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購物，香港人還想在商場看連儂牆、討論時事

張莉雅每日都來沙田的新城市廣場。區議會選舉前，她將沙田41個選區的候選人照片在商場中庭地面上擺成一個圈，每張照片旁都配備了便利貼紙和筆，供路過的人寫下評價。有人在一張候選人相片旁寫：「攞威就仆出嚟影相，有事就縮唔見人！」（想要出風頭的時候就出來拍照，真有事時就躲起來不見人），也有候選人收穫了「呢四年做左好多嘢！」（這四年做了好多事！）的評價。圍繞著便利貼紙，圍觀的市民自動形成了一個緩慢旋轉的圈，人們靜靜讀著地上的文字，不時有人貼上新的貼紙。

每天都會新增幾百張便利貼。十點商場關門後，張莉雅將它們帶回家，一張張讀過，篩選出精選留言，翌日重新擺在中庭。近兩個月，她每天都在新城市廣場待10個小時。

這座商場與香港其他大型商場沒有什麼不同——和地鐵站無縫銜接，中庭最開闊，四周環繞著一線美粧品牌和奢侈品專賣店，明亮、熱鬧，從早到晚人流不息，常有拖著行李箱的大陸遊客向本地銷售人員詢問某品牌的具體位置，後者總能以流利的普通話作答。

香港是個大商場——2011年，香港音樂組合My Little Airport曾以這句話作為專輯名。它捕捉到香港的一種突出氣質：精緻、冷漠、消費主義。但6月反修例運動以來，這座城市開始發生變化，集會、示威和胡椒噴霧湧入了商場，消費場域被壓縮，一個新的空間慢慢生長出來。

714沙田遊行，「被追殺（的感覺）」

改變始於7月14日的沙田遊行。7月，市民號召香港十八區分區遊行，為香港社運史上首次出現大型、持續的分區遊行。繼屯門、九龍區、上水之後，沙田成為第四站，遊行獲得警方發出的不反對通知書，可持續到當晚7點。據主辦方稱，當日有逾11.5萬人參與遊行，警方公布的最高峰人數則為2.8萬。

65歲的沙田街坊吳嬌農也參加了當日遊行。攝氏32度的下午，半頭白髮、腿腳有些不穩的她拎著水、食物和手套走在隊伍中。她以前總覺得年輕人冷漠，但運動改變了她的看法，「遊行時，年輕人不斷和我說『婆婆你離開這裏』。」

5點左右，遊行隊頭抵達終點，有示威者走出原定路線，在源禾路和沙田鄉事會路交界，警方和示威者產生第一輪衝突。吳嬌農在好運中心（編註：位處源禾路與沙田鄉事會路）的平台上，看到馬路上的年輕人排成一條長長的直線，手把手傳遞物資。她趕忙回家，收集了鄰居的雨傘、保鮮膜，從窗口把物資丟下樓。

夜幕降臨後，氣氛急轉直下。8點半，警方宣布清場；9點後，警方防線向新城市廣場一帶推進，愈來愈多遊行人士湧入和新城市廣場相連的百步梯。不久，警方進入百步梯範圍，拘捕多人。

在新城市廣場某奢侈品牌做銷售的陳雲玲和丈夫看到，新鴻基地產（新城市廣場的發展商）的工作人員帶著舉著長盾、警棍的警察進入商場。此時，商場中庭以上三層圍欄都擠滿了市民。他們沒有想到，會在熟悉的商場裏看到下面這一幕：防暴警察舉著盾牌在商場內追趕示威者和市民，胡椒噴霧灑在人群身上。人們朝警方丟傘、水瓶等一切可利用的物件，用雜物堵塞電梯口，「密密麻麻，幾層樓都有（人往下丟傘）。」中庭濕滑的地面上，散落著眼鏡、雨傘、鞋、胡椒水漬和血。

