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P增速跌至40年来最低 ，深圳怎么了？

编者按：10月，中国公布2019年第三季度GDP增长6%，创下近30年来的最低增速。上至政权合法性、下至普通百姓的餐桌，都蒙上了一层寒意。如何观察中国经济的困境和未来？端传媒咨询多方意见，推出“数说中国经济”系列报导，专题选取了地方债、贸易战、制造业、消费等重要切口，通过大量数据和图表，展示中国经济的真实温度。这是专题的第三篇，考察“中国经济制度改革的成功样本”——深圳，剖析其经济增长失速的原因。第一篇聚焦了中国经济的核心问题之一——地方债，第二篇梳理了中美贸易战的全程及其造成的影响。“数说中国经济”专题完结后，还会推出“数说台湾经济”，敬请期待。

5.2%——这个数据被公布时，不少人表达了震惊。

11月，深圳市统计局公布，2019年前三季度深圳地区生产总值（GDP）实现18,689亿（人民币，下同），同比增长6.6%。与去年同期8.1%的增速相比，明显下滑。经济学者计算，三个季度的增速分别为7.6%、7.2%、5.2%，其中，第三季度增速不但低于同期中国GDP增速（6.0%），更创下深圳1980年成为经济特区后的最低值。坊间有研究者提出“深圳经济突然失速”的说法，引发关注和热议。作为外向型经济体，深圳比中国其他城市受贸易战影响更大，但是多名研究者和制造业工厂老板都向端传媒表示，此次经济“失速”的内因多于外因。

2018年，深圳刚刚以24221.98亿元的GDP实现了对香港的首度超越。从1979年与香港GDP相差178倍，到40年后的反超，“深圳速度”被视为中国经济制度改革的成功样本，套用官方的表达——深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深圳对中国的意义，正如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副院长曲建所说，是为了“让大家能够清楚地看到自己的国家未来要建设成什么样”，也是“一个可供参考、复制的样板”。

那么，“先行示范区”的经济为什么突然下行？又意味着什么？

民营经济增长停滞，第二产业增速放缓

“市场是主导，企业是主体。”深圳原副市长、哈工大（深圳）经管学院教授唐杰今年7月份如是概括“深圳经验”。他用一组数据说明深圳近四十年的经济增长主要得益于民营企业的发展：“1980年，深圳的劳动力总量为15万，国企员工占比为83%……2016年，劳动力总量接近1000万，国企员工占比大约为9%。”

据《深圳特区报》报导，民营经济创造了深圳约44%的GDP，为93%的就业人员提供岗位。民营企业上缴税收占全市企业的67%。这其中，虽然有中国平安、华为、腾讯、正威国际、万科等“世界五百强”企业，但是约99.6%都是中小企业，后者构成了80%的深圳高新技术企业，拥有超过68%的专利授权。

但是，民间资本的投资热情并不高涨，自2015年供给侧改革之后，中国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一路下跌，从2015年的10.1%降至今年前三季度的4.9%。

经济学家梁红分析，第二产业增速放缓是深圳经济下滑的主要原因。近几年，深圳第二产业的固定资产投资连年下降，第二产业占比也下降到40%以下，相比10年前减少约10%。深圳的经济重心，正在从“二线关”外龙岗、龙华、宝安的厂房代表的制造业，转移到市中心罗湖、福田、南山写字楼代表的批发与零售业、金融服务业和房地产业。“二线关”是一条由花岗岩和铁丝网组成的特区管理线，这条线围起了最早的深圳经济特区——罗湖、福田、南山一带（327.5平方公里，只占现在深圳面积的16%），后来特区范围逐步扩大到全市，但是“关内”“关外”之说仍然常见于市民口中。一直以来，人们对深圳的关注都聚集在了繁华、现代的关内，而深圳的另一面——关外则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制造业、工人才是“深圳的基本盘”

如果只关注深圳“关内”，罗湖区有自80年代起就发达的口岸贸易，福田区是比肩上海陆家嘴的金融中心区，南山区仅粤海街道办一个“城镇”就聚集了腾讯、大疆、大族激光等超过100家上市公司，深圳有着和欧美国家相当的发达程度。但是从人口数量看，不那么高端的“关外”才是深圳的主流。

根据2018年的统计数据，2017年末深圳约有1252万常住人口，住在“关内”只有423万人，“关外”则有超过750万人。事实上，“年末常住人口”的数量要远远少于常住人口，根据不同机构测算，深圳的居住人口据信超过2000万。

万科创始人王石则在2018年的演讲中引述深圳市规划与国土资源委员会文件，称深圳有1044个城中村，覆盖超过1000万人口。根据2004年的《深圳市城中村改造总体规划纲要》统计，深圳有320个原行政村。

