駐美記者大選手記（不斷更新）：拜登新政曝光，能否贏得美國社會的心？

【編者按】2020美國總統大選進入倒計時階段，總統染疫，辯論取消⋯⋯令人眼花撩亂。在《數說美國大選》和《特朗普如何改變了你的四年？》兩個固定欄目之外，從今日起，端傳媒還會不定時地為讀者帶來現場觀察，從龐雜的新聞中剝出一些鮮被中文媒體提及的細節。讀者可以點擊「收藏」，持續關注此頁，並關注端傳媒的「2020美國大選頁面」和即時選情更新，獲得更多資訊。

11月10日更新：拜登新政曝光，能否贏得美國社會的心？

美國總統大選結果揭曉的那一天，白宮門前人頭攢動，摩肩接踵，又唱又跳的人群綿延了幾個街區，從總統官邸到國家廣場，從賓夕法尼亞大道到林肯紀念堂，從非裔美國人的遊行據點14街到各國使館林立的杜邦圓環。「社交距離」（social distancing）彷彿不存在了。拜登的當選為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美國首都、也是拜登支持率高達93.3%的藍色陣營，製造了一種似是疫情前的假象：餐館、酒吧裏歡聲笑語，人們親吻、擁抱，大家坐在街頭和廣場上暢飲、交談，四年前的陰霾一掃而空，由特朗普執政的日子即將畫上句號，這個國家會迎來一個新的領導者。

然而，美國疫情又攀上新的高峰。由於選舉和計票過程中的大量集會、示威和遊行，11月3日大選日當天全美確診病例高達9.3萬人，次日突破10萬，然後是12萬、13萬⋯⋯拜登面對的，將是一個被大流行病折磨的美國，一個需要大幅提振的經濟體，和一個情緒亟待修補的社會。11月7日晚間當他以候任總統的身份對全美上下宣講的時候，拜登表示自己將會是代表每一個美國人的總統。但清醒的人們都知道，從拜登勝選的這一刻起，所有支持他的民眾與媒體便會開始監督他、審視他、評價他。

華盛頓大學的研究員估計，2021年1月中旬拜登就職的時候，將是美國疫情最嚴重的時期。如何收拾這麼大一個「爛攤子」，將是他上任後的第一個嚴峻考驗。拜登已經組建了包括13個核心成員的抗擊疫情工作小組，並招募了前奧巴馬政府的衛生專家，還有特朗普政府的疫情爆料人。不過，從目前的選情來看，民主黨以微弱優勢保住眾議院席位，參議院要在1月5日喬治亞州的決選後才能見分曉，但共和黨很有可能繼續控制參議院。共和黨人不支持聯邦政府插手各州防疫工作，也不同意聯邦政府在檢測和接觸者追蹤方面擁有更大的權力。此外，大規模財政刺激法案的談判仍處於僵持狀態，兩黨的紛爭將會再一次成為美國抗擊疫情的掣肘。

回想起10月末的總統辯論中，特朗普在鏡頭前指責拜登能力不足：「明明有八年（副總統的經歷）把事做好」，「為什麼沒做好呢？」拜登無奈回應：「因為我們有一個共和黨把持的國會。這就是答案。」

「如今，拜登不能把國會當作藉口。如果他認為國會阻撓他，那就想辦法與國會對抗。」在拜登勝選那天的遊行現場，一位帶著女兒的年輕爸爸對我說。他的公司在疫情期間施行輪休制，每個月只工作三週，另一週放無薪假期，「相當於每個月失去了四分之一的收入」。他期待拜登能夠打通國會，強力治疫，令普通人的生活重回正軌，因為他「實在等不下去了」。

綜合目前的信息，拜登計畫在1月20日宣誓就職之後立即推翻特朗普的一系列行政令和政策，迅速轉變美國的政治風向。他的首要目標有讓美國重新加入巴黎氣候協定、重回世界衛生組織等國際組織，恢復奧巴馬時期的公共衛生政策，並大幅扭轉特朗普時期嚴苛的移民政策。

「一分鐘都不想多等了，」一位華人學者在電話裏對我說，他稱自己急切地等待著「移民政策的『撥亂反正』」。

這位受訪者在美國東海岸一間知名大學從事生物研究，正處在博士畢業之後和正式開始教職的過渡期間，即OPT（相當於從學生身份到工作身份的過渡簽證）。他所在的實驗室在疫情期間發布了很多科研成果，其不斷更新的疫情地圖和統計圖表也被多家美國媒體引用，作為官方數據的補充。但因為特朗普政府對工作、移民簽證的改革，以及加大對中國背景學者的審查力度，「一個實驗室裏，七成中國人，每個人都為簽證發愁。」

「導師和同事認為我在美國接受學術訓練，拿學校工資，理所應當繼續為美國科研服務。」但一方面，因為疫情和預算影響，移民局大幅減員，擠壓的個案「恐怕幾年都處理不完」，以及「對STEM專業和其他敏感專業的中國申請者，增加了背景審查、材料補繳等環節，」他對我說，「一年時間裏沒有幾天搞科研，全在辦簽證。」

