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做世界工厂，“中国制造”将走向何方？

编者按：10月，中国公布2019年第三季度GDP增长6%，创下近30年来的最低增速。上至政权合法性、下至普通百姓的餐桌，都蒙上了一层寒意。如何观察中国经济的困境和未来？端传媒咨询多方意见，推出“数说中国经济”系列报导，专题选取了地方债、贸易战、制造业、消费等重要切口，通过大量数据和图表，展示中国经济的真实温度。这是专题的第四篇，关注中国制造业升级的困境。

第一篇聚焦了中国经济的核心问题之一——地方债，第二篇梳理了中美贸易战的全程及其造成的影响。第三篇考察“中国经济制度改革的成功样本”——深圳，剖析其经济增长失速的原因。“数说中国经济”专题完结后，还会推出“数说台湾经济”，敬请期待。

“低端产品再不能继续维持了，高端要发展还遇到困难”

11月，赵正义最终敲定在泰国开厂的计划。他是中国一家上市电子制造公司的部门主管，公司主要生产智能家电、医疗器械电源等产品，美国是其主要的海外客户，但贸易战增加的25%关税吞掉了几乎所有对美出口产品的利润，转移生产地成为解决方案。

事实上，即便没有贸易战，赵正义也在筹划海外工厂——空调市场在国内基本饱和，近几年，寻求中国之外的市场成为他的工作主题。人到中年的他过上996的生活，连续三个月飞去东南亚各国做迁厂调研，公司认定东南亚将是下一个增长点，将工厂设在目标市场可以加强利润。越南和泰国经商环境差不多，但成本差异大，泰国开厂的成本与他在湖南株洲的工厂差不多，越南却可以便宜40%左右。由于产品主要针对欧美市场，他最终选择外汇更自由的泰国。

赵正义是近年东南亚设厂大军中的一员，随着制造成本上升，部分中国产业开启南迁。《经济学人》对比中国与东南亚服装出口数据，发现2010年以来，中国在大型服装进口市场（例如日本和欧洲）中的份额有所下降，而东南亚制造的廉价服装份额上升。同时中国在亚洲每个大型纺织品进口市场中的份额猛增，这意味部分东南亚工厂从中国购买布料，在本国生产后，再输送至世界市场。

越南成为这一趋势中的公认赢家。FDI（外商直接投资）指外国企业为获得利益在某地所作的经济投资，可一定程度上反映产业转移的情况，2011年后中国的FDI总体下滑，越南则总体维持上升趋势。从2011年开始，越南超过新加坡成为中国出口东盟地区的第一大对象。2019年前8个月，加工制造业占越南FDI总注册资金的74.6%，成为吸引外资的最主要领域。

制造业也在重新向发达国家回流。

意识到制造业缺失对产业结构、就业、创新等方面的影响，发达国家近年掀起“制造业回流”倡议，目的之一便是召回那些在他国开厂的企业，中国成为被抽回的主要国家之一。据美国“回流倡议”（The Reshoring Initiative）组织统计，2010年－2017年间，由中国回流至美国的企业达721家，为美国增加近2.8万人制造业就业，约占美国总回流就业岗位的60％。花旗银行的研究则预测，看到贸易战中美国对中国新兴技术的打压，一些技术密集型的产业或许也在搬离中国。

但外资是中国制造业发展的基本动力之一。据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研究，1990年以来，外国直接投资一直是中国出口扩张的主要推动力，2016年中国高新技术制造业超过70%的出口额来自港澳台及外资企业。中泰证券旗下齐鲁资管的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也撰文表示，中国目前在全球市场上形成的不平衡地位，外企其实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根据海关总署统计，2018年，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总值仍占全年外贸进出口总值的42.6%。

更关键的是，与东南亚的产业迁移不同，回流至美国的有大量高端制造业，如通用、NCR、福特等高端消费品、精密制造、汽车和工程机械行业的企业，意味着相应的技术和人才也将逐渐撤出——这正是中国制造业的痛点，中国虽然拥有最全的产业链，但产业发展并不均衡。根据中国工程院的统计，在26类制造业产业中，中国自主可控的产业仅占比23%，有共10类产业对外依赖度高，同时15类产业与世界差距大。

