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购物，香港人还想在商场看连侬墙、讨论时事

张莉雅每日都来沙田的新城市广场。区议会选举前，她将沙田41个选区的候选人照片在商场中庭地面上摆成一个圈，每张照片旁都配备了便利贴纸和笔，供路过的人写下评价。有人在一张候选人相片旁写：“攞威就仆出嚟影相，有事就缩唔见人！”（想要出风头的时候就出来拍照，真有事时就躲起来不见人），也有候选人收获了“呢四年做左好多嘢！”（这四年做了好多事！）的评价。围绕著便利贴纸，围观的市民自动形成了一个缓慢旋转的圈，人们静静读著地上的文字，不时有人贴上新的贴纸。

每天都会新增几百张便利贴。十点商场关门后，张莉雅将它们带回家，一张张读过，筛选出精选留言，翌日重新摆在中庭。近两个月，她每天都在新城市广场待10个小时。

这座商场与香港其他大型商场没有什么不同——和地铁站无缝衔接，中庭最开阔，四周环绕著一线美妆品牌和奢侈品专卖店，明亮、热闹，从早到晚人流不息，常有拖著行李箱的大陆游客向本地销售人员询问某品牌的具体位置，后者总能以流利的普通话作答。

香港是个大商场——2011年，香港音乐组合My Little Airport曾以这句话作为专辑名。它捕捉到香港的一种突出气质：精致、冷漠、消费主义。但6月反修例运动以来，这座城市开始发生变化，集会、示威和胡椒喷雾涌入了商场，消费场域被压缩，一个新的空间慢慢生长出来。

714沙田游行，“被追杀（的感觉）”

改变始于7月14日的沙田游行。7月，市民号召香港十八区分区游行，为香港社运史上首次出现大型、持续的分区游行。继屯门、九龙区、上水之后，沙田成为第四站，游行获得警方发出的不反对通知书，可持续到当晚7点。据主办方称，当日有逾11.5万人参与游行，警方公布的最高峰人数则为2.8万。

65岁的沙田街坊吴娇农也参加了当日游行。摄氏32度的下午，半头白发、腿脚有些不稳的她拎著水、食物和手套走在队伍中。她以前总觉得年轻人冷漠，但运动改变了她的看法，“游行时，年轻人不断和我说‘婆婆你离开这里’。”

5点左右，游行队头抵达终点，有示威者走出原定路线，在源禾路和沙田乡事会路交界，警方和示威者产生第一轮冲突。吴娇农在好运中心（编注：位处源禾路与沙田乡事会路）的平台上，看到马路上的年轻人排成一条长长的直线，手把手传递物资。她赶忙回家，收集了邻居的雨伞、保鲜膜，从窗口把物资丢下楼。

夜幕降临后，气氛急转直下。8点半，警方宣布清场；9点后，警方防线向新城市广场一带推进，愈来愈多游行人士涌入和新城市广场相连的百步梯。不久，警方进入百步梯范围，拘捕多人。

在新城市广场某奢侈品牌做销售的陈云玲和丈夫看到，新鸿基地产（新城市广场的发展商）的工作人员带著举著长盾、警棍的警察进入商场。此时，商场中庭以上三层围栏都挤满了市民。他们没有想到，会在熟悉的商场里看到下面这一幕：防暴警察举著盾牌在商场内追赶示威者和市民，胡椒喷雾洒在人群身上。人们朝警方丢伞、水瓶等一切可利用的物件，用杂物堵塞电梯口，“密密麻麻，几层楼都有（人往下丢伞）。”中庭湿滑的地面上，散落著眼镜、雨伞、鞋、胡椒水渍和血。

新城市广场成为最早发生大型警民冲突的商场。据医管局数据，当日冲突造成28人受伤、2人危殆。警方就此事件至少拘捕49人。

通过电视直播目睹冲突的吴娇农，有很长一段时间不敢再去新城市广场——她在沙田住了一辈子，几乎每日饭后都会去商场散步。7月14日后，家中原本24小时播放的收音机也关掉了。吴娇农开始抗拒吸收关于运动的一切消息，甚至有一个星期没看电视，“好似有病，心脏病，被追杀（的感觉）。”

冲突后，愤怒的市民接连几天到新城市广场抗议，对管理处允许警方进入商场表达不满。人们在服务台、玻璃、柱子上贴上便利贴纸，在商场上空放气球，挂著发光问号标志的服务台变身连侬台，贴著“新鸿基出卖港人”的标语。

服务台的工作人员消失了，新城市广场也变了。

回到广场，“抢夺一种公共性”