很多受訪者在採訪過程中，反問我：「你覺得什麼時候拜登能解決某某政策/法案的問題？」甚至一位聯邦政府僱員也問我：「過去那幾個月，一張接一張的行政令，一條又一條的制裁，從總統的推特裏去了解下一步政策是什麼、自己該幹什麼⋯⋯這樣的日子是不是要結束了？」

訛傳也自此產生。「拜登新政：在美獲博士學位即拿綠卡」、「拜登上台，取消關稅，中美重回蜜月」、「拜登只幹兩年，賀錦麗接班」等吸引眼球的標題文章爆發式地在北美華人圈流傳，但細查之後卻發現其中內容並無實言。硬幣的另一面，特朗普的支持者不願承認拜登勝選，他們有的在華盛頓的國會大廈聚集，要求最高法院裁定拜登選舉舞弊；有的在德克薩斯、密歇根、賓夕法尼亞、佛羅里達等搖擺州遊行，高喊「特朗普再做四年！」；有的持槍上街，有的示威以拳打腳踢和流血事件告終。

特朗普並不打算發表敗選演講，他認為「這場選舉距離結束還很遙遠」，從11月9日起，他將「在法院提起訴訟，以確保選舉法得到充分的維護，確保合法的勝利者上台。」

「恐怕美國社會撕裂的情況不減反增，接受這個常態吧。」拜登勝選夜，一位在紐約華爾街從事金融服務的華人移民在短信裏對我說，他原本要投給特朗普，但剛上大學的女兒強烈反對，「為了家庭和睦」，他今年沒有投票。

「我關注的是股票漲不漲，大盤是綠是紅，客戶賺多少虧多少；我女兒關注的是女性權益，教育平權；我太太對政治毫無感覺；在我家花園施工作業的福建工人關注的是醫保與非法移民身份『轉正』。」他繼續說，「人人都有自己的『小算盤』，一個家庭都難以達成統一，你怎麼期待整個國家支持一個總統候選人去贏？」

11月4日更新：究竟誰能代表美國？

在端傳媒舉辦的「選戰夜談」直播中，主持人問了各位嘉賓一個問題：特朗普究竟是美國的「例外」，還是「常態」？

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將2016年特朗普當選總統稱作是「反常現象」，認為若將時間的尺度放大，特朗普並不符合美國的價值，也不是美國民心所向。而2020年總統大選的計票進行到現在，大多數州已經開出選票，認同並繼續支持特朗普的美國人仍占很大份額，幾乎與拜登陣營勢均力敵。

究竟誰更能代表美國？究竟哪一方才是美國的「常態」？《華盛頓郵報》在11月4日的頭版上書「一個分裂的國家」（A Nation Divided），隨即受到了許多讀者的嘲諷：國家分裂，難道還是新聞嗎？

人們尚不能從目前的計票結果裏確定贏家。在大選日前一天，一位《紐約時報》的退休記者、老民主黨人對我表示，美國人會在疫情的打擊下清醒過來，他預計今年拜登會在很短的時間內獲得壓倒性的勝利。但至少目前，他的期望落空了。而共和黨人也尚未能如願。一位德克薩斯的選民響應了特朗普的號召，決定帶著武器上街去監督投票過程，因為「擔心民主黨人會搞破壞」，「破壞這個國家的根基」，他在自己的Twitter上寫道。

當下的美國首都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是一個直升機在上空盤旋、警車在街上呼嘯、商家用木板封住門窗的城市。大選開票當晚，絕大多數街道提前進入了寂靜模式，居民們留在家中共同守望這個關鍵的夜晚。從我的公寓朝街對面望出去，家家戶戶都開著電視，從電視折射出的紅藍交加的光影就知道那些全是計票畫面。警方從傍晚開始封鎖白宮和聯邦政府機構附近的交通，當時我到附近採訪，恰好遇到拖車公司在熱火朝天地作業。停泊在路邊的一輛輛汽車被千斤頂拖起，因觸發警報而發出「嗶、嗶」的刺耳噪音，仿若尖叫一樣。我猜測那些車主可能沒有及時關注交通管制新聞，並絲毫不知自己的座駕已經被拖去了不會礙事的地方。

