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齊方表示，他並不認同這些改動。考慮到近來教師被針對投訴的風氣，他不敢具名，選擇用化名受訪。「『香港是中國一部分』不是一個特別大的議題，它現在是一個fact（事實），但是這個fact於3千年的中國歷史之中，極為輕微，你並不需要在每個章節都強調這一點。這個做法背後的政治目的，才最令我們反感和不舒服。」

經歷動盪政局，香港教育界也正遭遇波濤駭浪。在高等教育，一批涉及社運的教授被相繼解僱或清退，而在基礎教育中，繼早前涉及中日關係的歷史科文憑試試題被取消之後，近來傳媒亦發現新學年的通識科課本遭遇大改動，刪走「三權分立」、「公民抗命」的討論等等。到底香港的學生們正面對怎樣的未來？我們試從一本中史教材說起。

增《基本法》、重統一盛世、「國家」詞頻大增

有別於台灣、中國內地的教學設計，香港中學的歷史教育一直分為兩科——中國歷史科與歷史科，坊間稱前者為「中史」，後者為「西史」。自上世紀50年代，港英政府制訂兩史分家，一路延用至今。兩史分家之下，香港史一直是西史的教學內容，而在中史科較少出現。

新版中史教科書打破了上述做法，自秦代以來，香港的不同史事就貫穿中國歷史的不同篇章。

其中，齡記新書《亮點中國史》，在「秦始皇統治措施的影響」一節正文內，提到秦室派兵南征、確立中國版圖，並在嶺南設置諸郡，「當時香港地區隸屬於南海郡下的番禺縣，自此成為中國版圖的一部分，接受中央政府的管治」，並在地圖中指出香港的位置。齡記另一本《新探索中國史》，另闢一段寫「香港地區歸入秦朝版圖」，說明秦朝在南海郡設立治所。

對比由同一批作者編著、2013年的舊書，上述的一些內容僅僅是附錄中的補充資料，例如在附錄「回想香港當年」時，提及秦朝時「香港開始劃入祖國版圖」、在香港發現與漢代中原文化相關的李鄭屋漢墓等，大多一頁起兩頁止。

其餘五本教科書的正文，都在秦漢部分新增了「香港自秦代以來是中國版圖一部分」的內容。對教師來說，以往的補充資料被劃入正文，意味著被正式劃入教學時數，成為一定要教的內容。

此外，兩本新書都在課文旁新增「基本法連線」，將一兩千年前的史事扣連香港特區《基本法》。

例如在秦征嶺南歷史旁，提及「在此後二千年，香港大體受中原王朝統治，所以基本法序言首段就說『香港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新探索中國史》在書末編有兩版「基本法連線」工作紙，請學生依資料印證相關說法。教師用書提到，教學時可讓學生了解「香港與國家密不可分的互動關係」。

另一邊，《亮點中國史》中唐朝對外海路交通的部分，有三版提到「屯門鎮是當時中外海路交通的重要樞紐」，「唐政府派數以千計的士兵駐守屯門」，一旁則指出「駐軍是國家主權的象徵」，唐代之後，宋、元各朝都有在香港設防，而「基本法第14條列明，中國政府在香港駐軍，也可算是其來有自，有歷史的根據」。

在舊書，唐代在屯門駐軍的內容也是附錄內容，但並未有提到《基本法》。

這些教科書的內容變動，源自於2019年7月香港教育局頒布的初中中史新課程指引；這份指引中的課綱，用以取代1997年啟用的中史舊課綱。在香港，政府並不直接出版教科書，而是由市場上不同出版社根據教育局課綱，設計及出版教材。不過，教材必須送教育局審批，並需要根據審批意見以作修改。

在舊課綱，香港史被形容為「教學上的參考」，而在23年後的新課綱裏，被界定為「確立對國民身份的認同」的重要內容。

在學習目標一項中，新課綱新增了一點——「了解香港的發展歷程及其與國家發展的關係」，並建議用初中三年10%的課時，教授「香港發展」。具體內容上，在秦漢、隋唐、宋元、清、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等不同時期，均有涵蓋香港的歷史和發展，以及其與中國的關係。

