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做世界工廠，「中國製造」將走向何方？

編者按：10月，中國公布2019年第三季度GDP增長6%，創下近30年來的最低增速。上至政權合法性、下至普通百姓的餐桌，都蒙上了一層寒意。如何觀察中國經濟的困境和未來？端傳媒諮詢多方意見，推出「數說中國經濟」系列報導，專題選取了地方債、貿易戰、製造業、消費等重要切口，通過大量數據和圖表，展示中國經濟的真實温度。這是專題的第四篇，關注中國製造業升級的困境。

第一篇聚焦了中國經濟的核心問題之一——地方債，第二篇梳理了中美貿易戰的全程及其造成的影響。第三篇考察「中國經濟制度改革的成功樣本」——深圳，剖析其經濟增長失速的原因。「數說中國經濟」專題完結後，還會推出「數說台灣經濟」，敬請期待。

「低端產品再不能繼續維持了，高端要發展還遇到困難」

11月，趙正義最終敲定在泰國開廠的計劃。他是中國一家上市電子製造公司的部門主管，公司主要生產智能家電、醫療器械電源等產品，美國是其主要的海外客戶，但貿易戰增加的25%關税吞掉了幾乎所有對美出口產品的利潤，轉移生產地成為解決方案。

事實上，即便沒有貿易戰，趙正義也在籌劃海外工廠——空調市場在國內基本飽和，近幾年，尋求中國之外的市場成為他的工作主題。人到中年的他過上996的生活，連續三個月飛去東南亞各國做遷廠調研，公司認定東南亞將是下一個增長點，將工廠設在目標市場可以加強利潤。越南和泰國經商環境差不多，但成本差異大，泰國開廠的成本與他在湖南株洲的工廠差不多，越南卻可以便宜40%左右。由於產品主要針對歐美市場，他最終選擇外匯更自由的泰國。

趙正義是近年東南亞設廠大軍中的一員，隨着製造成本上升，部分中國產業開啟南遷。《經濟學人》對比中國與東南亞服裝出口數據，發現2010年以來，中國在大型服裝進口市場（例如日本和歐洲）中的份額有所下降，而東南亞製造的廉價服裝份額上升。同時中國在亞洲每個大型紡織品進口市場中的份額猛增，這意味部分東南亞工廠從中國購買布料，在本國生產後，再輸送至世界市場。

越南成為這一趨勢中的公認贏家。FDI（外商直接投資）指外國企業為獲得利益在某地所作的經濟投資，可一定程度上反映產業轉移的情況，2011年後中國的FDI總體下滑，越南則總體維持上升趨勢。從2011年開始，越南超過新加坡成為中國出口東盟地區的第一大對象。2019年前8個月，加工製造業佔越南FDI總註冊資金的74.6%，成為吸引外資的最主要領域。

製造業也在重新向發達國家迴流。

意識到製造業缺失對產業結構、就業、創新等方面的影響，發達國家近年掀起「製造業迴流」倡議，目的之一便是召回那些在他國開廠的企業，中國成為被抽回的主要國家之一。據美國「迴流倡議」（The Reshoring Initiative）組織統計，2010年－2017年間，由中國迴流至美國的企業達721家，為美國增加近2.8萬人製造業就業，約佔美國總迴流就業崗位的60％。花旗銀行的研究則預測，看到貿易戰中美國對中國新興技術的打壓，一些技術密集型的產業或許也在搬離中國。

但外資是中國製造業發展的基本動力之一。據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研究，1990年以來，外國直接投資一直是中國出口擴張的主要推動力，2016年中國高新技術製造業超過70%的出口額來自港澳台及外資企業。中泰證券旗下齊魯資管的首席經濟學家李迅雷也撰文表示，中國目前在全球市場上形成的不平衡地位，外企其實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根據海關總署統計，2018年，外商投資企業進出口總值仍佔全年外貿進出口總值的42.6%。

更關鍵的是，與東南亞的產業遷移不同，迴流至美國的有大量高端製造業，如通用、NCR、福特等高端消費品、精密製造、汽車和工程機械行業的企業，意味着相應的技術和人才也將逐漸撤出——這正是中國製造業的痛點，中國雖然擁有最全的產業鏈，但產業發展並不均衡。根據中國工程院的統計，在26類製造業產業中，中國自主可控的產業僅佔比23%，有共10類產業對外依賴度高，同時15類產業與世界差距大。

