合共工作了59小時。睡一覺後，7月9日早上他又繼續上班去。當日下午接近5時半，他在深井的屋苑完成了一宗緊急維修個案，將被困者救出後，走到電梯大堂向保安交還鎖匙時，忽然暈倒。保安急忙召來救護車將他送院搶救，延至晚上7時證實不治。
解剖報告顯示，陳家兒主要死因是缺血性心臟病。僱主星瑪電梯公司在呈交予勞工處的表格上特別寫道，這並非工作相關的傷亡。7個月後，勞工處來信表示，由於僱主沒有給予書面同意，處方對其死亡補償的申索不作裁定。
「我老公在這間公司工作了25年，每個月加班捱夜，工作3、400個小時，沒功勞也有苦勞吧？他還是在工作的時間倒下的，怎可能與工作無關？為什麼公司可以不負責任？」事發時，陳生陳太一對子女還在讀大學，學費、生活費、殮葬費盡數壓在陳太一人的肩膊上，陳太獨力難支，她向僱主苦苦哀求，希望僱主念在先生多年貢獻，協助度過經濟難關，至少為陳生支付殮葬費。然而，僱主拒絕承擔責任。
陳太意氣難平，決心要為死去的丈夫鳴冤。
解構電梯工人長工時之謎
陳家兒的病發，是否真的與工作完全無關，純粹個人疾病？先來解開第一層的謎題：電梯工人的工作時間真的那麼長嗎？通宵待命的時間又是否勞累，抑或是大部分時間都可以休息？
陳家兒去世前半年，每個月平均工時超過350小時。筆者訪問了3位來自不同公司的電梯維修員，發現他們每月工時都超過300小時，有的更長達每月400多小時。
他們的休息安排與陳家兒大致相若，一個月裡只有3個星期日可獲休息，其中一個星期日需要輪班通宵工作，此外每個月還有5至7天要值夜班，每個月常有連續工作13天的情況，更誇張的是連續工作20天也有之。
不同公司值夜班的模式各有些微差異，有的是由公司編更及工人自行協商調更，有的是固定每隔幾天要值一次夜班，有的則是一個月裡有一整星期值夜更。最後這種模式看起來最是疲累，電梯維修員梁先生（化名）就是其中一員。在值夜更的那周，他們日更也要繼續上班，亦即至少會連續工作7日7夜合共168小時。168小時是什麼概念？一般的行業中，僱員普遍每日工作8小時，一周工作5.5天，一個月下來是176小時，2024年香港僱員的工時中位數大致如此。
換言之，梁先生一個星期就做足了普遍港人一個月的工時。
他有時會因為夜更當值時接了太多宗緊急維修個案，疲倦得實在撐不下去而向上司請假。他說，這時上司總是百般留難，即使間中允許，最多也只能請假一天，不可以連續缺席。上司的說法是，日間當值時不一定要工作，只需要到場讓客人見到即可，事實真的是這樣嗎？
電梯維修員的日常工作主要分為兩項：定期檢查保養（俗稱抹油），與及緊急維修。他們通常是在日間時間做抹油，晚上則在休息室候命，一接到緊急維修召喚就要外出工作。
受訪維修員日間的工作量都很接近，每日要保養6至8部電梯，不過，電梯故障不會看時間，日間收到緊急維修召喚也是常見的事，這時維修員只能先擱下保養工作，先做維修。一空閒下來，就要回頭處理堆積的保養工作。
另一位維修員孔先生（化名）說：「日間工作完已經很累，需要休息，有時三更半夜在休息室差不多睡著了，忽然就會接到電話要做維修。」一個月內，有沒有試過有一晚可以睡到天亮，不用做緊急維修的？孔先生想了想，笑說：「幾乎沒有......可能是一年內會有一晚吧。」
陳家兒太太聽丈夫的同事說，公司的休息室有浴室、洗衣機和床位，但由於夜更時間經常會有維修工作，例如是凌晨12時接到電話，外出工作完回來，洗澡安頓好，都已經3時了，可能早上6時又再接到電話，一晚往往只有兩、三個小時可以休息。
在家裡，為免家人擔心，陳家兒很少談及工作。陳太說，早年女兒會考後獲得本地大學錄取，但是，父親早出晚歸的辛勞，她看在眼裡，為了不加重父親的負擔，女兒毅然選擇在內地升讀大學。
除了身體的勞累，維修員還面對精神上的壓力。孔先生說：「接到電話會很緊張，要在合約指定時間之內到達。如果是有人被困，20分鐘內要去到。單純是壞機而沒有人被困，就要在45分鐘內去到。到達之後，還要跑樓梯、落井或是上電梯頂。一宗維修工作快則十多分鐘完成，慢則要花數小時。維修牽涉多重技術，包括機械、電器、電腦知識，很傷腦筋的。」
