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读书：《维吾尔人》——“民族团结”之下的愤懑与反抗

【编者按】12月3日，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了加强版的《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该立法宣称目的为“谴责对新疆的突厥穆斯林的大规模人权侵犯，呼吁终止滥捕，酷刑和对中国内外这些群体的骚扰”。随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谴责该法案“蓄意诋毁中国新疆的人权状况，大肆抹黑中国去极端化和打击恐怖主义的努力，恶意攻击中国政府治疆政策，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干涉中国内政。”，表示“强烈愤慨、坚决反对”。随后不久的12月9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雪克来提·扎克尔在国务院新闻办的记者会上抨击该法案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并表示参加“三学一去”的教培学员“已全部结业”。几乎同一时间，官方的中国环球电视网（CGTN）放出关于新疆反恐的英文纪录片，为官方的政策辩护。而就在此前的11月中旬，多家西方媒体根据得到的爆料公布了一批据称为内部文件的资料，揭示了新疆“在教育营”的不少细节。随后不久，土耳其裔德国球星奥斯尔（Özil）在推特上贴出蓝底星月旗，发布一条土耳其文的诗，指责穆斯林世界不关注维吾尔人，呼吁“帮助我们东突厥斯坦的兄弟姐妹”，随后引发中国内地不少网民声讨和更多的争论。

2009年之后，新疆从未像如今这样引发激烈的争论与注目。在“七五”事件十周年时，《端传媒》曾刊出文章，讨论“开明”与“强硬”两条“治疆路线”之间的脉络，分析从“多元帝国”到“民族国家”的路线如何带来了“再教育营”的政策。在此之后，新疆问题的国家讨论继续升温，它牵扯到哪些国际议题？如何理解“维吾尔问题”和“中国穆斯林问题”之间的差异？“再教育营”又凸显了当今中国的什么深层问题？《端传媒》将刊出系列文章，从以期帮助读者进一步深入相关话题。本文是自由撰稿人普村对美国政治学家 Gardner Bovingdon 的著作《维吾尔人：自己土地上的陌生人》的书介，梳理了2000年前后，在“民族团结”背后的维吾尔民族主义涌动。另有两篇，分别讨论“再教育营”中的国际政治，与“维吾尔问题”和“穆斯林身份”之间复杂又一直被错误解读的关系。

《维吾尔人：自己土地上的陌生人》

作者: Gardner Bovingdon

出版社: 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10

近年来，“维吾尔人”和“新疆”不断以一种令人不安的、充满张力的方式进入全球视野。

尤其是2016年底至今，新疆的“教培中心”等政策引发了潮水般一轮又一轮的巨大争议。以美国众议院通过《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Uyghur Human Rights Policy Act of 2019）为标志，在中美政治博弈中，新疆所受的关注度已经远超西藏，成为了与香港同样重要的棘手议题。

如果按照中国官方所言，新疆近年来的一系列举措是对该地区长期面临的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危急局面的回应，那么官方此前苦心营造和宣传的繁荣、和谐、安定、团结的新疆形象背后，恐怕长期隐藏着深刻的社会矛盾与治理困境。为何新疆长久以来冲突频发？维吾尔人为何不满，为何不断反抗将他们纳入“中华民族”的努力，甚至不惜使用暴力来挑战中国政府？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政治学家 Gardner Bovingdon 于2010年出版了《维吾尔人：自己土地上的陌生人》一书，试图详细回应上述问题。该书的主要素材源于作者写作博士论文期间的1994年至1997年在新疆做的田野调查，以及2002到2005年期间两次短期的实地研究考察。此前在美国学术界，大部分新疆专著都是由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和文化学者完成，这是第一本政治学家的新疆专著，集中研究了政策、冲突、权力分配等经典的政治学议题，比较系统剖析了中国在新疆的民族政策，梳理了较为详实的共和国时期暴力冲突的数据，还把“日常抵抗”的理论引入对族群关系的理解。更为难得的是，这本书记录了1990年代后期新疆政治的丰富和鲜活细节，留下了极富洞见的观察与论述，这篇文章是对这本书内容的综述、摘要介绍与批评。

