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被疫情改變的生活 風物 香港作家家書

洛楓:粉末生存,我的抗爭時間與抗疫空間

而其實,孤獨也是病毒的變異。如果說抗爭時期我們容易粉身碎骨,那麼抗疫時期便容易灰飛煙滅。


2020年4月18日,港鐵列車地上遺留的一隻膠手套。 攝:林振東/端傳媒
2020年4月18日,港鐵列車地上遺留的一隻膠手套。 攝:林振東/端傳媒

抗爭是走出去的,抗疫卻自我封閉。極權來了,香港特區政府要將我們隨意的送上中國大陸審判,我們走上街頭抗議;疫症來了,這個政府為了中央的政治利益而不肯封鎖邊境,我們祗好自我隔離。我們都是自己走出去或走回來,彷彿自行選擇,其實身不由己。

小時候在學校裏痛苦地咬著英文字詞,我總抱怨不該生在殖民地的香港,長大後讀了歷史和小說後,便知道無論生在哪裏都一樣事與願違,漸漸學會了一種粉末的生存狀態,城市長得不好看、抗爭時期跟朋友反了面、瘟疫來臨不斷懷疑生病,一個人,原來還是一個人!

2019年6月獨自從銅鑼灣走到金鐘,途中遇上認識的人便打個招呼再繼續上路,而2020年從1月到3月之間大學停課,我足不出戶跟網絡教學的科技糾纏不清,一個人,跟一部電腦。一個擅長演說和寫字的人,有隱性的社交焦慮和障礙,無論演講台、原稿紙還是熒光屏,都是自我退入的疆界,中間有一條保護線或屏障,我抗爭、或抗疫,隱身城市的角落,假裝一切如常。

然而,我不是眾人,我還是一個人,獨自彈出彈入遊行的路線,走在隊伍的邊緣,不會叫「黑警死全家」的口號;我不會高舉英國國旗,不會懷念殖民者的統治,並以此來批判城市「後九七」的狀況。

洛楓,詩人、文化評論人,遊走邊界,拒絕體制。

抗爭的時間線路

1. 中生代遊行的時間廊

抗爭由時間的記憶構造。像我這一代人,第一次走在街頭是1989年5月,北京學生爭取自由和民主的運動還沒有演成「六四事件」之前,事後知道超過一百萬人上街,但我哪裏都沒有去到,整個下午一直堵在跑馬地,身旁站了一個叫做鄧光榮的明星,一身長袖白衣白褲照得陽光刺眼。那時候我是學生,穿得很寒傖,熱毒的空氣蒸發了自卑,卻充滿好奇,遊行穿成這樣然後站成雕塑,不會溶解嗎?除了這些胡思亂想和偶爾的一小步移動,我忘記還做過什麼!

第二次走在街頭不算是遊行,是1997年6月30日晚上到7月1日的凌晨,從蘭桂坊走到中環的舊立法會大樓,同行有一個即將永遠離開我的人,一夜之間失去的不祗是一個城市。那時候街上擠滿了人,慶祝回歸的和反對主權移交的群眾,在不同的街角和樓房集結,四周佈滿單純站著看、抱著胳臂的警察,沒有警棍和催淚煙,像一排旁觀的街燈。回家後失眠,寫了〈當城市蒼老的時候〉,彷彿輓詩!

2008年4月1日,中環文華酒店外,有鮮花悼念張國榮逝世五周年忌日。

2008年4月1日,中環文華酒店外,有鮮花悼念張國榮逝世五周年忌日。攝影:林振東

無眠夜成為城市的特殊時段,失眠的人彷彿時間的幽靈,被放逐於正常作息的規律以外,在城市另一個區域活存。

第三次遊行是2003年,可能也沒有真的走到街上的隊伍去,祗是因為張國榮自殺身亡,SARS 疫症搞到烏雲蓋頂,到處死亡的煙塵,我怠倦地在城市的街道游來游去,像一尾沒有背鰭和腹鰭的魚,不知道要從哪裏走到哪裏?比行屍走肉更血肉模糊,覺得香港漸漸變成一個枯井,沒有水、不再流動,繁華的流光變成了飛蚊症,真的是蒼老的時候了!7月1日「反23條立法」遊行之後,我便不再外出、也不見人,持續二百幾天的失眠,完成了兩本書:評論集《禁色的蝴蝶:張國榮的藝術形象》和詩集《飛天棺材》,我慢慢痊癒起來了。

