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0年1月23日,武汉封城,一个足以瘫痪世界、为时代画下转折点的病毒闯入人们的视线。随后一年,COVID-19在全球造成逾九千万人感染、超过两百万人死亡。武汉,作为充满争议的“头号疫区”,渐渐隐没在其他重灾区的尘嚣中。在封城一周年之际,端传媒重访疫情起点,捡拾失落的个体,叩问疫情留下的改变、伤痛与重生。愿回望的目光,温暖当下的寒冬,并向未来注入力量。这是专题的第一篇,记录了失亲者的故事。
2020年最后一天,刘璐窝在沙发上,焦虑地等待手机提示音响起。
她刚刚发布了一条 1450 字的长微博——一封写给武汉某医院院长的公开信。2月8日,她的弟弟因感染2019冠状病毒肺炎,在ICU病房去世,年仅 43 岁。之后一整年,刘璐都想“要个说法”。她频繁拜访信访局、给相关部门写信、在微博@大V,但一直没收到任何回应,无奈之下,决定发出这封公开信。
十九天后,那条微博的数据一直停留在 9次转发、3条留言和7个点赞,其中,转发和留言都来自她自己的小号。
刘璐感到沮丧。在这座以“每天不一样”作为口号的城市里,向前看,似乎是唯一的选择。空了76天的街道很快被车辆和行人填满,上下班高峰期时,长江大桥和过江隧道依旧要堵上好几个小时。整改后重新开放的江汉路步行街,迅速被商户和顾客塞满,重现武汉商业“首街”的繁荣。大多数人都不愿回忆和谈论那段黑暗的日子,他们忙着赚钱,忙着消费,步伐匆匆地向前飞奔。
李文亮医生“吹哨”一周年,或是“发哨人”艾芬在微博上维权时,关于武汉疫情的记忆被短暂地唤醒,又迅速被新话题掩盖。但是,在微博不被注意的角落里,还有很多像刘璐这样的疫情中的失亲者,一遍一遍回溯亲人生前的细节,自顾自地说着“如果当初⋯⋯”3869这个武汉官方通报的死亡数据背后,是一个个彻底破碎的家庭和无法走出伤痛的人,他们被快速驶向前方的列车留在了原地、留在了悲痛中。
无法向前看的人
弟弟去世后,刘璐的生活像是停滞了。
她之前在网上做珠宝和化妆品生意,经常出去参加活动和饭局,认识新的客户。但2020年,她完全没心思打理生意。受疫情影响,生意本就不好做,总价值十几万的化妆品一盒一盒地堆积在家,房租拖欠了一年,刘璐也不愿意出门见客户。除了吃饭和睡觉,大部分时间,她都窝在货品旁边的沙发里看手机,一看就是一整天。
她的身体和精神状态都很差,常常整夜睡不着觉,中午从床上爬起来,头疼一整天。她曾尝试跟身边的朋友倾诉,絮絮叨叨说着弟弟的事情。一开始,大部分人都表现出关心和同情,劝她想开点。时间久了,说得多了,回应的人越来越少,甚至有人直截了当地告诉她,不要再“传播负能量”。
刘璐气得删除了一大半的微信好友。这些人大部分是原来做生意认识的,经常在朋友圈分享一些美食和美景,刘璐原来常常给他们点赞,但弟弟去世后,她一看到这些内容就莫名地生气,觉得他们只知道岁月静好,不懂人间疾苦。
在那之后,刘璐觉得没人理解她,躲进了网络世界。她注册了一个微博账号,专门记录与弟弟有关的事,有时一天一条,有时一天三条,想到的时候就发。冬至那天,刘璐买来一份热气腾腾的水饺,第一件事就是拍视频,发到微博上,配的文字是:“我至今不能相信,你没有走过上一个的冬季。”
黄琳也觉得没有人能理解她。母亲去世后,她一直活在愧疚里,整夜失眠,无缘由地发脾气。特别是母亲刚离开的那段时间,她整天躺在家里哭,完全没有心思辅导女儿的作业,常为一些小事跟老公吵架。家里的气氛越来越僵,黄琳愈发不知该怎么跟他们开口,情绪都郁结在心里。
有时候实在崩不住了,黄琳会约老同学王薇出来聊聊天,她同样在疫情之中失去了母亲。黄琳佩服王薇——她很快重新开始工作,又经常在朋友圈分享孩子的照片,似乎已走出了阴影。王薇却叹了口气,还能怎么办呢?
