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P增速跌至40年來最低 ，深圳怎麼了？

編者按：10月，中國公布2019年第三季度GDP增長6%，創下近30年來的最低增速。上至政權合法性、下至普通百姓的餐桌，都蒙上了一層寒意。如何觀察中國經濟的困境和未來？端傳媒諮詢多方意見，推出「數說中國經濟」系列報導，專題選取了地方債、貿易戰、製造業、消費等重要切口，通過大量數據和圖表，展示中國經濟的真實温度。這是專題的第三篇，考察「中國經濟制度改革的成功樣本」——深圳，剖析其經濟增長失速的原因。第一篇聚焦了中國經濟的核心問題之一——地方債，第二篇梳理了中美貿易戰的全程及其造成的影響。「數說中國經濟」專題完結後，還會推出「數說台灣經濟」，敬請期待。

5.2%——這個數據被公布時，不少人表達了震驚。

11月，深圳市統計局公布，2019年前三季度深圳地區生產總值（GDP）實現18,689億（人民幣，下同），同比增長6.6%。與去年同期8.1%的增速相比，明顯下滑。經濟學者計算，三個季度的增速分別為7.6%、7.2%、5.2%，其中，第三季度增速不但低於同期中國GDP增速（6.0%），更創下深圳1980年成為經濟特區後的最低值。坊間有研究者提出「深圳經濟突然失速」的說法，引發關注和熱議。作為外向型經濟體，深圳比中國其他城市受貿易戰影響更大，但是多名研究者和製造業工廠老闆都向端傳媒表示，此次經濟「失速」的內因多於外因。

2018年，深圳剛剛以24221.98億元的GDP實現了對香港的首度超越。從1979年與香港GDP相差178倍，到40年後的反超，「深圳速度」被視為中國經濟制度改革的成功樣本，套用官方的表達——深圳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深圳對中國的意義，正如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副院長曲建所說，是為了「讓大家能夠清楚地看到自己的國家未來要建設成什麼樣」，也是「一個可供參考、複製的樣板」。

那麼，「先行示範區」的經濟為什麼突然下行？又意味着什麼？

民營經濟增長停滯，第二產業增速放緩

「市場是主導，企業是主體。」深圳原副市長、哈工大（深圳）經管學院教授唐傑今年7月份如是概括「深圳經驗」。他用一組數據說明深圳近四十年的經濟增長主要得益於民營企業的發展：「1980年，深圳的勞動力總量為15萬，國企員工佔比為83%……2016年，勞動力總量接近1000萬，國企員工佔比大約為9%。」

據《深圳特區報》報導，民營經濟創造了深圳約44%的GDP，為93%的就業人員提供崗位。民營企業上繳税收佔全市企業的67%。這其中，雖然有中國平安、華為、騰訊、正威國際、萬科等「世界五百強」企業，但是約99.6%都是中小企業，後者構成了80%的深圳高新技術企業，擁有超過68%的專利授權。

但是，民間資本的投資熱情並不高漲，自2015年供給側改革之後，中國民間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速度一路下跌，從2015年的10.1%降至今年前三季度的4.9%。

經濟學家梁紅分析，第二產業增速放緩是深圳經濟下滑的主要原因。近幾年，深圳第二產業的固定資產投資連年下降，第二產業佔比也下降到40%以下，相比10年前減少約10%。深圳的經濟重心，正在從「二線關」外龍崗、龍華、寶安的廠房代表的製造業，轉移到市中心羅湖、福田、南山寫字樓代表的批發與零售業、金融服務業和房地產業。「二線關」是一條由花崗岩和鐵絲網組成的特區管理線，這條線圍起了最早的深圳經濟特區——羅湖、福田、南山一帶（327.5平方公里，只佔現在深圳面積的16%），後來特區範圍逐步擴大到全市，但是「關內」「關外」之說仍然常見於市民口中。一直以來，人們對深圳的關注都聚集在了繁華、現代的關內，而深圳的另一面——關外則被有意無意地忽略了。