國家税務總局原副局長許善達在今年的一場演講中這樣概括中國製造業現狀，「低端產品再不能繼續維持了，高端要發展還遇到困難。」那麼，中國製造業的出路在哪裏？中國製造2025會是答案麼？

中國製造業的「新常態」

近兩年，中國製造業頻露疲態。PMI（採購經理人）指數是衡量一國製造業發展的最直接指標，它從訂單、生產、僱員、配送、存貨5個方面評估製造業發展趨勢。50是一條榮枯線，以上為擴張，以下為收縮。2018年9月開始，中國PMI指數一路下滑，當年12月，跌破榮枯線，除了今年3月的短暫回升，已累計9個月處於收縮區間。上一次如此長時間收縮，還是2015年。

中國官方PMI的統計對象是規模2000萬以上的製造業企業，意味着該數據反映的更多是大中型企業的情況。而中小企業的日子更不好過。國家統計局針對小型企業的PMI數據顯示，2012年2月至今的94個月，只有10個月位於榮枯線及以上。

不過另一個被公認反映中小企業情況的財新PMI數據表現不錯，它在今年7月停止下滑，並至今維持上升趨勢，財新智庫莫尼塔研究首席經濟學家鍾正生告訴端傳媒，這一輪景氣修復原因與外需改善及國內項目建設「趕工」的拉動下，企業庫存水平一直較低從而反應較快有關。但後續能夠維持多久，上升多高，仍需觀察。「這一輪企業補庫存涉及到兩個之前沒怎麼遇到的情況：一個是全球保護主義的興起，由此帶來的供應鏈調整；另一個是之前有關民企國企身份的討論，民營企業家信心仍需提升」。

鍾正生提到的是2018年那場「國進民退」的討論，人們擔憂民企是否已結束歷史任務，即將退出經濟舞台。儘管官方一再強調民企的重要性，這場叫魂般的事件依舊反映出民企對經營前景的擔憂。而工人短缺，嚴苛的環保政策，頭部企業的擠壓，也直接衝擊着中小企業的生存。對中小企業而言，他們首先要相信自己能活下去。

更多數據也說明，中國製造業正處於調整期。

不論是出口、直接反映經營活動成果的製造業增加值、還是製造業固定資產投資情況，2019年來都呈現為下滑態勢。

這些疲態背後，是中國製造業傳統優勢的衰退。90年代，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急於在全球尋找新的製造業基地，以轉移國內以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代表的低附加值產業。成本優勢明顯的中國成為這波浪潮裏的贏家。藉由承接別國製造業生產，中國加入全球製造業版圖，成為世界工廠。根據中國國家制造強國建設戰略諮詢委的信息，中國是全球唯一擁有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世界500餘種主要工業品中，中國有220餘種工業品產量居世界第一。

但人口紅利漸漸耗盡，成本飛漲。工廠主們發現自己越來越無法負擔高昂的場地費用，還要不時面對環保部門的嚴苛執法。製造業的主要需求來源，房產、基建投資增速也不再瘋狂。「新常態」——習近平2014年在考察河南時提出，這代表經濟增張速度減緩，支持製造業近二十年突飛猛進發展的經濟背景不再。

那麼，原先附着在製造業上的勞動人口怎麼辦？

過早去工業化，附着在製造業上的服務業也會萎縮

由於主要供應商在國內，即便有海外工廠，趙正義也需在中國工廠製作好半成品，再送去泰國組裝。而搬遷成本、融入當地供應商渠道、重新適應税收和監管，尋找和管理當地工人，都是挑戰。趙正義認為最大的困難在於尋找當地工人，他聽同行說泰國工人不認可加班，不如中國工人勤快，甚至配件掉地上都不會撿，遂決定將招聘和管理事項都交給泰國的外包公司，他稱這是中國企業去海外開廠的普遍做法。

根據《經濟學人》今年7月的報導，東南亞國家的大部分投資集中於勞動密集型行業，在電子領域，中國商品的外遷也僅限於低端套件。這符合中國官方對此事的定性，國家發改委新聞發言人袁達就表示，目前的產業轉移是中國製造業進入轉型升級、邁向高質量發展的象徵——如同當初美國、日本將低價值產業轉移至中國一般，是經濟發展的正常規律。

不過，製造業能創造大量就業崗位，特別是需要大量人員的勞動密集型產業。一位不願具名的經濟研究者告訴端傳媒，製造業相比其他行業工資分配更合理，可為藍領階級提供更有保障的生活，維繫製造業就業也是防範社會風險的措施。