城市的夏季越來越長,很快2014年便來了「雨傘運動」,我坐在金鐘佔領區的馬路上跟朋友分享飯盒,冷硬的水泥地壓得屁股麻痛,飯粒越吃越硬,鼻敏感越來越嚴重。從夏天到秋天,從旺角到銅鑼灣的佔領區,見到朋友的帳篷,也被反對佔領的人謾罵和推撞。答應跟我一起遠走的人失去了臉孔,除了寫詩,我無法消解那一年徘徊不散的暑熱,寫了〈Departure〉、〈Digression〉、〈Disintegration〉和〈十月城岸的病亡書〉,跟兩個不再見面的人道別。

2. 「反送中」是延綿追逐的時性

城市的鐘面和指針從2019年6月開始便跌入永劫回歸的漩渦。6月9日我穿上白衣從銅鑼灣希慎廣場出發,走在藝文界「反送中」的隊伍 ,沿路由舞動的麒麟頭開路,鑼鼓聲中舉著橫額標語和諷刺漫畫,向金鐘方向前進;黑底的長布寫著「藝文創見為先 / 送中強添紅線」,寫作的、跳舞的、演戲的、編劇的和拍電影的走在一起捍衛言論自由;彩色紙板是政府官員的頭像,還有一隻翅膀張牙舞爪的黑色飛蛾。我走了五個鐘,在灣仔的路段離去回家,那天遊行人數是105萬。6月12日為了阻止立法會召開送中條例的二讀,群眾聚集抗議,卻被警察的催淚彈、橡膠子彈和布袋彈暴力清場,引發16日超過200萬人上街示威,大家改穿黑衣,黑色作為哀悼和憤怒,同時方便在黑夜隱身,從此成為抗爭的圖騰。接下來是一連串數字不斷上升:721是元朗黑鄉勾結無差別毆打市民、831是太子地鐵恐襲,還有被捕和檢控的人數、高空墮下或浮在海上的屍體、催淚彈和實彈發射的數量等等。去到11月,科技大學學生周梓樂被警察追逐墮樓身亡,警察攻打大學校園,掀起中文大學、理工大學、香港大學、浸會大學的保衛戰⋯⋯

「反送中」運動的時線很多也很長,目前仍未也不會完結,一個日期連著一個日期,是時間的串連、記憶的紀念,「我們不會忘記」的口號指向對那些難忘時份的記掛和責任,記住那些數字,就是記住歷史,以真相對抗遺忘,於是每逢某個日子循環,記憶的神經線便會響起警報——連儂牆被拆毀,很快便會重新建造起來,悼念的活動被暴力清場,又會在下一個時段反復出現,「我們」跟「他們」沒完沒了,也是一個時性的追逐:「煲底相約,除罩相見」是革命的承諾,「要活得比壞人長命」是清算暴政和等待光復的祈願。在抗爭的時間線路上,我經歷最多的是失眠,不眠不休地滑動手機追蹤即時新聞,幾近瘋狂不能自已,無眠夜成為城市的特殊時段,失眠的人彷彿時間的幽靈,被放逐於正常作息的規律以外,在城市另一個區域活存。

2019年6月9日,民陣發起反對《逃犯條例》修訂的「反送中」大遊行。

2019年6月9日,民陣發起反對《逃犯條例》修訂的「反送中」大遊行。攝:林振東/端傳媒

防疫是一種身體的幽閉,屬於空間的劃界與停頓!「現實」不祗一個,但沒有人能夠逃脫!而其實,「孤獨」也是病毒的異變。

3. 失眠的兩種時間

美國作家Alan Lightman 說過時間有兩種,一種是機械的、一種是身體的,前者是時鐘零件的擺動,那是日常的規律,後者是人類思想的流轉,完全率性而行;身體原本應該依從第一種時間,但當人脫軌以後便會生出另類的自我運行(23-27),例如意識流。「失眠夜」就是溢出常規後的身體時間,原本應該睡著的腦袋卻醒著,原本應該平躺床上的四肢卻到處活動,而我每次面對抗爭,總以「失眠」的方式獲得額外的時間,2003年是這樣,2019年更變本加厲。每個被新聞畫面切割情緒的晚上,從黑色午夜到灰色黎明,我會讀長篇小說、做伸展運動、或寫詩,寫了〈抗爭色譜〉、〈非法追月〉和〈被殺的城〉。人們用時間來證明自己是什麼東西,我用詩來證明失眠的價值和意義。