「新課程的確能夠堵塞過去一些教學的漏洞。」鍾齊方認為，過往，香港史事大多出現在西方歷史科而非中史科，「學中史，不能不知香港史。香港史是要教的，但問題是怎樣教？」

除了新增香港史外，新課綱進一步略古詳今，壓縮古代史，要求老師在初中一二年級教完史前至清末，以騰出整年中三學年，來教授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

細閱新教材，年資約10多年的鄭可立（化名）發現，有關中國歷代興盛的篇幅多了，而國家分裂、朝代滅亡的內容少了。「比起舊課程的『螺旋式教育』，新課程是『專題式教育』」。鄭老師說，螺旋式教育即要求學生在初中、以及高中選修中史時，均要各自順著朝代，從夏商周到近代史，修讀一次中國歷代的興衰進程。專題式教育，即抽出不同朝代的特點作為單元重點，比如秦漢的統一國家、宋元的經濟和民族關係。

鍾齊方記得，2016年他參與了教育局修訂中史課綱的諮詢會時，會上也有同工質詢，為何新課綱刪走許多朝代的敗亡歷史？「明代有民變出現，清再去攻陷它，但是那時課綱沒有這些敗亡，只讀興盛。」

新課綱亦抽出幾個歷代宏偉建設的內容獨立成章，例如齡記出版社講述隋代大運河統一作用的六版內容，亦在新教材初次登場。

此外，整體對比新舊課綱，不難發現，1997年新課綱的行文之間，強調「公民」及「德育」意識，但2019年新課綱裡相關字詞大幅下降，「國家」的字詞出現次數翻倍。

例如，舊課綱建議教學內容時，會列出公民及德育教育的事例舉隅——當老師教及「秦朝焚書坑儒」，便可以教學生「尊重言論自由」；讀到東漢士人力斥弄權宦官和外戚的時候，學生應該學習到「不畏強權」的情操；孫中山事蹟裡則有「公爾忘私的精神」。

相較之下，新課綱沒有再羅列學生要從中史學習到公民及德育精神，而更著重「國家」的概念。端傳媒統計發現，「國家」這一詞頻在新課綱中新增了一倍至35次，在舊課綱出現較多的「公民」和「品德」詞頻則都大幅下降。

「自古以來」：包含了歷史內容的政治宣言？

「我是有心理準備的。」揭開新教材一刻，鍾齊方起初驚訝，但是旋即回想到更早之前的1997年，他當時就覺得政府會大刀闊斧，改革中國歷史的課程——教導學生更加認同國家，亦不會鼓勵學生挑戰教科書上的觀點。結果97來了，政權易手，中史課程一度維持原樣。

「1997年靜幽幽的就過了，此後也沒有什麼大變動。」鍾齊方說。

就像主權移交後的香港，中史科度過了20多年來相對的平靜。「我真有點慶幸，覺得這20多年是賺回來的。」鍾老師說。這個平靜的狀態，直到2012年反國民教育科運動、2014年的雨傘運動而完結。他形容，政府終於開始「執手尾」、要「撥亂反正」。

近年，各種教科書的修訂一直發生。2018年，同樣由齡記出版社交往教育局審批的高中西史教科書，因為寫有「香港位於中國南方」、「香港主權移交中國內地」等內容，被課本委員會評為措辭不恰當。出版社修訂書稿後在2019年出版新書，新書最後以「香港位於華南沿岸」形容香港地理位置；以「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解釋香港主權移交；又將「中共一黨專政」改為「中共一黨執政」，版圖和主權一時成為敏感話題。

香港一家大學的歷史系教授黎梓翹（化名）指出，這些中史教科書的轉變，背後是一套中國民族主義歷史觀。「這很明顯是中國民族主義的史觀——歷史是為民族國家服務，為了證明民族和國家一直存在，在某些民族論述中，版圖甚至是固定的。」因為擔憂捲入香港近來針對教育工作者的舉報投訴浪潮之中，這名教授千叮萬囑記者，切勿具名。