但交通管制管不住行人。白宮門前的馬路上擠滿了不同政見的人群，湧動著不安的情緒。這條街原來叫做16街，是華盛頓最早的使館一條街，也有不少奢華酒店，但今年夏天，特區市長將這裏改名為「Black Lives Matter」廣場，也是人們進行集會、遊行、表達聲音的主要場所。起初的氣氛還算溫和，許多下班後的市民帶著小孩和狗到這裏散步，藝術團體在街上揮舞著蠟染的彩旗，小商家趁機兜售各類紀念品，警方則三五成群地站在路邊閒聊。但隨著夜幕降臨，市民陸續散去，更多的活動人士聚集在這，有名為「ShutdownDC」的左翼組織租來卡車，放著響亮的音樂，號召人們熱舞和呼喊口號。同時，有很多舉著「Jesus Saves」標語的右翼人士出現在人群之中，他們沒有配戴口罩，很快引來側目。接著，幾百個穿著黑衣的年輕人舉著雨傘來到白宮門前，警方的神經開始繃緊起來，一些騎警把他們的單車橫過來，依次擋在人群中，像是夾三明治一樣，一層示威者、一層警方、接著又一層示威者⋯⋯我聽到人們口中開始爆發出髒話，還有幾個年輕人與警方互相推搡。再遠處的地方，一些示威者穿著套頭衫、手持棒球棒，正朝這邊走來。

這也是我離開白宮的時候。大選計票已經開始，亞洲的讀者也從睡夢中醒來，我們的即時報導上線並滾動更新。我住的公寓樓裏，鄰居們開始各家串門、觀看選戰。住在三樓的一對夫婦做了一大鍋墨西哥牛肉辣椒湯，我的房東烤了香蔥餅乾，我貢獻了一瓶葡萄酒。聽他們說，四年前樓裏的氣氛更加熱烈，那時沒有疫情，家家戶戶大門打開，開著電視，備著各種食物和酒精飲料，鄰居們挨家挨戶地串門聊天。華盛頓是「深藍」，沒人支持特朗普，那時人們喝得微醺，等著美國誕生歷史上第一位女性總統，然後，「整個華盛頓像是死了一樣」，我的鄰居跟我說。

開票當晚，幾位鄰居把我家的電視先調到了FOX電視台，稱「要增加一點鬥志」，五分鐘後挪到CNN，然後在MSNBC、ABC和NBC裏換個不停。起初一個小時，拜登的情勢相當看好，但隨著更多的郊區票統計出爐，特朗普迎頭趕上，接著，特朗普拿下德克薩斯和佛羅里達等關鍵州就變得沒有懸念。鄰里間的氣氛變得低落，特別是Mitch McConnell拿下肯塔基州的參議員之後。我的幾位鄰居不僅在華盛頓做大選志願者，還在其他州捐款，試圖幫助改變當地共和黨人把持的局面，特別是Mitch McConnell的肯塔基州、Susan Collins的緬因州等。

選情膠著，鄰居們開始新一輪痛飲，我也聽到了更多的政治八卦。這座樓裏不僅住著律師、說客等專業人士，還有幾位美國國務院的中低層級官員。他們爆料特朗普的顧問Stephen Miller在二樓擁有一個單元，早幾年還有不少鄰居和他打過照面。Stephen Miller是特朗普政府嚴苛移民政策的幕後策劃者，因此也受到了鄰里的一番痛罵和批判。他們在宣洩情緒時，我坐在一旁用電腦打字工作。「你究竟是不是中國間諜？」一位鄰居有點醉，他問我。「小心，我都把你們的話記下來了。」我開玩笑答。

幾位鄰居都說中國議題不是左右他們投票的主要因素，他們也並不「恐中」，但卻有點「恐共」。我的房東曾反覆問我究竟為何種背景的媒體工作，也向我打聽是不是所有的中國人都是共產黨員。在過去的報導中，我和端的撰稿人也在採訪中察覺了這種「恐共」情緒——許多移民，譬如佛羅里達的古巴移民，以及相當數量的中國移民，會因為「恐共」而轉向特朗普，因為他們嚮往自力更生、有勞就有所得而不是「大鍋飯」的社會體系。在選前，我曾密集地觀看了特朗普的集會錄像，他總會向民眾播放一個關於中國的視頻，不僅控訴拜登對中國的支持和妥協，亦強調「共產主義」、「社會主義」會侵蝕美國社會，毀掉美國的根基。

「我覺得不是所有的美國人都分得清共產主義、社會主義，他們看到歐洲的福利社會也會覺得是社會主義。福利，就像毒藥。」一位鄰居說。至少目前看來，今年的選情印證了這種恐懼的效應。在佛羅里達，大量原本被認為是民主黨支持者的古巴移民、委內瑞拉移民「跳票」，德州的許多拉美裔選票也從拜登的一方轉向曖昧不明。學者戴博（Robert Daly）在端傳媒的「選戰夜談」節目裏說，美國的人口結構會越來越有利於民主黨，因為年紀大的郊區白人在慢慢地變少，而女性、年輕人、移民在增多，長期看，美國會有更多支持和珍惜多樣化的人。但他也表示，無論是亞裔還是拉美裔移民內部，都有一股保守勢力在增長。

