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威脅的台灣植物誰來保存？走訪台北植物園的真實身份

2020年對地球生物來說是一個重要的年份。國際協定「愛知生物多樣性目標」（Aichi Biodiversity Targets）十年計劃將在明年到期，屆時世界各國將重新檢視20年前終告失敗的國際生物多樣性保育行動，在過去10年間，是成功力挽狂瀾，還是全球物種終於陷入於更難永續生存的境地。

「世界自然基金會」（World Wide Fund for Nature，WWF）在2018年底發表的《地球生命力報告》（Living Planet Report）指出，1970年到2014年間，野生脊椎動物（包含哺乳類、兩棲類、爬蟲類、魚類和鳥類）的個體數量已減少60%，物種消失最劇的區域發生在中南美洲的亞馬遜雨林，有90%的生物被消滅。換言之，地球所有物種、所有生命，正面臨大量消失甚至滅絕的處境。

而比起多人關注的動物，植物更容易被人漠視。每年，世界上約有2000種新植物被發現，多數都在發現不久即告滅絕。台灣農委會特生中心與林務局、台灣植物分類學會於2018年共同發表的《2017台灣維管束植物紅皮書名錄》中公佈，全台受威脅的989種植物中，有22種植物已證實遭野外或區域性滅絕；其中烏來杜鵑、龍潭莕菜、雅美芭蕉、異葉石龍尾、桃園石龍尾這5種植物，你再也無法在野外看見它們。這些名字，相信大多數人從未聽聞，也難以想像其樣貌，但它們的現身和滅絕，其實是大部分植物在地球上的命運縮影。

為了不讓植物滅絕的名單繼續變長，一群台灣植物學家和園藝工作者埋首工作，針對族群稀少、瀕臨滅絕危險的植物，做研究、寫企劃、野外採集、苗圃栽種⋯⋯他們不是電影裡的超級英雄，但他們確確實實正在進行一場漫長的搶救行動：將人們忽視的瀕危植物，從這場被形容為「更安靜的危機」裡力挽狂瀾，保住一線生機。

植物園不是公園

這場搶救行動的名稱具有濃厚的末世救贖意味。2019年1月1日在台灣正式啟動的「方舟計劃」，是一個結合農委會林業試驗所、林務局、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以及中興大學惠蓀林場、台大梅峰山地實驗農場、蘭嶼高中等政府和民間機構力量的國家級植物保種行動，目標是救援紅皮書中提及的989種國家受威脅植物。

整個的發動和組織核心，是一群隸屬於林業試驗所植物園組的研究和工作人員。參與行動的除了上述政府與民間機構外，還包括6個分布在台灣各地都市或淺山、海拔1,000公尺以下的國家植物園：台北植物園、福山植物園、恆春熱帶植物園、嘉義樹木園、蓮華池藥用植物園、四湖海岸植物園。依照受脅植物需要的氣候條件、地理環境等需求，這些植物園分頭進行在地保種工作。

其中，台北植物園，這間台灣最早設立、歷史最悠久的植物園，扮演方舟掌舵者的角色。由植物園擔當搶救野外植物的任務，聽來似乎順理成章，事實上，有很長一段時間，台北植物園一直苦苦掙扎，試圖從「供民眾運動休憩的公園」這個錯誤身分脫身。

提到位在台北核心區域南海學區的台北植物園，一般人腦中最先浮現的印象，恐怕是靠近歷史博物館側的荷花池。夏天賞花拍荷人潮絡繹不絕，園方索性在官網設置即時影像，讓「荷粉」自行追蹤，不至錯過盛景。歷任管理者也為植物園的公開展示區設置不少主題區域：有依據傳統植物分類學規劃的「裸子植物區」和「雙子葉植物區」，也有拉近民眾與植物距離的「佛教植物」、「民生植物」、「文學植物」，以及靠近清治時期古蹟「欽差行臺」的「十二生肖區」，又或是見證國際交流的「澳洲植物區」和反映近年園藝趨勢的「多肉植物區」。而無論從博愛路或和平西路的入口進入植物園，成列高大的棕櫚科植物，多是早年日本人種植的「古董級」植物，幾顆大王椰子樹身上甚至留下二戰時期的彈孔，說它們是植物園的守護神也不為過。

