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航》導演李哲昕：拍攝中國社會運動，我害怕切壞這璞石

2011年11月23日，時任香港雜誌《陽光時務》的影片記者李哲昕接到一個採訪任務後，第一次踏足廣東省汕尾市烏坎村。

去之前，她先打電話給當地聯絡人，對方說，你們來吧，我們有人會跟你們對話。當時她覺得，村民們應對記者的態度好專業。她從深圳關口乘坐大巴，到達東海鎮的一個巴士站。在那裏，村民們用私家車，把記者接進村。

「車一進村口的時候，我就記得，車外就有人拿對講機說，『噢！記者來了』。」車子逐漸行駛到村委會外村民們的聚集處，李哲昕把拍攝機器拿在手上，一下車，村民已經排列好陣勢，前面的人坐着，後排的人站著，拉著長長的橫幅，開始喊口號：「打倒貪官，還我土地！」

她當時覺得非常震撼。後來這個鏡頭被使用在她的紀錄片的前半部分。

《陽光時務》對短片的要求，每一條只需要大約3到5分鐘，公司也沒有給她紀錄片任務。「但是我就是覺得不想停機。在那個場景，我整個腎上腺素就『轟』地一聲就起來了。」她說。「那個衝動很簡單。你就是想一直拍，一直拍，一直拍。」

那時候，李哲昕剛剛畢業，當了記者才三個月。

九年後，李哲昕的處女紀錄片、講述烏坎事件的《迷航》，斬獲第57屆金馬獎最佳紀錄片獎。

「它（社會運動與社會變革）是由每一個被捲進事件的人，其行為、反應，去產生共同作用力的。（事件）會被打散到個體身上，他們的行為邏輯再產生共振。所以追蹤『人』是我的興趣點。」

走入烏坎與走入烏坎人之中

烏坎事件，是近30年中國最受關注、輿論影響最大的群體事件之一。因爲村內的土地被村委會成員私下變賣，兩年上訪未能解決，村民於2011年開始集結遊行，與入村特警衝突，期間帶頭村民薛錦波被刑事拘留，於拘留所突然死亡，激起村民與政府的激烈對抗。事件在2011年末，以官員入村談判，答應村民訴求告一段落，並且於次年年初，一人一票選出新一屆村委會成員，在當時被認爲是中國開始民主選舉、走向轉型的可能性試驗場。

那次選舉的勝選者多爲當時運動的領頭人，但事件並未因此平息。到2016年，新的村委會都未能討回被侵佔的土地，當時參與運動的各方也產生間隙。村民原計劃召開村民大會商討，村民委員會主任林祖戀卻突然涉「受賄」被捕，烏坎村民則再次發起遊行聲援林祖戀。警方夜襲烏坎村，爆發大規模警民衝突。事件最終以當時參與運動的不少新村委會成員，都因涉嫌貪污受賄等罪名而入獄告終。

在接觸烏坎之前，李哲昕曾於學生時代參與口述歷史項目，這讓她對記錄產生興趣，於是畢業後選擇了記者行業。「在記者做了三個月之後，就遇到想要拍的（故事）。」

「我當時是覺得，因為那個故事實在是太豐富了，它很值得用一個紀錄片這樣的體量來記錄它。」

對於一個剛入行的記者來說，很多場景都顯得新鮮而困難，多年之後她依然記憶深刻：例如各家記者八仙過海，想方設法進村，她要坐一輛小電單車，而村民怕被節外生枝，會在外面繞小路，還設下路障，後來甚至得知有行家是坐船渡海入村；例如2012年選舉時，由於沒有記者證，她把機器放在一箱麵包中，假扮村民帶入場拍攝。

讓李哲昕印象深刻的一點，是村民們的眼界和行動，都遠遠顛覆了大衆對於「鄉村農民」的刻板印象。她回憶，他們懂得如何使用媒體的能量，怎麼樣去動員自己的村民，「有人喊口號，有人不斷動員，有人做維護，然後出去遊行的時候有人一直開著小摩托車往前往後，然後對講機什麼的⋯⋯你會覺得他們好像不只是看到村子，而是看到外面的世界。」在選舉期間，村民們對選舉的組織、保證流程順暢的純熟，乃至在台上作競選，表達自己，闡述自己之後要為村子做什麼。「這個是一個很震撼的場面。」

