週末讀書：《維吾爾人》——「民族團結」之下的憤懣與反抗

【編者按】12月3日，美國國會眾議院通過了加強版的《維吾爾人權政策法案》，該立法宣稱目的為「譴責對新疆的突厥穆斯林的大規模人權侵犯，呼籲終止濫捕，酷刑和對中國內外這些群體的騷擾」。隨後，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譴責該法案「蓄意詆譭中國新疆的人權狀況，大肆抹黑中國去極端化和打擊恐怖主義的努力，惡意攻擊中國政府治疆政策，嚴重違反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嚴重干涉中國內政。」，表示「強烈憤慨、堅決反對」。隨後不久的12月9日，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主席雪克來提·扎克爾在國務院新聞辦的記者會上抨擊該法案是「對中國內政的粗暴干涉」，並表示參加「三學一去」的教培學員「已全部結業」。幾乎同一時間，官方的中國環球電視網（CGTN）放出關於新疆反恐的英文紀錄片，為官方的政策辯護。而就在此前的11月中旬，多家西方媒體根據得到的爆料公佈了一批據稱為內部文件的資料，揭示了新疆「在教育營」的不少細節。隨後不久，土耳其裔德國球星奧斯爾（Özil）在推特上貼出藍底星月旗，發布一條土耳其文的詩，指責穆斯林世界不關注維吾爾人，呼籲「幫助我們東突厥斯坦的兄弟姐妹」，隨後引發中國內地不少網民聲討和更多的爭論。

2009年之後，新疆從未像如今這樣引發激烈的爭論與注目。在「七五」事件十週年時，《端傳媒》曾刊出文章，討論「開明」與「強硬」兩條「治疆路線」之間的脈絡，分析從「多元帝國」到「民族國家」的路線如何帶來了「再教育營」的政策。在此之後，新疆問題的國家討論繼續升溫，它牽扯到哪些國際議題？如何理解「維吾爾問題」和「中國穆斯林問題」之間的差異？「再教育營」又凸顯了當今中國的什麼深層問題？《端傳媒》將刊出系列文章，從以期幫助讀者進一步深入相關話題。本文是自由撰稿人普村對美國政治學家 Gardner Bovingdon 的著作《維吾爾人：自己土地上的陌生人》的書介，梳理了2000年前後，在「民族團結」背後的維吾爾民族主義湧動。另有兩篇，分別討論「再教育營」中的國際政治，與「維吾爾問題」和「穆斯林身份」之間複雜又一直被錯誤解讀的關係。

《維吾爾人：自己土地上的陌生人》

作者: Gardner Bovingdon

出版社: 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

出版年: 2010

近年來，「維吾爾人」和「新疆」不斷以一種令人不安的、充滿張力的方式進入全球視野。

尤其是2016年底至今，新疆的「教培中心」等政策引發了潮水般一輪又一輪的巨大爭議。以美國眾議院通過《維吾爾人權政策法案》（Uyghur Human Rights Policy Act of 2019）為標誌，在中美政治博弈中，新疆所受的關注度已經遠超西藏，成為了與香港同樣重要的棘手議題。

如果按照中國官方所言，新疆近年來的一系列舉措是對該地區長期面臨的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危急局面的回應，那麼官方此前苦心營造和宣傳的繁榮、和諧、安定、團結的新疆形象背後，恐怕長期隱藏着深刻的社會矛盾與治理困境。為何新疆長久以來衝突頻發？維吾爾人為何不滿，為何不斷反抗將他們納入「中華民族」的努力，甚至不惜使用暴力來挑戰中國政府？

美國印第安納大學的政治學家 Gardner Bovingdon 於2010年出版了《維吾爾人：自己土地上的陌生人》一書，試圖詳細回應上述問題。該書的主要素材源於作者寫作博士論文期間的1994年至1997年在新疆做的田野調查，以及2002到2005年期間兩次短期的實地研究考察。此前在美國學術界，大部分新疆專著都是由歷史學家、人類學家和文化學者完成，這是第一本政治學家的新疆專著，集中研究了政策、衝突、權力分配等經典的政治學議題，比較系統剖析了中國在新疆的民族政策，梳理了較為詳實的共和國時期暴力衝突的數據，還把「日常抵抗」的理論引入對族群關係的理解。更為難得的是，這本書記錄了1990年代後期新疆政治的豐富和鮮活細節，留下了極富洞見的觀察與論述，這篇文章是對這本書內容的綜述、摘要介紹與批評。