其實，早在日人1896年闢建植物苗圃之前更久，已有人類在台北植物園這一帶活動。考古學家劉益昌等人調查，從植物園地層考掘出的人類遺跡，最早的距今約1,800-2,500年左右（相關調查研究詳見《歷史的植物園腳步—從考古學研究談起》）。這個曾是沼澤溼地的區域在清治時期被稱為「大加蚋」，吸引眾多漢人移居屯墾；直到日人設立台北苗圃，植物重新入主而不需與人爭地。然而，自1921年正式擁有「植物園」名稱後，台北植物園身兼植物研究與植物展示的場所功能，在一般民眾的認知中逐漸偏移，大眾心中的植物園等同於公園，直到現在，台北植物園裡最多的，還是運動、散步跟攝影的人們，至於研究人員長期蒐集、種植、展示的兩千多種園內植物，往往淪為陪襯的背景。

「台灣多年來是去國外買門票認知『植物園是怎麼回事』，不出國的話，我們的教育也沒辦法把這件事講清楚，所以一般人就會以為是公園，在行政管理上也當成公園處理」。

「植物園是歐洲的概念，是一種歐洲先進科學的態度，當時（日本人）引入想的是展示植物的區域，並不是公園」，面對植物園被「誤植」為公園，林試所植物園組組長董景生一陣苦笑，「有趣的是，台灣多年來是去國外買門票認知『植物園是怎麼回事』，不出國的話，我們的教育也沒辦法把這件事講清楚，所以一般人就會以為是公園，在行政管理上也當成公園處理」。

最近的例子，是文化部一度提出的「大南海計劃」。這個大型區域開發計劃曾以「城南亮起來」為訴求，植物園為此疾呼萬萬不可，一旦夜間也大放光明，園內眾多植物和夜行性動物該何去何從？不只如此，當時連帶提出的設置文創賣場、定位為都會公園等計劃內容，都讓植物園內部感受到一股自身定位和功能失焦的焦慮。「方舟計劃」的概念在此時成形，國際上越趨強烈的搶救瀕危植物聲浪，則適時成為推手。2017年「大南海計劃」喊停，植物園積極爭取國家挹注，「植物方舟」終在今年初啟航。

據行政院農委會林試所發布新聞稿：「國際植物園保育聯盟（BGCI）認為，植物園是為這些瀕臨滅絕的植物營造適宜棲地，並將這些珍貴物種介紹給大眾的最佳場所，故鼓勵各國以遷地栽植的方式，將部分野生稀有植物移至植物園繁殖復育，提升瀕危植物獲得移地保護的程度。」林奐宇則說：「我們本來就在做野外瀕危植物保種，沒有經費支持還是會做，但經費少，我們能跑的地方就少，沒地方蓋溫室，現在有經費、有計劃，就有步調，目標也比較明確」。負責撰寫專案計劃的研究員林奐宇提到，方舟計劃的目標設定，實際上是依循「國際植物園保育聯盟」制定的規範：2020年時，要將全球75%的受威脅植物移入植物園做域外保種，以避免瀕危植物在原棲地因人為開發等緣故，走向滅絕末日。

75%是一個超高標準，卻是科學家評估未來環境仍適合生物存活的底限。此前，各國植物園的域外保種率大約38%，台灣是22.69%，比各國平均值更低。林奐宇以務實態度為方舟計劃定下55%的目標，「台灣有989種植物，大概搜集到650種，至少在國際上不落後。」

人與植物世界的連結

「關鍵是喚起國人對保種的意識。」

董景生和林奐宇都提到，生態保育的觀念，已從過往「劃保護區留原棲地」進展到「域外保種」。為了避免保護區因天然災害崩塌或是開發土地等破壞環境行為，造成棲地上的植物滅絕，植物學家會適當採集野外瀕危植物，帶回植物園培育栽種，「多放幾個籃子增加保險」。

「植物園應該被視為野外博物館」，董景生分析，從日治時期以來，植物園在山林調查、資源盤點等方面發揮了教育、產業功能；隨著時代演進，它被賦予更多新任務，「保種就是一種面對人類未來生活的功能」。一旦植物園的公眾角色定位更清楚，長期以來蒐集、建構的植物資源，不僅可作為豐厚的自然史資料，更可針對食物森林、藥物、演化等新興議題進行多元策展、教育推廣和實際應用。