產業鏈轉移將打破這一進程。一位深圳工業NGO的工作人員告訴端傳媒，因為生產轉移，訂單量下降，企業開始青睞用臨時工取代正式工。相比正式工，臨時工的工資隨生產淡旺季波動，聘用關係鬆散，不需要企業承擔生產獎勵、翻倍加班工資、失業補助等費用，也不需要與保護工人利益的工會接觸。

實際上，從2004年至2017年，製造業就業人數已逐年下滑，取而代之的是以批發和零售業為代表的第三產業。原因除了工作機會的減少，還有年輕人擇業觀的變化。趙正義的工廠裏，40歲以上的成熟工人佔據40%，20歲以下的工人只有不到10%，「年輕人想出去多闖闖。」趙正義說。一位快遞員則告訴端傳媒，快遞工作更加自由，不用每天固定在流水線上，而且賺錢多。雖然辛苦，但在一線城市努努力收入也可以接近萬元，相比之下，深圳製造業的工資指導平均價只有5511元。

觀察發展軌跡會發現，中國製造業就業比重在2012年達到19.2％的峰值，這比發達國家峰值水平低10個百分點以上，此後一路下滑。最新的就業比重數據為2017年的17.9％，此時中國人均GDP為7329美元。對比其他國家在該比重時的人均GDP水平，中國差距明顯。

發展中國家「過早去工業化」，是哈佛大學羅德里克教授在2018年出版的《貿易的真相》一書中提到的現象。指發展中國家在工業技術提升不夠，消費結構升級不到位，人均GDP較低時，勞動力就從工業轉向服務業的過程。過早去工業化將導致就業崗位大量流失，工業競爭力落後，並可能壓制出口競爭力。「中國有過早去工業化的風險，而製造業發展不夠深不夠廣的話，附着在製造業上的服務業也會萎縮。」鍾正生說，他表示當前發展高質量製造業成為共識，有望為製造業和服務業的相互促進、良性互動創造條件。

不過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卓賢也表示，由於技術創新迭代、生產模式重構和國際分工變化，僅用國際歷史數據比較判斷中國是否「過早去工業化」，難免有刻舟求劍之嫌。中國有自己的製造業發展規劃。

如何拯救中國製造業？

2015年，國務院推出中國製造2025計劃，這個被認為是對標德國工業4.0的計劃，成為中國製造業下一步發展的指南。

當然，中國也使用貨幣與財政政策來刺激製造業。在前幾次PMI跌破50時，政府大多采取全面降息降準的辦法刺激製造業回升。特別是2019年，製造業PMI數據跌破50和首次全面降準，都是在幾天之內完成。與此同時，交通運輸、電力增產、水利工程等基建領域也在2019年恢復投資（此舉又擴大的地方債務，點擊閲讀詳情）。在剛剛結束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基建的重要性被特別強調，被認為是明年穩定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

結合PMI的變動來看，這些財政與貨幣措施的確與製造業PMI增長呈正相關趨勢，在麥格理集團首席中國經濟學家胡偉俊看來，政策對房地產和基建投資的影響，更是目前影響中國經濟的最重要因素。「過去十年中國經濟的變動，每一次下行都始於中國的政策收緊，終於中國的政策放鬆, 而放鬆的抓手則在基建和地產之間切換。」他在《全球衰退要來了嗎》一文中寫到。

但大規模刺激基建和房地產會帶來許多後遺症，包括融資平台失控，房價加速上漲等。而且金融調控手段不利於企業的均衡發展。比如此前中國去槓桿過程中，緊縮的金融政策要求銀行減少貸款，就使得信用風險較高製造業民營企業融資困難，進一步打擊它們的發展慾望。

相較操縱色彩較濃的政策調控，產業升級明顯有着更長遠的打算。特別是自有技術的進步，更能在今天世界性的科技革命與產業變革浪潮中把握航行方向。而中國出口仍處於價值鏈低端，高端製造業外逃的現狀，也將由產業升級破解。

工信部部長苗圩在《求是》引述習近平的發言，「關鍵核心技術是要不來、買不來、討不來的，只有把關鍵核心技術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從根本上保障國家經濟安全、國防安全和其他安全。」