沒有人預期能在這晚得知明確的結果，於是，午夜時分，鄰里紛紛告別，各自回到家裏睡覺。而馬路上的警車和天上的直升機卻多了起來。隨著夜深，白宮門前的集會也爆發了更多的肢體衝突。一位配戴著美國國旗面具的共和黨支持者遭到了左翼青年的圍攻，他們發生口角，接著扭打在一起，然後被警察拘捕。還有幾位支持特朗普的極右團體成員被人用刀刺傷，案子仍在調查之中。在第二天的記者會上，特區市長說，她預計今晚會出現更多的衝突，「警方也為最壞的情形做好了準備。」

隨著大選次日的到來，特朗普看到與拜登的差距在慢慢縮小，開始在推特上暗示選舉醜聞和計票漏洞。我的房東認為未來幾日的不安局勢會增多，準備去超市屯糧。我則開始與同事討論基於安全考慮，日落後是否繼續到街上採訪。我回憶起選前幾日，曾接到好幾個莫名其妙的電話，是提前錄製好的女聲，告訴我「外面危險，不要出門投票，或者選擇在大選第二天人少時再去投票。」這顯然是騙局，當時我未做理會，此時想起來卻覺得很有意思，便與房東聊起，沒想到她也接到了相同的電話。

「你覺得是哪一邊幹的？」房東問我。

「我覺得你這句問話，特別能夠代表此刻的美國。」我答她。

11月2日更新：新聞報導怎樣影響美國人的選票？

關於2016年特朗普勝出美國總統大選，傳媒業中一直流傳着一種說法：因為左派媒體都在報導希拉里·克林頓（又譯希拉蕊·克林頓）在民調中領先、選情看好，導致許多親民主黨的選民誤以為克林頓穩操勝券，所以沒有出來投票。共和黨的支持者當時看到的則是特朗普選情告急，從而積極投票，他們也就是後來人們口中所說的「沈默的美國選民」（silent voters）。

左派媒體盲目樂觀的報導致使希拉里·克林頓落敗，這種說法雖然有些以偏概全，但回溯起來，一位在全美發行量排名前三、立場中間偏左的日報編輯對我說，「這確確實實給各個派系的媒體都敲了一個警鐘」：四年後的2020年，報導該怎麼寫，鏡頭該怎麼搖，才能既呈現事實真相，又不打擊選民的積極性，甚至還能推動他們的目標選民向前一步？

絕大部分美國媒體都有自己的政治光譜。譬如《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從1860年開始在歷屆總統大選中都有力挺的總統人選，半個多世紀以來都為民主黨候選人背書。時報並不掩飾這一點，他們自制了統計頁面，還在2020年初邀請了民主黨數位候選人到時報作客，然後編輯部選出一位公開支持。另一份紐約起家、暢銷全美的報紙《紐約郵報》（New York Post）編輯部則公開為尋求連任的特朗普背書，同時，有關拜登的負面新聞便常見於《紐約郵報》，包括最近傳出的拜登之子涉嫌利用父親的身份在烏克蘭和中國牟利。

在2020年這個特殊的年份，一些過去保持中立立場的媒體也開始站隊。創刊38年、全美第二大報《今日美國》（USA Today）就在今年打破傳統，首次表態支持拜登，向還未做出決定的選民喊話，認為特朗普在應對疫情和種族等問題失職，不適合繼續擔任美國總統。

媒體與黨派的故事在選舉中時常提及，並不新鮮。在新聞業極其發達的美國，人們的焦點大多集中在總統候選人是如何透過媒體塑造自己的政治形象，爭取民意，以獲得更多的票數。而較少被外界所知的是，新聞編輯室內部亦要通過各種報導手段，推動選民讀者做出明智的判斷——而究竟什麼才是「明智」，又是由這個新聞編輯部的價值取向決定。

「底線是，不要讓選民因為我們的報導，而做出與我們期望中截然相反的選擇。」上面提到的日報編輯對我說。

她坦陳，這幾乎已經成為一門「玄學」，令人撓頭不已。唱衰特朗普，會否再次激發沉默的共和黨支持者踴躍投票？唱贏特朗普，會否讓民主黨支持者回憶起四年前的慘敗，然後喪失鬥志？以她的編輯團隊為例，他們逐條閲讀讀者留言，希望從這些反饋中揣摩出不同語境的報導究竟會怎樣改變選民行為。「但大多數留言是隨機的，而不是基於科學變量的分析。」譬如，他們最近在報導德克薩斯州的選情，共和黨州長正在使用各種方式壓制民主黨支持者的選票，在德州偏藍營的居民區，投票站被刻意設置得很少，甚至因為各種原因提前關門或者臨時不開，還有一些票站時不時停電，導致無法正常投票。「一些民主黨選民開車去投票，跑了好幾個票站，都沒能投成票，於是就放棄了。特別是年紀大的人。」她手下的一位記者將此事寫成報導，本為揭露選舉中的不當操作，但適得其反，「從讀者反饋來看，很多遇挫的選民讀到這篇報導，就徹底放棄了投票的信心。」