塑造中华民族——远未成功的任务

中国官方和维吾尔民族主义者都有一些主张在历史证据面前显著失败。

作为一名外来观察者，Bovingdon 很快意识到，一种关于“中华民族”成员的深刻分歧潜藏在新疆社会生活的表面之下。他在书中大量记录了自己在田野中发现的维吾尔人对中国和中华民族的拒斥心理。有些人甚至说汉人和维吾尔人根本就是不同的物种。一个维吾尔老人在一辆拥挤的中巴车上告诉作者，新疆最根本的问题在于“羊和猪被强迫生活在同一个围栏里”（羊代表维吾尔人，猪代表汉人），引发了车里其他的维吾尔人一阵哄笑。而在另一起公交车上的争吵中，一名汉族人试图劝架的时候对两名争吵的中的维汉乘客说，“大家都是中国人嘛，是不是？”但那名维族人立即恶狠狠地冲他喊：“你们汉族人是汉族人，我们维吾尔人是新疆人！我们不是一家人！”

面对这样与官方宣传大相径庭的现实，很自然的思路是去回溯历史，了解更为宽广的背景知识，以及当地民族关系的演进路径。但作者发现，中国官方和维吾尔民族主义者都在将历史作为服务于政治目标的工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的每一种关于新疆的文本，都会以一种强制性的声明作为开端，即“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甚至有些文本声称这种关系可以追溯至五千年以前。维吾尔人被定义为在历史上一直就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这种修辞被一个强大的专制国家所运用，所以即便是历史学家或者有怀疑精神的大学生心存异议，对此声明的挑战都不会被容忍。毫无疑问，中国官方否认维吾尔人在历史上曾建立独立国家的讲法，否认维吾尔人与这片土地有独立联系的主张，从而试图削弱他们在未来谋求独立的可能。

而在维吾尔民族主义者书写的历史中，维吾尔人已经在今天新疆的土地上生活了六千年之久，而且他们曾经在这片土地或是临近的地方建立起很多强大的、独立的国家。Bovingdon认为，这些构建的些历史与中国官方所讲的历史同样，是“创造”的，也几乎同样不可信。维吾尔民族主义者们心目中的听众是维吾尔人社区和国际社会——对于国际社会，他们想要让人们相信维吾尔人是一个历史性的民族，并加强民族自决的论据；对于维吾尔人，宣扬他们拥有让人自豪的、强大的过往，是为了修复自己民族的集体信念，为他们抵抗中国统治带来新的活力，甚至重新点燃一个独立国家的梦想。即便那些已经被出版的历史著作在公共广场被焚烧，相关作品和作者被严厉批判，维吾尔大众对这些核心历史主张还是欣然接受，并积极解读和传播。

Bovingdon 对两方的观点都进行了有力批判，他认为如果站在非民族主义者的视角，该地区和维吾尔人群的复杂特质会使中国官方和维吾尔民族主义者都会感到尴尬，因为双方都有一些主张在历史证据面前显著失败。

一方面，中原王朝与新疆发生关系比维吾尔民族主义者们愿意承认的时间早得多——通过最早于公元前120年的屯田，以及最早建于公元前60年的西域都护府，汉朝对新疆的一大部分实施了军事和政治控制超过了一百年之久，而唐朝也控制了新疆大部分地区近一百年。此后没有中原王朝对新疆进行过统治，直到清朝在1759年前后征服新疆。但即便如此，也很难因此否认中国官方对新疆的领土主张，作者指出，这种征服和占领比俄罗斯吞并大量中亚土地要早得多。