塑造中華民族——遠未成功的任務

中國官方和維吾爾民族主義者都有一些主張在歷史證據面前顯著失敗。

作為一名外來觀察者，Bovingdon 很快意識到，一種關於「中華民族」成員的深刻分歧潛藏在新疆社會生活的表面之下。他在書中大量記錄了自己在田野中發現的維吾爾人對中國和中華民族的拒斥心理。有些人甚至說漢人和維吾爾人根本就是不同的物種。一個維吾爾老人在一輛擁擠的中巴車上告訴作者，新疆最根本的問題在於「羊和豬被強迫生活在同一個圍欄裏」（羊代表維吾爾人，豬代表漢人），引發了車裏其他的維吾爾人一陣鬨笑。而在另一起公交車上的爭吵中，一名漢族人試圖勸架的時候對兩名爭吵的中的維漢乘客說，「大家都是中國人嘛，是不是？」但那名維族人立即惡狠狠地衝他喊：「你們漢族人是漢族人，我們維吾爾人是新疆人！我們不是一家人！」

面對這樣與官方宣傳大相徑庭的現實，很自然的思路是去回溯歷史，了解更為寬廣的背景知識，以及當地民族關係的演進路徑。但作者發現，中國官方和維吾爾民族主義者都在將歷史作為服務於政治目標的工具。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的每一種關於新疆的文本，都會以一種強制性的聲明作為開端，即「新疆自古以來就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甚至有些文本聲稱這種關係可以追溯至五千年以前。維吾爾人被定義為在歷史上一直就是「中華民族」的一部分。這種修辭被一個強大的專制國家所運用，所以即便是歷史學家或者有懷疑精神的大學生心存異議，對此聲明的挑戰都不會被容忍。毫無疑問，中國官方否認維吾爾人在歷史上曾建立獨立國家的講法，否認維吾爾人與這片土地有獨立聯繫的主張，從而試圖削弱他們在未來謀求獨立的可能。

而在維吾爾民族主義者書寫的歷史中，維吾爾人已經在今天新疆的土地上生活了六千年之久，而且他們曾經在這片土地或是臨近的地方建立起很多強大的、獨立的國家。Bovingdon認為，這些構建的些歷史與中國官方所講的歷史同樣，是「創造」的，也幾乎同樣不可信。維吾爾民族主義者們心目中的聽眾是維吾爾人社區和國際社會——對於國際社會，他們想要讓人們相信維吾爾人是一個歷史性的民族，並加強民族自決的論據；對於維吾爾人，宣揚他們擁有讓人自豪的、強大的過往，是為了修復自己民族的集體信念，為他們抵抗中國統治帶來新的活力，甚至重新點燃一個獨立國家的夢想。即便那些已經被出版的歷史著作在公共廣場被焚燒，相關作品和作者被嚴厲批判，維吾爾大眾對這些核心歷史主張還是欣然接受，並積極解讀和傳播。

Bovingdon 對兩方的觀點都進行了有力批判，他認為如果站在非民族主義者的視角，該地區和維吾爾人群的複雜特質會使中國官方和維吾爾民族主義者都會感到尷尬，因為雙方都有一些主張在歷史證據面前顯著失敗。

一方面，中原王朝與新疆發生關係比維吾爾民族主義者們願意承認的時間早得多——通過最早於公元前120年的屯田，以及最早建於公元前60年的西域都護府，漢朝對新疆的一大部分實施了軍事和政治控制超過了一百年之久，而唐朝也控制了新疆大部分地區近一百年。此後沒有中原王朝對新疆進行過統治，直到清朝在1759年前後征服新疆。但即便如此，也很難因此否認中國官方對新疆的領土主張，作者指出，這種征服和佔領比俄羅斯吞併大量中亞土地要早得多。