不過，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理事、兼資深中史老師陳仁啟提醒，其實從殖民地政府時期開始，中史教育就一直以民族主義史觀看待歷史，受國學大師錢穆等人影響頗深。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一批學人為避走共產黨南來香港。1953年，在國共兩黨激烈鬥爭的情況底下，港英政府的《中文科目委員會報告》提到當年的中國歷史書充滿了排外情緒和政治宣傳的內容，香港急需不偏不倚的教科書，又建議處理義和團之亂、鴉片戰爭等容易引起反殖情緒的事情上保持客觀中立，甚至不建議教授爭議的近代史。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一班南來文人反而有空間為學校編寫教科書。1960年代，人人書局出版教科書《中國歷史》，由史學家孫國棟編寫，國學大師錢穆審訂，奠定了往後香港中史教科書的視野和框架——歷史的「完整性」、傳統中史史觀的「漢人中心」論、對歷史教化作用的重視等等。人人書局總經理田文忠接受端傳媒訪問時，提到當時約有7成中學選用他們的中史教科書。

「錢穆那一代南來文人覺得中華文化花果飄零，離開了自己的國家，要保存自己的傳統文化，在殖民地統治下強調中國人身分。」陳仁啟對端傳媒反覆強調，從殖民地以來，中史科從來都講求國民身分認同，「大家千萬不要誤會香港歷史科是一個讀知識的科目。」

黎梓翹認為，初中中史的新舊課程同樣是以中國的民族主義史觀為基礎，並無太大分別。不同的是，「新課程將兩者——中華民族（Nation）和國家（State）之間放上等號，而這個State的法律變成這個民族的集體意志。」

他進一步指出，中史舊課程強調的是「文化中國的民族主義」，新課程則是以法律和國家加強包裹的民族主義。

不過，黎梓翹亦提醒，民族主義史觀最初以解放色彩登場，「19世紀的歷史書寫就是民族主義的書寫，人們從神聖羅馬帝國的歷史中，尋溯德國歷史。民族主義史觀不是任何時候都是壞人，那為什麼會變成壓逼的角色？就是當多民族國家，要做一個unitary（集權、單一）的史觀。」

在黎梓翹看來，讀歷史是為了解放思想，不應侷限於一種歷史觀；他並不認同歷史書寫只有為民族和國家服務的意義。他強調，國際史學界的共識是以多元視角書寫歷史，這也是他希望專研的、一種解放的史觀。

「歷史教育的第一個出發點，是培養學生對歷史資料的誠實處理和敏感度，先對時代裡不同事物有所理解，並學會empathy（移情）；最重要是對歷史、資料和過去誠實。第二，是學生應該理解歷史書寫有不同版本，而隨著時間變化——因為都是人造出來的東西。」他說道。

新教科書強調，「香港自秦朝以來是中國版圖的一部分」，不過，歷史學界對於「自古以來」的說法，一直有不少爭議。中國歷史地理學者葛劍雄在其1990年著作《統一與分裂》中提到，「自古以來」的說法經常用之於官方文件、外交照會，但仔細分析下並不嚴密，「『自古』是指什麼時候，幾百年還是幾千年？如果真是指幾千年前，那時的中國又在哪裏？那時的『中國』又指什麼？」

「『自古以來』這個字眼，一直都被挑戰，甚至內地學者如葛兆光、王柯都會挑戰。」黎梓翹指出。

埋頭細閱，新教材又是如何敘述中港兩地交織的歷史？齡記的《香港史專題工作紙》，列舉了李鄭屋漢墓的陶器、大嶼山出土的五銖錢等等，請學生印證「香港自古以來是中國的領土」。「這些資料可以證明到有文化交流，有人和資金往來、思想交流。但是，你在上海黃埔灘找到江海關的鐘樓，不會說由此證明那是英國領土。」