但另一方面，汉唐时期的中央王朝和今天的民族国家“中国”很难等同。并且，作者认为，清王朝和民国政府对新疆的控制都有显著的殖民色彩。

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对国际社会而言，去殖民化与国家内部的群体谋求分裂是不同的，前者被认为可以接受，后者却不是。从作者引用的材料中人们可以看到，对于汉地而言，新疆并没有一直被认为“不可分割”——清末以来，出于统治成本、民族建设等原因，是否应该放弃新疆（以及西藏等其他边疆领土）的争论延绵不绝，甚至直到1940年代，国民政府高层多次在公开发言中使用英属印度、美国殖民地菲律宾来比附新疆。1947年，张治中在新疆发表演讲，确认全球“去殖民化浪潮”的出现，并承认新疆有一天也许也会独立（但他依然担忧新疆会落入苏联的控制）。同一年，国民政府外交部参事吴其玉在一篇文章中称，统治新疆耗费大量的军事和财政资源，即“疲敝中国以事四夷”，但中国不应放弃新疆，其原因是印度和菲律宾“已经经历了不列颠和美国多年的训练，显然对独立而言已经合格”；与之相对，“我们”新疆的不同民族“还远未合格”。

当然，在1949之后，随着解放军挺进新疆，关于是否“去殖民化”的争议烟消云散。尽管中国官方宣称，共产党人在清王朝所征服的异质性的人群与土地的基础上，锻造了一个强大而统一的民族国家，并完成了塑造“中华民族”的任务，但Bovingdon指出，中国目前仍在为此工程而努力奋斗，至少在遥远的西部，国家还远未成功。

当被问到“中华民族”的含义时，一名乌鲁木齐的高中教师回答说，“中华民族这个词的意思是汉族；它跟我们没什么关系。”在一次祖尔东·萨比尔（Zordun Sabir）的民族主义小说讨论之后，一名维吾尔记者对Bovingdon讲，“维吾尔人和汉人是完全不同的……除了嘴上说说，我们永远也没有办法混合成一个。我们也绝对不愿意这样做。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些民族团结的讲法都是胡扯。”

“民族自治”，还是“他治”？

在某种程度上，其他少数民族群体获得了超出人口比例的政治和物质利益，变成了潜在的可以共同制约维吾尔人的北京盟友。

在全世界范围内，国家想要完整的主权和同质化的国民，而不同的民族想要民族自决或是独立，于是统一国家内部的区域自治常常是一种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妥协办法。但Bovingdon认为，作为本应是一种妥协的解决方案，新疆自身的政治结构恰恰是造成其动荡局面的根本原因；这种政治安排为维吾尔人提供的并非自治，而是一种“他治”（heteronomy），即被他人统治。作者进一步分析称，该治理系统不仅否认了维吾尔人根据自身利益做出政治决定的自由，同时也剥夺了他们公开表述、辩论，以及抗议的能力，由此恶化了新疆的冲突并加深了维吾尔人的不满。

首先，作者认为新疆实施的是一种“内嵌式”的区域自治系统。尽管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为名，但维吾尔人事实上面对的是一栋装满了嵌套自治体的公寓——中国政府先是在新疆认定了包括汉族在内的13个“世居民族”，随后将超过新疆50%的地方划分给了维吾尔人之外的其他民族的自治乡镇、自治县和自治州（例如昌吉回族自治州、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等等），此后又进一步覆盖了由汉人主导的生产建设兵团。让维吾尔人忿忿不平的是，在绝大多数其他少数民族的自治州、县，维吾尔人的人口比例都远超名义自治的民族。例如，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幅员辽阔，占全疆面积约四分之一，根据2010年的人口统计，该州的非汉族人口中蒙古族只占8.35%，而维吾尔人超过了78%；即便是在副省级的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哈萨克族也只占非汉族人口的33%，而维吾尔人约占42%。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更是在中国绝无仅有的“省中之省”，不但其行政级别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持平，还建立了完全独立的行政和公检法分支，并占据了交通关口、主要能源产地、和靠近边境的战略重地。

Bovingdon称，将新疆进一步划分为一系列更小的自治体，这种手段堪称天才。它坐实了新疆属于13个不同民族（而不是简单的维吾尔自治区）的观念，同时通过领土的切割、分包，在事实上巧妙地制衡了维吾尔人在当地的政治和人口权重。