但另一方面，漢唐時期的中央王朝和今天的民族國家「中國」很難等同。並且，作者認為，清王朝和民國政府對新疆的控制都有顯著的殖民色彩。

這一點尤其重要，因為對國際社會而言，去殖民化與國家內部的群體謀求分裂是不同的，前者被認為可以接受，後者卻不是。從作者引用的材料中人們可以看到，對於漢地而言，新疆並沒有一直被認為「不可分割」——清末以來，出於統治成本、民族建設等原因，是否應該放棄新疆（以及西藏等其他邊疆領土）的爭論延綿不絕，甚至直到1940年代，國民政府高層多次在公開發言中使用英屬印度、美國殖民地菲律賓來比附新疆。1947年，張治中在新疆發表演講，確認全球「去殖民化浪潮」的出現，並承認新疆有一天也許也會獨立（但他依然擔憂新疆會落入蘇聯的控制）。同一年，國民政府外交部參事吳其玉在一篇文章中稱，統治新疆耗費大量的軍事和財政資源，即「疲敝中國以事四夷」，但中國不應放棄新疆，其原因是印度和菲律賓「已經經歷了不列顛和美國多年的訓練，顯然對獨立而言已經合格」；與之相對，「我們」新疆的不同民族「還遠未合格」。

當然，在1949之後，隨着解放軍挺進新疆，關於是否「去殖民化」的爭議煙消雲散。儘管中國官方宣稱，共產黨人在清王朝所征服的異質性的人群與土地的基礎上，鍛造了一個強大而統一的民族國家，並完成了塑造「中華民族」的任務，但Bovingdon指出，中國目前仍在為此工程而努力奮鬥，至少在遙遠的西部，國家還遠未成功。

當被問到「中華民族」的含義時，一名烏魯木齊的高中教師回答說，「中華民族這個詞的意思是漢族；它跟我們沒什麼關係。」在一次祖爾東·薩比爾（Zordun Sabir）的民族主義小說討論之後，一名維吾爾記者對Bovingdon講，「維吾爾人和漢人是完全不同的……除了嘴上說說，我們永遠也沒有辦法混合成一個。我們也絕對不願意這樣做。這是不可能的。所以這些民族團結的講法都是胡扯。」

「民族自治」，還是「他治」？

在某種程度上，其他少數民族群體獲得了超出人口比例的政治和物質利益，變成了潛在的可以共同制約維吾爾人的北京盟友。

在全世界範圍內，國家想要完整的主權和同質化的國民，而不同的民族想要民族自決或是獨立，於是統一國家內部的區域自治常常是一種雙方都可以接受的妥協辦法。但Bovingdon認為，作為本應是一種妥協的解決方案，新疆自身的政治結構恰恰是造成其動盪局面的根本原因；這種政治安排為維吾爾人提供的並非自治，而是一種「他治」（heteronomy），即被他人統治。作者進一步分析稱，該治理系統不僅否認了維吾爾人根據自身利益做出政治決定的自由，同時也剝奪了他們公開表述、辯論，以及抗議的能力，由此惡化了新疆的衝突並加深了維吾爾人的不滿。

首先，作者認為新疆實施的是一種「內嵌式」的區域自治系統。儘管以「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為名，但維吾爾人事實上面對的是一棟裝滿了嵌套自治體的公寓——中國政府先是在新疆認定了包括漢族在內的13個「世居民族」，隨後將超過新疆50%的地方劃分給了維吾爾人之外的其他民族的自治鄉鎮、自治縣和自治州（例如昌吉回族自治州、伊犁哈薩克自治州等等），此後又進一步覆蓋了由漢人主導的生產建設兵團。讓維吾爾人忿忿不平的是，在絕大多數其他少數民族的自治州、縣，維吾爾人的人口比例都遠超名義自治的民族。例如，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幅員遼闊，佔全疆面積約四分之一，根據2010年的人口統計，該州的非漢族人口中蒙古族只佔8.35%，而維吾爾人超過了78%；即便是在副省級的伊犁哈薩克自治州，哈薩克族也只佔非漢族人口的33%，而維吾爾人約佔42%。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更是在中國絕無僅有的「省中之省」，不但其行政級別與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持平，還建立了完全獨立的行政和公檢法分支，並佔據了交通關口、主要能源產地、和靠近邊境的戰略重地。

Bovingdon稱，將新疆進一步劃分為一系列更小的自治體，這種手段堪稱天才。它坐實了新疆屬於13個不同民族（而不是簡單的維吾爾自治區）的觀念，同時通過領土的切割、分包，在事實上巧妙地制衡了維吾爾人在當地的政治和人口權重。