陳家兒1981年入行當電梯維修員，16歲由學徒做起，已有40多年經驗。然而，直到去世前，他每日的底薪只有673港元，比起一般地盤雜工日薪800元還要低。如果完全不加班，他的月入就只有約1.7萬元，低於香港入息中位數。在病發前最後一個月的工資，陳生的工資接近4萬元，當中超過一半是加班收入。
受訪的維修員不約而同地指出同一個長工時的原因：公司開出極低的底薪，令工人必須大量加班才有足夠收入，以應付生活所需。另一個常被提及的原因則是人手不足，而這是低底薪、長工時與及工作艱辛種種因素交織之下產生的惡性循環。
人手不足的問題不僅令工作量增加，還會造成安全問題。
由閉路電視截圖可見，陳家兒倒下的一刻，身邊並無其他同事支援。據陳太了解，他當時是獨自一人去做維修工作。機電工程署在《升降機工程及自動梯工程實務守則》列出，有15項工作是必須確保由兩名或以上工程人員進行，如果無可避免要派人單獨工作，須先作出風險評估。但是，在實際執行的時候，像陳家兒那樣獨自工作的情況非常普遍。孔先生表示：「走修理多數是一人工作，遇上政府部門來檢查時，公司就會多派一個人來，符合機電署兩人工作的要求。」
更有甚者，工作量太大難以應付時，有的維修員分身不暇，會派學徒冒簽及蓋印。每次做保養檢查，維修員都要拿著一個標示其姓名、機電署註冊編號、員工編號的印章，蓋印再加簽名，證明已進行工程。梁先生指出，「那個印章一人只可持有一個，但有的人會私下另外製作多幾個印章叫人幫手蓋印。」曾有同事委託他代為蓋印冒簽，遭他一口拒絕：「犯法的事我不會做。」
孔先生指出，種種原因令年輕人不願入行，粗糙估計，他所在的公司有超過一半的維修員是50歲以上。連同去世的陳家兒在內，上文4位電梯維修工人都是年過50歲。每月動輒工作3、400個小時，再加上人口老化，電梯維修從業員的過勞問題令人擔憂。
家屬申索賠償的四大難關
台灣職業安全健康連線執行長黃怡翎，從過去任職國會助理後到NGO共20年間，協助多宗懷疑過勞死個案的家屬進行認定，爭取賠償，著有《過勞之島：台灣職場過勞實錄與對策》一書。
黃怡翎了解到陳家兒的個案後，認為他的情況大致上符合台灣的過勞死認定標準：「我們這邊，工人病發前半年的任意一個月平均工作時間達256小時就已經算是過勞了，他還是平均每月工作350小時以上。看到這樣的個案我很驚訝，他們為什麼需值班這麼長時間？這種工作模式應該要限制，我們連保全都不可以這樣做，只有醫師才會24小時輪班。」
對於僱主和保險公司通常以「工人是自身疾病病發，並非工作引致」的說法推卸賠償責任，黃怡翎回應道，一個健康的心臟不會突然出事，一定是工人本身有些狀況，但那些狀況不會令人突然死亡。舉例說，一個工人可能本身有疾病，但如果出現症狀之後，按醫生指引吃藥與及正常作息，可以多活20年。可是當工人因為工作而無法正常作息，令病情惡化，身體越來越差，其病發還是應該視作由工作引起。
如果陳家兒的案件發生在台灣，家屬就已經獲得了基本的入場券，可將案件交由職業醫學專家及勞動局去評估。可是，當事情發生在香港，家屬只能自行追討賠償。
在現行的制度下，陳太在索償路上面對著四大難題。首先，《僱員補償條例》並沒有將過勞死列入賠償範疇。
環顧四周，台灣、日本、韓國都有法例保障，若確認工人因為工作過勞而引致自身疾病病發，可獲賠償。中國大陸的工傷保險條例亦有規定，在工作時間和工作崗位，突發疾病死亡或在48小時之內經搶救無效死亡的，將視同工傷。而香港《僱員補償條例》並沒有過勞死的部分，工傷個案的基礎須為「因工遭遇意外以致身體受傷」，而自身疾病病發是否屬於意外、與工作是否有關，須由家屬舉證證明，過往的法庭案例亦時有爭議，敗訴居多。
以台灣的《職業促發腦心血管疾病認定參考指引》為例，當中明確訂立了目標疾病、有醫學評估與鑑別診斷方面的指引、有具體的指標去評估工作負荷程度。當個案存在爭議時，亦有政府內部機制處理，家屬毋須立即訴諸法庭。
