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青春，到不了台灣

【編者按】在新冷戰局勢成形、台海局勢日益緊張的此刻，端傳媒推出「新冷戰下的兩岸關係」系列專題，回顧兩岸停火四十年來的重要政治、經濟與文化事件。陸續刊出 ECFA（《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十周年專題、四對兩岸戀人結婚、成家甚或離婚的故事，今日刊出「陸生十年」深度追蹤報導，回顧這四十年來「和平的假期」中，兩岸之間的接觸、交流、衝突甚或兩相冷對的旅程。

2020 年除夕。 1 月 24 日，武漢封城隔天。剛回到蘇北老家過年的楊剛，警覺地和家人商量，是否應該趕緊去上海搭機回台。今年剛滿三十的楊剛，正要跨入在台大讀博的第二個學期。在台灣的同學都建議他儘早返台；過年期間，家中難免人來人往，家人也害怕他萬一感染了，就沒法回去上學了。

然而當時上海爆發了幾例來自武漢的旅遊感染者，楊剛想了想，覺得不如等大年初二從鹽城直飛台北的班機──鹽城離他家更近，不進上海也少點風險。再說，大年初一出遠門也實在不太吉利。就這樣，楊剛錯過了返台的「大限」。1 月 26 日，台灣的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發布「陸籍人士來臺限制」，要求陸生至 2 月 9 日之前暫緩入境。然而由於一連串的陰錯陽差、加上國際疫情日漸嚴峻，陸生返台時程一延再延。

無法回台、只能上網課（網路課程）的楊剛，開始在臉書上使用兩種正好相反的方式來計算日子：一種是「離開台灣幾天了」，數字不斷向上累加，直到「突破三位數」、「突破200」了，他人依然在大陸；另一種則是「回台計時」，他半賭氣、半期盼地為自己設下一個個返台的「期限」，然後不斷倒數──「下個月再不能回，我就不回了。」

我對於（為了不能赴台讀書而）起訴（政府）其實沒有很大把握，因為他們目前已經如期回覆了，而且就兩岸議題的情況而言，目前的討論被限縮得很厲害。

到了 8 月 19 日，陸生返台終於露出一線曙光：陸委會主委陳明通在立法委員前往考察時透露，總統蔡英文已有特別指示，必須讓陸生「準時回來上學」。8 月 21 日，已經不抱任何期望的楊剛，在臉書上寫道：「不抱有過大的期待，才不會有太大的失望。這是這半年來自由民主人權教給我的。」

但就在這半年之間，不只台灣遲遲不開放陸生回台，就在 4 月 19 日，中國大陸教育部網站發出通報，稱「綜合考慮當前疫情防控及兩岸關係形勢，決定暫停2020年大陸各地各學歷層級畢業生赴台升學就讀的試點工作」，但已經在台灣就讀且願意繼續升讀的陸生，可以繼續升讀。

此時，距離首代陸生蔡博藝來台就讀、後續並出版《我在臺灣，我正青春：第一屆陸生來臺求學記事》的時光，恰好十年。2011 年，被稱為台灣的「陸生元年」，2020 年，卻已經有不少人私下戲稱，今年或可能是兩岸的「陸生末年」。

有些陸生，並未選擇消極等待，例如正在準備申請赴台就學的陳新。陳新決定，為了去台灣讀書，她要向政府提出「上訴」。

「當天看到消息時，很震驚也很疑惑──消息最初只是一個官員針對記者採訪時的回應，但那是合法的決策嗎？」 陳新如此說道。隔日，陳新決定通過信息公開的方式，要求教育部詳細說明此政策的信息內容，確定此「口頭消息」是否具有效力。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規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可依照此法獲取政府信息，包含行政機關在履行行政管理職能過程中製作或者獲取的，以一定形式記錄、保存的信息。

實際上，近年來中國大陸的社運人士不時會透過申請信息公開的手段，側面要求政府部門公開說明頒布各種禁令的原因。在中國大陸缺乏直接維權手段的環境裏，這是一種輾轉迂迴的手段，許多社運人士都慣用。

陳新說，她多年前曾看過一名女大生申請信息公開，當時的案由是高校教材內含錯誤的同性戀資訊。最後該案進入訴訟階段，獲得了許多民眾的關注，因此她希望在陸生事件上也能達到類似的效果。