工作日下午5点左右，总有一群市民和学生来到新城市广场，掏出准备好的文宣，贴在中庭的两个柱子上。一根靠近港铁站，往来人流密集，总有二、三十人驻足；另一根靠近百步梯，旁边便是顾客常去的美妆品牌店。一根连侬柱，有时能贴上百张文宣，有的老婆婆需要用力踮脚，才能贴上“林郑血手”的便利贴。

城市研究者、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地理学博士黄宇轩认为，若将这场运动利用商场的事件划出一条曲线，最高峰无疑是沙田的新城市广场。他指出，对于香港人而言，游行途中进入商场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但是，将公共活动延展至私人空间，在香港社运历程上并不多见，直到反修例运动爆发。

6月9日百万人大游行后，特首林郑月娥坚持《逃犯条例》二读，引爆12日集会示威，而后发生警民冲突。15日，一名支持运动的男子，身穿写有“林郑杀港 黑警冷血”的黄色雨衣，在太古广场高处挂上示威标语，从空中堕下。事件发生后，人们自发在太古广场外一片行人道空地举办悼念活动，烛光和鲜花铺满行人通道，持续至少一个星期。

“太古广场地面和对出好像一个集体灵堂，那一刻开始，商场好像打破了一些规则，大家觉得任何地方都可以属于我们。”黄宇轩说。

城市研究者、曾于香港大学和荷兰修读建筑学的何尚衡指出，对比欧洲公共空间的构成，例如传统市政厅和教堂，香港较少有具备象征意义的空间。在香港，上一次发生类似的事件是2011月10月，为响应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香港发起“占领中环”，占领区在中环汇丰总行大厦前的广场，这片区域为公共通道，但业权归汇丰所有。运动持续十个月，汇丰以收回物业权申请法庭命令，由法庭执达吏向示威者进行清场。

在新城市广场，“大家抢夺了一种公共性，”黄宇轩认为，日常在街道上的抗争现场，示威者都蒙著面，或是赶著跑，“这场运动比较少这样的交流。”黄宇轩久违地提到“占领”，“这场运动很少人说占领，好像一个失败密码，但都算占领了商场。连侬墙隧道其实都不太能容纳人，没有公民广场的效果，但新城市好似一个公民广场。”

何尚衡认为，要成为公民广场，除了这个地方拥有历史，还须与个体经历产生联系。法国人类学家Marc Augé 曾提出“非地方”（non-space）的超现代性概念。所谓的“地方”，是具有象征意义的空间，能留下历史记忆的场域，与人发生关系，乃至与个体的身份认同有关。而“非地方”，则具有对立的意涵，能被不断清空、重建。在现代社会中，商场、超市、高速公路等，都是“非地方”的代表。

而相比于街头的连侬墙（大陆称“列侬墙”），新城市广场的连侬柱（编注：连侬墙在7月后蔓延全港街头，从一开始写满留言的便利贴纸，演化为具有高浓度信息量的文宣：除了示威活动的日程信息、具备争议性的事件，也会配合近期议题提供相关信息）有其“特殊的文化”：夜晚十点熄灯后，人群散去，总有一群街坊会留下回收文宣，分类整理出可利用的文宣，翌日再贴上。

围著连侬柱看文宣的人，有身著西装的青年人，下班途径新城市广场时驻足停留；也有特地从家里出来支持的老头老太，不时给身旁的年轻人打气；有的是两代人出门行街，子女向父母解释著文宣上的字句；偶尔也有大陆人停留，与身边的香港人讨论这场运动。

现场不总是和平的。几乎天天都在中庭的外判保安陈峰说，每个星期都能遇到几个在连侬柱旁挑衅的市民，也有熟口熟面的街坊，总问保安为什么不阻止贴文宣的人。最危急的一次，是一名拿著手机不断拍摄现场的女市民，被其他市民包围后，要求保安护送离开，没想到，她与丈夫拿著刀和铁棍再次出现在商场，夫妇俩随后被警方以涉嫌“藏有攻击性武器”逮捕。

除了雷打不动的文宣，中庭还有很多其他活动。沙田街坊司徒先生，带著装有音响的推车来到另一头的连侬柱前。那晚中环正在举办集会，司徒先生将一部iPad放在琴架上，开著直播供途人观看。在场布置连侬柱的中学生和他商量后，在琴架前的地面整整齐齐铺上一排文宣。司徒先生自备了小椅子，坐在琴架后。

司徒先生总是戴著鸭舌帽和口罩，看不出来已年过半百。大陆改革开放初期，他前往广东办厂，做手袋、钱包。“完全享受到经济的好处，没理会政治的事，好相信政府会给到所有东西。”平日在大陆工作，周末休息回香港，偶尔看看报纸，充耳不闻窗外事。