在某種程度上，其他少數民族群體獲得了超出人口比例的政治和物質利益，變成了潛在的可以共同制約維吾爾人的北京盟友。

其次，作者辛辣地指出，中國實施的民族區域自治，其目標「不是讓非漢民族成為家裏的主人，而是主要是想把他們留在家裏」，也就是說，真正的要務是鞏固中共的控制、粉碎任何支持獨立的運動，而相比之下，承認維吾爾人的自治權和影響力只是次要的事。黨的領導人將維吾爾人視作政治上不可信任的群體，在各個層級都將具有決定性的權威保留給了從中國內地崗位上引入的、可信任的漢族人。甚至到了1979年，所有的幹部崗位中非漢族只佔29% ，並且，每一個政府辦公室和工作單位的黨委書記，也就是那些對所有的決定有最終權威的人，通常是一個漢人。這一點也引發了維吾爾人的強烈不滿。當然，中共也非常聰明地利用了維吾爾人的內部分化，他們在毛澤東時期致力於讓維吾爾人相信，所有的群體性矛盾歸根結底都是階級問題，試圖用政治聯結削弱人們對於民族的忠誠。與此同時，通過對穆斯林神職人員的收編與邊緣化，官方一方面尋求削弱宗教信仰的影響，同時也希望把當地的宗教組織轉化為一種國家支持的、可以利用的制度。

再次，僅從法理而言，新疆「自治」的說法也難以自洽。在漢納姆和利利克（Hannum and Lillich）廣受引用的理論中，法理自治至少需要一個獨立的、不受制於中央否決權的地方立法機構，一個由地方選擇的行政長官，一個獨立的司法機構，不被中央總體自由裁量權所損害的地方決策，以及有約束力的、權力共享的安排。然而，北京保留了對新疆人民代表大會的否決權。中央選擇新疆的歷任行政長官。最高人民法院保留了對新疆法院的監督權。進一步的是，北京保留了對新疆事務廣泛的裁量權，資源開發、維持治安等權力都由中央決定，並沒有實質性的權力共享安排。民族區域自治法第十五條規定，各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政府都是國務院統一領導下的國家行政機關，「都服從國務院」。第十九條雖然承認自治區政府有權起草適合於當地的「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有權威去批准或否決這些條例。

總之，作者表示，在官方宣傳中，中國政府提供給維吾爾人「民族區域自治」，但實際上強加的是一種「他治」，這種權力結構和政策即使能夠讓表達不滿的聲音消失，也不可能使不滿情緒真正減少，並很有可能進一步引發該地區的衝突。

維吾爾人的不滿與反抗

1997年，不少維吾爾人認為英國不會和平放棄自己的殖民地，他們流傳一個謠言——很多維吾爾組織會利用即將到來的混亂，發動武裝叛亂。

《維吾爾人》的第三和第四章分別講述了維吾爾人極其普遍的日常反抗策略，以及相對罕見的針對政府的暴力行為，其中包含了大量鮮活的田野記錄和細緻的文獻梳理。通過這些論述，作者清晰地傳遞出了一種信息：儘管北京看似很容易就在新疆建立起不受挑戰的行政和軍事控制，但在它嘗試將全體維吾爾人轉化為心甘情願的、忠誠的中國公民時，它遭遇了持續的挫敗。

耶魯大學的政治學家詹姆斯·斯科特提出了「日常抗爭」（everyday resistance）的概念，來捕捉那些當公開和組織化的抗爭太過危險、太難安排時，個體在私下對抗權威的方式。大多數壓迫性的國家通常嚴厲禁止各種集體性行動，因此高壓社會系統常常呈現出一種表面的風平浪靜，但這並不意味着專制政權享有霸權——很多普通人在公開場合向權威低頭，但私下不被監視時，他們會對權威予以嘲弄。通過參與「日常抗爭」，人們能夠保存自己的尊嚴，更重要的是能夠在挑戰制度化的歧視或剝削的同時使自己與最嚴重的後果相隔絕。Bovingdon 借用並發展了斯科特的理論，他認為，維吾爾人的日常抵抗對於北京在新疆的政策影響微乎其微，但這些反抗的行為是有效的，它們極大地加強了維吾爾人的集體身份認同以及與「中華民族」保持距離的決心。此外他還指出，在新疆的政治環境下，只有藉助「日常抵抗」和「隱藏文本」才能真正評估維吾爾人的反抗情緒和決心。