陳新向教育部申請的信息共有四項：（一）教育部所做出「暫停 2020 年大陸各地各學歷層級畢業赴台升讀」這一決定的依據；（二）教育部重新開放大陸地區畢業生赴台就學的時間；（三）教育部《暫停 2020 陸生赴台就讀試點工作》通知相關的規範性文件全文及發文號；（四）「暫停 2020 赴台就讀」與「維護陸生返台就讀正當權益」之間的關聯性。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規定，行政機關若無法當場回覆申請，必須在收到申請之日的 20 個工作日內答覆──也就是 5 月 11 日。若行政機關需要延長答覆，也必須告知申請人。

5 月 11 日當天，陳新收到了第一份來自中國教育部的公文，上頭寫道，「本機關將延期至 2020 年 6 月 8 日以前做出答覆。」

6 月 2 日，陳新再次收到了中國教育部的告知書：「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第十四條，你申請的第一、三項內容涉及國家機密，不予公開。你申請的第二、四項內容屬於諮詢類問題，沒有指向明確的教育部政府信息，請參考教育部港澳臺辦負責人於 4 月 7 日接受記者採訪時所作的回應。」

換言之，中國教育部認為此一對陸生赴台的決定與規範性文件皆屬「國家機密」，其餘問題則不打算回覆。

按照慣例，陳新若對教育部的回應不滿意，還可繼續提出上訴、進入一審，不過過往案例大多以失敗收場。她看著回應的公文，沮喪地說：「我對於起訴其實沒有很大把握，因為他們目前已經如期回覆了，而且就兩岸議題的情況而言，目前的討論被限縮得很厲害。」

「陸生元年」到「陸生末年」

就「促進和平交流」這個目標而言，陸生來台其實並沒有達到效果，有時甚至造成了反效果：不少陸生來台之後坦言「有點失望」，或者因為在台受排擠的經歷，而從「對台灣有好感」變成「小粉紅」

時間再往回倒轉十年，同樣是 8 月 19 日，2010 年，台灣立法院針對《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大學法》、《專科學校法》進行修法，正式奠定了陸生來台的基礎和法源；日後人們提及此次修法，經常將這三部法律統稱為「陸生三法」。

隔年 1 月 6 日，台灣教育部依據「陸生三法」的框架，進一步制定了《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就讀專科以上學校辦法》，正式開啟「陸生來台元年」。在當年兩岸的熱絡氣氛之中，和「陸生來台」同時期上路的，還有促進經貿交流的《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以及改善陸籍配偶待遇的各種法令。

當時不少人認為，「ECFA 元年」、「陸生元年」是兩岸交流的嶄新開端，也是兩岸邁向和平的起點。

然而回顧這十個年頭，我們卻不難發現：就政策成果來說，在所有促進兩岸交流的政策裏，開放陸生來台，或許就是最出人意料的一個。

以《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為例，自由貿易協定在國際間本就極具爭議，牽涉利益亦十分龐雜，早在談判初期就滿城風雨，後來又引發了「三一八學運」、間接導致國民黨失去政權，會弄成今日只剩「早收清單」、尷尬雞肋的狀態，可以說是毫不令人意外；而兩岸婚姻，則像是「平民間的和親政策」，用字面上的含義實踐「兩岸一家親」、以更切身的親緣拉起兩岸紐帶，也更容易因為「人道考量」而通融鬆綁。

至於陸生來台政策，就沒這麼理所當然。

任職於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的學者汪宏倫，在接受端傳媒專訪時指出，就「促進和平交流」這個目標而言，陸生來台其實並沒有達到效果，有時甚至造成了反效果：不少陸生來台之後坦言「有點失望」，或者因為在台受排擠的經歷，而從「對台灣有好感」變成「小粉紅」，甚至因為健保問題而激發了台灣人的排外情緒。

此外，中國教育部更在今年 4 月 9 日宣布，由於疫情與兩岸關係不佳，將會暫停大陸學生赴台升學就讀的「試點工作」。這一試就試了十年的「試點工作」未來能否重啟，眼下沒有人能知道；一些陸生則戲稱，怎麼樣都沒想到自己會成為「末代陸生」。站在今日回看，當初立意良善的陸生政策、看似無害的年輕學子，究竟是何處惹了塵埃，招來如此出人意料的結果呢？