在某种程度上，其他少数民族群体获得了超出人口比例的政治和物质利益，变成了潜在的可以共同制约维吾尔人的北京盟友。

其次，作者辛辣地指出，中国实施的民族区域自治，其目标“不是让非汉民族成为家里的主人，而是主要是想把他们留在家里”，也就是说，真正的要务是巩固中共的控制、粉碎任何支持独立的运动，而相比之下，承认维吾尔人的自治权和影响力只是次要的事。党的领导人将维吾尔人视作政治上不可信任的群体，在各个层级都将具有决定性的权威保留给了从中国内地岗位上引入的、可信任的汉族人。甚至到了1979年，所有的干部岗位中非汉族只占29% ，并且，每一个政府办公室和工作单位的党委书记，也就是那些对所有的决定有最终权威的人，通常是一个汉人。这一点也引发了维吾尔人的强烈不满。当然，中共也非常聪明地利用了维吾尔人的内部分化，他们在毛泽东时期致力于让维吾尔人相信，所有的群体性矛盾归根结底都是阶级问题，试图用政治联结削弱人们对于民族的忠诚。与此同时，通过对穆斯林神职人员的收编与边缘化，官方一方面寻求削弱宗教信仰的影响，同时也希望把当地的宗教组织转化为一种国家支持的、可以利用的制度。

再次，仅从法理而言，新疆“自治”的说法也难以自洽。在汉纳姆和利利克（Hannum and Lillich）广受引用的理论中，法理自治至少需要一个独立的、不受制于中央否决权的地方立法机构，一个由地方选择的行政长官，一个独立的司法机构，不被中央总体自由裁量权所损害的地方决策，以及有约束力的、权力共享的安排。然而，北京保留了对新疆人民代表大会的否决权。中央选择新疆的历任行政长官。最高人民法院保留了对新疆法院的监督权。进一步的是，北京保留了对新疆事务广泛的裁量权，资源开发、维持治安等权力都由中央决定，并没有实质性的权力共享安排。民族区域自治法第十五条规定，各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政府都是国务院统一领导下的国家行政机关，“都服从国务院”。第十九条虽然承认自治区政府有权起草适合于当地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威去批准或否决这些条例。

总之，作者表示，在官方宣传中，中国政府提供给维吾尔人“民族区域自治”，但实际上强加的是一种“他治”，这种权力结构和政策即使能够让表达不满的声音消失，也不可能使不满情绪真正减少，并很有可能进一步引发该地区的冲突。

维吾尔人的不满与反抗

1997年，不少维吾尔人认为英国不会和平放弃自己的殖民地，他们流传一个谣言——很多维吾尔组织会利用即将到来的混乱，发动武装叛乱。

《维吾尔人》的第三和第四章分别讲述了维吾尔人极其普遍的日常反抗策略，以及相对罕见的针对政府的暴力行为，其中包含了大量鲜活的田野记录和细致的文献梳理。通过这些论述，作者清晰地传递出了一种信息：尽管北京看似很容易就在新疆建立起不受挑战的行政和军事控制，但在它尝试将全体维吾尔人转化为心甘情愿的、忠诚的中国公民时，它遭遇了持续的挫败。

耶鲁大学的政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提出了“日常抗争”（everyday resistance）的概念，来捕捉那些当公开和组织化的抗争太过危险、太难安排时，个体在私下对抗权威的方式。大多数压迫性的国家通常严厉禁止各种集体性行动，因此高压社会系统常常呈现出一种表面的风平浪静，但这并不意味着专制政权享有霸权——很多普通人在公开场合向权威低头，但私下不被监视时，他们会对权威予以嘲弄。通过参与“日常抗争”，人们能够保存自己的尊严，更重要的是能够在挑战制度化的歧视或剥削的同时使自己与最严重的后果相隔绝。Bovingdon 借用并发展了斯科特的理论，他认为，维吾尔人的日常抵抗对于北京在新疆的政策影响微乎其微，但这些反抗的行为是有效的，它们极大地加强了维吾尔人的集体身份认同以及与“中华民族”保持距离的决心。此外他还指出，在新疆的政治环境下，只有借助“日常抵抗”和“隐藏文本”才能真正评估维吾尔人的反抗情绪和决心。