黃怡翎解釋賠償流程，一般疑似過勞死的個案，首先要收集工時與工作壓力負荷的資料，讓職業醫學專家撰寫評估報告書及診斷書，送到勞工保險局。如果出現爭議，案主可以申請呈交到職業疾病鑑定委員會，委員會接到個案後會委託專家進行調查，再進行決議。
若第一次決議未通過，會就委員提出質疑部分再次繼續進行調查及及收集資料，進行第二次決議。如此往復，經過三次決議仍未通過的話，勞保局會參考委員會意見決定保險給付的核發結果，若家屬仍有異議，可再提出訴願程序，若再失敗則可上訴至法庭處理。
不過在香港，勞工處對疑似過勞死的個案並無裁決權。
陳家兒去世7個月後，陳太收到勞工處來信，由於僱主不同意，因此勞工處無法裁決個案。《僱員補償條例》賦予勞工處的權力非常有限，在其他較典型的個案中，即使勞工處調查完認為個案很大可能是工傷，只要僱主不承認責任，勞工處便沒有權限作進一步行動，案主只能入稟法庭索償。
2021年麵包師傅曾錦林個案亦是面對同樣結果。曾錦林於啟德一間麵包店工作，他是全店最早開工的，要趕及在早上6點出到第一批麵飽。每天凌晨4點，他就要到麵包工場，最晚做到晚上7時才下班，每天工作13至15小時，若想放假，要自行找替工。他的工作時間十分長，經常向太太和媽媽訴說工作辛苦。
2021年2月4日早晨，曾錦林被同事發現倒卧於麵包工場，其時，他手裡拿著製作麵包的茄醬，芝士散落一地，焗爐裡還有一盤已烤到焦黑的麵包，可以想像，他是工作期間病發，倒下一段時間後才被發現。
曾太與陳太一樣，都收到勞工處的來信表示無法裁決。不幸的是，由於麵包店的僱主拒絕合作，曾太無法獲取曾生的工作時間證明，在缺乏證據之下，只好放棄追討。
由於沒有過勞死賠償制度，家屬要自行舉證，需要證明死者的工作時間、工作內容對病發的影響，同時亦需要醫學證據的支持。
黃怡翎表示，在台灣，案主可以到醫院掛號，找職業醫學專家幫忙看解剖報告、工作資料等，以撰寫評估報告書及診斷書，讓家屬在這基礎之上作出追討。
而在香港，公眾並不容易接觸到職業醫學專家。香港工人健康中心主席余德新醫生說，香港的醫學專科學院1993年開始提供職業醫學專科培訓，目前的職業醫學醫生絕大部分都在醫管局或是勞工處就職。醫管局的職業醫學醫生專門處理醫管局內部員工的工傷和復康，服務不對公眾開放。
而勞工處的醫生有部份在職業健康診所應診，不過，這些醫生不會為陳太這類案主撰寫提交法庭的報告。如果家屬想自行找職業醫學專家寫報告成立過勞案件，就要大海撈針式在坊間尋找為數不多的私人執業的職業醫學醫生。
走過上述三大難關後，若家屬仍意志堅定，想繼續追討下去，就要面對法律訴訟的門檻。因為法律訴訟成本高昂，通常家屬會先申請法律援助，法援的審查有兩關，一是資產審查，二是案情審查。
後者很視乎申請人能否提供充足理據而定，專門支援工傷者及工業意外遺屬的工業傷亡權益會，過去曾協助數十宗猝死個案的家屬申請法援，能夠獲得法援支持的個案目前只有四宗，但最後都因為證據不夠充份而無法繼續獲得法援資助。
假如要私人聘請律師繼續法律行動，家屬須面臨支付龐大律師費的風險，當法援停止資助後，那兩宗個案的家屬，最後只得含淚中止訴訟。
在世界各地，過勞的概念與爭議
過勞死的概念於20世紀80年代初在日本開始引起討論。當時為二戰之後，日本社會百廢待興，國家急需發展，同時，勤奮的工人在工作場所猝死的情況也受到關注，日本開始將過勞死視為社會問題。1987年，日本政府將此前26年間累積的醫學知識整理歸納，確認過勞與心腦血管病發的關係，並公告《有關腦血管疾病及缺血性心臟疾病等的認定基準》，讓工作過勞受害者得以申索賠償。後來，台灣及韓國亦有將心腦血管疾病納入職業災害的賠償範圍。
實際上，過勞問題不只出現在亞洲，也有歐洲國家以立法的方式阻止過勞情況出現，例如法國就在2017年立法「離線權」，讓僱員下班後有權中斷與工作相關的連繫，保持身心平衡，後來，比利時、澳洲等亦仿效立法。