陸生來台：兩岸「和平發展」的歷史縮影

雖然外界一般將「陸生元年」定為 2011 年，但事實上，早在馬英九上任的 2008 年，台灣就已正式開放大陸「研修生」來台。

所謂的「研修生」，通俗點說，就是所謂的「交換生」，然而在台灣官方的定義裏，「交換生」這個類別專指「國際交換生」，因此對於法理上不算「外國人」的大陸學生，便改以「短期研修生」稱呼之，但實務上和「國際交換生」幾乎沒有不同。

在陸委會的官方說帖中，台灣政府之所以開放陸生來台，是為了增進兩岸青年學生彼此瞭解、推動兩岸關係的長期和平與穩定。但外界普遍認為，開放陸生來台更重要的目的，其實是為了解決台灣高等教育生源不足、大學倒閉的危機。關於這點，我們也可以從學位生的申請限制略窺一二。

陸生開放初期，台灣的《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就讀專科以上學校辦法》就規定，大陸學生申請台灣大專院校，只有研究生才能申請公立學校，而大學部學生則只能申請私立學校──這種限制，主要就是為了將大陸學生引導至招生狀況較差、更需要生源的私校或碩博士班。

其中，「研修生」由於沒有學歷採認和人數上的限制，在台停留時間又通常只有一個學期，對台灣社會影響較小，卻又能為學校帶來大量生源，一直是相對受歡迎的群體。根據陸委會統計，從 2011 至 2019 學年度，一共曾有 204,959 名研修生在台就讀，足足是學位生的 11 倍。

來自江蘇的張錫錫，就曾是這 20 多萬名研修生的其中一員。

2012 年在義守大學當「研修生」的張錫錫對端傳媒坦言，當初之所以赴台，「只是剛好志願分發到的，並沒有非來台灣不可。」然而台灣南部人的熱情，卻勾留了她。「我常常被邀請到人家裏作客，也交了很多朋友，特別喜歡台灣南部人的熱情。」張錫錫回憶道。

回到大陸之後，張錫錫進入財新網當實習記者，開始接觸到比較批判性的視角。「後來我待的團隊被裁，但我又不想加入新的團隊，於是就有點猶豫該不該繼續待下去。」此時她想起自己大三時，曾經認識一個在南京大學交換的台灣學生，當時那位學生給了她一位台灣教授編撰的講義，讓她覺得受益良多。「我其實挺懷念在台灣當交換生的生活，剛好又聽到那年的赴台招生即將截止，於是就趕忙準備了材料，申請了那位教授任教的研究所。」

在台灣三年的碩士生涯結束後，張錫錫又前往美國紐約州一所大學繼續讀博，現在的室友也是台灣人。「我感覺自己更像台灣人，和大陸人相處反而不太習慣，覺得大陸人太直接、沒禮貌。」疫情期間，大陸朋友也怎麼沒關心她，反而是台灣學生會給了她不少幫助，讓她覺得台灣人更溫馨，「萬一在美國博士班畢業後找不到教職，我還是想到台灣生活。」

除了像張錫錫這樣擁有第一手經驗（不論旅遊、或當交換生），因而對台灣有好感的陸生之外，還有不少人之所以赴台讀書，是出於腦海裏美好、卻未必真實的台灣印象。

「大陸研究生會選擇來台灣讀書，理由不外乎兩種。一種是喜歡台灣流行文化、對台灣擁有正面的想像，另一種則是想唸文科的人，認為台灣文化氣氛更好、學風更加開放。像性別研究這樣的領域，在中文世界裏你別無選擇，只能來台灣。」從碩士一路唸到博士、至今在台灣已待滿八年的黃穎，在接受端傳媒採訪時如此說道。

黃穎自己就屬於第二種人。

原本讀國際關係的她，2012 年在大陸某所頂尖大學畢業之後，想過當一名演員、又想轉讀文化研究，然而「大陸學校學風還是保守一些，不太收跨學科的學生，我申請過文化研究專業的研究所，最後未被錄取。」