同樣的問題也存在於保守派媒體中，沒人知道一直為特朗普高唱讚歌是否能左右中間選民，一味抨擊自由派的報導也會招人反感。居住在「鐵鏽帶」上的一位賓夕法尼亞選民在他的Facebook頁面上寫道，他2016年投給特朗普，但如今不喜歡福克斯電視台（Fox）「以樹立敵我旗幟的方式為特朗普抗疫不力做辯解」，並「一再強調經濟大好、市場強勁，刻意不提這個社會的創傷」。他同意我引用他在Facebook上的文字，「至少從現在總統對媒體和公眾的喊話來看，他不知道底層人民的痛苦。我們是真真實實地因為疫情失去工作、失去支票，而在新聞裏，我們好像都不存在，或者已經被總統先生拯救了。但事實上並沒有。我們也不是傻子。」

「在記者與政客之間的戰場上，選民已經成了犧牲品。」一周前，德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的傳播學副教授Sharon Jarvis在美國國務院舉辦的一場簡報會上，對包括我在內的記者們說。在2016年後，她出版了兩本書專門闡釋媒體、受眾與選舉之間的聯繫，而這場會議的主題就叫做：記者的報導怎樣影響美國人的選票？

在過去幾年中，Sharon Jarvis邀請了數十位供職於不同媒體的美國記者進行訪談，亦統計分析了半個世紀來不同報刊和電視在報導大選中的內容、措辭和形式。她發現，就算是「vote」（選票或投票）和「voter」（選民）兩個簡單詞彙的使用，都令讀者產生不同的情緒。這令許多記者編輯大呼意外。

Sharon Jarvis舉例，過去媒體較為傳統，多在報導中使用「vote」一詞，「例如，『計票』（votes count），『投票是重要的』（votes matter）,『尋求選票』（votes can be sought）等客觀陳述，是會令人們想要去投票的。」

而近年來，媒體在報導中側重「voter」一詞，意在將選民形象化、個體化，突出報導的人情味。但出現的大多是這樣的字眼：「『選民被騙了』（voters could be duped），『選民被耍了』（voters could be fooled），『選民獲取信息不夠』（voters might not have a lot of infornation）等等」，效果適得其反，「令受眾產生沮喪感，不再想要投票」。而這樣的敘事恰恰是如今最多見的，無論自由派還是保守派媒體，都將版面花在選民是如何被選舉程序愚弄的。

並且，當媒體批判當今的政治現狀、選舉醜聞——例如許多左派媒體為政治獻金和黨派鬥爭而悲鳴，發出知識份子式的反思，並不能鼓舞人心，反倒令許多選民決定遠離政治，不再關注選舉。Sharon Jarvis道出了殘酷的真相，「只有人們閱讀到動員式的內容，才會有更多慾望去討論公民權利，參與選舉活動。」

聽完了這場會議，幾位與會記者都陷入了自我懷疑：原本引以為傲的批判性思維，竟然會對選民的積極性造成負面影響。既然如此，在報導中挖掘這個社會的問題與缺陷究竟還有什麼意義？

「不要只談威脅，還要談解決方案。」Sharon Jarvis建議記者們突破現有的框架。

以前面提到的德州壓制民主黨人選票為例。德州不少政治傾向偏左的年輕人為此事打抱不平，因此自發做志願者，開車載街坊鄰里和行動不變的老年人去票站投票。他們利用社交媒體群組即時交流票站的開放時間和交通情況，確保不會空跑一趟，甚至連票站周邊哪些商家在做促銷，憑「我投票了」（I voted）的標誌免費暢飲都知道得一清二楚。這樣的故事促成了在本屆美國大選中另一類報導潮流，解決性新聞（solution journalism）——告訴讀者問題，也帶給讀者希望。

解決性新聞不是因大選而誕生的，但是因大選得以發展，並獲得更多受眾。以「揭黑」聞名的調查新聞機構ProPublica就在報導各種選舉醜聞之外開設了新的頁面：疫情令人們不想出門投票，他們來告訴你怎麼做；擔心郵寄投票因為各種差錯沒有被計入，他們告訴你怎樣避免這些問題；看不清選情，他們教普通讀者怎樣追蹤政治獻金和地方派系鬥爭——將新聞做成了公益性服務。除此之外，還有一群記者組建了NGO組織「解決性新聞」，他們在近期收集了許多關於大選的「解決性報導」，且更側重在地方與社區，試圖填補新聞內頁中一直被忽略掉的細節：人們知道這場選舉存在種種問題，他們也正在想辦法去應對這些問題。

10月23日更新：港台移民的民主黨「鐵票」有可能轉向特朗普嗎？

在香港出生長大的凌先生1999年來美國攻讀碩士，畢業後定居在毗鄰首都華盛頓的弗吉尼亞省瀑布教堂市（Falls Church, Virginia），為政府外判公司工作。2003年，他與美國籍的台灣裔女友結婚，隨後歸化為美國公民。2008年，他登記為民主黨人，在美國投出第一張選票——為那一屆的總統候選人奧巴馬。接下來的2012年、2016年，他依次投給奧巴馬和希拉里·克林頓（台譯希拉蕊·柯林頓），用他自己的話說，「曾紮實地站在民主黨藍色陣營這邊」。