這也成為國際社會制衡中國製造2025的一大考量。

對比美國、德國對未來製造業的規劃，中國的升級計劃更具國家意識。如德國的升級規劃注重於工業企業的生產系統、通信設施、人員培訓等生產經營環節，計劃更多扮演戰略引領的角色。而《中國製造2025》及其配套文件提出通過政府補貼、資金支持、針對外資企業的市場準入等形式扶持重點領域中本國企業的發展，甚至直接規定具體產業的國內外市場份額目標。不僅如此，中國還以2020年與2025年為節點，為產業升級設下考分一般的指標。

即便完成如此細緻指標的可行性值得懷疑，但文件中透露出的舉全國之力發展製造業，特別是逐漸與國家領導人在各場合的結合，依舊帶給老牌製造業國家恐慌。「其他國家沒有（中國）這樣的體量和野心。」上述不願具名的經濟學家點評道。

也有學者指出這種國際批判的複雜性。以美國為例，在全球化背景下，美國製造業的外遷為自身經濟發展埋下隱患，並的確導致日後危機的爆發。但民粹主義政治為了吸引選票，會將惡化的財富分配歸咎於全球化，中國作為新興大國迅速崛起，引起美國從精英到民間的重視甚至焦慮。

圍堵隨之而來。除了最為人熟知的貿易戰（點擊閲讀中美貿易戰的600天），封殺中興、華為等操作，美國還叫停了多宗中國企業併購美國公司的交易，這些交易涉及半導體、金融和機械製造等中國製造2025的關鍵領域。歐盟2017年設立外資審查框架草案，根據草案，歐盟將對投資項目是否影響關鍵技術、是否會泄露敏感信息，投資者是否由政府控制等進行嚴密審查，這是它們首度全面制定外資審查法規。

當然也不乏合作者。中德便籤署了《中德合作行動綱要》，兩國政府將為雙方企業參與產業升級提供政策支持。不過曾任德國駐華大使的柯慕賢也多次在媒體撰文，認為中國缺失數據安全和數據主權，將阻礙在華德企數據安全，擔憂影響雙方產業升級傷的合作。

大概是因為國際社會的強烈反彈，2018年6月後，中國開始減少對中國製造2025的宣傳。2018年前五個月，官媒新華社在其報導中140餘次提到「中國製造2025」，而自6月5日之後的一個月中幾乎沒有再提及這一說法。北京師範大學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教授鍾偉也在該月發文，建議將《中國製造2025》解讀為製造業十年行動指引的本原，而不是宣傳為國家戰略。「避免中國製造業的轉型升級，被不必要地放置在過度曝光、關注甚至曲解的境地。」

華為模式行得通麼？

提到中國製造業的轉型升級，華為的做法受到廣泛推崇。這家被認為是民族之光、並手握中國下一代關鍵通信技術的公司，正把營業收入的14%用於提高技術能力。2018年，華為的研發費用為1015億元人民幣，根據歐盟委員會統計，這在世界主要企業中排名第五。該公司約19萬的員工中，就有超過4成的員工參與技術開發。

華為還從IBM、雅虎等海外企業手上，收購了約500件和通信相關的專利，一同帶回來的，還有從北美企業跳槽來的技術人員，根據日本專業分析公司Patent Result的研究，這些從摩托羅拉等企業跳槽來的人才，在華為擔任着精英要職。

成果體現在驚人的專利數量上。在5G領域，華為已擁有超過8000件專利（2000年後），在通信、半導體、操作系統領域，華為的專利數分別為世界第3、第2和第2位。如今在專利數量上排在華為前面的，只有微軟、英特爾和三星。

另一個下功夫的重點是自動化，這是智能製造的一大體現。從1999年開始，華為製造部就與德國FhG合作廠房布局和自動化設計，此後在與西門子、杜邦合作，甚至邀請豐田退休董事擔任生產顧問等措施下，建設起一套以智能製造為特色的精益生產機制。據《深圳商報》報導，通過一條120米的生產線，華為28.5秒便可完成一台P20從送料到包裝出貨的全過程，而整個P20手機生產線，只需要17人。

自動化能一定程度上緩解制造業就業人數下滑的壓力。雖然2012年後製造業就業比重一路下滑，但製造業增加值佔全球的比重卻由2013年的20.8%上升至2018年的30%左右，這說明製造業的效率大幅提高，機器的替代效果不錯。

也因此智能製造成為中國製造2025的一大重點，按規劃到2025年，製造業重點領域需實現全面智能化。各地方政府相應號召，僅去年一年，東莞市政府就撥款3.85億元人民幣來發展自動化生產。東莞市市長肖亞非還表示，在過去的五年中，東莞通過安裝9.1萬台機器人減少了28萬名製造工人。