當時他朋友搭上了陸生的首班車，正在東海大學讀社會所，不時向她推薦，於是她也申請了台灣一所名聲不錯的大學碩士班，正好就是她想學的文化研究領域。

「很多陸生會說自己來台灣之後有很多轉變，我自己倒是沒這個感覺。早在赴台之前，我一直就是一個很『政治化』的人，頭腦裏架構了一個左翼的思想框架，但裏頭其實是空的，所以也才想來台灣充實這個框架裏的內容。」

自己也是第一屆來台陸生的洪梅，則認為早期和近期的陸生存在著系統性的差異。「最初幾屆來台的陸生，那不只是菁英了，而是『比菁英更菁英』──許多學生不只上得了 985、211 的分數線，甚至不少都是海歸，在西方國家受過教育了才來台灣。尤其是想唸政治、社會、歷史科系的陸生，大部分都是很有抱負、很有勇氣，或是不認同大陸體制的人。」

洪梅來台之前，也在大陸某個報社當記者；之所以來台，是因為工作之後覺得自己對政治不夠瞭解，加上台灣當時又普遍被認為是「華人社會的民主燈塔」，而她有意申請的台灣研究所，所長又積極對她力邀，甚至還承諾會給予「台商提供的獎學金」。

「後來我並沒有拿到那筆獎學金。有人說那筆錢被他貪污掉了，但因為他的政商關係通達，這件事最後只能不了了之。」獎學金落空的事件，除了讓洪梅看到兩岸間的學術買辦，如何可能利用陸生來台而尋租獲益之外，也讓她有些心灰意冷，因而決定修改論文方向、不談時政，開始埋頭研究古代的政治思想史。

「但我至今依然覺得，去台灣唸書還是很有收穫。」在台期間，洪梅開始對台灣的永續農業、社區營造、生活美學產生了興趣，對人事物的態度也變得更加開放包容。「大陸青年在思考時，太習慣從國家民族的層面出發，但台灣人比較會從實際生活層面的感知出發。」

兩岸勢力蹺蹺板位移：赴台留學漸失吸引力？

然而這種「台灣在公民社會、精神文化上蓬勃發展」的潛台詞，其實正是台灣在經濟發展上不再優越的事實。

「剛到台北時，台北物價比大陸還貴，後來每年回去都發現大陸物價飛漲，最後變成大陸的物價比台灣高，感覺起來台灣就好像沒這麼厲害了。」或許是怕記者誤會，張錫錫連忙補充，「但文化還是很棒啦！」

然而張錫錫的貼心補充，並不能掩蓋以下這樣一個事實：不論是經濟量體、或是文化話語權，近年來兩岸均勢的蹺蹺板的確已有位移，和陸生剛開放的 2011 年相比，已經不可同日而語。

不少接受端傳媒訪談的陸生都認為，台灣在整體實力上的式微，確實會影響陸生來台意願──關於這點，曾於 2012 年至 2014 年在台唸碩士的雷芳芳，就用一句話做了很好的總結。

「去過台灣之後，我最直接的一個衝擊就是：人總是要往高處走的，但我為什麼要去台灣？」

學新聞專業的雷芳芳認為，她在台灣學習到的專業知識，回到大陸之後其實不太有用，「而且台灣的媒體普遍素質很低。」回大陸找工作時，她在履歷寫上了自己在台灣就讀的大學，但其實多數陸企根本沒聽過那所學校，所以後來她乾脆只寫上海交大的本科學歷。「如果再給我一次選擇機會，我會想來台灣交換就好，而不是念學位。」

不過這些說法，是否代表赴台留學對於陸生來說，真的已經失去吸引力了呢？從數據來看，實情恐怕沒有這麼簡單。

根據台灣陸委會的統計，大陸學位生在台的註冊人數，自從於 2015 年攀上巔峰之後，便一路減少至今；到了蔡英文上台隔年的 2017 年，學位生註冊人數和 2015 年相比，更是銳減了將近三分之一。若從研修生的人數來看，來台人數高峰同樣也落在 2015 年──正好就是 2014 年台灣「三一八學運」學運落幕之後、 2016 年蔡英文上台前夕。