新城市廣場成為最早發生大型警民衝突的商場。據醫管局數據，當日衝突造成28人受傷、2人危殆。警方就此事件至少拘捕49人。

通過電視直播目睹衝突的吳嬌農，有很長一段時間不敢再去新城市廣場——她在沙田住了一輩子，幾乎每日飯後都會去商場散步。7月14日後，家中原本24小時播放的收音機也關掉了。吳嬌農開始抗拒吸收關於運動的一切消息，甚至有一個星期沒看電視，「好似有病，心臟病，被追殺（的感覺）。」

衝突後，憤怒的市民接連幾天到新城市廣場抗議，對管理處允許警方進入商場表達不滿。人們在服務台、玻璃、柱子上貼上便利貼紙，在商場上空放氣球，掛著發光問號標誌的服務台變身連儂台，貼著「新鴻基出賣港人」的標語。

服務台的工作人員消失了，新城市廣場也變了。

回到廣場，「搶奪一種公共性」

工作日下午5點左右，總有一群市民和學生來到新城市廣場，掏出準備好的文宣，貼在中庭的兩個柱子上。一根靠近港鐵站，往來人流密集，總有二、三十人駐足；另一根靠近百步梯，旁邊便是顧客常去的美粧品牌店。一根連儂柱，有時能貼上百張文宣，有的老婆婆需要用力踮腳，才能貼上「林鄭血手」的便利貼。

城市研究者、英國曼徹斯特大學地理學博士黃宇軒認為，若將這場運動利用商場的事件劃出一條曲線，最高峰無疑是沙田的新城市廣場。他指出，對於香港人而言，遊行途中進入商場是再自然不過的事。但是，將公共活動延展至私人空間，在香港社運歷程上並不多見，直到反修例運動爆發。

6月9日百萬人大遊行後，特首林鄭月娥堅持《逃犯條例》二讀，引爆12日集會示威，而後發生警民衝突。15日，一名支持運動的男子，身穿寫有「林鄭殺港 黑警冷血」的黃色雨衣，在太古廣場高處掛上示威標語，從空中墮下。事件發生後，人們自發在太古廣場外一片行人道空地舉辦悼念活動，燭光和鮮花鋪滿行人通道，持續至少一個星期。

「太古廣場地面和對出好像一個集體靈堂，那一刻開始，商場好像打破了一些規則，大家覺得任何地方都可以屬於我們。」黃宇軒說。

城市研究者、曾於香港大學和荷蘭修讀建築學的何尚衡指出，對比歐洲公共空間的構成，例如傳統市政廳和教堂，香港較少有具備象徵意義的空間。在香港，上一次發生類似的事件是2011月10月，為響應美國「佔領華爾街」運動，香港發起「佔領中環」，佔領區在中環匯豐總行大廈前的廣場，這片區域為公共通道，但業權歸匯豐所有。運動持續十個月，匯豐以收回物業權申請法庭命令，由法庭執達吏向示威者進行清場。

在新城市廣場，「大家搶奪了一種公共性，」黃宇軒認為，日常在街道上的抗爭現場，示威者都蒙著面，或是趕著跑，「這場運動比較少這樣的交流。」黃宇軒久違地提到「佔領」，「這場運動很少人說佔領，好像一個失敗密碼，但都算佔領了商場。連儂牆隧道其實都不太能容納人，沒有公民廣場的效果，但新城市好似一個公民廣場。」

何尚衡認為，要成為公民廣場，除了這個地方擁有歷史，還須與個體經歷產生聯繫。法國人類學家Marc Augé 曾提出「非地方」（non-space）的超現代性概念。所謂的「地方」，是具有象徵意義的空間，能留下歷史記憶的場域，與人發生關係，乃至與個體的身份認同有關。而「非地方」，則具有對立的意涵，能被不斷清空、重建。在現代社會中，商場、超市、高速公路等，都是「非地方」的代表。