現時歷史教育或研究面對最核心的問題，是（政府）開始以法律手段保護某種史觀。這不是給學生看這麼簡單，是給全社會看的——用法律固化和優待某些歷史論述。

課本正文亦強調當時秦朝在百越設立的行政治所。「如果計百越，為何不計越南是神聖不可分裂的領土？（越南曾是明初一個布政使司、即行省）」黎梓翹認為，整個論述的基礎假設了兩點：秦是中華民族芸芸中的一個政權，以及中華民族的行政機構從沒有中斷過。「秦國已經亡了。從中史書的字本去看，中間發生很多治亂興衰，這麼多政權控制過這些地區，又怎樣計算？」

他形容新教材的論述，是「一個是包含了歷史內容的政治宣言。」他說。「如果以『版圖、邊界、人類活動是浮動』的觀念看歷史，這種說法很難成立。」

那麼，將上古史連結到當今法律，是一種怎樣的歷史觀念？「這樣的話，中間那千幾、二千年的歷史是不相關——中間的邏輯，跳躍太大，學生佻皮一點，就會懂得問元朝（的版圖）又怎計算？」

「老實說，我覺得現時歷史教育或研究面對最核心的問題，是（政府）開始以法律手段保護某種史觀。」他說。「這不是給學生看這麼簡單，是給全社會看的——用法律固化和優待某些歷史論述。」

將中史教育變成國民教育？

「自從國教失敗之後，總有人想中史科變成國教科。」黎梓翹說。

97政權移交以後，香港教育領域相對波瀾不驚，直至2012年，香港政府嘗試在中小學所推行的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在社會引發極大爭議。根據當時港府制訂國教科的課程指引，內容強調認識「祖國」、「了解國家及香港發展的緊密聯繫」、「體現同根同心的情懷」；最具爭議的一點，乃是教程要求評估學生的情感層面，教師要觀察學生「由情感觸動以至態度上的轉變」。

一群中學生形成學運組織「學民思潮」，帶領大量學生和家長發起「反國民教育」運動，並於政府總部的「公民廣場」靜坐絕食10天，時任特首梁振英最終宣布擱置課程指引，又說讓「教育回歸教育」，國教科失敗告終。反國教運動成為九七後香港社會運動中少有的勝仗。

翌年年底，教育局課程發展議會成立專責委員會檢討初中中史課程，在當時，這似乎未引起與國民教育同等強烈的關注，僅有零星的新聞報道。

其實在鴉片戰爭之前，香港的歷史沒有什麼可以說的，所以它怎樣做呢？就是秦朝有南征百越，而香港是百越的其中一部分。這個做法剛好能夠回應《基本法》序言。

目前正在歐洲一大學研修歷史博士的楊立昕（化名）向端傳媒透露，2014年他在香港某大學就讀歷史系，教育局曾邀請他的老師、系上一名專研香港史的教授參與飯局，請教該名教授「怎樣在中史課程講述香港史」。楊立昕表示，當時這名教授有感，教育局對於以大中國歷史觀涵蓋香港史是事在必行，但又覺得國際視角看到的香港，可以為學生呈現更全面的歷史。

「起碼是中英二者揉合的角度；更多是區域史，如東亞角度、香港作為國際金融樞紐之類。」楊立昕提到，這名教授認為，學生理解一件事不應該只有一種切入點，一度想借民間聲音向教育局表達意見，但後來迴響不大，不了了之。楊立昕表示，考慮到議題敏感，未有具名受訪和透露教授名字。

任職中史教師20多年的陳仁啟形容，現時的中史新課程呈現的是一個「中國視角的香港」。「將香港史融入在中國歷史的發展，用中國歷代發展作一個主軸，就像一個大樹幹，然後將香港史加入可以扣連的歷史大事件。」他說，「其實在鴉片戰爭之前，香港的歷史沒有什麼可以說的，所以它怎樣做呢？就是秦朝有南征百越，而香港是百越的其中一部分。這個做法剛好能夠回應《基本法》序言。」