中国官方试图给维吾尔人灌输一种观念，即他们是多元文化的“中华民族”整体中的成员，生活在一个统一中国符合维吾尔人的最高利益，而新疆分离将伤害他们的利益。但作者发现，这些观念却并未深入或广泛地根植于维吾尔社群， 维吾尔人和汉人并不共享感情或身份的强韧连结。汉人和维吾尔人都在言辞中习惯性地彼此区分。汉人在口头上频繁地将维吾尔人称作“他们”，并不带任何进一步的解释，在文化上将他们叫做“民族”（似乎汉人并不是“民族”）。而维吾尔人也经常议论自己和汉人之间的差别。一名维吾尔警察坐在一个汉族的理发店里一边观察一边大声跟 Bovingdon 说，有些发型不适合汉人，因为“异教徒们没什么鼻子”；他毫不犹豫地公开这么说，因为他确信这些理发的人完全不懂维语……有一天，一名维吾尔大学教师对他说，“我认为汉族是一个下等的种族。我知道这样说不好，但我觉得他们整个种族就是一些很坏的人。”

同时，尽管中国的媒体一直在重复说绝大多数维吾尔人是忠诚于中国的爱国者，而“分裂分子”只是“一小撮”。但 Bovingdon 发现实际情况可能要复杂得多。一位媒体编辑在谈话时主动跟他谈起了1930年代的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几分钟以后，编辑提起了当中国“解体”时会发生什么，他确信地表达，中国将步苏联后尘。当他知道 Bovingdon 是在新疆大学学习时，继续说道，该校正是有独立念想的老师和学生的策源地，也是1980年代最大规模抗议的中心 。

更为有趣的是作者关于1997年的一段记录：随着香港回归的时间临近，很多维吾尔人燃起了独立的希望。回归倒计时的钟表在天安门广场滴答作响，但维吾尔人中有一种广为流传的信念，即英国不会和平地放弃自己的殖民地，同时新疆充斥着谣言说，很多维吾尔组织准备利用即将到来的混乱，发动武装叛乱。

“那个春天里，我每天都去买面包的地方，一名烘焙师很多次兴高采烈地告诉我新疆很快就要独立了；一名酒店里的客人向我保证，独立事业将得到神的帮助；一群出租车司机在马路牙子上给我预测道，七月就要独立了；一些警察聚在一起花了几个小时哀叹为什么是中国而不是苏联殖民新疆 …… 五月，一名广播记者私下告诉我，‘所有的维吾尔人人都想要独立，’即使大部分人因为害怕而不敢承认 。 香港的和平回归似乎让很多人吃了一惊。7月1日，香港回归后的那个早晨，我和一群学生坐在一起，此前一夜什么都没有发生，他们对此由衷地感到不快。”

中国政府对于美国在新疆问题上的任何发言都分外敏感，似乎也不无理由。Bovingdon 发现，现实的维吾尔人认为他们需要外界援助以改变新疆的现状，他们也希望援助来自美国 。

“1997年1月的一次晚间聚会上，一名维吾尔知识分子声称，“每次克林顿批评中国的人权状况，人权就会进步。美国真的是世界警察，维吾尔人对此很喜欢。”这种情绪很快被其他在场的年轻人予以肯定 。那年5月，在吐鲁番附近，一名农村干部对我说，“我们没有自由。我们对克林顿和美国寄以厚望，”然后很快被他的同事用嘘声制止，这可是跟一个外国人在谈论政治 。1999年8月，在宣判一些分裂分子后，一群维吾尔人在洛浦县攻击了公安局。据报导，当抗议者们攻击公安局时，他们大喊，“我们要邀请美国和北约过来，我们要炸了新疆”。”