第一天進入烏坎，她就認識了主持運動的長者林祖戀，核心青年參與者莊烈宏，和辭職回鄉參與運動、迅速成長的90後少年張建興。這三人後來成了紀錄片的三名主人公，以這三人，呈現三個不同世代的參與者。

由於入村時間早，當時她被允許住在林祖戀家。後來進駐的國際媒體，只能安排在村民們自設的「媒體中心」裏。「但是因為我一開始就住在他家了，所以我後來還是厚臉皮地去他家，因為這樣就可以（與村民）更近一點。」

在工作任務之外，李哲昕開始頻繁地自發前往烏坎。後來她從《陽光時務》辭職，全身心投入了紀錄片拍攝中。

「不管是我一進村就可以很輕易地看到的、那些很光明的那個面相，還是某些黑暗面，他們也沒有在避諱，展現在我的鏡頭前面。我覺得這是很感恩的一件事。」

在運動第一階段，2011年11月到次年選舉那四個月中，李哲昕斷斷續續地從香港去烏坎。她從深圳租車，帶着自己的設備，直趨村內。爲了保護受訪者，她不會提前聯絡，告知自己將前往，會直接把車停到村民家門口，走進去。那裏民風淳樸，家家不關門，鄰居朋友過來喝茶串門，是很普通的事。她來了，也無非是招待喝茶而已。晚上，她住在不同村民家中。

她對村民們的坦誠充滿感激。「不管是我一進村就可以很輕易地看到的、那些很光明的那個面相，還是某些黑暗面，他們也沒有在避諱，展現在我的鏡頭前面。我覺得這是很感恩的一件事。」

四個月與四年

影片分上下兩個小時，第一個小時急速發展，講述了2011年11月開始到選舉完成的4個月。第二個小時則把時間線拉長，她有時半年去一趟烏坎，一直去到2016年，在一小時內濃縮了這四年。

「我會覺得（選舉）那是走到一部分，故事不只到（談判）成功那裡為止，接下來才是真正開始的時候。」

與上半部分的快節奏、充滿運動場景、村民目標清晰不同，後半部分陷入了不同個體的爭執、計算、討論、發展之中，事情的發展、角色的面目，都變得模糊。

去年11月在香港的一場放映會上，一名觀衆在映後談提問，「林祖鑾到底是忠嘅定奸嘅？」又表示自己後半段不太能夠真正理解發生了什麼事情。

李哲昕後來解釋，上下兩個部分容納的時間跨度是不一樣的。「上半部分是在一個運動、抗爭當中，所以很容易獲取時間點，比如『我們下個月要升級了』『我們下下星期要選舉了』，這些東西是可預期的。」她說，「因爲時間很濃縮，所以邏輯關係很清楚。」

「但下半部分的四年，很多東西不會像上半部分那麼緊湊。」李哲昕說，「下半部分他們做的很多抉擇，我覺得原因是很複雜的。哪怕當事人來告訴你，我是這樣想，可是可能過一段時間，那個原因是會變化的。」

在李哲昕看來，第一次選舉之後那四年，是更交錯交雜的，更曖昧的，更有點迷霧感的。但串聯起他們的共同點，則是當中人物面臨的共同困境。「我更關注的是，他們共同遇到了什麼樣的困境，然後每個人做出了什麼樣不同的抉擇。」

比如，他們共同的困境就是位置的轉換：從一個運動的參與者變成一個民選官員了。

這是李哲昕關心的問題：「新的情境來了之後，你能不能面對這些挑戰？」

「新的情境來了之後，你能不能面對這些挑戰？」

例如他們所擁有的執政成本之少。村委會大家的工資是1600，林祖戀是1800。而他們如果試圖去做些基建來獲得執政成本，也很危險的，因為選他們上來的村民只希望他們去把土地拿回來。而且期待越高，耐心是越短。

「同時他們會發現，原來拿土地比以前想像當中要更難的。林老舉了一個例子，他在面對村民對他的質疑時，他說，沒有錢，銀行是不能把抵押的土地掙給你的。這就是其中一個很實在的一個困境。」

包括他人的不理解，包括原本被趕走的村官可能在等待著捲土重來，包括宗族社會的盤根錯節，包括這些人自身的觀念不同。種種這些錯綜複雜，組成了令人有多重解讀，卻又無法得到一個清晰結論的下半部分。