在陳仁啟看來，中史課程的轉變，明顯與主權移交之後，社會有聲音將香港管治問題歸咎歷史教育相關，他認為這些都是「斷錯症」。「年輕人的社會抗爭，社會有人將焦點歸咎於教育、歸咎於學生不懂得愛國。但是，他們的不滿，其實源自特區政府處理政治事件的方式很惡劣。」

2016年，在民主派取得立法會選舉大捷之後，爆發了宣誓風波。「青年新政」梁頌恆、游蕙禎在就職議員宣誓時，以英語讀出「支那」（指 "China"）等字眼和發音——引發內地官員及媒體指稱政府應加強中史教育、國民教育回應港獨思潮。特首林鄭月娥後來宣佈2018學年起，中史在初中正式成為獨立必修科目。不過，當時近九成香港中學已經獨立教授中史，約一成學校選擇把中史併入「綜合人文科」來教授，林鄭新政策被質疑「多此一舉」，隱含政治動機。

教資30多年、早前從風采中學校長一席退下來的教育評議會主席何漢權則認同，近年香港出現的年輕人抗爭，源於歷史教育的問題。去年反修例運動中，他受訪指出，青年漸趨激進的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不認同國家；認識中史有助青年理解國情。

「歷史沒有如果，但如果中國歷史科在1997年回歸後，就已經加強一國的概念——但當時沒有加強，反而是削弱了。」他對端傳媒表示，社會人士對於《基本法》中的「一國」和「兩制」的概念並不了解。何漢權指出，以往一些學校把中史拆件併入其他科目，小學又只有常識科牽涉國家的知識，使本地學生缺乏了「國家的觀念」。

何漢權近年一直推動中史成為高中必修科目，並在香港推廣國史教育，不時帶學生到烏茲別克等地追尋唐朝遺跡，培養下一代對國家的歸屬感。

國家在發展上做得不好的地方，例如是六四事件、文化大革命，當然有很大錯誤。但是，我們要看整個歷史長河......

2017年，教育局就中史課程修訂發佈諮詢文件時，曾被質詢新課綱為何未有提及對港人而言較為重要的「六七暴動」以及「六四事件」；會上，教育局副秘書長康陳翠華以「不會把雞毛蒜皮的事放入去」回應，引起社會熱議。

「國家在發展上做得不好的地方，例如是六四事件、文化大革命，當然有很大錯誤。但是，我們要看整個歷史長河，後來幾年（中國）汲取教訓，改革開放40年基本上讓我們13億人食得飽、穿得暖。」他認為，「中國歷史科，真的是要培育你作為一個中國人的民族情感。」

「當中國歷史拆件，通識則左批右判，怎麼可能溫情敬意呢？」他說道。「我是跟錢穆先生那一套——我們要對自己國家、民族和歷史有溫情和敬意。沒有『溫』何來有『情』？在這個想法下再有批判是沒有問題的。」

「我擔心的並不是教材」

1995年，香港作家也斯寫道，「到頭來，我們唯一可以肯定的，是那些不同的故事，不一定告訴我們關於香港的故事，而是告訴了我們那個說故事的人，告訴了我們他站在什麼位置說話。」

未來的歷史教育，會站在什麼位置上說話？站立的位置，僅有一個嗎？老師還可以說什麼，學生可以問什麼？今年6月，中學歷史科的文憑試中一條必答題題目，問考生是否同意「1900至45年間，日本為中國帶來的利多於弊」，引起社會爭議。事後，教育局指題目「傷害民族感情」，考評局最終宣佈取消這一條已經進行測試的考題。

「如果有一科是不容討論的，那是宗教。但聖經也可以解經，」黎梓翹說道，「作為歷史學者，當然希望公權力維持『所有問題都可以討論』的態度，在尊重史料和歷史背景的情況下，不應該阻止討論。」