此外，Bovingdon 还记载了大量的流行歌曲、诗篇、笑话和文学作品中所传递出的“日常抵抗”。在1980-90年代，一些磁带包含着隐藏的、模糊的对于新疆生活和政治的批评，它们却能通过严密的审查，通过官方批准的媒体机构发行。此外，不管在南疆还是北疆，街边大量的摊贩使得歌曲、诗篇、笑话等大量传播，这些作品有时是在私人家中录制的，不受国家监控。作者指出，歌曲和其他表演能够抵达范围更为广阔的社群，当人们聆听并分享这些作品时，他们能够想像这些作品在邻里之间、在其他的城镇同样被聆听，人们也同样为之激动或大笑，这恰恰是安德森“想像的共同体”理论中对民族建构所描述的场景。

作者强调，很难说日常抵抗减缓了日益收紧的严苛法规，也没什么证据表明这些行为能够改善维吾尔人个体的物质利益。但多种多样的日常抵抗强化了一些观念，并使它们保持传播，比如“维吾尔人与汉人在根本上截然不同”；“维吾尔人不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是一个单独的民族”；“他们将更适合另外一种政治秩序”，等等。他认为他的研究尚无法明确这些观点在多大范围内存在，以及它们的结果可能会是什么；但很容易做出的预测是，即便中国政府能够成功地在全疆用自己的消息覆盖电视节目，能够用干扰手段阻挡境外的消息，能够逮捕作家、焚烧书籍、让歌手们闭嘴、收缴各种磁带，但维吾尔人的日常抵抗仍然得以持续。“知识分子和农民，音乐家和他们的粉丝，讲笑话的人和厨师，所有这些人协作建造和传播着关于新疆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各种异端版本。他们在塑造和传输维吾尔民族主义的过程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并由此影响着政治在新疆的轨迹。”

在日常抵抗之外，Bovingdon 详细整理并记录了1949-2005年期间新疆发生的158起有记录的反政府暴力事件或有组织示威，其中142起有清晰的民族冲突色彩。在该书发表之后，不断有政治学家以此为基础，修整和追加相关数据，例如宾西法尼亚州立大学的 Cao Xun 等人在2018年发表的文章中，作者们整理了1990-2005年的数据，发现了213起族群暴力冲突事件。但这些数字都低于中国官方发布的白皮书或是其他新疆“反恐”等问题的文件所提及的发生在新疆的“暴恐案件”，究其原因，本书作者认为官方为了突出“暴恐”的严重程度，甚至把“下毒、烧庄稼、抢劫”等治安或普通刑事案件也算作了恐袭事件。

Bovingdon 对这些暴力事件的论述有几点尤其值得关注。其一，“分裂分子”并非宣传当中描述的那种没受过教育、没有工作、盲目笃信宗教极端思想的盲流，很多类似成员是年轻且受过高等教育的。1998年5月下旬在乌鲁木齐发生了一系列纵火事件，遭到逮捕的嫌疑人包括新疆大学和新疆医学院等十所大专院校的三百多名学生，他们纵火的目的是将乌鲁木齐变成一片“火海”，促使汉人逃亡。

其二，虽然很多事件的起因都非常偶然，例如斗殴致死，但此后人群响应的速度、范围和剧烈程度，都揭示出了当地社会长期压抑的怒火。

其三，在1990年代末以前，中国官方对类似的暴力、抗议、骚乱事件的态度几乎是严防死守，此后开始对事件进行描述和报导，但这些描述通常掩藏一些具体的信息，比如1985年乌鲁木齐爆发数千人的学生示威，反对在维吾尔人中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反对在新疆核试验等原因，而后来官方的描述则只记录了幼稚的学生被分裂分子煽动，高呼“汉人滚出新疆”，“新疆必须独立”等口号。

最后，到了21世纪，尤其是“9-11”以后的舆论争夺中，中国官方和海外流亡维吾尔人都有倾向去夸大和渲染冲突的频率和严重性。中国官方希望夸大“暴恐”的严重程度来争取国际社会支持、为强硬政策辩护，而流亡维吾尔人则希望以此彰显新疆的民族矛盾，并获取国际社会在人权问题上的更多同情。