製造業、工人才是「深圳的基本盤」

如果只關注深圳「關內」，羅湖區有自80年代起就發達的口岸貿易，福田區是比肩上海陸家嘴的金融中心區，南山區僅粵海街道辦一個「城鎮」就聚集了騰訊、大疆、大族激光等超過100家上市公司，深圳有着和歐美國家相當的發達程度。但是從人口數量看，不那麼高端的「關外」才是深圳的主流。

根據2018年的統計數據，2017年末深圳約有1252萬常住人口，住在「關內」只有423萬人，「關外」則有超過750萬人。事實上，「年末常住人口」的數量要遠遠少於常住人口，根據不同機構測算，深圳的居住人口據信超過2000萬。

萬科創始人王石則在2018年的演講中引述深圳市規劃與國土資源委員會文件，稱深圳有1044個城中村，覆蓋超過1000萬人口。根據2004年的《深圳市城中村改造總體規劃綱要》統計，深圳有320個原行政村。

人類學家馬立安告訴端傳媒，這兩個數字並無矛盾，數據的差異可能是由於行政村和自然村落概念的混淆。一個行政村往往包含着多個自然村落，比如皇崗新村由4個自然村組成，白石洲則由5個自然村組成。她說：「關於1000萬的人口，應該差不多，佔深圳居住人口的60%。」

2018年年中，端傳媒報導深圳龍華富士康廠區旁的清湖新村，有不少村民自建房被改造成公寓，單間月租金從600元漲到1880元以上，引發了一陣清退潮，不少工人無法擔負房租而離開深圳。深圳某城中村自建房的房東張騰告訴端傳媒記者，這些由房地產商牽頭的城中村改造公寓，租賃情況一直不好，空置率很高，因為周邊工人難以負擔那麼高的租金。

「製造業才是深圳的基本盤，中小微企業才是支柱。」

這一結果並不令人意外。2017年末，深圳共有943.29萬人就業，金融和IT從業者加起來佔比只有5.6%。而製造業從業者有377.49萬，佔比超過40%。由於製造業工人的流動性極高，且有大量的非合同工，實際從業者數量會比統計數字更高。

「製造業才是深圳的基本盤，中小微企業才是支柱。」張騰說，除了城中村的自建房，他在市中心擁有寫字樓，也在東莞經營一家織帶製造工廠。他說，深圳關外的工廠還是以傳統制造業為主，並沒有那麼多的高新企業。

據深圳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發布的《2018年深圳市人力資源市場工資指導價位》，2018年深圳居民月薪的中位數是5069元/月，有超過一半的深圳居民月收入不足5000元。這個數字，和龍華富士康普通工人一個月的收入持平（底薪加上加班補貼）。

數據顯示了巨大的收入差異：2018年深圳金融業會計平均月薪為14548元，計算機程序設計員為27645元；與之相對，縫紉工的平均月薪為4589元，餐飲業服務人員為3598元。消費數據也能反映出，大量人口的收入並沒有想像中那麼好。2017-2018年，深圳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在全國城市中都只排在第七位，低於上海、北京、廣州、重慶、成都和武漢。去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6168.8億，僅是廣州的66%。

和1979年的情況並無太大不同，2019年住在「關外」城中村、月收入5000元左右的製造業工人，仍然支撐着深圳經濟的主流人群，但他們賴以為生的製造業正在發生鉅變。

產業升級還是產業擠出？

張騰對端傳媒記者表示，今年城中村的租賃情況是深圳建市40年來最糟糕的一年。往年城中村出租屋因為租金低，生活配套完善，一開年就會被鄰近工廠的工人租完，而今年卻一直存在不同程度的空置情況。他認為最大的原因是因為工作崗位沒了，「不少朋友已經把工廠搬到東莞。」根據《證券時報》報導，因為廠房搬遷、人口流失，深圳沙井城中村的出租屋也出現空置問題。