2017年末，中國製造業的機器人使用密度達到97台/萬人，超過日本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工業機器人市場。

不僅僅是華為，中國的確走上了一條轟烈的創新升級道路。根據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統計，2018年，中國佔據了世界專利申請量近一半的位置。專利數是中國製造業2025計劃中，衡量產業創新能力的重要指標。

在更體現科研投入的研究開發（簡稱R&D）上，中國也在2018年成為R&D人員最多的國家，全年R&D經費達19677.9億元，居世界第二位。

但投入並未立竿見影。

根據專利的獨特性、通用型和技術的應用成績，Patent Result為在美國申請的專利質量打分，結果顯示華為擁有的專利優良率不到兩成。下圖也可見，華為今年9月上市的旗艦版手機P30 Pro，其手機構成零部件過半依賴日韓。在手機最具技術含量的主版上，P30 Pro僅有RF收發器和音效芯片來自華為海思，其他如快閃儲存器、存取記憶體等零件，依舊來自美國和韓國。

核心技術對海外的依賴，從華為在貿易戰上的應對也可見一斑。美國是華為最大的零部件採購地，面對貿易戰的阻攔，華為決定從日本多進口比上年多5成的零件以替代。至於那些不可取代的，據日本經濟新聞報導，華為已在禁令生效前囤好6-12個月的庫存。

此外，雖然中國的研發投入力度顯著，卻主要集中於試驗發展領域。試驗發展是將已有的成果用於生產的研究，相較於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它能更高效的將科研成果轉換為生產，但無法成為新事物的發現者。若想成為下一代新技術的引領者，更需要的是基礎研究。

同時中國的基礎研究高度依賴政府，並主要流入學校和政府項目。與之相比，美國基礎研究的參與者不僅有政府，還有企業、學校、非營利部門，資金走向也相對分散，遍地開花。

而具體企業對創新升級的需求也不相同。據端傳媒了解，對來料加工型企業而言，生產線更多由隨時變換的客戶需求和所接材料決定，不夠靈活的自動化生產，並不適應這種多元化的生產模式。部分企業為了呼應號召，可能會裝上自動化設備，但這更多是形象工程。而自動化設備的成本、對生產流程和工藝的重塑成本、機器人的維修保養成本等，也會讓部分企業望而卻步。

除了資金分配不均，企業需求不同、中國技術研究的行業發展也不均衡。目前中國R&D經費投入強度最高的行業分別有醫藥（2.43%）、專用設備（2.41%）、儀器儀表（2.89%）、鐵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運輸設備製造業（2.64%）——幾乎都是中國製造2025中，提出需重點發展的高技術製造業。

而華為所處的通信電子製造業，更是全部製造業中科研活躍度最高的行業。2016年該行業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科研投入金額達到1963.6億元（2018年為2279.9億元），據大連理工大學的研究，這相當於排名靠後25個行業研發經費之和。

當然，對基礎的製造業行業而言，產能過剩才是最亟待解決的問題。2019年三季度，食品製造業和非金屬礦物製品業產能利用率分別是71.9%和71.4%，而國際通行標準中低於75%就為嚴重產能過剩。這幾乎是整個製造業的常態，2019年前三季度製造業整體產能利用率為76.8%，接近75%的嚴重產能過剩紅線。

中國製造2025遇到的困難還有很多。目前中國工業產值製造業區域間的在東南沿海與中西部地區的發展差距明顯，根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對外經濟研究部部長趙晉平對2000-2009年工業數字的研究，工業產值中約有85%來自於製造業。如何填補區域間製造業均衡發展，也是一道難題。

如前工信部部長李毅中所言，「中國製造業在謀劃工業4.0的同時，還要全力打造3.0，甚至不得不去補2.0的欠賬。」

更何況升級也會產生新問題，根據阿西莫格魯和雷斯特雷波對美國就業市場的研究，生產線上每增加1台機器人，就會有3名至5.6名工人失去工作，這些被替代出來的人要去哪？有聲音認為蓬勃發展的服務業可以吸收掉這些多餘勞動力。

但鍾正生表示，服務業最終也會升級，勞動密集型服務業不可持續，「這是個世界問題，還沒有人能解答。」鍾正生表示，服務業也在轉型，對勞動力的技能要求也會提高，一些結構性失業不可避免。「（多餘勞動力如何處置）這是全球都會遇到的問題。」

應受訪者要求，趙正義為匿名

實習記者寧遠燊、仨仨、王婕對此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