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在今年的一场演讲中这样概括中国制造业现状，“低端产品再不能继续维持了，高端要发展还遇到困难。”那么，中国制造业的出路在哪里？中国制造2025会是答案么？

中国制造业的“新常态”

近两年，中国制造业频露疲态。PMI（采购经理人）指数是衡量一国制造业发展的最直接指标，它从订单、生产、雇员、配送、存货5个方面评估制造业发展趋势。50是一条荣枯线，以上为扩张，以下为收缩。2018年9月开始，中国PMI指数一路下滑，当年12月，跌破荣枯线，除了今年3月的短暂回升，已累计9个月处于收缩区间。上一次如此长时间收缩，还是2015年。

中国官方PMI的统计对象是规模2000万以上的制造业企业，意味着该数据反映的更多是大中型企业的情况。而中小企业的日子更不好过。国家统计局针对小型企业的PMI数据显示，2012年2月至今的94个月，只有10个月位于荣枯线及以上。

不过另一个被公认反映中小企业情况的财新PMI数据表现不错，它在今年7月停止下滑，并至今维持上升趋势，财新智库莫尼塔研究首席经济学家钟正生告诉端传媒，这一轮景气修复原因与外需改善及国内项目建设“赶工”的拉动下，企业库存水平一直较低从而反应较快有关。但后续能够维持多久，上升多高，仍需观察。“这一轮企业补库存涉及到两个之前没怎么遇到的情况：一个是全球保护主义的兴起，由此带来的供应链调整；另一个是之前有关民企国企身份的讨论，民营企业家信心仍需提升”。

钟正生提到的是2018年那场“国进民退”的讨论，人们担忧民企是否已结束历史任务，即将退出经济舞台。尽管官方一再强调民企的重要性，这场叫魂般的事件依旧反映出民企对经营前景的担忧。而工人短缺，严苛的环保政策，头部企业的挤压，也直接冲击着中小企业的生存。对中小企业而言，他们首先要相信自己能活下去。

更多数据也说明，中国制造业正处于调整期。

不论是出口、直接反映经营活动成果的制造业增加值、还是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情况，2019年来都呈现为下滑态势。

这些疲态背后，是中国制造业传统优势的衰退。90年代，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急于在全球寻找新的制造业基地，以转移国内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代表的低附加值产业。成本优势明显的中国成为这波浪潮里的赢家。借由承接别国制造业生产，中国加入全球制造业版图，成为世界工厂。根据中国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委的信息，中国是全球唯一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世界500余种主要工业品中，中国有220余种工业品产量居世界第一。

但人口红利渐渐耗尽，成本飞涨。工厂主们发现自己越来越无法负担高昂的场地费用，还要不时面对环保部门的严苛执法。制造业的主要需求来源，房产、基建投资增速也不再疯狂。“新常态”——习近平2014年在考察河南时提出，这代表经济增张速度减缓，支持制造业近二十年突飞猛进发展的经济背景不再。

那么，原先附着在制造业上的劳动人口怎么办？

过早去工业化，附着在制造业上的服务业也会萎缩

由于主要供应商在国内，即便有海外工厂，赵正义也需在中国工厂制作好半成品，再送去泰国组装。而搬迁成本、融入当地供应商渠道、重新适应税收和监管，寻找和管理当地工人，都是挑战。赵正义认为最大的困难在于寻找当地工人，他听同行说泰国工人不认可加班，不如中国工人勤快，甚至配件掉地上都不会捡，遂决定将招聘和管理事项都交给泰国的外包公司，他称这是中国企业去海外开厂的普遍做法。

根据《经济学人》今年7月的报道，东南亚国家的大部分投资集中于劳动密集型行业，在电子领域，中国商品的外迁也仅限于低端套件。这符合中国官方对此事的定性，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袁达就表示，目前的产业转移是中国制造业进入转型升级、迈向高质量发展的象征——如同当初美国、日本将低价值产业转移至中国一般，是经济发展的正常规律。

不过，制造业能创造大量就业岗位，特别是需要大量人员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一位不愿具名的经济研究者告诉端传媒，制造业相比其他行业工资分配更合理，可为蓝领阶级提供更有保障的生活，维系制造业就业也是防范社会风险的措施。