直到2014年雨伞运动，他才意识到社会出了问题。“对大陆的政治都知道，没想到香港会变成这样。”司徒先生开始研究香港政治，伞运后特地找来《基本法》细细研读。

当天晚些时候，司徒先生又呼吁围观的数十名街坊移步到十米外的另一根连农柱观看放映。

电影系毕业的艾琳与朋友拖著两个装了音响、发电机、投影仪、电脑等设备的行李箱，在连侬柱旁设置放映区。艾琳选了11个来自不同媒体的短片。

那时刚实行“禁蒙面法”，艾琳与朋友准备了200个贴有不同人物形象的口罩，派发给现场市民。一开始只有二、三十人观看，没多久，人潮一圈圈漫出，很快便聚集了200多人。密密麻麻的人头中冒出不少青蛙“Pepe”和“小熊维尼”。萤幕上是催泪弹驱散人群的画面，枪声回响，观众中不时有人流泪。

它“只是一个通道”

新城市广场地处沙田市中心，四通八达，比邻沙田港铁站，商场内可直通巴士总站，亦有通道连结其他商场。商场外有多个地标，包括空间开阔、时常举办文娱活动的百步梯、图书馆、沙田大会堂、沙田裁判法院。从新城市广场步行十分钟，就可抵达城门河，对岸是沙田人的屋宇。

由于新城市广场有24小时通道，沙田人往往会经由中庭选择不同交通上班。人流往往在早上10点后膨胀，全天都处于密集状态。若遇到下班高峰期，中庭一分钟内能有250人经过。商场的保安数过，有时一天能有30个人向他询问路线。

在今年夏天之前，新城市广场是自由行游客中最热门的商场之一。陈云玲回忆，一天能有上千人踏进店门，好的时候一天销售20万，就算是平常日子，8、9万也不成问题。

这种繁华并不是新城市广场最初的面貌。

六十年代初，面对住房和工业用地的压力，港英政府推出新市镇计划。沙田属于第一代新市镇，于七、八十年代陆续建成多个公共屋邨和私人屋苑。近四十年，沙田人口飞速增长，从七十年代初的三万人增至如今约66万人，在全港9个新市镇中排名第二。

1984年，新城市广场正式开业。她的前身是沙田墟，这是一种香港旧式集市，聚集了士多、药房、理发铺、洗衣店、五金店、平价美食店等各式店铺。1962年台风在沙田吐露港引起风暴潮，半个沙田在水中淹没，沙田墟亦被摧毁，成为一块烂地。

新落成的新城市广场很快成为当地居民喜爱的公共空间。在沙田居住超过30年的周永新记得，新城市广场包办了他们一家的日常生活用品，妈妈会带他来买衣衫和鞋，他也会陪妈妈来买菜。小时候的暑假，周永新还有一个固定路线：骑单车20分钟，到新城市广场的漫画屋看漫画、吹冷气。

1989年，全港首个音乐喷泉在新城市广场中庭落成，为当时全亚洲最大的室内电脑控制音乐喷泉。周永新一家常在喷泉旁逗留，听到悦耳的歌曲，爸爸还特地找来保安询问曲目。2015年，音乐喷泉消失了，中庭猛的开阔了不少，成为四通八达的通道、游客的聚集点、运动的集会地。

“在这个区域生活，新城市广场算是一个中心。”周永新说，那时的新城市广场还有游泳池、医务室，商场不远处的十字路口旁，是孩童们心心念念的娱乐城。“不过那个十字路口放了催泪弹，以后那不是‘有娱乐城的十字路口’，而是‘放过催泪弹的十字路口’。”

新城市广场是少见的无上盖住宅的商场，但四通八达的人行天桥，连结了周边大小商场和住宅。何尚衡分析，相比于“办公室+商场”（如旺角的朗豪坊）或“商业楼宇+商场”（如铜锣湾的时代广场）的模式，新城市广场属于“住宅+商场”，更容易聚集人流。同时，这种结构设计，也令新城市广场与沙田人的日常生活更为紧密。

2003年大陆开放自由行，新城市广场从为街坊服务的商场，走向高端和消费功能为主的商场型态，广场周边的店铺也陆续转变为药房、化妆品店、金铺、婴儿用品，吸引大量前往香港购物的游客。2000年后商场翻新，也拆除了服务社区的康乐设施和亲民店铺。城市研究者、于香港中文大学修读文化研究系林兆荣形容，这是新城市广场“进退失据”。

在新城市广场开业逾30年的麦当劳，90年代曾是全球交易量最高的分店之一，于2015年因高昂店租迁走。沙田街坊几乎都有关于麦当劳的回忆。周永新还记得小时候在麦当劳办生日会，和麦姐姐玩乐的经历。在沙田住了20年的林兆荣则是对火车卡座印象深刻，那是小朋友一定会抢著体验一把的回忆。