2020年，凌先生猶豫了，「這一次我比較傾向於投給特朗普，但還未決定。」

他表示「欣賞特朗普強硬的對華政策」，「制裁中國公司，調查商業間諜，制裁侵害香港民主自由的人士，」凌先生說，「這樣的力度是此前的（美國）政府沒有過的。」他是親民主自由派人士，2014年他回港探親，恰逢雨傘運動，「處在人群之中便有心潮澎湃的感覺」；2019年反修例運動，在Facebook上流傳的視頻裏他看到昔日大學同窗走在遊行的街上，那時他人在美國，卻也加入了許多有關香港的Telegram群組，幾乎無心工作，「幸好美國老闆都理解」。在美國生活了21年，職業與家庭都是在美國搭建，凌先生自認是「美國人」，但「根在香港」，「未能忘懷」，「亦希望故鄉越來越好」。

在華盛頓工作的香港移民Joseph Ng也十分猶豫，「真的很難（a really tough call）」。他90年代從香港的中學畢業，到美國念大學，然後定居。在美國，他頗熱衷與朋友聊香港，「香港是一個非常棒的城市，小小的一個地方，可以找到不同文化。但2019年發生那麼多事情，我覺得非常不開心。」

「與特朗普相比，我看不到拜登可以執行任何更強有力的（對華）計劃。」Joseph Ng說，「但我的顧慮是，特朗普是一個商人。他的決策基於損益，現在中國與美國在科技、軍事等方面進行競爭，」「但人權方面，」Joseph Ng又覺得特朗普考慮得不多。

不單是香港移民，凌先生台灣裔的太太也從民主黨「鐵票」變成了「搖擺選民」。「她支持福利社會，支持Black Lives Matter運動，支持對富人增稅，反對苛責非法移民。但是，她覺得從外交政策這方面來講，未來特朗普會有對台灣更有利的政策。」凌先生說，譬如美國衛生部長訪台，還有一些特朗普的幕僚建議與台灣建立全面外交關係，這都讓他太太覺得台灣的國際地位在特朗普任內有所提高。於是，美國對華、對台和對港的外交政策超越了教育、稅收、醫保等其他議題，成為凌先生夫婦對本屆大選最為關注的焦點，他們自稱「轉向了『Single issue voter』」。

早前，有《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Marc A. Thiessen撰文稱特朗普是最親台灣的美國總統。「因為特朗普對中國強硬，所以台灣的一些自由派人士是會猶豫的，」在美國做政治學研究的陳方隅博士說，他也是台灣裔，與朋友共同組建、編輯Facebook的專頁「US Taiwan Watch美國台灣觀測站」，介紹中美、台美關係和美國內政。但其實「支持兩邊的都有，」陳方隅補充，「事實上，現在網路上吵得非常兇⋯⋯這個議題非常的兩極化。」

以擁有6400粉絲的公開社媒群組「台灣人在美國（Taiwanese in the U.S.A.)」為例，裏面有許多支持特朗普的貼文，也為特朗普的強硬對華措施稱讚。其中一個熱帖，作者寫到「宣示效忠美國成為公民十幾年，今年才當首投族其實很羞愧」，作者稱自己不單為「美國積極的友台政策」而支持特朗普，亦寫下千字長文談及政治體制，抨擊美國民主黨的政策效仿社會主義。許多香港移民也在這個群組，呼籲選民關注香港未來。

陳方隅覺得，「一部分台灣移民是很東亞式的思維，覺得merit-based system（擇優制）很重要，」因此在移民、教育等議題方面比較保守，另一部分則看重特朗普的外交政策。而自由派人士夾在中間，「也覺得民主黨的外交政策是會有疑慮的」，「比較多猶豫」。

美國大選正在倒數計時，《紐約郵報》（The New York Post）爆出新聞，指民主黨候選人拜登的兒子亨特·拜登（Hunter Biden）涉嫌利用父親的身份在烏克蘭和中國牟利，更有電腦硬盤中的不雅照流出。雖然這一新聞尚未被證實，Twitter和Facebook也下架了相關貼文，但依然在港台選民圈引發震盪。同時，《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刊調查報導，披露中國是特朗普持有的外國銀行帳戶之一，特朗普的公司並曾在中國納稅18余萬美元。10月22日，拜登在台灣聯合報系旗下的《世界日報》投書，肯定亞裔美國人的地位和努力，特別讚許台灣是居領先地位的民主政體，稱台灣是控制疫情的典範，並表示將強化與台灣關係。

「（新聞）應接不暇，更難抉擇。很頭痛，每天想法都在變。」凌先生說。

「除了總統之外，美國的外交事務和政策，依然要獲得民主、共和兩黨在國會的共同支持。」Joseph Ng覺得，他還在猶豫之中，總統大選進行中，國會選舉也在同時推進，「至少，我會投給支持香港人權與民主的地方代表。」