查閲深圳市市場監督管理局發布的報告，2019年上半年深圳遷出企業852戶，比去年同期增長580戶；同時遷入企業由159戶下降到142戶。

「去年（2018年）深圳有91家規上工業企業（編注：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指年主營業務收入達到2000萬的企業）出現外遷，且存在由中小企業轉向部分大企業的趨勢。」深圳市人大常委會6月份審議的《深圳2018年中小企業發展情況的專項工作報告》（以下簡稱《報告》）指出了問題的嚴峻之處。91家外遷企業，約佔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總數的1.1%。

事實上，企業外遷是深圳長期存在的現象。唐傑在今年一次關於「深圳奇蹟」的演講中表示，深圳每十年大概有一個週期，產業會大量外遷，他認為這是一個創新的過程，是產業升級的過程。

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副院長武良成向端傳媒記者介紹了深圳產業升級的不同階段。1979年深圳建市，來自香港、台灣的資金在深圳建立了大量「三來一補」（來料加工、來料裝配、來樣加工、補償貿易）企業。外資提供設備和原料、建造廠房、並負責全部產品的外銷，深圳則提供廉價的土地和勞動力。以服裝加工廠和電子產品組裝加工廠為主的「三來一補」企業，幫助深圳進入製造業的車道，也積累了「第一桶金」。

90年代中後期，深圳不滿於「勞動密集型」產業的高投入和低回報，開始「騰籠換鳥」，取消了對低附加值企業的補貼政策，轉而鼓勵高新技術產業發展。這個時期，大量企業遷往東莞和其他珠三角城市。同時，以華強北（上步工業區）為代表的電子通訊設備製造業在這個時期鵲起。高峰時期，在華強北發跡的手機上下游各類企業不下萬家。華為、中興、康佳、創維等通信設備領域和家電企業也逐漸壯大。這個時期深圳依靠資本密集型企業，邁入了全球產業鏈的中低端，但是製造業仍然以模仿為主。

2003年開始，深圳進入了較長時間的「轉型陣痛期」，土地、能源等成本越來越高，傳統制造業企業紛紛離開，富士康也將iPhone生產線轉移到了鄭州。同一時期，深圳將政策傾斜到生物、互聯網、新能源、新材料等高新技術產業。金融業和現代物流業等第三產業也在這個時期崛起。

2012年至今，中低端企業繼續外遷，許多「納税大戶」也將生產基地搬走，留下總部和研發業務在深圳。2014年中興通訊將生產基地遷往河源；2015年比亞迪在汕尾投資建設新能源汽車產業基地；2016年華為終端轉移落戶至東莞松山湖。大疆、藍思科技、康佳、歐菲光等大型企業也相繼將生產線搬往東莞等周邊城市。2016年，深圳原市長許勤在一個論壇上表示，當年有超過1.5萬家企業遷出深圳。

武良成告訴端傳媒，隨着產業的升級，工廠從「二線關」內遷移到關外的寶安、龍崗，光明，又再到東莞、中山等珠三角城市，如今許多已經遠至四川、貴州乃至越南、埃塞爾比亞等地。

對於第三季度GDP的下滑和當前企業的搬遷潮，是否指向新一輪的產業升級，武良成不置可否。但是他表示，隨着低附加值企業的搬遷，金融業和高端服務業的湧現，以及房地產業的繁榮，深圳的土地價值在不斷增加，這個過程中會不自覺把其他產業擠出。

在這一時期，也出現了「製造業回歸」的現象。「高端製造業，或者製造業的高端部分，比如芯片、鐘錶、定製服裝、珠寶、新材料等產業回來了。」武良成說。《深圳商報》也曾報導過一家從湖北回歸的精密電子企業，回歸的原因是在深圳一個配件2小時配齊，而在外省需要2個星期。