「保種就是一種面對人類未來生活的功能。」

植物園的公眾角色，過去對大眾而言一直是漫渙不清的，一部分原因或許是從日治時期隸屬台灣總督府殖產局，到國民政府作為林業試驗所的附屬機構，植物園主要是服務國家的林業政策和造林相關研究，學術研究重於展示與教育功能，學校的自然學科也鮮少提及植物園的功能與意義，因而人們對這個發源於歐洲、因著日本對殖民地施行現代化而出現的場域到底在做什麼，終究未能建立普遍的認知。1989年，國際植物園保育聯盟（BGCI）對植物園提出定義，需要具備以下十個條件：

1. 具有相當程度之永久性。
2. 有科學基礎支持植物蒐集工作。
3. 蒐集植物且有適當文件紀錄，包含野生種。
4. 具有對蒐集植物的監控機制。
5. 植物皆有適當的標示。
6. 開放給大眾。
7. 與其他植物園或研究機構相互交換資訊。
8. 與其他植物園、樹木園或研究機構，交換種子或其他材料。
9. 利用蒐集植物進行科學或技術的研究工作。
10. 在附屬植物標本館中持續從事植物分類方面之相關研究。

其中雖提及「開放給大眾」，但未強調教育、推廣功能。只是，生物多樣性危機和植物大量滅絕的現實，在短短20年間發展到必須採取搶救行動的地步，作為累積最多植物專業知識的場域，植物園確實該更積極地扮演「為這些瀕臨滅絕的植物營造適宜棲地，並將這些珍貴物種介紹給大眾」的角色。如同創立260年、收藏植物種類堪稱全球之最的英國皇家植物園「邱園」（Kew Garden），在協助各國搶救珍稀物種、維護生物多樣性、提供生態服務以維繫人類與植物關係等面向，是各國植物園的重要參照和指標（文末註1）。

說來歷史好似一個迴圈。18世紀，英王喬治三世之母奧古斯塔公主創建英國皇家植物園時，曾希望植物園「包含地球上所有的已知植物」。這股普天之下皆我所有的帝國之慾，促使無數植物獵人競相採集各地植物，帶回植物園栽種展示。此後兩百年間，不會動的植物在全球各地頻繁移動，直接、間接引起搶奪植物資源的戰役或大量採集釀成的滅絕災禍。當生物多樣性的警鐘在21世紀敲響，植物園依然持續採集、遷地、栽種、展示的行動，卻是為了提醒人們：眼前所見的珍稀植物，其族群已命懸一線。

「在這個社會，多數人已經失去與大自然的連結，但氣候變遷和物種滅絕的威脅在未來百年間預期仍將持續惡化；而這時植物園可以扮演的重要角色，就是建立人類與植物世界的連結。」（見《英國皇家植物園巡禮》頁325）

回顧人類設立植物園的歷史，上面這段出自國際植物園保育聯盟的報告內容，讀來不免令人感覺：歷史若真如迴圈，也是人類自身的慾望造就這荒謬、無盡的循環。

「在這個社會，多數人已經失去與大自然的連結，但氣候變遷和物種滅絕的威脅在未來百年間預期仍將持續惡化；而這時植物園可以扮演的重要角色，就是建立人類與植物世界的連結。」

瀕危植物旅行記

「這一區很多植物來頭很大，幾乎都是受威脅物種」，在植物園一隅，某個理當成為焦點的植栽區前，台北植物園園長范素瑋熟絡指出每一種受脅植物：「這是葦草蘭，又叫鳥仔蘭，是台北很重要的在地植物，從前近郊荒地長得到處都是，但城市開發之後就幾乎絕跡了」、「這是囊稃竹，葉子像竹子，但它是草本植物」、「高士佛澤蘭現在很多人種，它很好種，但原本是侷限在恆春半島的蜜源植物」⋯⋯雖然介紹得起勁，對於公開這一區的名稱，范素瑋卻忍不住猶豫，「我們不強調這裡都是稀有植物，主要還是擔心，畢竟是開放的區域⋯⋯」

植物之所以瀕危、需要採集回植物園保護，除了棲地遭破壞，另一常見原因，是被民眾採集殆盡。採集的理由不一，比如一度絕跡於野外的豔紅鹿子百合，因花朵嬌豔而遭人類毒手；庭園常見的蘭嶼羅漢松有極高商機，導致野外族群被採集一空；過去常見於淺山和中海拔山區的牛樟，因佛像雕刻和牛樟芝產業被大量盜伐⋯⋯