人类学家马立安告诉端传媒，这两个数字并无矛盾，数据的差异可能是由于行政村和自然村落概念的混淆。一个行政村往往包含着多个自然村落，比如皇岗新村由4个自然村组成，白石洲则由5个自然村组成。她说：“关于1000万的人口，应该差不多，占深圳居住人口的60%。”

2018年年中，端传媒报导深圳龙华富士康厂区旁的清湖新村，有不少村民自建房被改造成公寓，单间月租金从600元涨到1880元以上，引发了一阵清退潮，不少工人无法担负房租而离开深圳。深圳某城中村自建房的房东张腾告诉端传媒记者，这些由房地产商牵头的城中村改造公寓，租赁情况一直不好，空置率很高，因为周边工人难以负担那么高的租金。

“制造业才是深圳的基本盘，中小微企业才是支柱。”

这一结果并不令人意外。2017年末，深圳共有943.29万人就业，金融和IT从业者加起来占比只有5.6%。而制造业从业者有377.49万，占比超过40%。由于制造业工人的流动性极高，且有大量的非合同工，实际从业者数量会比统计数字更高。

“制造业才是深圳的基本盘，中小微企业才是支柱。”张腾说，除了城中村的自建房，他在市中心拥有写字楼，也在东莞经营一家织带制造工厂。他说，深圳关外的工厂还是以传统制造业为主，并没有那么多的高新企业。

据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的《2018年深圳市人力资源市场工资指导价位》，2018年深圳居民月薪的中位数是5069元/月，有超过一半的深圳居民月收入不足5000元。这个数字，和龙华富士康普通工人一个月的收入持平（底薪加上加班补贴）。

数据显示了巨大的收入差异：2018年深圳金融业会计平均月薪为14548元，计算机程序设计员为27645元；与之相对，缝纫工的平均月薪为4589元，餐饮业服务人员为3598元。消费数据也能反映出，大量人口的收入并没有想像中那么好。2017-2018年，深圳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在全国城市中都只排在第七位，低于上海、北京、广州、重庆、成都和武汉。去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6168.8亿，仅是广州的66%。

和1979年的情况并无太大不同，2019年住在“关外”城中村、月收入5000元左右的制造业工人，仍然支撑着深圳经济的主流人群，但他们赖以为生的制造业正在发生巨变。

产业升级还是产业挤出？

张腾对端传媒记者表示，今年城中村的租赁情况是深圳建市40年来最糟糕的一年。往年城中村出租屋因为租金低，生活配套完善，一开年就会被邻近工厂的工人租完，而今年却一直存在不同程度的空置情况。他认为最大的原因是因为工作岗位没了，“不少朋友已经把工厂搬到东莞。”根据《证券时报》报导，因为厂房搬迁、人口流失，深圳沙井城中村的出租屋也出现空置问题。

查阅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的报告，2019年上半年深圳迁出企业852户，比去年同期增长580户；同时迁入企业由159户下降到142户。

“去年（2018年）深圳有91家规上工业企业（编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指年主营业务收入达到2000万的企业）出现外迁，且存在由中小企业转向部分大企业的趋势。”深圳市人大常委会6月份审议的《深圳2018年中小企业发展情况的专项工作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指出了问题的严峻之处。91家外迁企业，约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数的1.1%。

事实上，企业外迁是深圳长期存在的现象。唐杰在今年一次关于“深圳奇迹”的演讲中表示，深圳每十年大概有一个周期，产业会大量外迁，他认为这是一个创新的过程，是产业升级的过程。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副院长武良成向端传媒记者介绍了深圳产业升级的不同阶段。1979年深圳建市，来自香港、台湾的资金在深圳建立了大量“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料装配、来样加工、补偿贸易）企业。外资提供设备和原料、建造厂房、并负责全部产品的外销，深圳则提供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以服装加工厂和电子产品组装加工厂为主的“三来一补”企业，帮助深圳进入制造业的车道，也积累了“第一桶金”。

90年代中后期，深圳不满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高投入和低回报，开始“腾笼换鸟”，取消了对低附加值企业的补贴政策，转而鼓励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这个时期，大量企业迁往东莞和其他珠三角城市。同时，以华强北（上步工业区）为代表的电子通讯设备制造业在这个时期鹊起。高峰时期，在华强北发迹的手机上下游各类企业不下万家。华为、中兴、康佳、创维等通信设备领域和家电企业也逐渐壮大。这个时期深圳依靠资本密集型企业，迈入了全球产业链的中低端，但是制造业仍然以模仿为主。