然而如果再細看台灣陸生聯招會的統計，我們卻可以發現，陸生赴台的報名人數雖然的確於 2016 年開始下滑，但也已經在 2019 年恢復到蔡英文上台前的水準；真正造成陸生實際註冊人數下滑的原因，其實是學士班的招生名額在蔡英文上台之後遭大幅縮減──2016 年，陸生學士班的招生名額還有 2,136 人，到了 2019 年，這個數字只剩下 800 人。

雖然陸生來台名額名義上由兩岸共同協商，但主控權實際上掌握在中國政府手中，因此近年陸生來台之所以人數減少，未必是陸生來台意願下降的結果，而更可能是中方限縮名額所致。外界一般也認為，中方之所以要在蔡英文上台之後減少陸生配額，就是想利用陸生政策、以及台灣私校對陸生的渴求，對蔡政府進行施壓。

不過，台灣中研院社會所研究員汪宏倫在接受端傳媒採訪時指出，2014 年的「三一八學運」依然是影響陸生對台觀感的重要轉捩點。

「當時在台的陸生，幾乎都受到了很大的衝擊，因為那不只是一場街頭運動，也是一場校園運動，導致陸生無法不被迫涉入這場運動。此外，2015 年的周子瑜事件也讓陸生強烈體認到，中國符碼在台其實非常不受歡迎。」

循此，台灣人對中國大陸、對陸生的態度，究竟對於陸生群體造成了哪些影響呢？汪宏倫在〈「RIP，426」：解析「大陸地區旅台學位生」的國族經驗〉這份研究中，便針對「在台經驗」對陸生造成的影響，大致分辨出了三種類型：

第一種是變得更加支持中共體制、更加反對台獨的「類型Ａ」；第二種則是沒這麼極端的「類型Ｂ」，他們對中國體制的批判只有稍微減弱，但反台獨的立場卻變得更加堅定，不過基本上還是嚮往自由民主；第三種變化則是「類型Ｃ」，這種陸生對中共體制的不滿有增無減，對台獨訴求的理解和支持程度則大幅增加。

「早期來台的學生，對於台灣年輕人的主流國家認同並不理解，因而常常會有『文化衝擊』，發現自己在大陸對台灣的認識是有誤差的。然而這些陸生在台灣感受到的敵意，也會讓不少人開始轉向支持中共，認為自己的『中國民族主義』，是在來台之後才被激發出來的。」

汪宏倫近期也觀察到，如果把 2014 年當作分水嶺，之後來台的陸生因為來台之前已經聽過學長姐的描述、有了心理準備，受到的衝擊就不會這麼大，從而形成了某種「自我篩選」的機制，使得還願意來台的陸生，可能就是真的對社運、公民組織有興趣的人。汪宏倫認為，這樣的陸生不會太過在意國族議題，而類型Ｃ的陸生比例，也很有可能會愈來愈高。

「很顯然，類型Ｃ的學生，是中國政府所不樂見的。尤其 2016 年蔡英文上台之後，北京也在對台方針上做了不少調整，一方面把陸生當作「籌碼」，一方面也擔心陸生在台灣受綠營洗腦，甚至聽說台辦近年也會主動遊說、勸退想去台灣的學生，這在國民黨執政時期是前所未見的。」

夾縫中求學？自覺成為「籌碼」、「工具」的陸生

汪宏倫指出，如果開放陸生來台的目標是「解決台灣私校招生不足的問題」，那麼陸生政策的確有一定成效──關於這點，光從中國政府暫緩陸生來台工作之後，私校哀鴻遍野的情況就可以看得出來。

然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種帶有目的性的政策論述，其實恰好也是不少陸生感到不滿的原因之一：在台灣，他們被當作解決生源不足、高教崩解問題的工具；在中國大陸，他們卻又被狹持成為政府用來對台讓利、施壓的籌碼，可以說停就停。

從官方邏輯思考，由於大陸在台沒有直接設立的機構，陸生來台後難以管控，國台辦若想影響陸生，也得要等他們放假回到大陸才行。在這種戒慎的態度之下，陸方一直都用「試點工作」這個概念來管理陸生政策，也的確反映出了中方想要保有更多彈性，從而和台灣方面不斷透過立法來「明文化」、「常態化」陸生政策的現象，形成了強烈的對比。