三月底,王薇就响应复工复产的口号,回到工作岗位上,她根本没有时间处理悲伤。除了几个关系较好的同事,王薇基本不跟人聊起母亲去世、自己和父亲感染的经历。“他们坐在家里看电视,根本不知道事实是怎么样的。”
除了向前看,王薇觉得自己没有别的选择。在这场疫情之中,她不仅是一个失去母亲的女儿,也是一个男人的妻子,一个孩子的母亲,以及,一名体制内的工作人员。
领导要求大家天天在“学习强国”打卡,积极转发宣扬国家战“疫”的正能量新闻,王薇憋着一肚子火:“根本不是这样”,却只能机械地转发。“身为一个党员能怎么办呢?”她抹了把眼泪,勉强笑了下,“(党员这顶)帽子戴在头上,限制太多了。”
回到家里,王薇也没有喘息的机会,她忙着给丈夫做饭,辅导儿子做功课,周末还要去探望独居的父亲……生活迅速恢复到原来的节奏,她强迫自己忘记那几个月的经历,承担起母亲在家里的责任。
“听到别人比我惨,才觉得好受一些。”
独处的时候,那些痛苦的记忆如沉渣泛起。她到现在还记得,刚带母亲去医院的那几天,急诊大厅里挤满了人,光打针就要排队 12 个小时,有些人排着排着突然倒在地上死掉,几个小时都没人来处理,而排在身后的人绕过尸体继续向前蠕动。她记得自己躺在病床上,旁边的病人正在吸氧,不知不觉地没了声音,人就这样走了;半夜去开水房打水,她踢到一个硬邦邦的东西,低头一看才发现是一具随意包裹着的尸体⋯⋯想起这些和母亲的死,王薇便会躲着家人哭一会儿,再迅速打起精神。“比我家还惨的多了去了,不都照样得活下去吗?”她这样自我安慰。
和王薇一样,刘璐也会从更悲惨的故事中汲取安慰。疫情之后,不玩微博、不关心社会事件的刘璐养成了看社会新闻的习惯。她关注了上百个新闻平台、律师和知识分子的账号,还加了好几个医患纠纷维权群——有人做近视眼手术导致失明,有人因误诊而全身瘫痪,有人只是拔个牙却猝死……
“听到别人比我惨,才觉得好受一些。”刘璐有时甚至觉得,这些可怜人比亲戚朋友们更贴近她的心。
刘璐跟好几个亲戚断绝了往来,包括弟媳。弟媳不赞同刘璐起诉医院、信访维权,觉得这是在“闹事”,怕影响到她和孩子今后的生活。两个人为此争吵过很多次,最后互删微信好友,再不往来。
11月,小侄子过生日,弟媳请了很多亲戚到家里庆祝,但没有邀请刘璐。那天晚上,她在外卖软件上给侄子买了一个蛋糕送过去,接着又给自己买了一份水饺。空荡荡的客厅里,刘璐独自坐在沙发上,边吃边看手机。
维权群里几百条信息迅速地滑动,刘璐看着这些陌生的网名,获得了一种莫名的安慰和力量——世上有那么多苦难,她并不是孤身一人。
最后一天,他留下一句:“救救我”
一些画面长久地缠绕着失亲者们。
提起母亲,黄琳就想起她们的最后一次对话,然后在心里骂自己。
2月9日,父亲作为确诊病人,由社区统一安排住进了武汉市普爱医院,一周之后,母亲也拿到了核酸检测报告,结果为阳性。黄琳和丈夫、孩子困在家里,她急得不停地给社区打电话,但社区称母亲属于特殊病人,需要由卫健委统一安排。
直到2月16日,母亲仍未入院。中午,母亲打来电话,用充满愤怒的语气命令黄琳立刻赶过去照顾她。黄琳解释说,小区封闭了,也没有车,她过不去。但母亲不依不饶,像小孩子一样闹脾气。黄琳的怒气一下子窜上来:“你都确诊了还要我过来,万一感染了怎么办,我的孩子和老公怎么办?”