10月14日更新：民主黨人的PTSD，郵寄投票的「藍移」疑雲

黨齡46年的民主黨人Lucy今年不再舉辦任何觀選派對或者聚會——不是因為疫情，而是因為不願「心靈再次受到創傷」。回想四年前的那個秋夜，七八個好友一起聚在家裏，拈著奶酪、餅乾、水果，他們開著電視，也同時開著廣播，但沒人真正留意新聞裏的聲音，他們全都以為希拉里·克林頓（台譯柯林頓）勝選毫無懸念。香檳在冰桶裏準備著，就等著克林頓發表勝選感言的那一刻噴出泡沫。

但那天的贏家是特朗普。大約是凌晨三點鐘，或是四點鐘，Lucy已經記不清了，特朗普的臉出現在電視前，「那麼醜陋，那麼得意，」她回憶道。第二天的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安靜得像死了一樣」，「所有人都未回過神來」。

在華盛頓工作的Daniel L.L.說，美國首都「是全美國最藍的地方，民主黨支持者高達九成以上」。此言不假。這座城市裏住著美國平均收入最高、受教育水平最高的左派菁英，他們中有相當比例的人還擁有很大的權力和影響力。「八年奧巴馬，八年希拉里」，高知又高收入的Lucy原本是這樣期待的。但2016的選舉結果儼如當頭棒喝，叫醒了她的「自由派美夢」。

Lucy的朋友、在華盛頓做律師的Marissa回憶，她的律師事務所也提前準備了香檳。「Dom Pérignon，最貴的那種，」就等著克林頓勝選後大家返工慶祝。但第二天沒有人上班，「我們都想永遠躺在床上不起來」，Marissa說，「我突然覺得自己的國家好陌生。一個騙子當了總統，就這樣吧，這世界毀了，沒什麼值得留戀。」她在大選後遵醫囑服了一段時間抗焦慮藥。

研究顯示，許多民主黨支持者在特朗普勝選後患上了創傷後精神緊張性精神障礙（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這在大學校園和東西海岸偏藍色陣營的都市十分常見，並以女性和少數族裔居多。Lucy在大學教書的丈夫，在課後組織學生開茶話會，為他們舒緩情緒，學校也提供了「選後心理輔導課程」。Lucy自己則開始向心理醫生尋求幫助。

但她發現自己愈發病態。其一，「這社會有什麼問題，我都將其歸為特朗普的錯」。「疫情嚴峻，毫無疑問，他的錯」，「貧富差距加大，滿街遊行，他的錯」，「我們被中國超越了，他的錯」，「作為一個美國人，出國旅遊時，我發現人們不那麼待見我了，他們會開美國人的玩笑，笑話我們有這樣一個小丑總統，當然也是他的錯」。

其二，「我不敢再對2020年的選舉有任何期待，如果我又估錯了怎麼辦？如果又是他怎麼辦？」Lucy說，儘管拜登目前在各類民調中都領先，「但四年前不也是這樣？克林頓領先特朗普十幾個百分點，但結果呢？」

「這四年中的每一天我都想擺脫他，但我不敢去暢想我們打敗他的那一刻。」Lucy說。

「孱弱的、顧影自憐的、惺惺作態的民主黨人。」在Facebook的線上群組「Trump Supporters Uncensored」裏，特朗普支持者Johny一連使用了三個形容詞描述他對自由派的不屑。他發給我一張T恤的照片：上面寫著「I HAVE PTSD, Pretty Tired of Stupid Democrats」。

「他們是我們共和黨人的『PTSD』，長期以來的『PTSD』。」Johny說。

「今年，孱弱的民主黨人又在吵嚷著要郵寄投票，」Johny補充，「他們輸怕了，想要舞弊。但他們想都不要想。」他打算和朋友製作標語，去郵寄投票點示威。

按照往屆的慣例，絕大多數美國選民都是在大選日那一天走進投票站，投下自己心目中的未來總統。經過緊張的計票，通常在大選日第二天的凌晨，誰勝誰負就基本知曉。但2020年的情況大有不同。由於疫情的緣故，為避免人群聚集增加感染風險，各州都紛紛開始提前投票，並放寬郵寄投票的要求。

至少1.56億的選民可以在今年選擇郵寄投票，占到選民總數的75%以上，是美國歷史上人數最高的一次。專家預測，最終郵局可能會收到大約8000萬選票，相比2016年的3300萬，數量有望增長一倍還多。

但郵寄投票的人數激增帶來新問題。擔此重任的美國郵政局卻正陷在財務困境之中，清點選票的過程可能超乎尋常的漫長，因此大選結果或許會讓人們等上好幾天、甚至幾週才能揭曉。