要積極推廣還是被動防範，范素瑋的兩難，也反映生態保育的觀念正逐漸變化。去年林務局一支拍攝中央山脈檜木群的影片，便引來兩極反應，有人擔心引來山老鼠砍伐，另一派則認為一定程度的公布資訊，有利更多人加入守護台灣珍貴生態的行列。幾經斟酌，雖仍拿不定主意，但范素瑋說，由於長年保育台灣珍稀植物，園內各處其實都有瀕危植物的存在，園區目前共2000多種植物，瀕危物種約佔1/10，因此，除了緊鑼密鼓的方舟，她也召集一群志工盤點記錄藏身不同角落的瀕危植物。

來到不對外開放的苗圃，迎面而來無數的盆苗和中型植栽，是不折不扣的獲救植物大集合。每一株植物的盆土都插著小黃牌，上頭清楚標示植物名稱、播種日期和方式，而園丁忙碌穿梭盆間，照料這些採集人員辛苦從野外帶回的瀕危植物。

瀕危植物域外保種的執行流程是這樣：最早林奐宇在撰寫時，透過植物園「腊葉標本館」日治以來植物學家採集的標本紀錄，彙整出全台灣植物分布的資料，再比對台灣現有保護區範圍，將紅皮書名錄上棲地不在保護區的瀕危植物，列為優先保種對象。這些植物多半生長在平地和近郊，與人類生活地域高度重疊，也最受人類生活影響。

植物之所以瀕危、需要採集回植物園保護，除了棲地遭破壞，另一常見原因，是被民眾採集殆盡。

鎖定目標後，接著就是野外經驗豐富的植物學家出門採集。以台北植物園來說，鐘詩文是找植物一等一的高手。苗圃裡多數盆栽的小黃牌會額外圈寫一個「鐘」字加上採集地點，表示「這是『鐘博』帶回來的」。採回的植物可能是種子，也可能是小苗或枝條，視植物狀態和棲地數量決定。無論是什麼形態，負責全植物園植栽管理的研究員伍淑惠都會接手，為每一株植物進行編號、建檔、評估後續培育栽種的方式。

「方舟的採集資料非常重要，包括日期、地點、植物在野外的狀況，比如是在森林底層，還是陽光很強的馬路邊，或是長在海邊石頭上，這些環境資料採集者寫得越詳細越好」，伍淑惠解釋，「很多野外植物，我們過去並沒有照養經驗，必須從野外生長的環境推測接下來可以用什麼方式照顧：用怎樣的介質、給它多少水、放在光線多少的地方？」大致評估確認後，植物們就會進到苗圃裡，依不同的繁殖需求接受園丁培育，並追蹤後續生長情況。

雖然每株植物進植物園的處理程序都一樣，但伍淑惠認為，方舟面對的物種門檻更高，畢竟過去未曾處理這麼大量的稀有植物，「這對專業是很大的挑戰，端賴工作人員對植物的了解有多深入，不同植物有不同的處理方式，因此沒有簡單的單一標準」。

採集、分類、研究、栽種⋯⋯植物工作充滿煩瑣枯燥的細節，這群研究員和工作者得擁有比一般人更巨量的耐心，「短期內會沒有成就感，累積很久才會有一些東西出來，而且這累積需要你常常盯著，一個步驟沒盯可能就斷了。有些植物狀況比較差，進苗圃不見或死了未必會馬上知道，因為人力有限，每天又都陸續有植物進來，但它們是這麼辛苦搜來的⋯⋯」伍淑惠雙手一攤，「瑣碎而龐大，但每個環節都很重要」。

「這些被收進來的植物未來可能是大家生活中的大明星，這是很難說的。」

歷經這些瑣碎而龐大的過程後，瀕危植物終於在植物園裡落腳安身，但人類的工作尚未結束。除了帶領志工認識這些植物，范素瑋的另一個重大任務，是對民眾進行保種植物的教育推廣。今年以來，她策劃了兩檔微型展覽，一檔介紹以景天科佛甲草屬為主的台灣原生多肉植物，一檔展示野外完全滅絕的桃園石龍尾等八種方舟植物，作為方舟面向大眾的前鋒小隊。

范素瑋不諱言，除了推廣，她也想測試這些瀕危植物是否具備其他價值或潛力。「我的目標很單純，東西收了，就要發揮效用，我在方舟的角色就是這樣，除了種活，就是幫它們找好出路」，像是枝葉垂掛、開著紫白淡雅小花的琉球鈴木草，「我們推測它的花可以一路開到12月，又是蔓性，應該有園藝化的潛力」。