歷史系博士生楊立昕介紹，放眼外國，中學歷史教育其實有很多可能性。例如，英國的初中歷史課會給學生展示不同的歷史檔案、日記和影片，「像邱吉爾又煙又酒、性情暴躁，但他在倫敦市中心的邱吉爾像代表了二戰打勝仗的標誌。那你怎樣看這個歷史人物？」在芬蘭，中學歷史教育自2000年起，除了讓學生學習重要的國家史，也會探討歷史觀點和知識的形式和建構的過程。

「別的國家都做到，我們不做，是不是我們的學生特別蠢？」他如此反問。

楊立昕表示，自己最初有志研究香港教材，是因為意識到教科書所承載的資料和知識是經過建構的，背後的理論和政治氣候都很值得深入研究。

從殖民地時期走到今天，香港的歷史教材，實在依附於主權移交的命脈上不斷轉變。早期，香港沿用民國教科書，及至1953年殖民地政府公布《中文科目委員會》報告，中史課本便由南來學者錢穆、孫國棟等人撰寫，為大多數學校通用。1980年代，課綱曾因為社會爭論而加入「南京大屠殺」教材；直至1997年，「突然一個畫風就轉了——強調歸屬感、中國品行和公民意識。」楊立昕說，以往課綱只有教學重點，並不會告知著書者要達致怎樣的目標，但97年課綱對於教學重點、目標和方式都鉅細靡遺，「中史教育不再外判予文人或出版社，而是由政府落手落腳，告知這一科要怎樣做、教什麼，最後出來要有什麼。」

具體到日常教學，根據教育局課綱而編寫的教科書，到底多大程度影響前線的老師和學生？目前，教科書經教育局通過後，出版社把樣版課本寄到學校，相關科目老師開會討論選書，一般再由科主任拍板。鍾齊方表示，選書是同一科老師的共同決定，仍有一定自由度，他的學校高層亦沒有具備相關歷史知識介入。

鍾齊方感覺，新課程無疑會令一代人認知香港自古以來是中國的一部分，不過對於外界有聲音認為新課程將有效洗腦，他始終抱有猶豫，他認為，老師施教時看到的教育現場裡，學生根本不像外界想像般，會全盤接收老師所說。

「學生真的不是一張白紙。他人坐在這裡，但他的靈魂，他的心靈，你真的不知道。」

「你就算猛叫他們早上唱國歌，他們晚上仍然會走出來的。」如果要改變一代人的思想，他說，就要從幼稚園那一代開始，培育學生成為真心擁護政權的老師，再去教他們的下一代。「那將會是以20年計的浩瀚工程，還要確保他們不受外界資訊影響。」

我始終覺得課程這樣寫，跟你怎樣教是兩回事。我的隱憂是周遭環境變得敏感，施教空間，一定越來越細。

不過，長遠而言，這種樂觀，很大程度依仗僅餘的施教自由作為支點。當下，鍾齊方擔心的並不是課程的更改。教育界近年掀起舉報風潮，投訴成風，又有指會加強重點視學，就是由教育局派員到學校視察課堂；最近，甚至有立法會議員建議在課室裝設監控鏡頭。

「我始終覺得課程這樣寫，跟你怎樣教是兩回事。我的隱憂是周遭環境變得敏感，施教空間，一定越來越細。」只要教室、教師被嚴密監控，教學自由將分崩離析。

在香港教育界遭遇各種壓力的節骨眼上，鍾齊方想到了在學時期的自己。他是個年輕的公開試學生，憑著死記硬背的能力考入大學歷史系。後來，他窩在圖書館讀完一本又一本的史書，才摸到歷史研究的些許輪廓。

「你讀很多史家觀點，讀很多史料，才大開眼界——原來許多事不是死牢牢的，教科書上的秦始皇形象不全然立體，孫中山也可以被批評。」鍾齊方說，從大學時期，他才慢慢建立自己的一套歷史教育的理想圖景：「教導學生基本史實之後，給予他們許多空間閱讀，我心中的歷史教育應該是這樣的。」

（為尊重受訪者意願，鍾齊方、方家明、鄭可立、楊立昕及黎梓翹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