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香港中史教育系列2

不為任何政權背書,我編輯了香港第一本中史教科書——專訪人人書局田文忠

右派書局與南來文人,成就了香港中史教育的經典,這說的是1960年代人人書局出版的《中國歷史》,作者是史學家孫國棟,校訂者則是國學大師錢穆⋯⋯


「人人書局」那幾千呎的辦公室裏,平日只有年近九旬的總經理田文忠老先生,每早回到他的總經理辦公室,一個人,在靜靜讀書。 攝:陳焯煇/端傳媒
「人人書局」那幾千呎的辦公室裏,平日只有年近九旬的總經理田文忠老先生,每早回到他的總經理辦公室,一個人,在靜靜讀書。 攝:陳焯煇/端傳媒

「人人書局」那幾千呎的辦公室裏,平日只有年近九旬的總經理田文忠老先生,每早回到他的總經理辦公室,一個人,靜靜讀書。這家出版社早就不再出版新的課本,卻藏著一段湮遠的中史教育往事:香港第一本中史課本《中國歷史》,60多年前的1960年代,就是由人人書局出版。課本的校訂者是國學大師錢穆,作者則是錢穆學生、史學家孫國棟。這套課本的史觀和寫法深遠影響了數代香港學生及教育工作者,許多歷史教育學者都同意,此書及後,香港中史課本的骨幹或風格往往以此為依歸。而即使當今的不少學生,也仍在其影響之下。

現為英國布理斯托大學歷史博士研究生的朱維理,在其中學時代2000年初期,也正是使用人人書局出版的中史課本,儘管其時市面上已有不同出版社的中史課本,而「人人」版課本的影響力已大不如前。朱維理在碩士及學士年代亦研究過人人書局最早期《中國歷史》以降的版本,「從1960年代的第一版到往後出現的系列新版,《中國歷史》的內容固然會因應印刷技術的改良、考試課程的改變而有所改動,但其實其內容和論述均沒有任何結構性改變。」

這套課本的史觀和寫法深遠影響了數代香港學生及教育工作者,許多歷史教育學者都同意,此書及後,香港中史課本的骨幹或風格往往以此為依歸。

香港第一本中史課本《中國歷史》,六十多年前由「人人」出版——校訂者是國學大師錢穆,作者則是錢穆學生、史學家孫國棟。
香港第一本中史課本《中國歷史》,六十多年前由「人人」出版——校訂者是國學大師錢穆,作者則是錢穆學生、史學家孫國棟。攝:陳焯煇/端傳媒

剩下一人的人人書局

上世紀20年代出世的田文忠來自河北省定縣(現稱定州),從抗日、國共內戰、解放那個時代走過來,輾轉逃難香港,赴台灣讀書,再回香港,於1962年正式加入「人人書局」;創辦人辭世後,他更正式擔任了書局的總經理一職,直至現在。

如今,年近90歲的田文忠精神仍然很好,說起往事,興致很高:「我是甚麼歌都會唱,國民黨的、共產黨的,甚至日本國歌都會唱。」說著他哼了幾句:「中國國民志氣洪,戴月披星去務農⋯⋯」緊接著又唱:「東方紅太陽升⋯⋯」依然聲如洪鐘。   

「人人」業務曾經很興盛,除中史外,更出版了香港各科課本。可是近20年來教科書市場競爭愈見激烈,他的精力亦不如前,無法再刺激「人人」課本的銷量。至今天,辦公室也只剩下他一人,每天回來,讀讀閒書,「做了幾十年出版,沒有辦法不看書。」

哪怕余鑑明的人人書局與右派關係緊密,出版於1960年代的《中國歷史》卻著實沒有強烈偏激的鬥爭或仇外元素;課本裏明顯傳遞的,是錢穆和孫國棟那一代南來文人所抱持的「文化中國」概念

右派背景的書局

人人書局成立於1962年的香港,由田文忠口中的「大恩人」、已故余鑑明先生創辦,「余鑑明先曾經是『保定中學進修班』的主任(即校長),對我們一班因逃亡而失學的青年很照顧。」往後許多年,田文忠與余鑑明一直保持聯絡,「後來我考上了台大外文系,卻遲遲不獲發入台證,也靠(同時在香港的)余先生幫我做聯絡,才順利升學。」後來,余鑑明又請田文忠加入「人人」,他就馬上答應。