产业链转移将打破这一进程。一位深圳工业NGO的工作人员告诉端传媒，因为生产转移，订单量下降，企业开始青睐用临时工取代正式工。相比正式工，临时工的工资随生产淡旺季波动，聘用关系松散，不需要企业承担生产奖励、翻倍加班工资、失业补助等费用，也不需要与保护工人利益的工会接触。

实际上，从2004年至2017年，制造业就业人数已逐年下滑，取而代之的是以批发和零售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原因除了工作机会的减少，还有年轻人择业观的变化。赵正义的工厂里，40岁以上的成熟工人占据40%，20岁以下的工人只有不到10%，“年轻人想出去多闯闯。”赵正义说。一位快递员则告诉端传媒，快递工作更加自由，不用每天固定在流水线上，而且赚钱多。虽然辛苦，但在一线城市努努力收入也可以接近万元，相比之下，深圳制造业的工资指导平均价只有5511元。

观察发展轨迹会发现，中国制造业就业比重在2012年达到19.2％的峰值，这比发达国家峰值水平低10个百分点以上，此后一路下滑。最新的就业比重数据为2017年的17.9％，此时中国人均GDP为7329美元。对比其他国家在该比重时的人均GDP水平，中国差距明显。

发展中国家“过早去工业化”，是哈佛大学罗德里克教授在2018年出版的《贸易的真相》一书中提到的现象。指发展中国家在工业技术提升不够，消费结构升级不到位，人均GDP较低时，劳动力就从工业转向服务业的过程。过早去工业化将导致就业岗位大量流失，工业竞争力落后，并可能压制出口竞争力。“中国有过早去工业化的风险，而制造业发展不够深不够广的话，附着在制造业上的服务业也会萎缩。”钟正生说，他表示当前发展高质量制造业成为共识，有望为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相互促进、良性互动创造条件。

不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卓贤也表示，由于技术创新迭代、生产模式重构和国际分工变化，仅用国际历史数据比较判断中国是否“过早去工业化”，难免有刻舟求剑之嫌。中国有自己的制造业发展规划。

如何拯救中国制造业？

2015年，国务院推出中国制造2025计划，这个被认为是对标德国工业4.0的计划，成为中国制造业下一步发展的指南。

当然，中国也使用货币与财政政策来刺激制造业。在前几次PMI跌破50时，政府大多采取全面降息降准的办法刺激制造业回升。特别是2019年，制造业PMI数据跌破50和首次全面降准，都是在几天之内完成。与此同时，交通运输、电力增产、水利工程等基建领域也在2019年恢复投资（此举又扩大的地方债务，点击阅读详情）。在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基建的重要性被特别强调，被认为是明年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结合PMI的变动来看，这些财政与货币措施的确与制造业PMI增长呈正相关趋势，在麦格理集团首席中国经济学家胡伟俊看来，政策对房地产和基建投资的影响，更是目前影响中国经济的最重要因素。“过去十年中国经济的变动，每一次下行都始于中国的政策收紧，终于中国的政策放松, 而放松的抓手则在基建和地产之间切换。”他在《全球衰退要来了吗》一文中写到。

但大规模刺激基建和房地产会带来许多后遗症，包括融资平台失控，房价加速上涨等。而且金融调控手段不利于企业的均衡发展。比如此前中国去杠杆过程中，紧缩的金融政策要求银行减少贷款，就使得信用风险较高制造业民营企业融资困难，进一步打击它们的发展欲望。

相较操纵色彩较浓的政策调控，产业升级明显有着更长远的打算。特别是自有技术的进步，更能在今天世界性的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浪潮中把握航行方向。而中国出口仍处于价值链低端，高端制造业外逃的现状，也将由产业升级破解。

工信部部长苗圩在《求是》引述习近平的发言，“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只有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

这也成为国际社会制衡中国制造2025的一大考量。

对比美国、德国对未来制造业的规划，中国的升级计划更具国家意识。如德国的升级规划注重于工业企业的生产系统、通信设施、人员培训等生产经营环节，计划更多扮演战略引领的角色。而《中国制造2025》及其配套文件提出通过政府补贴、资金支持、针对外资企业的市场准入等形式扶持重点领域中本国企业的发展，甚至直接规定具体产业的国内外市场份额目标。不仅如此，中国还以2020年与2025年为节点，为产业升级设下考分一般的指标。