黄琳挂掉了电话,她没有想到,这会是自己和母亲最后的对话。
晚上,黄琳还在犹豫要不要给母亲道歉,就接到社区工作人员的电话说,母亲去世了。她感觉脑袋像针扎一样疼,一低头,整个人晕倒在地。第二天一大早,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就把遗体运走了,黄琳没来得及见母亲最后一面。
很久之后,黄琳辗转听到,母亲是被上门巡逻的工作人员发现的,当时她正躺在卫生间的地上,已没有了呼吸。这个消息再次让黄琳崩溃。她不敢细想,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母亲经历了什么。这成了她永远的心结。
王薇也一直遗憾,没能见到母亲最后一面。
2月初,母亲在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去世,得知消息时,王薇和父亲正在酒店隔离,父亲高烧至39度。为了见母亲最后一面,王薇骗过隔离酒店的志愿者,偷偷开车出去。隔离病房不让靠近,王薇裹紧羽绒服,在湿冷刺骨的风里等了很久。她远远看见几个穿防护服的工作人员用担架抬出两具遗体,立即站起身来。其中一个应该就是母亲吧,她心里猜想,眼泪顺着脸颊淌到下颌。
接下来两个月,她和父亲相继确诊,在隔离酒店、医院和康复中心辗转多次,最终才康复回家。这段时间里,她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到照顾父亲上,从不提及母亲。只有晚上,躺在自己的病床上,王薇才会闭上眼,任眼泪止不住地流。
遗憾和愧疚拉扯着活着的人,让他们无法迈开脚步。
过去的一年,刘璐常常责怪自己太晚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由于官方前期信息不透明、媒体报导有限,直到1月23日武汉封城那天,刘璐都觉得这只是一场流感。弟弟刚发烧时,她还说:“没必要去医院,吃几片维生素C,蒙着被子睡一觉就好了。”弟弟和弟媳先后确诊住进医院,她仍然没当大事。直到弟弟突然去世,她才恍然,原来这个病会死人。
刘璐生于1970年,迎着改革开放的浪潮成长起来,事业达到巅峰时,又因下岗潮,再次陷入经济焦虑之中。回顾自己的人生,刘璐觉得自己始终围着钱打转。她和弟弟从小一起生活,关系很密切。长大之后,刘璐投身事业,不结婚,不生小孩,也很少跟亲人相处,家里大大小小的事都靠弟弟处理。弟弟去世后,刘璐才意识到,自己逃避了多少做姐姐的责任。不论是在感染期间,还是此前43年的人生里,她都没能照顾好他。但这一次,她没法再置身事外。
她把弟弟最后几天在医院里发的微信信息拼凑起来,像祥林嫂一样反复叙说:入院第一天,他说,按铃一个小时都没医生来照顾他。李文亮去世那天,他说,李医生条件那么好,都走了。最后一天,他留下一句,救救我,就昏厥过去,再也没能醒来。
刘璐对一件事耿耿于怀:弟弟入院两天就变重症,2月2日就变危重,为何没有被及时转入ICU?医院对弟弟的治疗过程究竟是怎样的?在得到解释之前,她没办法开始新的生活。
为弟弟“要个说法”
先开始,刘璐想以医疗损害为名起诉医院,没有律师愿意接这个案子,她四处咨询律师,自己写好起诉书提交到法院,又因没有医学会的医疗鉴定被退回。刘璐向中华医学会提出申请,却得到回应说,涉及2019冠状病毒肺炎的医疗鉴定超出其能力范围。诉讼这条路,还没开始,就被堵死。