田文忠非常欽佩的余鑑明,來港之前曾是國民政府教育部高級官員(中等教育司科長),後來國軍敗走台灣,他和幾位教育部成員曾經接辦國民黨黨營「正中書局」設在香港的總經銷商「集成圖書公司」,而該公司正是國民政府早年於香港成立的一個文化據點。

後來,熱衷教育出版的余鑑明自立了人人書局,出版的第一本中學課本就是《中國歷史》。田文忠回憶說,「那時候,『人人』就只有余生、余太和我三人。余生與作者聯繫,余太校對,我也幫忙校對。但我也做其他事務,如推銷送貨。我很記得,編寫《中國歷史》時錢先生絕少來辦公室,反而孫先生會直接來跟余鑑明先生討論課本的編輯事宜。」

而有時,文稿修繕完畢,田文忠就常常親自跑到新亞書院,將文稿交給孫國棟過目。「孫先生人很好,對我也很客氣的。不過人家是大學者,每一次我總不敢耽誤人家太久。」事實上,余鑑明和孫國棟亦因為《中國歷史》課本結為朋友。余鑑明在1990年代初辭世,孫國棟在悼念文章裏追憶,很訝異於余鑑明對中國歷史的熱情;而余亦很慶幸自己能在中國文化飽受摧殘的年代,讓《中國歷史》成為人人書局第一部出版的中學課本,那可算表現了他自己對中國的心願。

「中國」之於他們,是一個超越政權主權的文化實體,並不與共產黨、國民黨或任何一個政權掛鈎,亦不純粹從領土出發。他們更重視的,是中國的歷史文化、人文地理、藝術、宗教思想、學術派別等。

「人人」業務曾經好興盛,除了中史外,更出版了香港各科課本。可是,近20年教科書市場愈見激烈,田先生魄力亦不如此,無法再刺激「人人」課本的銷量。至今天,辦公室只剩下田文忠一人。

「人人」業務曾經好興盛,除了中史外,更出版了香港各科課本。可是,近20年教科書市場愈見激烈,田先生魄力亦不如此,無法再刺激「人人」課本的銷量。至今天,辦公室只剩下田文忠一人。攝:陳焯煇/端傳媒

六十年代最暢銷的中史課本

這套《中國歷史》,整系列共分十冊。第一至六冊為初中課本,第七至十冊為會考課本,而初中、高中均從古代說起,一直說到清朝滅亡、抗日戰爭。那年代的中史書,語氣排版都很嚴肅,沒有今天常見的「考考你」或卡通化的帝王宦官彩色插圖;並且註釋極長,歷史地圖比今天的仔細許多,甚至會加入半透明的牛油紙,顯示重要戰役。

剛推出市面的時候,這系列《中國歷史》銷量極佳。田文忠今日仍然自豪回憶:「那時這書有近七成學校使用,而且當中無分學校立場之左右。」「最開始,我先在一些右派學校推銷課本,最先當然是調景嶺中學、鳴遠中學和慕德中學(註:均是位於調景嶺的早期右派學校),畢竟我到過台灣唸書,又幫『人人』賣書,那邊比較有人脈;後來,我也會走訪最左的『香島』、『培僑』,找他們的老師推銷。」田文忠笑說,即使國共在香港的明暗鬥爭也沒有怎麼影響這套課本的銷情,「60年代,香港課本極少嘛!學校要教中國歷史,就一定要選『人人』。再者,我覺得我們的課本於質素確是很好。」

「人人」版中史課本承襲了保守中國歷史觀,比如以漢族為本的書寫方法,比如非常重視歷史人物的德行。

1960年代之前,香港幾乎沒有自行出版的課本。香港中史教育研究專家簡麗芳在其著作《Hong Kong’s Chinese History Curriculum from 1945: Politics and Identity》中指出,彼時香港學校一般使用來自大陸的歷史課本,然而裏面充斥了強烈的國共鬥爭元素。由於港英政府極不欲香港教育界成為兩黨意識型態戰場,教育司署委任了中文科目委員會在1953年發表了《中文科目委員會報告書》(The Repo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ittee)。