即便完成如此细致指标的可行性值得怀疑，但文件中透露出的举全国之力发展制造业，特别是逐渐与国家领导人在各场合的结合，依旧带给老牌制造业国家恐慌。“其他国家没有（中国）这样的体量和野心。”上述不愿具名的经济学家点评道。

也有学者指出这种国际批判的复杂性。以美国为例，在全球化背景下，美国制造业的外迁为自身经济发展埋下隐患，并的确导致日后危机的爆发。但民粹主义政治为了吸引选票，会将恶化的财富分配归咎于全球化，中国作为新兴大国迅速崛起，引起美国从精英到民间的重视甚至焦虑。

围堵随之而来。除了最为人熟知的贸易战（点击阅读中美贸易战的600天），封杀中兴、华为等操作，美国还叫停了多宗中国企业并购美国公司的交易，这些交易涉及半导体、金融和机械制造等中国制造2025的关键领域。欧盟2017年设立外资审查框架草案，根据草案，欧盟将对投资项目是否影响关键技术、是否会泄露敏感信息，投资者是否由政府控制等进行严密审查，这是它们首度全面制定外资审查法规。

当然也不乏合作者。中德便签署了《中德合作行动纲要》，两国政府将为双方企业参与产业升级提供政策支持。不过曾任德国驻华大使的柯慕贤也多次在媒体撰文，认为中国缺失数据安全和数据主权，将阻碍在华德企数据安全，担忧影响双方产业升级伤的合作。

大概是因为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弹，2018年6月后，中国开始减少对中国制造2025的宣传。2018年前五个月，官媒新华社在其报导中140余次提到“中国制造2025”，而自6月5日之后的一个月中几乎没有再提及这一说法。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钟伟也在该月发文，建议将《中国制造2025》解读为制造业十年行动指引的本原，而不是宣传为国家战略。“避免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被不必要地放置在过度曝光、关注甚至曲解的境地。”

华为模式行得通么？

提到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华为的做法受到广泛推崇。这家被认为是民族之光、并手握中国下一代关键通信技术的公司，正把营业收入的14%用于提高技术能力。2018年，华为的研发费用为1015亿元人民币。根据欧盟委员会统计，这在世界主要企业中排名第五。该公司约19万的员工中，就有超过4成的员工参与技术开发。

华为还从IBM、雅虎等海外企业手上，收购了约500件和通信相关的专利，一同带回来的，还有从北美企业跳槽来的技术人员，根据日本专业分析公司Patent Result的研究，这些从摩托罗拉等企业跳槽来的人才，在华为担任着精英要职。

成果体现在惊人的专利数量上。在5G领域，华为已拥有超过8000件专利（2000年后），在通信、半导体、操作系统领域，华为的专利数分别为世界第3、第2和第2位。如今在专利数量上排在华为前面的，只有微软、英特尔和三星。

另一个下功夫的重点是自动化，这是智能制造的一大体现。从1999年开始，华为制造部就与德国FhG合作厂房布局和自动化设计，此后在与西门子、杜邦合作，甚至邀请丰田退休董事担任生产顾问等措施下，建设起一套以智能制造为特色的精益生产机制。据《深圳商报》报道，通过一条120米的生产线，华为28.5秒便可完成一台P20从送料到包装出货的全过程，而整个P20手机生产线，只需要17人。

自动化能一定程度上缓解制造业就业人数下滑的压力。虽然2012年后制造业就业比重一路下滑，但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的比重却由2013年的20.8%上升至2018年的30%左右，这说明制造业的效率大幅提高，机器的替代效果不错。

也因此智能制造成为中国制造2025的一大重点，按规划到2025年，制造业重点领域需实现全面智能化。各地方政府相应号召，仅去年一年，东莞市政府就拨款3.85亿元人民币来发展自动化生产。东莞市市长肖亚非还表示，在过去的五年中，东莞通过安装9.1万台机器人减少了28万名制造工人。