刘璐多次对法院不予立案的决定提出质疑,每次都得到一样的回应:“因案件涉及疫情,需要研判并向上级汇报”、“根据上级精神和有关政策,法院目前对此类案件采取不予立案的政策”。
刘璐不能理解,为什么所有的相关部门都“谈疫色变”。她对医院的诊疗过程存在质疑,应该有渠道向医院或监管部门反映。为什么到了这件事上,一切都变得不正常了?她跑信访局、打市长热线、给各级领导写信……尝试了各种方法,始终没有实质性的进展。
在其他家属的介绍下,刘璐学会了使用 Twitter 。鱼龙混杂的信息从防火墙的另一边喷涌过来,她甚至感觉,自己这几十年接受的教育几乎被推翻,原本稳固的世界观,一点一点坍塌。
为什么有些关于疫情的报导会被删除,为什么报道疫情的公民记者会被判刑四年,为什么说真话会付出那么沉重的代价⋯⋯作为一个从不关心也毫不了解政治的普通市民,她有太多不能理解的事情。刘璐偶尔会跟微博和 Twitter 上的网友聊起这些,大部分情况下,他们都是一边骂一边叹气,最后无奈地说一句,在中国就是这样。
但“凭什么只能这样?”刘璐继续打电话、写信、跑信访局,试图在法律框架内开辟出一条表达诉求的路径。她从亲戚那里借来一个录音笔,跟法院、信访局或派出所的工作人员沟通时,悄悄录音留证。除了原来的微信账号,她又注册了一个小号,还学会了使用 Signal 聊天,并从好几个逝者家属群里退出来,避免惹上麻烦。
这是不得已的举动。据刘璐了解,武汉解封之后,很多接受过国外媒体采访的人都被所属地的居委会、派出所或其他相关部门盯着。逝者家属们成了“敏感群体”,常常担惊受怕,不敢再接受媒体采访,也尽量避免跟其他家属联系。
在家属群体里,刘璐属于比较低调的那种,她几乎不接受媒体采访,也很少表达激进的观点,但仍然遭到其他家属的质疑。前一个月,有一位家属的诉讼在立案的前一天被撤销,有人猜测,是因为她总去“闹事”,给法院造成了压力,才连累了其他家属。刘璐又生气又难过,相比于其他朋友的不理解,家属之间的嫌隙更让人心寒。
但她自己也很难免于恐惧。12月,刘璐最早认识的逝者家属之一李伟从外地回到武汉,约她吃饭。李伟和弟弟年纪相仿,刘璐觉得很亲切,偶尔会在signal上跟他聊天。当李伟提出见面时,她既期待又忐忑。
在家属群里,李伟是个饱受争议的人。父亲去世后,他充满了愤怒,在大量的外媒采访中声称,是政府的瞒报害死了父亲。
很多家属骂李伟是“汉奸”、“卖国贼”。刘璐对此忿忿不平,觉得李伟有表达的自由,恨不得站出来声援他。但与此同时,刘璐又很矛盾。她认为,有些外媒报导跟国内官媒报导一样具有偏向性。她不赞同李伟“打舆论战”的方式,这样很难推动事情的解决,反而会被当作政治博弈的工具。
见面那天,刘璐和李伟从午饭一直聊到晚饭时间,从小时候在武汉的记忆到今后的打算,什么都聊。但当李伟提出想把她介绍给外媒记者时,刘璐变得紧张起来,坚定地拒绝了。
李伟提出拍张合照留作纪念。“还是算了吧。”刘璐害怕因此跟李伟被归为同类,贴上“激进”的标签。
李伟尴尬地笑笑,“没事,我理解”。两个人沉默了一段时间,便仓促告别了。
出口
2020年的国庆节和中秋节是同一天,武汉的节日气氛尤其浓烈,马路两边挂满了红灯笼和红旗,大街小巷挤满了游玩的人。对大部分人来说,这是期盼已久的亲人团聚的日子,但对刘璐来说,不过是又是难熬的一天。
那天,她像往常一样,窝在客厅的沙发里。有家属在群里发来节日祝福,刘璐回复了一句,“中秋快乐”。犹豫了十分钟,她又点开聊天界面,改口说道:“我们的中秋,没有快乐”。微信群沉默了一段时间,有人回复她,“同感”,有人发来一个哭泣的表情。刘璐反复翻看这几条消息,心里觉得好受了一些。