以Lucy所在的首都華盛頓為例，她已經收到了選舉辦公室寄來的選票。特區的選舉辦公室規定，只要郵戳是在11月3日之前，在大選日之後十天內收到的選票都會被計入。也就是說，特區的計票要在11月13日之後才能全部完成。採取相似政策的還有2100多萬選民的加利福尼亞州和890多萬選民的賓夕法尼亞州。

而儘管現在就可以把選票寄出去了，但所有的郵寄投票都要等到大選日當天所有投票站關閉之後才開始清點。清點郵寄選票更加複雜，因為郵寄選票的信封背面必須有Lucy的簽名，而這簽名又必須與Lucy在早前登記選民時留下的簽名一致，僅核對簽名這一個環節就會耗去大量人力和時間。最終的計票結果，恐怕還要等上好幾個禮拜。

這些日子，特朗普一直在砲轟郵寄投票，稱選舉會「被操縱」，稱大量郵寄選票會「消失」。Johny也不斷對我強調這一點，「民主黨一定會利用郵寄選票來作弊。」他向我轉述了流傳在特朗普支持者圈子裏的一個傳聞：拜登已經在中國印好了假選票，存放在明尼蘇達或者特拉華的倉庫裏，待計票開始後，拜登還缺多少選票，就從倉庫裏搬來多少選票。

但我與Johny發了幾個回合的信息，依然沒有從他的邏輯中搞明白傳聞中的舞弊流程。這不是一件容易辦到的事。首先，他忽略了選舉人團制，美國總統大選不是一人一票的直接選舉。其次，各州的選票是不一樣的，水印、格式等都不同，難道拜登要事先在中國工廠印好各種樣式不同的選票？第三，選票上不僅印著特朗普和拜登的名字，還有參議院、眾議院、市/郡議會等等地方選舉的候選人。以華盛頓的選票為例，正反兩面、林林總總印著七個選舉類別，幾十個候選人名單。若如特朗普所宣稱的，民主黨想要讓不利於他的選票「消失」，那隨之「消失」的還有國會和地區選舉的選票，這種舞弊究竟對誰有利，根本無法預測。

「他們真正不想看到的是選舉結果的延遲。」Lucy說，「當天出不來結果，那傢伙（指特朗普）會瘋的。」

傾向郵寄投票的大多是民主黨支持者。這也是美國愈發兩極化社會中的獨特景象——幾乎從一個人對疫情的態度就能推測他/她將投給哪位總統候選人。特朗普的支持者大多希望重啟經濟，亦不在意疫情而舉行大量集會；而拜登的支持者則視口罩為必需品，更在主張此次大選推行郵寄投票，降低人們暴露在人群中的感染風險。這就意味著，會有大批民主黨的郵寄選票遲遲而來，隨著清點選票的進程向前推進，計票的結果也一點點變藍。

政治學家們將這稱為「藍移」（blue shift），並預測2020年極有可能出現這樣的局面。

「藍移」有過前例。2018年中期選舉時，在民主共和兩黨很難一較高下的佛羅里達州，共和黨起初在計票結果中保持微弱優勢，誰料，隨著郵寄選票慢慢被清點統計時，民主黨的票數快速攀升。當時特朗普在推特上痛批這些遲來的選票，指責選舉工作不誠實——和他抨擊今次大選郵寄選票的措辭如出一轍。

Johny更堅信，遲來的民主黨選票「就是民主黨造假的鐵證」。「什麼叫『藍移』？不如叫做『舞弊』。」

種種陰謀論最終也傳進了Lucy的耳朵裏。「美國郵政局的局長和董事會主席都是特朗普的大捐款人。你說郵局不會幫特朗普做些手腳？」她假設，郵局可能會延誤郵件，致使很多選票拖到截止日期之後才寄到，然後被判作無效。

幾番猶豫之下，Lucy決定放棄郵寄，參加提前投票。這也是今年的新景象，同樣是出於疫情的考慮，華盛頓從10月27日開始提前投票，這樣可以有效分流大選日當天的選民聚集。而其他州，早在幾天、甚至幾週之前便陸續開放提前投票。截止10月13日的統計，已經有1060萬選民完成投票，這是新的歷史紀錄，連總統電視辯論都沒辯完，選民就已經決定了站哪邊。有些票站，特別是在傳統紅州，譬如喬治亞州和德克薩斯州，提前投票站的輪候時間可以高達五個小時。

Lucy對我說，從電視裏的新聞就看得出，提前投票的都是民主黨支持者，「他們都戴口罩、保持社交距離。」上一次許多以為克林頓穩操勝券的選民都沒有出來投，她回憶，而這一次，「不親自投票不足以表達立場。」而Johny，他說會去提前投票站舉牌示威，之後便沒再回覆我信息。

Lucy還沒完全振奮起來，「想像一下，到了聖誕節的時候，計票都結束了，我們終於選出了拜登，可能人們還沒來得及高興，特朗普就要發起內戰吧⋯⋯」她沈默了幾秒鐘，「你說，這是不是我的『PTS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