2017年末，中国制造业的机器人使用密度达到97台/万人，超过日本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工业机器人市场。

不仅仅是华为，中国的确走上了一条轰烈的创新升级道路。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统计，2018年，中国占据了世界专利申请量近一半的位置。专利数是中国制造业2025计划中，衡量产业创新能力的重要指标。

在更体现科研投入的研究开发（简称R&D）上，中国也在2018年成为R&D人员最多的国家，全年R&D经费达19677.9亿元，居世界第二位。

但投入并未立竿见影。

根据专利的独特性、通用型和技术的应用成绩，Patent Result为在美国申请的专利质量打分，结果显示华为拥有的专利优良率不到两成。下图也可见，华为今年9月上市的旗舰版手机P30 Pro，其手机构成零部件过半依赖日韩。在手机最具技术含量的主版上，P30 Pro仅有RF收发器和音效芯片来自华为海思，其他如快闪储存器、存取记忆体等零件，依旧来自美国和韩国。

核心技术对海外的依赖，从华为在贸易战上的应对也可见一斑。美国是华为最大的零部件采购地，面对贸易战的阻拦，华为决定从日本多进口比上年多5成的零件以替代。至于那些不可取代的，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华为已在禁令生效前囤好6-12个月的库存。

此外，虽然中国的研发投入力度显著，却主要集中于试验发展领域。试验发展是将已有的成果用于生产的研究，相较于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它能更高效的将科研成果转换为生产，但无法成为新事物的发现者。若想成为下一代新技术的引领者，更需要的是基础研究。

同时中国的基础研究高度依赖政府，并主要流入学校和政府项目。与之相比，美国基础研究的参与者不仅有政府，还有企业、学校、非营利部门，资金走向也相对分散，遍地开花。

而具体企业对创新升级的需求也不相同。据端传媒了解，对来料加工型企业而言，生产线更多由随时变换的客户需求和所接材料决定，不够灵活的自动化生产，并不适应这种多元化的生产模式。部分企业为了呼应号召，可能会装上自动化设备，但这更多是形象工程。而自动化设备的成本、对生产流程和工艺的重塑成本、机器人的维修保养成本等，也会让部分企业望而却步。

除了资金分配不均，企业需求不同、中国技术研究的行业发展也不均衡。目前中国R&D经费投入强度最高的行业分别有医药（2.43%）、专用设备（2.41%）、仪器仪表（2.89%）、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2.64%）——几乎都是中国制造2025中，提出需重点发展的高技术制造业。

而华为所处的通信电子制造业，更是全部制造业中科研活跃度最高的行业。2016年该行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科研投入金额达到1963.6亿元（2018年为2279.9亿元），据大连理工大学的研究，这相当于排名靠后25个行业研发经费之和。

当然，对基础的制造业行业而言，产能过剩才是最亟待解决的问题。2019年三季度，食品制造业和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产能利用率分别是71.9%和71.4%，而国际通行标准中低于75%就为严重产能过剩。这几乎是整个制造业的常态，2019年前三季度制造业整体产能利用率为76.8%，接近75%的严重产能过剩红线。

中国制造2025遇到的困难还有很多。目前中国工业产值制造业区域间的在东南沿海与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差距明显，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部长赵晋平对2000-2009年工业数字的研究，工业产值中约有85%来自于制造业。如何填补区域间制造业均衡发展，也是一道难题。

如前工信部部长李毅中所言，“中国制造业在谋划工业4.0的同时，还要全力打造3.0，甚至不得不去补2.0的欠账。”

更何况升级也会产生新问题，根据阿西莫格鲁和雷斯特雷波对美国就业市场的研究，生产线上每增加1台机器人，就会有3名至5.6名工人失去工作，这些被替代出来的人要去哪？有声音认为蓬勃发展的服务业可以吸收掉这些多余劳动力。

但钟正生表示，服务业最终也会升级，劳动密集型服务业不可持续，“这是个世界问题，还没有人能解答。”钟正生表示，服务业也在转型，对劳动力的技能要求也会提高，一些结构性失业不可避免。“（多余劳动力如何处置）这是全球都会遇到的问题。”

应受访者要求，赵正义为匿名

实习记者宁远燊、仨仨、王婕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