过去的一年,像刘璐一样在疫情中失去亲人的人,从愤怒变得悲伤再变得无力。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巨大灾难,他们太渺小,说不了什么,也做不了什么,只能安慰自己,时间会治愈一切。
王薇强迫自己不去回忆那几个月的经历,时间久了,想起母亲的次数越来越少,家庭生活给她的满足感也越来越强。黄琳在母亲去世后一度陷入抑郁,最近,她在朋友的建议下开始向心理咨询师求助,一点一点地挪开压在心里的石头。
一些人寻求宗教的安慰。父亲在染疫后未得到及时医治,于2月初去世,一度令恩哥沉浸在悲愤中,在网上骂医院、骂政府。他是典型的武汉人,脾气大,性子急,带有一点江湖气。疫情之前,他在生意场上混得风生水起,不管是政府官员还是商人,都应付得游刃有余。但父亲的离世,击碎了这套游戏规则带给恩哥的自信,他转而皈依了佛教。
恩哥关掉了名下的公司,跟生意场上的人减少往来,也几乎不在网上跟人对骂。“都没意思。”他说。相比之下,他更愿意在家里打坐念经,或开车几小时、到郊区的寺庙里供奉香火。按照佛经的说法,这样做能替死去的父亲行善积德,恩哥觉得,这比向政府追责更有用、更容易。
恩哥有时会尝试开导刘璐,劝她放下执念,“善恶终有报”。刘璐不认同他的做法,觉得这不是“放下”,而是“放弃”。但听他分享得多了,刘璐慢慢开始了解佛学,其中的生死观念给了她很大的慰藉。按照佛家说法,去世的人没有死,只是去了另一个世界。刘璐试着去寺庙烧香。她跪在佛像正前方的蒲团上,闭上眼睛,在心里默默地跟弟弟说话。音箱里的诵经声和淡淡的香火味在身边飘荡,刘璐感觉眼皮越来越沉,思绪越来越轻,弟弟的脸浮现在脑海里,好像他真的没有离开。
在那之后,每个月的初一和十五,刘璐都会把一整天的时间空出来,去寺庙上香祭拜,其他的日子,再像往常一样看病历、写信、打电话、上访。刘璐听说,有些人维权了七八年才成功,还有人成了一辈子的访民。她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能找到那个想要的“说法”。
但现在,望不到尽头的日子,被无数个初一和十五切割成了一小段一小段的时间,刘璐觉得安心了很多,也更加确定,会继续走下去。
应受访者要求,刘璐、王薇、黄琳、李伟、恩哥为化名。
武汉封城一年,我们将在本周六(1月23日)带来一场线上的声音分享会,邀请曾于封城时于武汉以文字和影像记录的特约记者,以及疫情亲历者,以声音片段,剥开封城记忆的禁忌与忘却。
本次活动免费,“点此”报名即可参加。
📌小聚时间:2021 年 1 月23 日(六)19:30-21:30(UTC+8)
📌分享人:
武汉特约记者
疫情亲历者
📌主持人:
吴婧 端传媒总编
宁卉 端传媒国际组主编
“崩不住了”应为“绷不住了”
感謝紀錄。裏面的幾個故事相信不是少數,甚至就在此閱讀的你我身邊。
2020年,在以國家作為單位的宏大敘事裏,以個人為出發點的故事,幾乎是噤聲的。
在回歸日常的滾輪中,我們每個人幾乎沒有悲傷的權利,即使被撕裂、被分離,即便前個夜晚在被褥裏哭得癱軟,隔天一早我們仍要精神奕奕地上學、上課,宛如什麼事都沒發生。似乎我們與痛苦共存的耐度,遠遠比想像中來得強大很多。
最後,還是希望我們不要習慣忍住悲痛,我們有悲傷的權利,我們有任性、撒手不管的權利。就算我們很難理解他人地獄,但願每個人心能夠更柔軟、更善良,至少在這個望不到盡頭的日子裏,我們都會好過一些。