而相比於街頭的連儂牆，新城市廣場的連儂柱（編註：連儂牆在7月後蔓延全港街頭，從一開始寫滿留言的便利貼紙，演化為具有高濃度信息量的文宣：除了示威活動的日程信息、具備爭議性的事件，也會配合近期議題提供相關資訊）有其「特殊的文化」：夜晚十點熄燈後，人群散去，總有一群街坊會留下回收文宣，分類整理出可利用的文宣，翌日再貼上。

圍著連儂柱看文宣的人，有身著西裝的青年人，下班途徑新城市廣場時駐足停留；也有特地從家裏出來支持的老頭老太，不時給身旁的年輕人打氣；有的是兩代人出門行街，子女向父母解釋著文宣上的字句；偶爾也有大陸人停留，與身邊的香港人討論這場運動。

現場不總是和平的。幾乎天天都在中庭的外判保安陳峰說，每個星期都能遇到幾個在連儂柱旁挑釁的市民，也有熟口熟面的街坊，總問保安為什麼不阻止貼文宣的人。最危急的一次，是一名拿著手機不斷拍攝現場的女市民，被其他市民包圍後，要求保安護送離開，沒想到，她與丈夫拿著刀和鐵棍再次出現在商場，夫婦倆隨後被警方以涉嫌「藏有攻擊性武器」逮捕。

除了雷打不動的文宣，中庭還有很多其他活動。沙田街坊司徒先生，帶著裝有音響的推車來到另一頭的連儂柱前。那晚中環正在舉辦集會，司徒先生將一部iPad放在琴架上，開著直播供途人觀看。在場布置連儂柱的中學生和他商量後，在琴架前的地面整整齊齊鋪上一排文宣。司徒先生自備了小椅子，坐在琴架後。

司徒先生總是戴著鴨舌帽和口罩，看不出來已年過半百。大陸改革開放初期，他前往廣東辦廠，做手袋、錢包。「完全享受到經濟的好處，沒理會政治的事，好相信政府會給到所有東西。」平日在大陸工作，週末休息回香港，偶爾看看報紙，充耳不聞窗外事。

直到2014年雨傘運動，他才意識到社會出了問題。「對大陸的政治都知道，沒想到香港會變成這樣。」司徒先生開始研究香港政治，傘運後特地找來《基本法》細細研讀。

當天晚些時候，司徒先生又呼籲圍觀的數十名街坊移步到十米外的另一根連農柱觀看放映。

電影系畢業的艾琳與朋友拖著兩個裝了音響、發電機、投影儀、電腦等設備的行李箱，在連儂柱旁設置放映區。艾琳選了11個來自不同媒體的短片。

那時剛實行「禁蒙面法」，艾琳與朋友準備了200個貼有不同人物形象的口罩，派發給現場市民。一開始只有二、三十人觀看，沒多久，人潮一圈圈漫出，很快便聚集了200多人。密密麻麻的人頭中冒出不少青蛙「Pepe」和「小熊維尼」。螢幕上是催淚彈驅散人群的畫面，槍聲迴響，觀眾中不時有人流淚。

它「只是一個通道」

新城市廣場地處沙田市中心，四通八達，比鄰沙田港鐵站，商場內可直通巴士總站，亦有通道連結其他商場。商場外有多個地標，包括空間開闊、時常舉辦文娛活動的百步梯、圖書館、沙田大會堂、沙田裁判法院。從新城市廣場步行十分鐘，就可抵達城門河，對岸是沙田人的屋宇。

由於新城市廣場有24小時通道，沙田人往往會經由中庭選擇不同交通上班。人流往往在早上10點後膨脹，全天都處於密集狀態。若遇到下班高峰期，中庭一分鐘內能有250人經過。商場的保安數過，有時一天能有30個人向他詢問路線。

在今年夏天之前，新城市廣場是自由行遊客中最熱門的商場之一。陳雲玲回憶，一天能有上千人踏進店門，好的時候一天銷售20萬，就算是平常日子，8、9萬也不成問題。

這種繁華並不是新城市廣場最初的面貌。

六十年代初，面對住房和工業用地的壓力，港英政府推出新市鎮計劃。沙田屬於第一代新市鎮，於七、八十年代陸續建成多個公共屋邨和私人屋苑。近四十年，沙田人口飛速增長，從七十年代初的三萬人增至如今約66萬人，在全港9個新市鎮中排名第二。