在本书的尾声部分，作者再次回应了国家主权与民族自决权的矛盾。民族自决的原则受到联合国正式承认和国际社会广泛认可，但同时也受到了广泛的无视——几乎没有国家公开表示支持他国的族群追求民族自决，言辞上的支持都极为罕见，更别说军事或实质的政治支持。因为理论上，享有自决权就意味着有权独立，而不加限制地普遍践行民族自决权会对国际体系产生不可接受的影响。讽刺的是，在毛泽东时代，《新疆日报》曾发表文章强烈支持过东帝汶、安哥拉和巴勒斯坦的独立。在当下，受到民族自决威胁的国家往往会指责推动民族自决的行为是“外国阴谋”，而实际上，Bovingdon 指出，这些指责也并非空穴来风，比如印度干预孟加拉、美国干预西藏、巴基斯坦和印度插手克什米尔。这就让对“民族自决”的支持显得虚伪——如果自决原则威胁的是敌人，那么国家就会支持，而如果威胁了盟友或本国的领土，那么毫无疑问，国家就会坚决反对。

但另一方面，作者也不认为国际社会将毫无作为，因为国际组织展示出了越来越强的意愿去保护人权。与支持民族自决的威胁相比，受到精心限制的保护人权的原则显得没那么严重，从道德角度来看似乎无可指摘。当然，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会以主权被侵犯为由予以反对，但整体上Bovingdon 还是对此抱有乐观态度。

批评与讨论

作为当代美国第一部政治学家的新疆专著，该书对于后来学界的新疆研究影响深远。但本书作为开创时期的研究成果，与此后不断涌现的新疆研究著作相比，还存在不少缺憾。

首先，它呈现的是一种百科全书式的新疆当代政治史图景。作为一本只有两百多页、篇幅相对简短的著作，它却试图涵盖从历史渊源到民族建构，从政治制度到法律、法规、政策，从社会生态到诗歌、文学、流行文化，甚至逸闻趣事。似乎面面俱到，却又因为平均发力而显得泛泛而谈，在整体的理论贡献上略显单薄。对于本书主题相当重要的问题，例如维吾尔人身份建构与“中华民族”认同建构的冲突，1930-40年代的两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政治遗产，以及民国政府和中共入疆初期的现代国家建设，都轻轻触碰即放过，未免让人觉得浅尝辄止，不够深入。

其次，Bovingdon在全书中基本把维吾尔人视作一个整体，建立的是一种“维吾尔人 vs 国家”的二元对立模型。这种模型清晰明了，并在很大程度上有解释力，但却未免过于简单化，遮蔽了维吾尔人群内部的复杂性和多元化。作者的田野采访比较偏重于维吾尔知识分子人群，更多地集中于新疆大城市中的教师、学生、媒体人、律师、警察和基层官僚等，但对农民、宗教人士、女性等人群所接触较少。实际上，Rudelson 在维吾尔人的身份认同研究中就发现，知识分子更认同“突厥人”、“维吾尔人”这样的泛突厥民族主义身份，与中国内地、以及国际经贸往来较多的商人群体比较接受“中国人”身份，而大部分农民最看重的身份则是 Musulman，一种民族宗教的穆斯林身份认同。王柯的研究也强调了历史中维吾尔民族主义知识分子和宗教人士在意识形态、政治利益上的冲突和博弈，以及由此带来的新疆政治版图动荡。即便在新疆生活的普通人，也能时刻感受到南北疆、城市与农村、不同地域，甚至“民考汉”等世俗化维吾尔人和较为宗教保守的维吾尔人之间的不同理念和复杂博弈，他们对中国的国家认同、与中国政府的关系都不尽相同。令人略感遗憾的是，Bovingdon 这本著作以“维吾尔人”为研究主体，却未能解析其内部的政治诉求分歧和冲突，仅仅停留在了“国家压迫-社会反抗”的单一对立关系中。当然，新疆的汉人视角在这本著作中也相对缺失，或是被作者简单地等同于“国家”，作者也更没有关照汉人内部的官方与社会、新老移民之间的利益差别，以及他们与维吾尔社会的不同关系。