看完之後哭了...... 想跟所有失去親人 / 朋友的人說,你們有權悲傷。縱使彼此不認識,但有很多人聽到、看到、感受到你們的悲傷和痛苦。你們不是孤單的。
古人守考三年,就是因為那種悲痛往往需要很長時間才能與之共存。今天的我們沒有這種奢侈,但我們仍有權悲傷,仍應該悲傷。這種痛苦很難受,但正正是我們愛過逝者的證明。保重🙏
經過去年由燥動到更強大的民族主義,認為既然這片土地的人都不珍惜自身的、身邊的,只被官方帶動,而著眼於最單一純粹的價值,似乎已經沒有為他們爭取什麼、堅持什麼的動力。
這一個不重視個人的國家。表面的堅強容不下內心的脆弱,但是不處理、面對內心的傷痛,外面的堅強也只是徒然。
裹足不前的不只是某个政权,还有人性通病。
很多家属骂李伟是“汉奸”、“卖国贼”。刘璐对此忿忿不平,觉得李伟有表达的自由,恨不得站出来声援他。但与此同时,刘璐又很矛盾。她认为,有些外媒报导跟国内官媒报导一样具有偏向性。她不赞同李伟“打舆论战”的方式,这样很难推动事情的解决,反而会被当作政治博弈的工具。
这段话太真实了,阻止他们维权的明明是政府,质疑多了却会被打成卖国者,原子个体无法抱团,只能兜转在原地。
如此严重的创伤,竟然还维持惊人平稳的运转,出现多少绝望而把公交车开到河里的人,都不难理解。
“世界衛生組織多次强調,不建議對中國實施旅行和貿易等限制,希望意方科學評估,理性對待,尊重世界衛生組織權威專業建議,不要做出過度反應。”——耿爽
忘記歷史的向前看,只是自我麻醉與逃避。
小張應是指李偉?
//李偉提出拍張合照留作紀念。「還是算了吧。」劉璐害怕因此跟小張被歸為同類,貼上「激進」的標籤。//
讀者你好,此處是筆誤,謝謝指正,已訂正。
我一直相信一句话,实践检验真理:2020这一年“神话”破灭的太多了,我现在只敢相信既成事实。
在预想中的完美的抗疫环境下的国家们——民主,新闻公开自由,人民受良好教育,高度发达的医疗环境,良好的经济条件,这些神话般的背景板在对抗Covid19的战役中也成了破灭的碎片,2021,让我只敢相信既成事实。
唉,說什麼好呢,中國的事情真叫人沒話說。「放下」?「放棄」?,也許這是片已經被上帝「放逐」了的土地。
在發展到極致變態的愛國主義國家,國家>>>>>>個人存在。
加上資訊不公開、不透明,造就了越是影響國家政體存危、涉及國家整體形象等高政治敏感議題,個人只能悲觀到認定無從維權。但與國家巨獸對決,又豈是個人能蜉蝣撼樹?一方面接近經驗者團體以療傷,一方面又「明智」地服從政治馴化本能,保持著與內部行動者的距離,終究,經驗者團體,沒有核心行動連結,只是互相舔傷、社會心靈層次的隔離者,隔離了自己與「正常」大眾,也隔離了自己與所追求的真相。
记得北京清理地段人口、武汉疫情爆发时,我和父母(60后)尝试讨论中国社会的问题,结果每次都是不欢而散,他们的态度一方面觉得被“冒犯”非常恼怒,另一方面也像其他网友说的“中国就是这样,怎么办”。
我正在製作一支向去年的人們致意的音樂影片(非盈利),請問是否可以引用本文開頭Tseng Lee的插畫?謝謝。
讀者你好,請致信editor@theinitium.com申請授權,謝謝~
前幾天讀到一句有點無奈的話:「犬儒總是好過絕望」。今天再讀到這篇文章,引起了一些思緒。個人心力有限,只願天底下要個說法的人得償夙願。
这些经历了苦痛并寻求反抗/解救之道的人,远胜于墙内/墙外殊途同归的“中国只能这样”的犬儒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