1984年，新城市廣場正式開業。她的前身是沙田墟，這是一種香港舊式集市，聚集了士多、藥房、理髮鋪、洗衣店、五金店、平價美食店等各式店鋪。1962年颱風在沙田吐露港引起風暴潮，半個沙田在水中淹沒，沙田墟亦被摧毀，成為一塊爛地。

新落成的新城市廣場很快成為當地居民喜愛的公共空間。在沙田居住超過30年的周永新記得，新城市廣場包辦了他們一家的日常生活用品，媽媽會帶他來買衣衫和鞋，他也會陪媽媽來買菜。小時候的暑假，周永新還有一個固定路線：騎單車20分鐘，到新城市廣場的漫畫屋看漫畫、吹冷氣。

1989年，全港首個音樂噴泉在新城市廣場中庭落成，為當時全亞洲最大的室內電腦控制音樂噴泉。周永新一家常在噴泉旁逗留，聽到悅耳的歌曲，爸爸還特地找來保安詢問曲目。2015年，音樂噴泉消失了，中庭猛的開闊了不少，成為四通八達的通道、遊客的聚集點、運動的集會地。

「在這個區域生活，新城市廣場算是一個中心。」周永新說，那時的新城市廣場還有游泳池、醫務室，商場不遠處的十字路口旁，是孩童們心心念唸的娛樂城。「不過那個十字路口放了催淚彈，以後那不是『有娛樂城的十字路口』，而是『放過催淚彈的十字路口』。」

新城市廣場是少見的無上蓋住宅的商場，但四通八達的人行天橋，連結了周邊大小商場和住宅。何尚衡分析，相比於「辦公室+商場」（如旺角的朗豪坊）或「商業樓宇+商場」（如銅鑼灣的時代廣場）的模式，新城市廣場屬於「住宅+商場」，更容易聚集人流。同時，這種結構設計，也令新城市廣場與沙田人的日常生活更為緊密。

2003年大陸開放自由行，新城市廣場從為街坊服務的商場，走向高端和消費功能為主的商場型態，廣場周邊的店鋪也陸續轉變為藥房、化粧品店、金鋪、嬰兒用品，吸引大量前往香港購物的遊客。2000年後商場翻新，也拆除了服務社區的康樂設施和親民店鋪。城市研究者、於香港中文大學修讀文化研究系林兆榮形容，這是新城市廣場「進退失據」。

在新城市廣場開業逾30年的麥當勞，90年代曾是全球交易量最高的分店之一，於2015年因高昂店租遷走。沙田街坊幾乎都有關於麥當勞的回憶。周永新還記得小時候在麥當勞辦生日會，和麥姐姐玩樂的經歷。在沙田住了20年的林兆榮則是對火車卡座印象深刻，那是小朋友一定會搶著體驗一把的回憶。

新城市廣場改頭換面後，遊客陡增，張莉雅路過商場總能看到遍地張揚的旅行箱，「幾十件那樣掃貨。」愈發難買到符合自己尺碼的衣服，她的購物習慣從新城市廣場改到港島的商場。周永新亦愈發少在新城市廣場玩樂和購物。這個商場對他與許多街坊而言，「只是一個通道。」

「THE TOWN IS EVER NEW」

這個人頭攢動的購物聖地在今年夏天後變了模樣。「如果只是計人流，都跌了三分二。」陳雲玲說。以她所屬的奢侈品牌為例，在香港總共有15家分店，在運動前的高峰銷售額是現在的10倍。

根據香港旅遊發展局2018年統計，全年旅客量逾6000萬人次中，超過77%是內地旅客。反修例運動在6月點燃後，港府曾多次召開記者會強調經濟受到運動影響。根據香港旅遊發展局統計，8月份訪港旅客比同期減少近四成。零售業數字也有顯著下滑，據香港零售管理協會統計，8月珠寶、鐘錶及貴重物品的銷售量下跌47.4%，而服裝、鞋類等相關產品則下降32.1%。