克制素材爆點與克制炫技

對於下結論這件事，李哲昕非常警惕。拍了整整五六年的素材，她又剪了至少兩三年。

「這個故事太豐富了，它就像一塊寶石的原石一樣。這個原石已經足夠豐富了，這些人物也足夠豐富，就像我前面提到，他們會讓你很直接地看到人性光明面的部分，然後也沒有避諱向我開放灰暗的部分。」她說，「所以等到開始製作的時候，我戰戰兢兢。那個壓力是來源於，我很怕把這塊原石割壞。」

李哲昕面對的是幾百個小時的素材。「製作期真的是『R爆頭』（撓破頭）。」

「後來我找到一個方法。」她說，「那些看起來很有『爆點』的話，那些看起來寫成文章可以立刻拿去做標題的話，我會刻意碼出來，對自己說，好，這個要小心處理。」

在她看來，那些看起來很像「爆點」的話，比如誰講了一句粗口，但是他可能十年都不講一句，所以當時就不是他的恆常的狀態。

她曾經拍到林祖戀在選舉的壓力下，很兇、發洩式地罵自己太太。「因為他講話一般都是深思熟慮，有自己的節奏，看起來都很從容，這件事是我拍了那麼多年，從來都沒有遇到過的。所以那就出乎意料的。」

對於這種素材，她會有使用的欲望衝動：「啊，拍到了，好想用！」但實際上，她最終沒有選擇這段素材。「如果我有拍到前因（選舉壓力），那它可以用來講述他當時壓力有多大。但是我沒有拍到前因，所以這個素材要用就得非常小心，因為它會讓觀眾以為，他是一個常常發脾氣的人。」

她認爲製作時的另一種克制，是要抑制自己想要炫技的慾望。

「比如說選擇很有詩意的，感覺很憧憬美好的一些（鏡頭）。比如有人放天燈，讓他們放很久，這種比較美的（鏡頭）。我曾經也試過『倒裝』，類似先打出『誰是愛國者一號』，讓故事看起來更戲劇性。」

「我想要記錄和呈現真實，前提就是我要深刻地意識到，我拍攝不到全部的真實。所以那些（素材）就要小心處理。」

李哲昕認爲新導演可能有時會抑制不住，想要投些什麼在人物身上，或者想要證明自己可以做到，「所以你就覺得說，是不是這邊要搞一點隱喻啊，那邊要搞一點什麼倒敘啊怎樣，讓它複雜一點，或者結構更dramatic一點，類似這種。但這一類也要很小心。」

在一部紀錄片裏面，李哲昕認爲自己沒有那麼多的時間，去告訴觀衆，哪些是人物的恆常，哪些是作者的投射。「我想要記錄和呈現真實，前提就是我要深刻地意識到，我拍攝不到全部的真實。所以那些（素材）就要小心處理。」

兩個小時的《迷航》，李哲昕剪了20幾版。有一些版本做到快結束，她全部推倒重來；有一些做完了覺得有問題，但不知道問題在哪，所以就放在那邊一段時間；有一些是前輩點出了問題，再慢慢試過來。

「所以等到最後，你看到的這個版本，是找到了一個方法。」李哲昕說，「如果以畫一幅畫來比喻這個版本的創作過程，其實我做的只是調出每一個人真實的色彩。什麼叫真實的色彩？就是把那些極度亢奮下說的話拿走，或是極度恐懼之下說的話拿走，因為同一個人總會在不同的場合，講類似的話，特別是在同一個時間段裡面。我就會把那些極端情緒下講的、那些我覺得言不由己的話拿走，留那下個比較貼近他本意的。這樣把每個人的色彩調準之後疊加，這幅畫就有它自己本身的色調。」

李哲昕說自己是一個「比較笨」，反應比較慢的人。她需要時間去消化和理清，去做實驗。

「好在紀錄片你可以長時間跟那些素材慢慢磨，然後做比對。因為我很希望能夠呈現真實，這件事情對我來講還蠻重要的。」

「呈現真實的重點在於，要尊重人物和他們的生命。」她說，「我不可以說要做一道菜，然後把他們當食材。不是我先想好我要講什麼故事，讓這些人填進來，好像要去滿足我要做的那個東西。整個過程是反過來的。所以我就很需要克制自己人性上的衝動和慾望。」

「如果以畫一幅畫來比喻這個版本的創作過程，其實我做的只是調出每一個人真實的色彩。什麼叫真實的色彩？就是把那些極度亢奮下說的話拿走，或是極度恐懼之下說的話拿走⋯⋯」