中國官方試圖給維吾爾人灌輸一種觀念，即他們是多元文化的「中華民族」整體中的成員，生活在一個統一中國符合維吾爾人的最高利益，而新疆分離將傷害他們的利益。但作者發現，這些觀念卻並未深入或廣泛地根植於維吾爾社群， 維吾爾人和漢人並不共享感情或身份的強韌連結。漢人和維吾爾人都在言辭中習慣性地彼此區分。漢人在口頭上頻繁地將維吾爾人稱作「他們」，並不帶任何進一步的解釋，在文化上將他們叫做「民族」（似乎漢人並不是「民族」）。而維吾爾人也經常議論自己和漢人之間的差別。一名維吾爾警察坐在一個漢族的理髮店裏一邊觀察一邊大聲跟 Bovingdon 說，有些髮型不適合漢人，因為「異教徒們沒什麼鼻子」；他毫不猶豫地公開這麼說，因為他確信這些理髮的人完全不懂維語……有一天，一名維吾爾大學教師對他說，「我認為漢族是一個下等的種族。我知道這樣說不好，但我覺得他們整個種族就是一些很壞的人。」

同時，儘管中國的媒體一直在重複說絕大多數維吾爾人是忠誠於中國的愛國者，而「分裂分子」只是「一小撮」。但 Bovingdon 發現實際情況可能要複雜得多。一位媒體編輯在談話時主動跟他談起了1930年代的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幾分鐘以後，編輯提起了當中國「解體」時會發生什麼，他確信地表達，中國將步蘇聯後塵。當他知道 Bovingdon 是在新疆大學學習時，繼續說道，該校正是有獨立念想的老師和學生的策源地，也是1980年代最大規模抗議的中心 。

更為有趣的是作者關於1997年的一段記錄：隨着香港回歸的時間臨近，很多維吾爾人燃起了獨立的希望。回歸倒計時的鐘表在天安門廣場滴答作響，但維吾爾人中有一種廣為流傳的信念，即英國不會和平地放棄自己的殖民地，同時新疆充斥着謠言說，很多維吾爾組織準備利用即將到來的混亂，發動武裝叛亂。

「那個春天裏，我每天都去買麪包的地方，一名烘焙師很多次興高采烈地告訴我新疆很快就要獨立了；一名酒店裏的客人向我保證，獨立事業將得到神的幫助；一群出租車司機在馬路牙子上給我預測道，七月就要獨立了；一些警察聚在一起花了幾個小時哀歎為什麼是中國而不是蘇聯殖民新疆 …… 五月，一名廣播記者私下告訴我，『所有的維吾爾人人都想要獨立，』即使大部分人因為害怕而不敢承認 。 香港的和平回歸似乎讓很多人吃了一驚。7月1日，香港回歸後的那個早晨，我和一群學生坐在一起，此前一夜什麼都沒有發生，他們對此由衷地感到不快。」

中國政府對於美國在新疆問題上的任何發言都分外敏感，似乎也不無理由。Bovingdon 發現，現實的維吾爾人認為他們需要外界援助以改變新疆的現狀，他們也希望援助來自美國 。

「1997年1月的一次晚間聚會上，一名維吾爾知識分子聲稱，「每次克林頓批評中國的人權狀況，人權就會進步。美國真的是世界警察，維吾爾人對此很喜歡。」這種情緒很快被其他在場的年輕人予以肯定 。那年5月，在吐魯番附近，一名農村幹部對我說，「我們沒有自由。我們對克林頓和美國寄以厚望，」然後很快被他的同事用噓聲制止，這可是跟一個外國人在談論政治 。1999年8月，在宣判一些分裂分子後，一群維吾爾人在洛浦縣攻擊了公安局。據報導，當抗議者們攻擊公安局時，他們大喊，「我們要邀請美國和北約過來，我們要炸了新疆」。」