再次，Bovingdon 对宗教问题涉猎较少，这一点也多少有点让人惊讶。他最重要的判断之一是，维吾尔人的不满是民族主义的，而不是宗教式的。而中国官方反复强调的对“宗教极端势力”、“非法宗教活动”问题，也被他简单划作为民族矛盾的副产品，似乎那并不重要。他还特地提及中国内地对待伊斯兰教要放松得多——“针对年轻学生的宗教学校持续繁荣，也在内地得到国家保护……几乎没有回族穆斯林挑战世俗权威，他们被授予了多得多的宗教自由”——以此佐证自己的判断，即新疆的冲突源自于民族问题，而非宗教。但实际上，后来很多学者的研究都深入讨论了伊斯兰教对于维吾尔身份认同的重要性。最新也有研究表明，回族与维吾尔族作为穆斯林都遭受中国就业市场歧视，这种歧视并非仅仅来自于民族身份，“穆斯林”的宗教身份本身就影响显著。另一位学者 Thum 曾经指出，对于宗教问题，中国官方和维吾尔人在某种程度存在着理解错位：维吾尔人并没有把官方对宗教活动的压制视作共产党政权的无神论信条，而是将其视作中国人（汉人）对维吾尔人核心身份认同的攻击；官方不承认维吾尔人的宗教实践也是在强化身份认同、自我赋权、表达不满情绪，而简单地将之视作伊斯兰极端主义。

当然，Bovingdon 并未完全没有讨论宗教问题。比如，他注意到中共特别强调消除宗教对党员和学生的影响力。1989年，洛浦县发现超过58%的党员参加宗教活动，另外一个在墨玉县的调查发现该比例达到了83%。更让高层官员感到恐惧的是，甚至有党支部、党委会的成员和书记也在每天祈祷，有些书记甚至变成了伊玛目；这种现象被描绘为在基层“失去党和政治控制”，以及中国官方对宗教干涉的“徒劳无功”。尽管官方要求党员干部不能“脚踩两条船”，但有人却公然“把脚从党的那条船上拿开了”——1999年，喀什城外的一个村庄，28名党员在超过一千名民众面前走上台，宣布退出共产党，然后被当地宗教权威皈依为穆斯林。

但作者似乎并未关注到，1990年代以来，缘自沙特的伊斯兰保守教派瓦哈比（新教）通过巴基斯坦等地进入南疆，其广泛传播带来了巨大社会影响。与相对世俗化的伊斯兰苏菲派（老教）相比，新教提倡一种更虔诚、更保守的生活方式，南疆当地大量穆斯林民众开始蓄须、蒙面、禁酒。一方面，这些行为被世俗政权的视作争夺社会主导权的严峻挑战，并由此出台了一系列严苛和荒诞的政策举措，例如喝啤酒大赛、强制剃须、现金奖励跨民族通婚等；另一方面，瓦哈比教派的传播也为维吾尔人的一系列反抗行动提供了重要的动员能力，并引发了一系列复杂的连锁反应。遗憾的是，作者似乎执着于“民族，而非宗教”的理解框架，始终未能将宗教实践与维吾尔人的自我赋权、强化认同联系起来，并深入探讨它与新疆冲突的联系。

如果用更严苛的标准来看，本书还有其他问题。例如作者对维吾尔社会分析的视角相对单一，缺乏比照。作者既没有尝试联系其他国家有分离倾向的、或是存在相似族群冲突的人群，也没有试图比较中国国内的其他少数族裔。作为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很自然的问题是，如果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和新疆的政治结构是维吾尔人不满和新疆冲突的根源，为何中国的其他民族自治区并没有发生相似烈度的冲突？是因为中国在新疆与其他民族自治地区做出了显著不同的政治架设吗？与其他国家的情况相比，这种“他治”的权力安排与威权政府本身的关系有多大？民主政治中，少数族裔的不满会更容易得到解决吗？遗憾的是，这些问题在书中几乎都没有得到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