2003年开始，深圳进入了较长时间的“转型阵痛期”，土地、能源等成本越来越高，传统制造业企业纷纷离开，富士康也将iPhone生产线转移到了郑州。同一时期，深圳将政策倾斜到生物、互联网、新能源、新材料等高新技术产业。金融业和现代物流业等第三产业也在这个时期崛起。

2012年至今，中低端企业继续外迁，许多“纳税大户”也将生产基地搬走，留下总部和研发业务在深圳。2014年中兴通讯将生产基地迁往河源；2015年比亚迪在汕尾投资建设新能源汽车产业基地；2016年华为终端转移落户至东莞松山湖。大疆、蓝思科技、康佳、欧菲光等大型企业也相继将生产线搬往东莞等周边城市。2016年，深圳原市长许勤在一个论坛上表示，当年有超过1.5万家企业迁出深圳。

武良成告诉端传媒，随着产业的升级，工厂从“二线关”内迁移到关外的宝安、龙岗，光明，又再到东莞、中山等珠三角城市，如今许多已经远至四川、贵州乃至越南、埃塞尔比亚等地。

对于第三季度GDP的下滑和当前企业的搬迁潮，是否指向新一轮的产业升级，武良成不置可否。但是他表示，随着低附加值企业的搬迁，金融业和高端服务业的涌现，以及房地产业的繁荣，深圳的土地价值在不断增加，这个过程中会不自觉把其他产业挤出。

在这一时期，也出现了“制造业回归”的现象。“高端制造业，或者制造业的高端部分，比如芯片、钟表、定制服装、珠宝、新材料等产业回来了。”武良成说。《深圳商报》也曾报导过一家从湖北回归的精密电子企业，回归的原因是在深圳一个配件2小时配齐，而在外省需要2个星期。

武良成描述了一个理想的产业淘汰过程：中低端产业因为承担不起高成本而被挤出深圳，留下了单位产值高、能够承担高成本，看中深圳完备的产业组织环境的高新企业。

深圳统计局公开的前三季度工业指标解读材料，认为“结构调整仍在推进，产业向高端化发展”，依据是前三季度先进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7.2%和8.1%，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分别为71.4%和66%。这组数据说明技术含量高的行业仍处于上涨阶段。

但是，迁出的并不全都是中低端企业。根据《证券时报》报导，深圳市政协曾在2017年开展了为期四个月重点调研，调研发现一个新的现象：前几年由于深圳市政府主导开展的转移淘汰低端落后产能，外迁的企业大多是低端落后的制造型企业；而如今深圳外迁的制造业大多数是先进制造业，尤其是一些大中型企业。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副院长郭万达对《证券时报》表示，土地成本上涨一定程度上挤压了制造业的发展。对于一些高新技术企业被挤出深圳的现象，武良成也承认，高房价（高地价）是一把双刃剑，他认为“这是市场给政府出的考题”。

产业空心化了吗？

企业外迁是否会造成产业链“断链”，甚至导致深圳出现产业空心化的现象？

郭万达认为，企业将生产线迁到周边城市，对深圳产业链的完整性不会带来太大影响（只要还在一小时经济圈内），但如果迁到更远的江西，甚至东南亚国家，那深圳就真的需要“补链”了。

分工极细，极其完备的产业链集群，是深圳的独特优势，华强北便曾因一公里内能找到生产一只手机需要的所有配件的工厂而闻名。这一优势正在逐渐失去。上述《报告》便指出，过去三年深圳外迁的192家规模以上企业，电子信息制造业企业共计72家，占比37.5%。电子信息产业占深圳市GDP比重近1/4，是深圳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报告》还提出警告，龙头企业外迁会带动供应链上下游企业同步外迁，进而危及深圳产业链的完整性。

深圳外迁制造业留下的空白，被先进产业填补上了吗，还是分给了第三产业？深圳统计局数据显示，第二产业创造的地区生产总值占比，已经从2008年的50%左右降至40%，相对地，第三产业占比则涨到了60%。

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全年，深圳金融业实现税收1314.8亿元，同比增长17.5%，占深圳市总税收的22.37%，超过制造业20.30%的贡献比例，成为深圳市第一大税收贡献产业。

自2009年深圳创业板上市，以及《深圳综合配套改革总体方案》敲定深圳改革方向（联合香港成立全球五大中心，国际金融中心、国际物流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国际创新中心和国际文化创意产业中心）以来，各省市数十家金融、银行机构迁入深圳。自此，深圳的存款余额、金融业增加值等指标长期稳居全国第三。