此外，Bovingdon 還記載了大量的流行歌曲、詩篇、笑話和文學作品中所傳遞出的「日常抵抗」。在1980-90年代，一些磁帶包含着隱藏的、模糊的對於新疆生活和政治的批評，它們卻能通過嚴密的審查，通過官方批准的媒體機構發行。此外，不管在南疆還是北疆，街邊大量的攤販使得歌曲、詩篇、笑話等大量傳播，這些作品有時是在私人家中錄製的，不受國家監控。作者指出，歌曲和其他表演能夠抵達範圍更為廣闊的社群，當人們聆聽並分享這些作品時，他們能夠想像這些作品在鄰里之間、在其他的城鎮同樣被聆聽，人們也同樣為之激動或大笑，這恰恰是安德森「想像的共同體」理論中對民族建構所描述的場景。

作者強調，很難說日常抵抗減緩了日益收緊的嚴苛法規，也沒什麼證據表明這些行為能夠改善維吾爾人個體的物質利益。但多種多樣的日常抵抗強化了一些觀念，並使它們保持傳播，比如「維吾爾人與漢人在根本上截然不同」；「維吾爾人不是中華民族的一部分，而是一個單獨的民族」；「他們將更適合另外一種政治秩序」，等等。他認為他的研究尚無法明確這些觀點在多大範圍內存在，以及它們的結果可能會是什麼；但很容易做出的預測是，即便中國政府能夠成功地在全疆用自己的消息覆蓋電視節目，能夠用干擾手段阻擋境外的消息，能夠逮捕作家、焚燒書籍、讓歌手們閉嘴、收繳各種磁帶，但維吾爾人的日常抵抗仍然得以持續。「知識分子和農民，音樂家和他們的粉絲，講笑話的人和廚師，所有這些人協作建造和傳播着關於新疆的過去、現在和將來的各種異端版本。他們在塑造和傳輸維吾爾民族主義的過程中扮演了積極的角色，並由此影響着政治在新疆的軌跡。」

在日常抵抗之外，Bovingdon 詳細整理並記錄了1949-2005年期間新疆發生的158起有記錄的反政府暴力事件或有組織示威，其中142起有清晰的民族衝突色彩。在該書發表之後，不斷有政治學家以此為基礎，修整和追加相關數據，例如賓西法尼亞州立大學的 Cao Xun 等人在2018年發表的文章中，作者們整理了1990-2005年的數據，發現了213起族群暴力衝突事件。但這些數字都低於中國官方發布的白皮書或是其他新疆「反恐」等問題的文件所提及的發生在新疆的「暴恐案件」，究其原因，本書作者認為官方為了突出「暴恐」的嚴重程度，甚至把「下毒、燒莊稼、搶劫」等治安或普通刑事案件也算作了恐襲事件。

Bovingdon 對這些暴力事件的論述有幾點尤其值得關注。其一，「分裂分子」並非宣傳當中描述的那種沒受過教育、沒有工作、盲目篤信宗教極端思想的盲流，很多類似成員是年輕且受過高等教育的。1998年5月下旬在烏魯木齊發生了一系列縱火事件，遭到逮捕的嫌疑人包括新疆大學和新疆醫學院等十所大專院校的三百多名學生，他們縱火的目的是將烏魯木齊變成一片「火海」，促使漢人逃亡。

其二，雖然很多事件的起因都非常偶然，例如鬥毆致死，但此後人群響應的速度、範圍和劇烈程度，都揭示出了當地社會長期壓抑的怒火。

其三，在1990年代末以前，中國官方對類似的暴力、抗議、騷亂事件的態度幾乎是嚴防死守，此後開始對事件進行描述和報導，但這些描述通常掩藏一些具體的信息，比如1985年烏魯木齊爆發數千人的學生示威，反對在維吾爾人中實施計劃生育政策、反對在新疆核試驗等原因，而後來官方的描述則只記錄了幼稚的學生被分裂分子煽動，高呼「漢人滾出新疆」，「新疆必須獨立」等口號。

最後，到了21世紀，尤其是「9-11」以後的輿論爭奪中，中國官方和海外流亡維吾爾人都有傾向去誇大和渲染衝突的頻率和嚴重性。中國官方希望誇大「暴恐」的嚴重程度來爭取國際社會支持、為強硬政策辯護，而流亡維吾爾人則希望以此彰顯新疆的民族矛盾，並獲取國際社會在人權問題上的更多同情。