原石與折射面

在三個主線人物之外，其他村民，如楊色茂、洪銳潮、薛健婉等人都使她留下了深刻印象。但她不會去談論自己對這些人物的個人看法，因爲「下定義是一件蠻難的事」：「我覺得這種東西比較適合留給觀眾。因為如果我定義他一個什麼人的話，這個是有點危險的。」

在不同的放映環境下，她聽到了不同觀眾對影片的解讀。這讓她感到開心，因為不同觀眾基於自己的知識儲備和經歷，得出了甚至南轅北轍的想法，就像每一個人通過不同角度觀察寶石，看到了不同的折射面。

比如有的觀眾會看到，村莊是中國一個很小的細胞，從中可以觀察現代和傳統的交錯嘛；有的人看到了農民運動的痕跡，看到了中國政治的紋理；台灣的觀眾又看到了不同的東西，她有一位台灣朋友，看完之後聯想到的，是「革命只能使用一次」；有些觀眾會有情感投射，希望人物能成功，因爲沒有成功而非常難過；有一些觀衆可能認爲，村民們有些做法是可以避免、可以更聰明的；有些觀眾會提到，好像某一個位置時，村民放棄了他們。

在香港同樣經歷社會運動的狀態下，李哲昕也聽到一些香港觀衆將片中故事與香港社會的一些經歷作出對應。例如在區議會選舉前後的放映會上，香港觀衆可能會對當中的運動、選舉情節有很多共鳴。

但李哲昕認爲，倘若完全以此橫向對比是比較危險的，因為不同的運動，其主體、成因、歷史進程、時代特徵，都不一樣。但倘若放到更抽象的討論中，她認爲它們的共性在於，人轉換位置之後，要怎麼面對新的挑戰。

「某種程度上，這些（觀衆的多元解讀）代表我沒有辜負這個題材。因為我真的很怕一個非常豐富的故事被創作者本身設限——就是被我自己本身設限了。」李哲昕說。

「我不可以說要做一道菜，然後把他們當食材。不是我先想好我要講什麼故事，讓這些人填進來，好像要去滿足我要做的那個東西。整個過程是反過來的。所以我就很需要克制自己人性上的衝動和慾望。」

開頭與結尾

拍完一個社會運動，李哲昕的最大感悟，是感覺到社會運動、社會變革的複雜和多變。「它是由每一個被捲進事件的人，他的行為、反應，去產生共同作用力的。（事件）會被打散到每個個體身上，他們的行為邏輯再產生共振。所以追蹤『人』是我的興趣點。」

《迷航》全片的開頭，是一艘漁船摸著黑，在公海上前行的鏡頭。「那艘船很小，頂上就是一個棚，只有漁夫和他的助手能坐到棚裏面，我都坐不到，因為沒有位置。他們大概早上四點就要出海，去到公海，然後一直到中午兩點多才回，再把今天的收獲賣掉。」

清晨四點上了船嘛，天色全黑，漁夫拿著一個小羅盤，開了一個多小時，天才慢慢變成深紫色。「我當時覺得，wow，海之大，人之渺小。」

那個漁夫，是烏坎青年莊烈宏的爸爸。但在黑暗之中，李哲昕並沒有交代。「我們沒有要讓他具象化起來。你看到一個漁夫和一艘船就可以了。」

後來她把自己的紀錄片起名爲《迷航》。意思是說，當航程開始，哪怕船上的每一個人，都清楚自己希望的船的方向，但沒有一個人知道這艘船將漂向哪裡。

她認爲，在烏坎事件裡面，有不同立場的村民、各級政府、外來媒體和研究者、還有所有關心他們的人，其實同在這艘船上，產生共振。這艘船充滿了張力，你不知道它具體的方向會是哪裡。是不是你希望去的方向。

李哲昕伴隨這首船行駛了五年。直到2016年年底，她在美國拍流亡的莊烈宏，他們在Trump Tower前面，那裏有很多關注不同議題的示威者、表演者，而莊烈宏是其中一個。「當時我看到他在那舉著橫幅，但別人好像不能真的理解他、與他溝通，他們更在乎自己國家的、彈琴的那個人，他們跟那個人對話，然後只是來這裡跟莊烈宏巴拉兩句，就走了。」

就是看到那個場景的時候，李哲昕隱約有一種感受。「那個當下，不僅是東方在產生劇變，西方也在產生劇變。我好像看到另一段迷航的開始，而我們所有人都坐在上面。」

「我覺得那應該是一個結尾，我可以回去安心剪輯了。」她說。「希望這個原石沒有砸在我手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