2019年三季度，深圳甲级写字楼空置率达22.4%，部分片区空置率超50%。

金融业发展的成果，从福田中心区的建筑群可以一眼看出：2016年，592.5米的平安金融中心落成，旁边是深圳证券交易所占地极广的新大楼，以及各金融机构的总部大楼一起，构成了深圳的金融中心。但建筑群的平地而起是否说明了产业的繁荣？

福田中心区，深南大道穿过的城市之眼，是80年代就开始规划的CBD（中央商务区），以金融机构命名的大楼林立，也是全国地区生产总值最高的CBD。这样繁华的地段，却出现了大量写字楼空置的情况。

“主要是甲方没了。”张腾告诉端传媒记者，他名下位于福田中心区的写字楼有一些租客近期退租，理由都出奇一致。继2018年P2P爆雷潮之后，今年深圳又再清退139家P2P企业。企业大量关张，不仅造成写字楼空置，也影响到了上下游企业。

更令张腾感到经济水温在变的是，过去写字楼的租客，大多是新成立的公司，结束租约也多是因为公司发展了需要更大的场地，而现在的租客，“清一色都是为了降低成本而搬家的存量租户”。

数据印证了他的感受，根据第一太平戴维斯数据，2018年末，深圳研发办公物业总存量已达1526万平方米，约等于九千个红磡体育馆。而在2019年三季度，深圳甲级写字楼空置率达22.4%，部分片区空置率超50%。

“前几年提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造成了太多虚假繁荣。”张腾说，写字楼里的企业，有许多是冲着政府“双创”政策提供的补贴而注册的，大部分跟创新没有关系。“双创”是2015年起由李克强推动的政策，鼓励科技人员和大学生创业，各地政府给予高科技园区的孵化器和初创公司创业补贴、租金补贴和免息贷款等政策优惠。据《工人日报》报导，仅两年后，深圳的447家孵化器（在孵企业为8548家）就已经有不少名存实亡。

张腾认为，深圳的金融业和创新产业有许多水分。“你以为前海的总部经济，都是企业的总部在办公吗，其实很多都是二房东而已，把大部分楼层都拿来租赁。”他表示，深圳目前的经济失速是前几年虚假繁荣的结果。

此外，写字楼空置，也与工业用地房地产化的现象有关。

2014年，深圳新增了新型产业用地(M0) 用地类型，在“工改工”城市更新中允许将普通工业用地（M1）改变为新型产业用地（M0），将旧工业区拆除重建为包括产业用房、配套商业、配套公寓在内新型产业园。因为低廉的拿地成本，当年“工改工”项目中约有20%是配套公寓，随后多家房企参与工改市场。

“过去几年，你会发现，深圳这些所谓的拆除重建项目基本都被做成地产开发。而华为、中兴等企业生产基地外迁，让政府意识到这可能会导致产业空心化，因此政策开始转向。”世联行首席工改顾问董极接受《财经》采访时提到。

“房价被市场抬高了，为了给未来出现的创新产业留出生长空间，政府应该在供给侧做一些努力。”武良成说。

2016年，《深圳市城市更新“十三五”规划》印发：“保障制造业用地规模，严格控制工业区块线范围内 ‘工改商’ 和 ‘工改居’，保证至2020年全市工业用地比重不低于30%。”2018年8月，深圳市政府正式印发《深圳市工业区块线管理办法》，严禁在工业用地中安排成套商品住宅、专家楼、商务公寓和大规模的商业和办公等建筑功能。

“房价被市场抬高了，为了给未来出现的创新产业留出生长空间，政府应该在供给侧做一些努力。”武良成说，保障工业用地的比例是政府可以做的事情。

“深圳应该向过去的自己学习”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副院长曲建认为，面对国际经济形势整体放缓的大环境，再加之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深圳经济增长出现一定程度的放缓并不意外。武良成也表示，深圳的经济已经增长到发达国家水平了，应该跟欧洲国家、美国作比较。他说：“欧洲的GDP增速在3%左右，美国在4%左右，深圳应该允许放缓到6%。”

对于产业是否空心化的问题，武良成认为政府应该“淡化占比”，不要看得太重，重要的是着力提高对企业的服务水平，“解决摩擦成本”。

张腾则没有那么乐观，他在城中村的房子受到的约束越来越多，比如做餐饮生意的租户不被城管允许摆放桌椅到门外，生意日渐萧条。他租出去的写字楼，也只有做移民中介生意的营收在上涨。张腾觉得，由于大环境收紧，过去服务型的政府近年来变得越来越形式主义，该做的事情没做，反而给企业添了许多堵。“深圳应该向过去的自己学习。”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