同樣是蒐集珍奇生物展示，范素瑋認為自己也許比動物園長幸運，「我有機會把植物交給更合適的人照顧或發揚光大」，未來即將進入植物園的600多種瀕危植物裡，說不準哪個會如曾經瀕危的一葉蘭，在園藝化後成為花市裡的寵兒，野外族群也因此降低採集壓力，「這些被收進來的植物未來可能是大家生活中的大明星，這是很難說的。」

人在戳瞎自己的眼睛？

發揮效用，或許是植物最容易引起人類關注的方式。台灣植物的全面調查始於1905年，由植物學家川上瀧彌所主持的「台灣有用植物調查」。「有用」二字，清楚說明日本帝國對台灣生態物種的期待。

「我們很難不去考慮植物的價值，人都因為有價值才會在乎」，董景生說，雖然把植物視為資源非常功利，但對面臨存續危機的植物來說，「要跳脫滅絕的渦輪，就是讓它有用途，種得到處都是」，「我們希望經由利用論，永續、睿智地利用植物」。

借用市場經濟改善植物滅絕危機、維持生物多樣性，這樣的保育觀念可說是一種反向利用。2005年，超過1,000名頂尖生物學家提出的一份生態評估報告中，首度把生物多樣性當成一項商品，計算它們能提供人類哪些服務和福祉。（引自《英國皇家植物園巡禮》頁305）

確實，有些瀕危植物外型既不討喜，棲地狹隘偏僻，過去也未與人類發生互動，缺乏有趣的故事或文化意義，為什麼還要保住它一線生機？它的滅絕與否，究竟和我們有什麼關係？

「你怎麼知道它未來不會有用？」林奐宇立刻舉出一個例證，「治療癌症的紫杉醇，三十年前根本沒人知道它有這效用啊，可是後來被發現了」，倘若當時科學家用來萃取紫杉醇的太平洋紫杉滅絕，人們要再花多少時間才能找到相同功效的治癌物質？

盡可能讓所有物種一個也不少，還有另一必要性。野生植物的種原內含基因歧異，而基因多樣性對品種改良有極大價值，林奐宇以山茶為例，「原生種山茶的抗病力比較好，韌性比較強，也較能適應貧瘠土地，所以育種時會拿原生種當砧木嫁接或雜交」，「如果沒有野生種，植物產業的發展就會失去一個重要基礎」。

從情感上來說，任何植物都是生命，任何一種植物滅絕，都意味著從地球上永遠消失，若能阻止這件事發生，「知道人可以為植物做點什麼，非現實面的心理回饋會更大」

但撇除這些為植物請命的利用論，好幾位參與方舟的植物學家坦承，植物對人類有用沒用，未必是他們個人最關切的。從情感上來說，任何植物都是生命，任何一種植物滅絕，都意味著從地球上永遠消失，若能阻止這件事發生，「知道人可以為植物做點什麼，非現實面的心理回饋會更大」，董景生說。

一想到有物種可能消失，伍淑惠的說法是，「我超級焦慮的」。她過去的研究工作尺度跨幅極大，從區域性的山林資源調查、監測森林每棵樹的生長狀態，到蒐集恆春半島跟蘭嶼地區所有植物種子，培育並記錄發芽特性。二十多年工作中，儘管許多時刻「無聊到想逃跑」，但這些與自然近身交會的經驗，總是一再提醒她，「植物界永遠有新鮮事」，「只要你跟它在一起夠久，或有足夠機緣發現」。

這些新鮮事，足以吸引一顆好奇的心展開無窮盡的追索。在恆春熱帶植物園工作時，伍淑惠無意中在海邊垃圾堆發現瀕危植物大血藤的大量種子。後來她積極尋找野外植株，果然在恆春半島和台東找到將近十株大血藤，而非原本文獻記錄的兩三株。追著追著又開始好奇，既然能在海邊垃圾堆落下大量種子，大血藤究竟怎麼授粉？

伍淑惠找到香蕉灣海岸的一棵大血藤進行觀察，「那時候很瘋狂，每兩個小時去海岸林區抽花蜜測量，半夜不睡覺，蚊子又多，整晚都痛苦」。瘋狂自討苦吃的行徑，只為回答最初的問題：台灣怎麼可能只有一點點大血藤？怎麼可能野外滅絕？有沒有機會，我能讓這物種不要在台灣滅絕？

