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端傳媒五週年 國際 2020美國大選

特朗普如何改變了你的四年?第一輯:千禧一代

普通美國人在特朗普四年任期中的喜怒哀樂。


 插畫:Rosa Lee
插畫:Rosa Lee

在2020年美國總統大選來臨之際,端傳媒記者通過面談、電話或視訊的方式,走訪了生活在美國不同地區、從事不同職業、不同膚色的人群。這些人裏,有生活在中西部的共和黨白人,有來自亞洲或拉丁美洲的新移民或移民第二代,有退伍軍人、小企業主、農民、自由職業者,也有科學家、教授和政府僱員。

他們中很多人從未接受過媒體訪問,幾乎所有人都是第一次聽說端傳媒的名字——向中文讀者講述自己在過去四年的經歷,有的人興奮,有的人辛酸,有的人警覺,有的人五味雜陳。拋開那些枯燥、艱深的時政報導,我們希望藉由這些鮮活、真實的個體故事,向讀者展示政治的另一面:四年一屆的總統任期是如何改變了普通人的生活與事業?

從本週至美國總統大選日,端傳媒將在每個週末為讀者呈現這些故事。第一輯是三位「千禧一代」在這四年中的喜怒哀樂。

插畫:Rosa Lee

「告訴家人我是特朗普的支持者,比出櫃還難。」

—— Daniel L.L. 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商業諮詢師,共和黨人,同性戀者

「我生活在美國的首都,這裏原本應該是最能體現美國全貌、最多元化的地方,然而,這是全美國最藍的地方,民主黨支持者高達九成以上,共和黨人、特朗普支持者都是少數派。」

「我就是一個少數派。作為一個Trumper生活在這裏,比作為同性戀生活在這個世界上,更加艱難。」

「讓我告訴你我為什麼支持特朗普。我父母是來自北非,當初是因為宗教信仰問題逃到美國來的。我是移民二代,出生在這裏,在這裏讀書、受教育、立業、尋找伴侶。我父母當初離開那個極權國家到美國來,就是因為過去被管的太寬了,從頭到腳政府都要管,而美國是一個自由的國度,在法律的範圍內,你可以做任何事。」

「我們全家都是民主黨人,除了我。他們覺得自己是移民,所以希望政府更多照顧少數族裔。但這個邏輯是錯的!為什麼大家都要強調少數族裔、膚色、性少數這些?在這個自由的國家,只要你能獲得成功,只要在任何一個領域取得卓越的成績,你就不再是minority!所有人都會跟着你走,你懂嗎?」

「我當年和父母出櫃時,他們很寬容,他們是支持我的。但是我媽媽對我說,『你出門要小心,不要打扮的太出格,不然別人會欺負你,你會壓力很大的』。他們一直是那種受害者心態,他們希望我把真實的自己藏起來,你懂嗎?但我不想那樣。我穿女裝,我塗口紅,我去Gay bar,我大大方方的,怎麼了?」

「我父母現在英文口音依然很重,生活方式也不像美國人,不看美國電視,不吃美國菜。他們把自己放在弱者的位置。我不喜歡他們這樣。他們希望國家的政策傾斜到弱者身上,但過分地扶持弱者,會讓弱者更加邊緣化。」

「這個社會是崇拜強者的。我覺得特朗普就是一個強者。我也要做一個強者。」

「我長着一張穆斯林的臉,又是同性戀。我不知道你能否體會遭人另眼相看的感受。但是我在現在的公司做到業績第一,客戶最多,那我就是最受歡迎的人。我的男朋友也是帥氣和温暖的人。我們衣着得體、做事周到,在鄰里間非常有人緣。」

「特朗普當選後,我真的很開心。但我不敢對家人同事說。過去,即便是在首都這個政治中心,公司裏是不怎麼聊政治的。有的同事我認識已經快10年了,我都不知道他的政治傾向。直到特朗普打敗希拉里,全公司的人都很沮喪,都開始討論政治,一起痛罵特朗普,除了我,我發現我又成了少數派了。好苦悶啊。」

「像我這樣的人有一個小圈子,叫做『D.C. Log Cabin Republicans』,你可以理解為特區的『深櫃』共和黨人。」

「我們平時與大家融為一體,但私下為不能公開自己的政治傾向而感到苦惱,比同性戀出櫃的壓力還大。」

「有時候,我會偷偷把公司茶水間放新聞的那台電視頻道從CNN換到Fox,沒有人知道是我幹的。我這樣做是為了讓他們意識到,你身邊是有共和黨人潛伏着的!」

「特朗普在任四年,這些事情就困擾了我四年。我希望下一個四年,他還在,我也可以像當年在父母面前出櫃一樣,大聲地說,我是特朗普的支持者,我不是少數派。」

插畫:Rosa Lee

「我從所有心思都放在考試成績上的大學生,變成社會運動人士。」

——Kristin,加州,越南與中國移民二代,Black Lives Matter社運人士

「我原本只是單純地討厭支持特朗普的那群人,覺得他們又笨又不可理喻。但是從我父母身上,我覺得和他們一味對立起來是沒有用的,而是要去理解他們的背景,教育他們。」

「我的父母都喜歡特朗普,他們覺得特朗普注重經濟發展,講究法律和秩序。」

「我的母親是戰爭時期逃難來美國的越南人,父親是福建偷渡來紐約的中國人。」

「他們原本也都是移民,我父親甚至還是非法移民。現在他們自己有了美國護照,卻希望特朗普遣返其他像他們一樣走投無路的人,我在家裏和他們大吵了一架,我罵他們太自私了!」