該《報告書》指出:「來自大陸的教科書含有太多排外字句及政治宣傳,並不適合用於香港。 (History textbooks published in China usually contain anti-foreign allusions, comments and propaganda, and are, therefore, not quite suitable for Hong Kong)」是故香港急需出版自己的教科書。又由於港英政府希望學生透過認識中國輝煌文化(而非當代鬥爭政治)建立身份認同,報告中亦建議中史課本應該側重社會文化史而非政治史。 (In these textbooks, the emphasis should be on Social and Cultural History rather than political history)

於是,哪怕余鑑明的人人書局與右派關係緊密,出版於1960年代的《中國歷史》卻著實沒有強烈偏激的鬥爭或仇外元素;課本裏明顯傳遞的,是錢穆和孫國棟那一代南來文人所抱持的「文化中國」概念——這批學人極重視「中國」的歷史和文化內涵,卻無意透過歷史(或歷史教育)為特定政權背書、作政治灌輸。這種胸懷和視野,剛好與其時港英政府在《中文科目委員會報告書》中所表明的立場是相符合。

但另一方面,前述學人朱維理雖然也很敬重錢、孫,但認為這系列教科書確實頗為沉悶,難以刺激學生討論,朝代興盛往往就被歸因於明君之治,而朝代覆亡就是天災或昏君、暴君之故。確實,用今日歷史研究者、教育者的眼光來看,「人人」版中史課本承襲了保守中國歷史觀,比如以漢族為本的書寫方法,比如非常重視歷史人物的德行。在《中國歷史》的弁言,錢穆亦說,這套課本最重視「歷史事變成敗叙述,人物賢奸之剖析」。

撰寫《中國歷史》的過程中沒有任何政府官員接觸過他們,審核的建議也是圍繞年份資料或地標示等技術問題。

在田文忠的「人人書局」辦公室裡,仍然懸著一幅「親愛精誠」的蔣中正題字。

在田文忠的「人人書局」辦公室裡,仍然懸著一幅「親愛精誠」的蔣中正題字。攝:陳焯煇/端傳媒

愛國/不愛國的《中國歷史》

我問田文忠先生,《中國歷史》出版過程中有沒有受到港英政府的干預?「以我所知,確實沒有。」然後他說起自己當時的感覺:「我自問對課本內容和文字要求極高,但老實說,面對那本書,知道是錢先生、孫先生的出品,哪好意思再指指點點。」事實上,學者李玉梅曾經為此訪問過當時仍然健在的孫國棟(孫於2013年辭世),孫國棟受訪時也表示,撰寫《中國歷史》的過程中沒有任何政府官員接觸過他們,審核的建議也是圍繞年份資料或地標示等技術問題。

到底港英教育部門是否像田文忠一樣,「震懾」於「錢先生」和「孫先生」的大名而不作干預,這暫時難以稽考。而李玉梅在研究中指出,像錢穆和孫國棟或其他後來也編寫了中史課本的南來學者們,均非常痛心中國歷史文化在那年代遭受的蹂躪摧殘,他們既批判共產黨,但也不見得絕對肯定國民黨,只一心希望透過研究和教育力挽狂瀾,傳承中國文化。「中國」之於他們,是一個超越政權主權的文化實體,並不與共產黨、國民黨或任何一個政權掛鈎,亦不純粹從領土出發。他們更重視的,是中國的歷史文化、人文地理、藝術、宗教思想、學術派別等。

在那一套《中國歷史》課本中,內文甚至絕少出現「愛國」一詞。李玉梅在其研究文章中基於這問題,亦作了一個有趣分析:她指出,若「國」指的是一個特定政權,那麼《中國歷史》表達的確實無關「愛國」;然而,若這「國」意指抽象的文化和傳統,無關政權主權和領土,那麼這套課便是明顯傳遞了愛國思想的課本。而如何定義「國」,對香港而言,仍然極有意義。

離開之前,我問田文忠,一生走過了這麼多不同的路,覺得自己還愛國嗎?「愛,為甚麼不愛,歷史文化那麼深厚!不過,最好別要有那麼多黨派鬧爭吧。」他的辦公室裏,仍然懸著一幅「親愛精誠」的蔣中正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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