「我的大血藤」，伍淑惠這麼稱呼她研究的植物。不是獨佔，是曾經朝夕相處的自然情感。為了她的大血藤，她不停提問題、找答案，因為「知道夠多之後，我就不會讓它成為瀕危植物或一個消失的物種」。

「如果一種生物就這樣滅絕，我們就沒有機會認識牠們，那麼我們獲取知識的可能性也會隨著生物的絕種，形狀、聲音和顏色的消失而漸被剝奪。如果人類將所有看的到的東西都逐步摧毀，那就如同逐漸戳瞎自己的眼睛。」

這是德國生物學家馬歇爾．羅比森在《從世界變得寂靜開始》一書中殷切疾呼的句子，此書的副標更一語道破生物多樣性損毀對人類影響最深遠，卻恐怕最難以「用途」言之的層面：「物種多樣性的衰減如何導致文化貧乏」。

「如果一種生物就這樣滅絕，我們就沒有機會認識牠們，那麼我們獲取知識的可能性也會隨著生物的絕種，形狀、聲音和顏色的消失而漸被剝奪。如果人類將所有看的到的東西都逐步摧毀，那就如同逐漸戳瞎自己的眼睛。」

為了推動民眾關注在地瀕危植物，范素瑋和植物園同事近來陸續走訪社區和部落。生長侷限在特定區域的瀕危植物，對鄰近聚落而言，「說穿了就是當地特色」，植物園希望推廣社區透過栽種瀕危物種，重建人與植物的關係。在與社區互動時，范素瑋發現，老人家對這些瀕危植物多半有印象，「問他們小時候有沒有看過，或是拿照片給他們看，他們可能就會說出植物的名字或他們以前怎麼運用植物的故事。這些東西如果沒了，這個詞彙和它的故事也就消失了」。

這就是《從世界變得寂靜開始》不厭其煩強調的：「物種的滅絕使我們能夠體驗、感覺、敘述的冒險變得稀少，也剝奪我們能夠理解感受、聞到、看到、體驗與學習的機會。人類不但失去越來越多的隱喻和圖畫，也變成缺乏感情、思考和幻想力的生物」。

「我曾考慮出一本植物詩集」，長期調查民族植物的董景生這麼說。作詩的不是他，是分布於台灣新竹、苗栗一帶山區的賽夏族人。多年來他深入不同部落，與當地原住民合作採集民族植物，並將族人種植、應用植物的經驗編寫成書，在賽夏族部落採集時，他聽族人說起矮靈祭上唱的祭歌，歌詞中有大量植物，本來打定主意不再寫民族植物的心，忍不住動搖。

「原住民語言的文法比較接近日文，動詞在前，名詞在後，有時會搞不清楚主詞到底是人還是植物」，董景生解釋，賽夏族在祭典上吟唱的內容大概像這樣：「蘆竹，風，搖曳生姿的美女⋯⋯整晚都唱這種，非常文學。我突然覺得，那就是《詩經》的概念」。

蘆竹還在，也算普及，一聽一讀，人與植物迎風款擺的姿態登時鮮活浮現。而紅皮書裡更多引人浮想連翩的名字，等待我們有一天也能不假思索，清晰看見它們的模樣，看見它們和我們在什麼時間、什麼場景，發生了什麼親疏遠近的關聯：

蔓烏頭，雪下紅，彎花醉魚木，薄葉見風紅，恆春歌綠懷蘭，日本貓兒眼睛草
老虎心，岩大戟，南湖柳葉菜，小葉冷水麻，出雲山秋海棠，台灣高山鐵線蕨
……

989種台灣在地植物一旦消失，它們的唱名將從故事的起點變成一份滅絕名單，標示我們永難挽回的物種生命。我們和我們的下一代，也將失去989種探索未知事物甚至拯救致命危機的可能性。它們和你我生命的當下或許還不存在關係，但若拉長時間單位，在並不遙遠的未來，所有人類和物種都在一艘此刻打造的方舟上，互相確保生命存續，這正是方舟必須獲得我們共同關注的原因。

註1：邱園的具體事例，可參閱天下文化所出版的《植物彌賽亞》、商周出版《英國皇家植物園巡禮》二書，網路亦有許多邱園活動與紀錄影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