武良成描述了一個理想的產業淘汰過程：中低端產業因為承擔不起高成本而被擠出深圳，留下了單位產值高、能夠承擔高成本，看中深圳完備的產業組織環境的高新企業。

深圳統計局公開的前三季度工業指標解讀材料，認為「結構調整仍在推進，產業向高端化發展」，依據是前三季度先進製造業和高技術製造業增加值分別增長7.2%和8.1%，佔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的比重分別為71.4%和66%。這組數據說明技術含量高的行業仍處於上漲階段。

但是，遷出的並不全都是中低端企業。根據《證券時報》報導，深圳市政協曾在2017年開展了為期四個月重點調研，調研發現一個新的現象：前幾年由於深圳市政府主導開展的轉移淘汰低端落後產能，外遷的企業大多是低端落後的製造型企業；而如今深圳外遷的製造業大多數是先進製造業，尤其是一些大中型企業。

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副院長郭萬達對《證券時報》表示，土地成本上漲一定程度上擠壓了製造業的發展。對於一些高新技術企業被擠出深圳的現象，武良成也承認，高房價（高地價）是一把雙刃劍，他認為「這是市場給政府出的考題」。

產業空心化了嗎？

企業外遷是否會造成產業鏈「斷鏈」，甚至導致深圳出現產業空心化的現象？

郭萬達認為，企業將生產線遷到周邊城市，對深圳產業鏈的完整性不會帶來太大影響（只要還在一小時經濟圈內），但如果遷到更遠的江西，甚至東南亞國家，那深圳就真的需要「補鏈」了。

分工極細，極其完備的產業鏈集群，是深圳的獨特優勢，華強北便曾因一公里內能找到生產一隻手機需要的所有配件的工廠而聞名。這一優勢正在逐漸失去。上述《報告》便指出，過去三年深圳外遷的192家規模以上企業，電子信息製造業企業共計72家，佔比37.5%。電子信息產業佔深圳市GDP比重近1/4，是深圳經濟的重要支柱產業。《報告》還提出警告，龍頭企業外遷會帶動供應鏈上下游企業同步外遷，進而危及深圳產業鏈的完整性。

深圳外遷製造業留下的空白，被先進產業填補上了嗎，還是分給了第三產業？深圳統計局數據顯示，第二產業創造的地區生產總值佔比，已經從2008年的50%左右降至40%，相對地，第三產業佔比則漲到了60%。

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最新公布的數據顯示，2018年全年，深圳金融業實現税收1314.8億元，同比增長17.5%，佔深圳市總税收的22.37%，超過製造業20.30%的貢獻比例，成為深圳市第一大税收貢獻產業。

自2009年深圳創業板上市，以及《深圳綜合配套改革總體方案》敲定深圳改革方向（聯合香港成立全球五大中心，國際金融中心、國際物流中心、國際貿易中心、國際創新中心和國際文化創意產業中心）以來，各省市數十家金融、銀行機構遷入深圳。自此，深圳的存款餘額、金融業增加值等指標長期穩居全國第三。

2019年三季度，深圳甲級寫字樓空置率達22.4%，部分片區空置率超50%。

金融業發展的成果，從福田中心區的建築群可以一眼看出：2016年，592.5米的平安金融中心落成，旁邊是深圳證券交易所佔地極廣的新大樓，以及各金融機構的總部大樓一起，構成了深圳的金融中心。但建築群的平地而起是否說明了產業的繁榮？

福田中心區，深南大道穿過的城市之眼，是80年代就開始規劃的CBD（中央商務區），以金融機構命名的大樓林立，也是全國地區生產總值最高的CBD。這樣繁華的地段，卻出現了大量寫字樓空置的情況。

「主要是甲方沒了。」張騰告訴端傳媒記者，他名下位於福田中心區的寫字樓有一些租客近期退租，理由都出奇一致。繼2018年P2P爆雷潮之後，今年深圳又再清退139家P2P企業。企業大量關張，不僅造成寫字樓空置，也影響到了上下游企業。