2021年，世界衛生組織和國際勞工組織在學術期刊《Environment International》發表研究報告，指出每周工作55小時或以上的人，跟每周工作35至40小時的人相比，中風風險高35%，死於缺血性心臟病的風險則增加17%。世衛的公共衛生、氣候變遷與環境部門主任 Maria Neira 博士明確表示：「每周工作55小時或以上會嚴重危害健康。」
香港多次獲得全球過度勞累城市、工時最長的城市之稱，根據香港統計處「收入及工時按年統計調查報告」，在2024年5至6月，香港有28.3萬僱員每周工作56小時以上，5.2萬人每周工時更達72小時以上。以世衛的標準，這28.3萬僱員正受到過勞的危害，當中5萬多人更陷於水深火熱之中。在2018年至2022年期間，勞工處接獲僱員在工作期間猝死的個案呈報，每年超過130宗，2022年更有160宗，似乎有上升趨勢。
就著限制工作時間的問題，政府曾於在2013成立「標準工時委員會」，由勞方、資方、政府三方代表共同收集民間意見以討論立法的可行性，完成首輪諮詢工作後，勞資分歧嚴重，資方強烈反對立法，勞方代表於2016年退出委員會。到了2017年，缺乏勞方代表的委員會達成共識，並沒有建議立法規定標準工時，僅建議以合約訂明工作時間，被坊間批評為貨不對辦。
為了回應民間要求立法賠償過勞死的呼聲，2017年勞工處委託職安局進行的《工作間死亡個案與工作情況關係的研究》，對200宗工作期間心腦血管病死亡的個案進行調查。
2021年，勞工處在立法會中披露研究報告。職安局指，沒有單一因素是造成這些工作間心腦血管病死亡個案的唯一原因，勞工處則表示，這些個案的心腦血管病發是由多種風險因素引起，包括死者本身的病史、個人生活習慣等，結論是，「他們的心腦血管病很大程度可能歸因於其潛在病理變化的自然發展」。勞工處僅表示，日後會努力推廣職場健康文化，並無談論任何關於立法的問題。
當時，眾多勞工團體對報告表示失望。工業傷亡權益會指出，報告內容並沒有否認工作因素與個人因素都會促成僱員的死亡，即使僱員本身有相關病史或健康問題，勞工處仍然可以進一步研究，長時間、高壓工作對於僱員病發猝死的影響，至少可以參照台灣的指引，對工作因素在病發中所佔的比重進行評估。
可是，發表報告過後，勞工處再沒有就過勞議題作進一步行動，過勞死立法變得更遙遙無期。
家屬的裹足難前，與最後嘗試
「我總是覺得，他好像還在。」訪問的過程中，陳太不只一次說出這句話。
陳家兒離開人世已一年有多，陳太裹足難前，時間永遠定格在丈夫離開的那段時間，不論過了多久，記憶依然無比鮮明。
「我真的有見到他。」在殮房門外等待辨認遺體時，陳太在手機翻看陳生的相片，忽然，一隻綠色的小草蜢跳到她手上，她直覺那是丈夫的化身。離開殮房到勞工處求助，草蜢仍舊跟隨。
在勞工處樓下，陳太腦海傳來丈夫的聲音，他以前總相信公司待他好，不用政府介入：「你上去都沒有作用，公司不會虧待我的。」陳太還因為這句話一度掙扎是否不應找勞工處求助，可是，後來發現，無論勞工處還是僱主，都不是站在她這邊。如今，那句聽來盡是諷刺。
「我發夢見到他。」陳太說，丈夫一生為了家人打拼，無奈居住環境狹窄，只得將兒子送回鄉下讓親戚照顧至今，他對兒子心中有愧，可惜，只差數個月，他看不到兒子大學畢業。「我去哪裡都帶著他的電話，兒子畢業禮、劉德華演唱會，我都有拍照片給他看。」
陳家兒太太早前已向法律援助署提交申請，對她而言，這是最後一步的嘗試。丈夫去世後，子女的大學學費和生活費由她獨力承擔，目前女兒還有兩年才大學畢業，她的經濟壓力非常大。儘管她對於丈夫長期過勞、甚至在工作中死去卻不獲賠償而耿耿於懷，但也不得不向現實低頭。現時，她仍在苦候法援的消息。
（尊重受訪者意願，梁先生、孔先生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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