身為首屆赴台陸生、現在就讀台大政治所的余澤霖，則在 2016 年陸生爆發健保爭議時如此寫道──「陸生變成了一個沒有主體性的紙牌人，從來只能被動接受社會和輿論的單方面代言或撻伐，也從未有相關立法機構邀請陸生，表達對健保問題的看法。」

現在回看，陸生這種「沒有主體性」，必須謹慎發聲、甚至不能發聲的狀態，或許也就是陸生經常被「工具化」、「籌碼化」的另一種寫照──很少有人把陸生單純當作「學生」看。

在台期間曾經歷過「三一八學運」的洪梅也認為，陸生的處境很特殊，一方面不希望自己被忽略、被標籤化，因而有些事情不能不說，但一方面又得小心翼翼地說，深怕得罪各方，必須在兩邊設下的框框中謹慎生存。

對於陸生的這種尷尬處境，中研院學者汪宏倫認為，台灣模糊的「國家定位」就是一切問題的源頭。

「由於台灣的國家定位不明，因此只要扯上中國大陸，注定就會出現許多爭議，因為在現有的憲政體制中，大陸既不是『國內』、也不是『國外』，然而當代的民族國家框架，卻又要求我們將「國民」與「非國民」明確地切分開來。也因為如此，許多根據國籍界線所制訂的福利政策，一旦牽涉陸生，就注定會出現問題。」

汪宏倫進一步指出，由於台灣是民主政體，馬政府當年在推動兩岸交流時，依然必須顧慮到在野黨的批評或反彈，也因此才會制訂出一些奇怪的但書和例外，比如所謂的「三限六不」政策（即限制採認高等學校學歷、限制來臺中國大陸學生總量、限制學歷採認領域；不涉及加分優待、不影響國內招生名額、不編列獎助學金、不允許在學打工、不得在臺就業、不得報考公職及專技考試）。

在這個背景之下，原本立意良善的陸生政策，於是被推向兩面不討好的處境，也讓陸生非常不滿，甚至對台灣的民主體制多有批評，認為台灣人嘴上掛著自由、民主和人權，一碰到大陸卻又有雙重標準。

然而要回答「陸生政策為何無法促進兩岸和平交流」這個問題，也不能不討論陸生政策對台灣社會造成的效應。汪宏倫認為，這些效應，主要就呈現在「劃界政治」這個面向上──開放陸生來台，讓台灣人在日常生活中有了「他者」的參照對象，從而能清楚看到自己和大陸人的差異、進行劃界，而陸生在校內，也容易被部分台灣人當作「洩憤」、「報復」的對象。

更重要的是，這種劃界政治，大多數時候都是幽微地存在於日常生活之中，不見得有劍拔駑張的場面，因而不易察覺，卻又至為關鍵。

黃穎回憶道，有次她的港籍伴侶為了續居留證、得去醫院做個體檢，於是她脫口便問了伴侶「要不要先抽根菸、喝杯咖啡，等下大便才大得出來？」結果伴侶瞪大著眼告訴她，「我們港澳生體檢不用大便的啊，原來你們陸生要？」

於是黃穎也才知道，陸生和港澳生不只身份不同，就連體檢內容也不同。對記者講起這些時，黃穎自己都忍不住感到莞爾，但她在台灣切身感受到的疏離與排擠，確實就是由這些瑣碎經歷所拼湊出來的。

目前在台灣就讀政治專業、同樣因為疫情而無法回台的林恆鋒，則對端傳媒打了個比方：陸生試圖融入台灣的過程，其實就是一種「獻祭自己」的過程──你必須獻祭出自己過往所接受的教育和價值觀，去痛斥一個你曾經生活了那麼多年的國家，以此嘗試融入台灣的社會，希望對方接納你。

「其實台灣很像那種最糟糕的前任──越喜歡就越需要遠離，但越遠離卻又越喜歡。雖然離開了、有距離了，但重新審視的時候，隨便一個小事情還是能讓你非常懷念。」林恆鋒如此說道。

尊重受訪者意願，除了汪宏倫外，本文受訪者姓名皆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