在本書的尾聲部分，作者再次回應了國家主權與民族自決權的矛盾。民族自決的原則受到聯合國正式承認和國際社會廣泛認可，但同時也受到了廣泛的無視——幾乎沒有國家公開表示支持他國的族群追求民族自決，言辭上的支持都極為罕見，更別說軍事或實質的政治支持。因為理論上，享有自決權就意味着有權獨立，而不加限制地普遍踐行民族自決權會對國際體系產生不可接受的影響。諷刺的是，在毛澤東時代，《新疆日報》曾發表文章強烈支持過東帝汶、安哥拉和巴勒斯坦的獨立。在當下，受到民族自決威脅的國家往往會指責推動民族自決的行為是「外國陰謀」，而實際上，Bovingdon 指出，這些指責也並非空穴來風，比如印度干預孟加拉、美國干預西藏、巴基斯坦和印度插手克什米爾。這就讓對「民族自決」的支持顯得虛偽——如果自決原則威脅的是敵人，那麼國家就會支持，而如果威脅了盟友或本國的領土，那麼毫無疑問，國家就會堅決反對。

但另一方面，作者也不認為國際社會將毫無作為，因為國際組織展示出了越來越強的意願去保護人權。與支持民族自決的威脅相比，受到精心限制的保護人權的原則顯得沒那麼嚴重，從道德角度來看似乎無可指摘。當然，包括中國在內的很多國家會以主權被侵犯為由予以反對，但整體上Bovingdon 還是對此抱有樂觀態度。

批評與討論

作為當代美國第一部政治學家的新疆專著，該書對於後來學界的新疆研究影響深遠。但本書作為開創時期的研究成果，與此後不斷湧現的新疆研究著作相比，還存在不少缺憾。

首先，它呈現的是一種百科全書式的新疆當代政治史圖景。作為一本只有兩百多頁、篇幅相對簡短的著作，它卻試圖涵蓋從歷史淵源到民族建構，從政治制度到法律、法規、政策，從社會生態到詩歌、文學、流行文化，甚至逸聞趣事。似乎面面俱到，卻又因為平均發力而顯得泛泛而談，在整體的理論貢獻上略顯單薄。對於本書主題相當重要的問題，例如維吾爾人身份建構與「中華民族」認同建構的衝突，1930-40年代的兩次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的政治遺產，以及民國政府和中共入疆初期的現代國家建設，都輕輕觸碰即放過，未免讓人覺得淺嘗輒止，不夠深入。

其次，Bovingdon在全書中基本把維吾爾人視作一個整體，建立的是一種「維吾爾人 vs 國家」的二元對立模型。這種模型清晰明瞭，並在很大程度上有解釋力，但卻未免過於簡單化，遮蔽了維吾爾人群內部的複雜性和多元化。作者的田野採訪比較偏重於維吾爾知識分子人群，更多地集中於新疆大城市中的教師、學生、媒體人、律師、警察和基層官僚等，但對農民、宗教人士、女性等人群所接觸較少。實際上，Rudelson 在維吾爾人的身份認同研究中就發現，知識分子更認同「突厥人」、「維吾爾人」這樣的泛突厥民族主義身份，與中國內地、以及國際經貿往來較多的商人群體比較接受「中國人」身份，而大部分農民最看重的身份則是 Musulman，一種民族宗教的穆斯林身份認同。王柯的研究也強調了歷史中維吾爾民族主義知識分子和宗教人士在意識形態、政治利益上的衝突和博弈，以及由此帶來的新疆政治版圖動盪。即便在新疆生活的普通人，也能時刻感受到南北疆、城市與農村、不同地域，甚至「民考漢」等世俗化維吾爾人和較為宗教保守的維吾爾人之間的不同理念和複雜博弈，他們對中國的國家認同、與中國政府的關係都不盡相同。令人略感遺憾的是，Bovingdon 這本著作以「維吾爾人」為研究主體，卻未能解析其內部的政治訴求分歧和衝突，僅僅停留在了「國家壓迫-社會反抗」的單一對立關係中。當然，新疆的漢人視角在這本著作中也相對缺失，或是被作者簡單地等同於「國家」，作者也更沒有關照漢人內部的官方與社會、新老移民之間的利益差別，以及他們與維吾爾社會的不同關係。