「遊行」是集體的,如何走入群眾而能夠保留自己?成為走上街頭、回到家裏最大的考驗和思慮。我們穿同樣黑色的衣服,帶同樣黃色的雨傘,我們高叫那些意志激昂的口號,字詞和節拍必須一致,我們遵守「不割席、不篤灰、不分化」的共識,支持同路人的店鋪,就這樣融入政治運動的社群裏。

然而,我不是眾人,我還是一個人,獨自彈出彈入遊行的路線,走在隊伍的邊緣,不會叫「黑警死全家」的口號,因為原生家庭是無法選擇的,我痛恨自己的父親,所以相信有痛恨警察的家人;我不會高舉英國國旗,不會懷念殖民者的統治,並以此來批判城市「後九七」的狀況,雖然英國殖民者給香港做了許多良好的基建和法治,但同時也留下許多禍害,永遠不能忘記1984年「中英草簽」時候香港人不被列席的事實,儘管那時候我很年少,但因為太年少,留下了青春期的成長創傷!我以晚上失眠的時間來抗衡白天的日常,我在自己的時間裏,是不斷的現時形態,無論憂傷或喜悅,都在我的手裏分配,連時間本身都不能褫奪!

抗議的空間版圖

1. 身體的幽閉‧城市的停頓

抗疫由城市的空間構造。2003年的SARS 疫症,因著張國榮與梅艷芳突然離逝,城市充溢濃重的死亡意識,戴著口罩的臉孔呼吸困難,我烏天黑地翻閱 Sigmund Freud 十幾冊的理論,吞下「死亡本能」(death instinct)的各樣內容與形式,以為自己會死在當時,最終卻活存下來,並且在17年後再度跟瘟疫遇上。一生人要抗疫兩次,還會有第三次嗎?瘟疫比生命的戰線更永無休止!

兩次抗疫最大的分別在於日常的徹底崩潰。2003年疫症突如其來,那時候沒有互聯網,每天盯著電視報導染病的個案和死亡數字,學校沒有停學,我跟學生戴著口罩上課,我的死亡意識高昂,反正都是死路一條,豁出去的力度越大,失眠的時段越長,從兩點鐘、四點鐘延至六點鐘才睡下來,白天卻亢奮異常。來到2020年的「武漢肺炎」,相對於2003年特區政府的慢拍子與無能,眼前的官員是愚昧、卑鄙和險惡,於是日常的危機跟城市的流動人口一樣倍增。

美國評論家Susan Sontag 的《疾病的隱喻》(Illness as Metaphor)指出,我們對疾病懷有恐懼,源於它的不可預測和無法治療,害怕被感染,染病變成天譴或咀咒,病變帶來擴散,因為連結死亡而變成忌諱和隱瞞,直到治療的方法被解謎,疾病才能被克服而變得普通(5-11)。如果說抗爭的焦慮源於邊緣城市對抗國家機器的強弱懸殊,普羅大眾手無寸鐵對比警察荷槍實彈的高下立見,那麼,抗疫的焦慮來自「敵我不明」的狀態,誰是病毒的帶原者?走在路上、擠在升降機裏、坐在食店的餐桌,安全嗎?還是已經危機四伏呢?我們並不知道!抗爭的敵人很清晰,不容半點含混,大是大非當前甚至連「中立」都不容許,但抗疫的病毒很飄忽,我們知道它的名字與特徵,卻永遠無法把捉它的行蹤。

如果說抗爭聯繫了人,香港本土出生和成長的、外來移民的,管他 / 她是香港人、內地人、南亞人、白人或黑人,銀髮族還是青少年,祗要站在同一陣線上都是「手足」,一句We Connect,甚至牽連國際版圖,將香港的抗爭畫面帶到世界各地的報章雜誌。然而,抗疫將人與人之間的活動和互動隔絕,為了避免交叉感染和社區爆發疫情,我們深居簡出,謝絕應酬,取消社交和宗教聚會,對內地遊客或寄居者產生戒懼,日常的行動減至最低的範圍,醫學界甚至告誡交談不能除掉口罩、不能超過十分鐘、不要握手、不能擁抱,盡量減低身體的接觸——防疫是一種身體的幽閉,屬於空間的劃界與停頓!