11月下旬的新城市廣場，中庭許多防護玻璃用白板遮擋——這在十月份還未出現。週末自由行的遊客相比兩個月前更少了。從前門庭若市的美粧店裏，多數銷售人員只是愣愣地望著店外來往的客人。

大多自由行遊客揣著警惕心，一搭話，便以急著趕路為由快步離開。遇到和朋友一起來購物的王志時，他正站在SASA門前等人，背著雙肩包，腳旁放了兩個塞得滿滿當當的塑料袋。

王志家住深圳，有個1歲的孩子，會定期來港購買奶粉，也會幫家人和朋友代購美粧、藥品等。運動爆發後，交通成了王志最擔心的因素。除了緊跟新聞，他還有一手渠道了解香港的情況——商場銷售人員的微信，後者常常會在朋友圈發布香港的交通信息。理工大學衝突結束後的首個週末，早上6點半，銷售人員發了兩張地鐵圖，只有東鐵綫大學站標記了紅色的「X」，代表整體交通順暢。

聊起商場中庭的連儂牆，王志不太感興趣，「我覺得（連儂牆）是激進人士做的吧。」週末的新城市廣場常有和理非的示威活動。偶有大陸遊客會對貼滿文宣的連儂柱或中庭集會感到好奇，但大多數人聽到示威口號，往往面露緊張神色，快速離去。

商場的示威活動增加後，陳雲玲的店舖也多了些小插曲。常有帶著小孩、拖著行李箱的大陸客人，聽到中庭唱歌或喊口號時，神色慌張地催促結帳。陳雲玲有一次提醒客人，在大陸的門店也能保修，沒想到客人快言快語說道，「當然了，香港也是中國的。」

對大陸遊客來說，來新城市廣場購物或許變得有些令人緊張，但對吳嬌農這樣的本地居民來說，這個商場則成為療癒之地。一度陷入壓抑情緒的吳嬌農，在友人建議下，再次踏足新城市廣場，置身在討論會輪流發言的市民和在旁圍觀的人潮中，她感到興奮：「人多到覺得熱。現在有聚會的感覺，（若）不是這件事，香港人好cool。」

陳雲玲在店舖觀察發現，中庭的連儂柱旁初期不時有人吵架，「有時討論都很激烈，好像時事論壇。」有面熟的街坊，曾在中庭樓上圍觀、抱怨，對著中庭罵人，一個月後竟站在中庭一起唱《願榮光歸香港》。

最大的改變發生在自己身邊。六月前，陳雲玲的同事們大多都是「港豬」（編註：泛指政治冷感的香港人），平日從不聊社會時事。運動初期，商場生意開始受到影響，同事們不免發牢騷。但721元朗事件後，住在天水圍的「港豬」同事翌日突然請假，理由是「昨晚（看元朗直播）看得太嬲」（昨晚（看元朗事件的直播）看得太生氣）。過往商場提早關門，同事們一溜煙趕著搭地鐵回家，現在若遇上示威活動，同事們換好衣服後，結伴在商場外兜一圈，再回到中庭。10月1日全港多區爆發示威活動，各大商場關閉，陳雲玲突然接到同事電話，急匆匆問她「在哪裏可以買到索帶（編註：用於固定物體的帶子）」，又打算拉上住在附近的同事一起下樓旁觀示威活動。

夜晚九點半後，商場人流漸漸退潮，原本充盈著運動歌曲、街坊討論聲、口號的中庭也安靜下來。下班的人群稀稀疏疏穿過中庭。商場熄燈關門了，但人們沒有離去，總有十幾個街坊在中庭聚著聊天。此時，沙田正街上，新城市廣場獨具特色的紅磚外牆上，廣告燈牌還亮著那句宣傳口號——「THE TOWN IS EVER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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