再次，Bovingdon 對宗教問題涉獵較少，這一點也多少有點讓人驚訝。他最重要的判斷之一是，維吾爾人的不滿是民族主義的，而不是宗教式的。而中國官方反覆強調的對「宗教極端勢力」、「非法宗教活動」問題，也被他簡單劃作為民族矛盾的副產品，似乎那並不重要。他還特地提及中國內地對待伊斯蘭教要放鬆得多——「針對年輕學生的宗教學校持續繁榮，也在內地得到國家保護……幾乎沒有回族穆斯林挑戰世俗權威，他們被授予了多得多的宗教自由」——以此佐證自己的判斷，即新疆的衝突源自於民族問題，而非宗教。但實際上，後來很多學者的研究都深入討論了伊斯蘭教對於維吾爾身份認同的重要性。最新也有研究表明，回族與維吾爾族作為穆斯林都遭受中國就業市場歧視，這種歧視並非僅僅來自於民族身份，「穆斯林」的宗教身份本身就影響顯著。另一位學者 Thum 曾經指出，對於宗教問題，中國官方和維吾爾人在某種程度存在着理解錯位：維吾爾人並沒有把官方對宗教活動的壓制視作共產黨政權的無神論信條，而是將其視作中國人（漢人）對維吾爾人核心身份認同的攻擊；官方不承認維吾爾人的宗教實踐也是在強化身份認同、自我賦權、表達不滿情緒，而簡單地將之視作伊斯蘭極端主義。

當然，Bovingdon 並未完全沒有討論宗教問題。比如，他注意到中共特別強調消除宗教對黨員和學生的影響力。1989年，洛浦縣發現超過58%的黨員參加宗教活動，另外一個在墨玉縣的調查發現該比例達到了83%。更讓高層官員感到恐懼的是，甚至有黨支部、黨委會的成員和書記也在每天祈禱，有些書記甚至變成了伊瑪目；這種現象被描繪為在基層「失去黨和政治控制」，以及中國官方對宗教干涉的「徒勞無功」。儘管官方要求黨員幹部不能「腳踩兩條船」，但有人卻公然「把腳從黨的那條船上拿開了」——1999年，喀什城外的一個村莊，28名黨員在超過一千名民眾面前走上台，宣布退出共產黨，然後被當地宗教權威皈依為穆斯林。

但作者似乎並未關注到，1990年代以來，緣自沙特的伊斯蘭保守教派瓦哈比（新教）通過巴基斯坦等地進入南疆，其廣泛傳播帶來了巨大社會影響。與相對世俗化的伊斯蘭蘇菲派（老教）相比，新教提倡一種更虔誠、更保守的生活方式，南疆當地大量穆斯林民眾開始蓄鬚、蒙面、禁酒。一方面，這些行為被世俗政權的視作爭奪社會主導權的嚴峻挑戰，並由此出台了一系列嚴苛和荒誕的政策舉措，例如喝啤酒大賽、強制剃鬚、現金獎勵跨民族通婚等；另一方面，瓦哈比教派的傳播也為維吾爾人的一系列反抗行動提供了重要的動員能力，並引發了一系列複雜的連鎖反應。遺憾的是，作者似乎執着於「民族，而非宗教」的理解框架，始終未能將宗教實踐與維吾爾人的自我賦權、強化認同聯繫起來，並深入探討它與新疆衝突的聯繫。

如果用更嚴苛的標準來看，本書還有其他問題。例如作者對維吾爾社會分析的視角相對單一，缺乏比照。作者既沒有嘗試聯繫其他國家有分離傾向的、或是存在相似族群衝突的人群，也沒有試圖比較中國國內的其他少數族裔。作為讀者，在閲讀過程中很自然的問題是，如果民族區域自治政策和新疆的政治結構是維吾爾人不滿和新疆衝突的根源，為何中國的其他民族自治區並沒有發生相似烈度的衝突？是因為中國在新疆與其他民族自治地區做出了顯著不同的政治架設嗎？與其他國家的情況相比，這種「他治」的權力安排與威權政府本身的關係有多大？民主政治中，少數族裔的不滿會更容易得到解決嗎？遺憾的是，這些問題在書中幾乎都沒有得到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