2019年6月4日,維園燭光晚會。

2019年6月4日,維園燭光晚會。 攝:林振東/端傳媒

抗疫時期我們的恨意高昂,既想甩掉人群,又渴望人群。恐懼衍生孤獨、孤獨衍生恐懼,疫症城市的粉末生存。如果說抗爭時期我們容易粉身碎骨,那麼抗疫時期便容易灰飛煙滅。

2. 城市的凝望與敵視

德國文論家Walter Benjamin 說城市的人際關係往往以凝望代替聆聽,尤其是在鐵路、巴士和電車上,搖晃的公共交通工具使人長久對望而沒有任何交談,不愉快的看與被看形成敵視,每個人都抱著不想被他人穿透的秘密,因而益發懷有恨意(38)。抗疫時期我們的恨意高昂,既想甩掉人群,又渴望人群,日常已經變得異常,走在路上,如果發現迎面而來的人臉沒有掛上口罩,必定警覺地帶著鄙夷,然後自動隔開距離、或走到對面的馬路、或轉身站在一旁等對方通過,假如不戴口罩的還在吞雲吐霧地吸煙,更會升起厭惡和憤怒的情緒。

乘搭交通工具的選擇,也因為連繫病毒的存活性與人群的聚集性,而變得跟從前不一樣了,的士(計程車)是最高危的,尤其是許多的士司機不戴口罩,而「曾經接載大陸人」的驚恐更深深植入普遍意識中,原是最昂貴、最隨手召喚、最能往返地區的交通工具,突然變得不可招惹,狹小的車廂是病毒的溫床。其次是地鐵,密封的車廂裏滿滿擠壓的人潮是第一個危險,而空氣的循環系統是第二個問題,人們會想像病毒如何往返流動而潛伏四周。比較沒有那麼高危的是巴士和小巴,但自從巴士減少班次後,乘客被迫在車站久候,然後擠逼在窗子無法打開的車廂內,呼吸彼此的空氣,大大提升了巴士的冒險程度。

小巴的乘客人數較少,大部份的車窗都能夠打開,而且也有小巴團體貼出告示,指出為了防疫而必須打開車窗;祗是,還是會遇上不帶口罩的司機,而且坐在車上,沒有人能夠預知下一個上車的乘客到底是甚麽貨色,當一個不帶口罩還在咳嗽的男人或女人突然坐到身旁來,可以選擇下車嗎?有一次小巴停站,由於車上坐著幾個不戴口罩的人,車站的女子拒絕上車,司機不明所以,還罵了一句髒話,我坐在車門旁邊的位置,祗能輕輕搖頭,因為解說一定帶來歧視的紛擾!此外,無論坐在車廂裏還是走在行人道上,即使戴了口罩,我們也不喜歡高聲說話的人,彷彿開口說話,即使隔著口罩,病毒還是會飛濺出來,於是仇視的目光比街燈更張狂明亮,而其實,「恐懼」才是病毒的根源!

3. 恐懼、孤獨的粉末狀態

自從疫症爆發以來,為了獲得最新、最快和最多的資訊,我們時刻盯看手機或電腦網絡的報導,香港、澳門、台灣、南韓、日本、意大利、美國和英國等等,一個一個的城市和國家發生感染和死亡事件,我們驚覺全球化人口的空間移動竟然那樣無遠弗屆;然後城市人自我隔離,不外出用膳、不到商場購物、不敢踏進戲院看電影、取消婚禮和生日慶祝,我們可能一天沒有說過一句話,要說話的時候卻發生衝突,於是,渴望群居的獨居者、被迫擠在一起無法轉身的一家大小,不斷衍生抑鬱、愁困和憤懣的心理,才發現我們日常接觸的人群或社群原來這樣龐雜而必須,而其實,「孤獨」也是病毒的異變。

恐懼衍生孤獨、孤獨衍生恐懼,疫症城市的粉末生存。如果說抗爭時期我們容易粉身碎骨,那麼抗疫時期便容易灰飛煙滅,而更嚴峻的是抗疫之餘我們仍在抗爭。不知道哪個作家曾經說過,現實是一道旋轉門,我們每次祗能看到一個面向,而我祗能站在一個自己的位置,這樣或那樣看抗爭與抗疫的魔幻現實,「現實」不祗一個,但沒有人能夠逃脫!

引用書目

Benjamin, Walter. “The Flâneur,” Charles Baudelaire: A Lyric Poet in the Era of High
Capitalism. New York: Verso, 1989. 35-66.
Lightman, Alan. Einstein’s Dreams. London: Sceptre, 1993. Sontag, Susan. Illness as Metaphor and AIDS and Its Metaphors. New York: Anchor Books, 1990.
謝耀麟、蘇啟立編輯:《2019年自由之夏》,香港:蘋果日報有限公司,2019年9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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