更令張騰感到經濟水温在變的是，過去寫字樓的租客，大多是新成立的公司，結束租約也多是因為公司發展了需要更大的場地，而現在的租客，「清一色都是為了降低成本而搬家的存量租戶」。

數據印證了他的感受，根據第一太平戴維斯數據，2018年末，深圳研發辦公物業總存量已達1526萬平方米，約等於九千個紅磡體育館。而在2019年三季度，深圳甲級寫字樓空置率達22.4%，部分片區空置率超50%。

「前幾年提的『大眾創業、萬眾創新』，造成了太多虛假繁榮。」張騰說，寫字樓裏的企業，有許多是衝着政府「雙創」政策提供的補貼而註冊的，大部分跟創新沒有關係。「雙創」是2015年起由李克強推動的政策，鼓勵科技人員和大學生創業，各地政府給予高科技園區的孵化器和初創公司創業補貼、租金補貼和免息貸款等政策優惠。據《工人日報》報導，僅兩年後，深圳的447家孵化器（在孵企業為8548家）就已經有不少名存實亡。

張騰認為，深圳的金融業和創新產業有許多水分。「你以為前海的總部經濟，都是企業的總部在辦公嗎，其實很多都是二房東而已，把大部分樓層都拿來租賃。」他表示，深圳目前的經濟失速是前幾年虛假繁榮的結果。

此外，寫字樓空置，也與工業用地房地產化的現象有關。

2014年，深圳新增了新型產業用地(M0) 用地類型，在「工改工」城市更新中允許將普通工業用地（M1）改變為新型產業用地（M0），將舊工業區拆除重建為包括產業用房、配套商業、配套公寓在內新型產業園。因為低廉的拿地成本，當年「工改工」項目中約有20%是配套公寓，隨後多家房企參與工改市場。

「過去幾年，你會發現，深圳這些所謂的拆除重建項目基本都被做成地產開發。而華為、中興等企業生產基地外遷，讓政府意識到這可能會導致產業空心化，因此政策開始轉向。」世聯行首席工改顧問董極接受《財經》採訪時提到。

「房價被市場抬高了，為了給未來出現的創新產業留出生長空間，政府應該在供給側做一些努力。」武良成說。

2016年，《深圳市城市更新「十三五」規劃》印發：「保障製造業用地規模，嚴格控制工業區塊線範圍內 『工改商』 和 『工改居』，保證至2020年全市工業用地比重不低於30%。」2018年8月，深圳市政府正式印發《深圳市工業區塊線管理辦法》，嚴禁在工業用地中安排成套商品住宅、專家樓、商務公寓和大規模的商業和辦公等建築功能。

「房價被市場抬高了，為了給未來出現的創新產業留出生長空間，政府應該在供給側做一些努力。」武良成說，保障工業用地的比例是政府可以做的事情。

「深圳應該向過去的自己學習」

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副院長曲建認為，面對國際經濟形勢整體放緩的大環境，再加之國內經濟下行壓力加大，深圳經濟增長出現一定程度的放緩並不意外。武良成也表示，深圳的經濟已經增長到發達國家水平了，應該跟歐洲國家、美國作比較。他說：「歐洲的GDP增速在3%左右，美國在4%左右，深圳應該允許放緩到6%。」

對於產業是否空心化的問題，武良成認為政府應該「淡化佔比」，不要看得太重，重要的是着力提高對企業的服務水平，「解決摩擦成本」。

張騰則沒有那麼樂觀，他在城中村的房子受到的約束越來越多，比如做餐飲生意的租戶不被城管允許擺放桌椅到門外，生意日漸蕭條。他租出去的寫字樓，也只有做移民中介生意的營收在上漲。張騰覺得，由於大環境收緊，過去服務型的政府近年來變得越來越形式主義，該做的事情沒做，反而給企業添了許多堵。「深圳應該向過去的自己學習。」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