「直到2018年,我們的關係才稍微緩和了一點。我的父母說,他們剛來美國的時候什麼都沒有,靠每天打三份工,靠四處求師拜藝,靠白天黑夜地在餐館裏忙碌,日子終於越來越好。他們在洛杉磯郊區買了有四個房間的別墅,餐館也在聖蓋博市開了分店,所以覺得那些其他族裔的人,也應該靠自己的努力過上更好的日子,而不是靠政府的補貼,免費的醫療保險,和有錢人多繳納的税收活下去。」

「他們覺得自己苦的時候,也沒有得到什麼特別的優惠。」

「我從小在父母開的餐館長大,每天下午,沒有客人的時候,我就坐在餐館的桌子上寫作業、畫畫。如果父母忙不過來,我就要幫他們去給客人點餐、上菜。餐館的顧客大多數是手頭拮据的亞裔和墨西哥裔的建築工人。我上的小學是教育質量偏低的公立小學,我從小就覺得自己是社會的邊緣人,和白人為主流文化的社會格格不入。」

「但是我十六歲之後,父母就不讓我去餐館幫忙了。他們花了很多錢給我請了申請大學的顧問,希望我讀名牌大學,最好是讀律師或者醫生專業。我說我想要唸人文科學,他們不允許,覺得畢業了找不到工作。」

「我本科上了南加州大學,碩士和博士期間得到了賓夕法尼亞大學的獎學金,進修心理學,是一名註冊的心理治療師。心理學算是和醫學和人文科學都沾邊,這是我和父母討論之後,做出的折中選擇。」

「疫情爆發以來,我所在的社群好幾次組織給低收入的人群包括流浪漢捐助口罩和食物。我們召集了許多第二代、第三代的亞裔移民,他們被認為是『模範少數族裔』,卻不甘做沉默的那一群人。BLM運動爆發,我們參加了遊行,還組織和非裔人群的對話。」

「過去的四年裏,我從所有心思都放在考試成績上的大學生,變成了關心社會問題的社會運動人士。」

「和父母冷戰的那段時間,我想了很多,也能夠理解到他們曾經貧窮過,害怕高昂的税收會讓他們回到貧窮的日子裏。所以我們的關係緩和了一些。疫情期間,我們每隔一天通一次電話。」

「但是,從我父母身上,我意識到許多人對這個社會上存在的問題認識太少了。比如對少數族裔和女性的歧視、醫療保險制度的問題、教育制度的問題,並不是像我的父母那樣,用一句『自己不夠努力』就能解釋的。」

插畫:Rosa Lee

「離開和平隊之後,我當上了美國公務員。」

—— John D. 密歇根州,聯邦政府僱員,前美國「和平隊」志願者

「特朗普執政的四年裏,有兩年我是美國和平隊(Peace Corps)志願者,在一所中國高校裏教書。」

「今年1月,特朗普政府終結了和平隊的中國項目。那時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初起,世界上絕大多數人還不知道這件事。和平隊不是因為疫情而撤出中國的,而是被當作一個政治籌碼,悄無聲息地就被劃上句號了。特朗普政府不明白,這個預算微不足道的項目在中國造就了深遠的影響。這個項目除了做善事,沒別的了。」

「聽說和平隊在中國要結束的時候,我感覺很超現實。在中國當志願者時,我看到這個項目有許多可以改善的地方,但我從來沒想像過,自己會是通過和平隊接觸中國老百姓的最後一代美國人之一。」

「悲觀地想,兩國的平凡人以這樣的方式建立深厚友誼,是不是在未來十年都不太可能了。」

「中國人很熱衷於探究特朗普的個性作風。我有一回給學校師生做一個關於美國政治體系和社會的演講,之後觀眾的大部分提問都是圍繞特朗普的。師生們不太關注美國政治體系是怎麼運作的,他們只看到一個強人領袖,猶如習近平或普京那樣的人物。中國人因此非常急迫地想去了解特朗普。但美國政治有權力制衡,不應該像極權政府那樣,都繞着一個頭號領袖轉。比起美國,中國似乎更早地接受了特朗普的強大權力。」

「我希望我的(中國)學生能明白,一個國家的人們有許許多多不同觀點,不是說一國政府就代表了所有國民。有的學生曾經私底下對我表達過這個意思,中國人民不等同於中國政府。反之亦然,我也期盼他們能夠理解,美國政府的立場也不代表每個美國人。」

「離開和平隊之後,我當上了美國公務員。我可能是特朗普政府下令凍結政府招聘多年之後,重啟招聘的首批公務員之一。我加入之後聽同事們說,他們之前既忙碌又焦慮,人手不足,還害怕在推進的項目資金批不下來,連自己的飯碗也要不保。」

「我在和平隊學到了一件事,無論在工作上面臨怎樣的困境,你可以把工作做好。就算我無法認同權力金字塔最頂端的老闆,我還是能夠想方設法做好我的本職工作。這也是千千萬萬美國人的共同精神。有在政府裏摸爬滾打幾十年的前輩說,我們要努力工作,山不轉水轉,世事千變萬化。當白宮更新換代,你的老闆可能換了人當,但我們還會在這裏。我們是超越黨派的公務員,我們是替美國人民工作。」

端傳媒將在10月2日(週六)推出《特朗普如何改變了你的四年?》(第二輯:自由捍衛者)。敬請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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