新城市广场改头换面后，游客陡增，张莉雅路过商场总能看到遍地张扬的旅行箱，“几十件那样扫货。”愈发难买到符合自己尺码的衣服，她的购物习惯从新城市广场改到港岛的商场。周永新亦愈发少在新城市广场玩乐和购物。这个商场对他与许多街坊而言，“只是一个通道。”

“THE TOWN IS EVER NEW”

这个人头攒动的购物圣地在今年夏天后变了模样。“如果只是计人流，都跌了三分二。”陈云玲说。以她所属的奢侈品牌为例，在香港总共有15家分店，在运动前的高峰销售额是现在的10倍。

根据香港旅游发展局2018年统计，全年旅客量逾6000万人次中，超过77%是内地旅客。反修例运动在6月点燃后，港府曾多次召开记者会强调经济受到运动影响。根据香港旅游发展局统计，8月份访港旅客比同期减少近四成。零售业数字也有显著下滑，据香港零售管理协会统计，8月珠宝、钟表及贵重物品的销售量下跌47.4%，而服装、鞋类等相关产品则下降32.1%。

11月下旬的新城市广场，中庭许多防护玻璃用白板遮挡——这在十月份还未出现。周末自由行的游客相比两个月前更少了。从前门庭若市的美妆店里，多数销售人员只是愣愣地望著店外来往的客人。

大多自由行游客揣著警惕心，一搭话，便以急著赶路为由快步离开。遇到和朋友一起来购物的王志时，他正站在SASA门前等人，背著双肩包，脚旁放了两个塞得满满当当的塑料袋。

王志家住深圳，有个1岁的孩子，会定期来港购买奶粉，也会帮家人和朋友代购美妆、药品等。运动爆发后，交通成了王志最担心的因素。除了紧跟新闻，他还有一手渠道了解香港的情况——商场销售人员的微信，后者常常会在朋友圈发布香港的交通信息。理工大学冲突结束后的首个周末，早上6点半，销售人员发了两张地铁图，只有东铁线大学站标记了红色的“X”，代表整体交通顺畅。

聊起商场中庭的连侬墙，王志不太感兴趣，“我觉得（连侬墙）是激进人士做的吧。”周末的新城市广场常有和理非的示威活动。偶有大陆游客会对贴满文宣的连侬柱或中庭集会感到好奇，但大多数人听到示威口号，往往面露紧张神色，快速离去。

商场的示威活动增加后，陈云玲的店舖也多了些小插曲。常有带著小孩、拖著行李箱的大陆客人，听到中庭唱歌或喊口号时，神色慌张地催促结帐。陈云玲有一次提醒客人，在大陆的门店也能保修，没想到客人快言快语说道，“当然了，香港也是中国的。”

对大陆游客来说，来新城市广场购物或许变得有些令人紧张，但对吴娇农这样的本地居民来说，这个商场则成为疗愈之地。一度陷入压抑情绪的吴娇农，在友人建议下，再次踏足新城市广场，置身在讨论会轮流发言的市民和在旁围观的人潮中，她感到兴奋：“人多到觉得热。现在有聚会的感觉，（若）不是这件事，香港人好cool。”

陈云玲在店舖观察发现，中庭的连侬柱旁初期不时有人吵架，“有时讨论都很激烈，好像时事论坛。”有面熟的街坊，曾在中庭楼上围观、抱怨，对著中庭骂人，一个月后竟站在中庭一起唱《愿荣光归香港》。

最大的改变发生在自己身边。六月前，陈云玲的同事们大多都是“港猪”（编注：泛指政治冷感的香港人），平日从不聊社会时事。运动初期，商场生意开始受到影响，同事们不免发牢骚。但721元朗事件后，住在天水围的“港猪”同事翌日突然请假，理由是“昨晚（看元朗直播）看得太嬲”（昨晚（看元朗事件的直播）看得太生气）。过往商场提早关门，同事们一溜烟赶著搭地铁回家，现在若遇上示威活动，同事们换好衣服后，结伴在商场外兜一圈，再回到中庭。10月1日全港多区爆发示威活动，各大商场关闭，陈云玲突然接到同事电话，急匆匆问她“在哪里可以买到索带（编注：用于固定物体的带子）”，又打算拉上住在附近的同事一起下楼旁观示威活动。

夜晚九点半后，商场人流渐渐退潮，原本充盈著运动歌曲、街坊讨论声、口号的中庭也安静下来。下班的人群稀稀疏疏穿过中庭。商场熄灯关门了，但人们没有离去，总有十几个街坊在中庭聚著聊天。此时，沙田正街上，新城市广场独具特色的红砖外墙上，广告灯牌还亮著那句宣传口号——“THE TOWN IS EVER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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