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威脅的台灣植物誰來保存?走訪台北植物園的真實身份

日人設立的台北植物園不僅是看荷花的公園;保種就是一種面對人類未來生活的功能;你能為植物做些什麼嗎?
台北植物園的溫室。
台灣 氣候與環境 生物多樣性 風物

2020年對地球生物來說是一個重要的年份。國際協定「愛知生物多樣性目標」(Aichi Biodiversity Targets)十年計劃將在明年到期,屆時世界各國將重新檢視20年前終告失敗的國際生物多樣性保育行動,在過去10年間,是成功力挽狂瀾,還是全球物種終於陷入於更難永續生存的境地。

「世界自然基金會」(World Wide Fund for Nature,WWF)在2018年底發表的《地球生命力報告》(Living Planet Report)指出,1970年到2014年間,野生脊椎動物(包含哺乳類、兩棲類、爬蟲類、魚類和鳥類)的個體數量已減少60%,物種消失最劇的區域發生在中南美洲的亞馬遜雨林,有90%的生物被消滅。換言之,地球所有物種、所有生命,正面臨大量消失甚至滅絕的處境。

而比起多人關注的動物,植物更容易被人漠視。每年,世界上約有2000種新植物被發現,多數都在發現不久即告滅絕。台灣農委會特生中心與林務局、台灣植物分類學會於2018年共同發表的《2017台灣維管束植物紅皮書名錄》中公佈,全台受威脅的989種植物中,有22種植物已證實遭野外或區域性滅絕;其中烏來杜鵑、龍潭莕菜、雅美芭蕉、異葉石龍尾、桃園石龍尾這5種植物,你再也無法在野外看見它們。這些名字,相信大多數人從未聽聞,也難以想像其樣貌,但它們的現身和滅絕,其實是大部分植物在地球上的命運縮影。

為了不讓植物滅絕的名單繼續變長,一群台灣植物學家和園藝工作者埋首工作,針對族群稀少、瀕臨滅絕危險的植物,做研究、寫企劃、野外採集、苗圃栽種⋯⋯他們不是電影裡的超級英雄,但他們確確實實正在進行一場漫長的搶救行動:將人們忽視的瀕危植物,從這場被形容為「更安靜的危機」裡力挽狂瀾,保住一線生機。

台北植物園溫室內的植物。
台北植物園溫室內的植物。

植物園不是公園

這場搶救行動的名稱具有濃厚的末世救贖意味。2019年1月1日在台灣正式啟動的「方舟計劃」,是一個結合農委會林業試驗所、林務局、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以及中興大學惠蓀林場、台大梅峰山地實驗農場、蘭嶼高中等政府和民間機構力量的國家級植物保種行動,目標是救援紅皮書中提及的989種國家受威脅植物。

整個的發動和組織核心,是一群隸屬於林業試驗所植物園組的研究和工作人員。參與行動的除了上述政府與民間機構外,還包括6個分布在台灣各地都市或淺山、海拔1,000公尺以下的國家植物園:台北植物園、福山植物園、恆春熱帶植物園、嘉義樹木園、蓮華池藥用植物園、四湖海岸植物園。依照受脅植物需要的氣候條件、地理環境等需求,這些植物園分頭進行在地保種工作。

其中,台北植物園,這間台灣最早設立、歷史最悠久的植物園,扮演方舟掌舵者的角色。由植物園擔當搶救野外植物的任務,聽來似乎順理成章,事實上,有很長一段時間,台北植物園一直苦苦掙扎,試圖從「供民眾運動休憩的公園」這個錯誤身分脫身。

提到位在台北核心區域南海學區的台北植物園,一般人腦中最先浮現的印象,恐怕是靠近歷史博物館側的荷花池。夏天賞花拍荷人潮絡繹不絕,園方索性在官網設置即時影像,讓「荷粉」自行追蹤,不至錯過盛景。歷任管理者也為植物園的公開展示區設置不少主題區域:有依據傳統植物分類學規劃的「裸子植物區」和「雙子葉植物區」,也有拉近民眾與植物距離的「佛教植物」、「民生植物」、「文學植物」,以及靠近清治時期古蹟「欽差行臺」的「十二生肖區」,又或是見證國際交流的「澳洲植物區」和反映近年園藝趨勢的「多肉植物區」。而無論從博愛路或和平西路的入口進入植物園,成列高大的棕櫚科植物,多是早年日本人種植的「古董級」植物,幾顆大王椰子樹身上甚至留下二戰時期的彈孔,說它們是植物園的守護神也不為過。

其實,早在日人1896年闢建植物苗圃之前更久,已有人類在台北植物園這一帶活動。考古學家劉益昌等人調查,從植物園地層考掘出的人類遺跡,最早的距今約1,800-2,500年左右(相關調查研究詳見《歷史的植物園腳步—從考古學研究談起》)。這個曾是沼澤溼地的區域在清治時期被稱為「大加蚋」,吸引眾多漢人移居屯墾;直到日人設立台北苗圃,植物重新入主而不需與人爭地。然而,自1921年正式擁有「植物園」名稱後,台北植物園身兼植物研究與植物展示的場所功能,在一般民眾的認知中逐漸偏移,大眾心中的植物園等同於公園,直到現在,台北植物園裡最多的,還是運動、散步跟攝影的人們,至於研究人員長期蒐集、種植、展示的兩千多種園內植物,往往淪為陪襯的背景。

台北植物園溫室內的植物。
台北植物園溫室內的植物。

「台灣多年來是去國外買門票認知『植物園是怎麼回事』,不出國的話,我們的教育也沒辦法把這件事講清楚,所以一般人就會以為是公園,在行政管理上也當成公園處理」。

「植物園是歐洲的概念,是一種歐洲先進科學的態度,當時(日本人)引入想的是展示植物的區域,並不是公園」,面對植物園被「誤植」為公園,林試所植物園組組長董景生一陣苦笑,「有趣的是,台灣多年來是去國外買門票認知『植物園是怎麼回事』,不出國的話,我們的教育也沒辦法把這件事講清楚,所以一般人就會以為是公園,在行政管理上也當成公園處理」。

最近的例子,是文化部一度提出的「大南海計劃」。這個大型區域開發計劃曾以「城南亮起來」為訴求,植物園為此疾呼萬萬不可,一旦夜間也大放光明,園內眾多植物和夜行性動物該何去何從?不只如此,當時連帶提出的設置文創賣場、定位為都會公園等計劃內容,都讓植物園內部感受到一股自身定位和功能失焦的焦慮。「方舟計劃」的概念在此時成形,國際上越趨強烈的搶救瀕危植物聲浪,則適時成為推手。2017年「大南海計劃」喊停,植物園積極爭取國家挹注,「植物方舟」終在今年初啟航。

據行政院農委會林試所發布新聞稿:「國際植物園保育聯盟(BGCI)認為,植物園是為這些瀕臨滅絕的植物營造適宜棲地,並將這些珍貴物種介紹給大眾的最佳場所,故鼓勵各國以遷地栽植的方式,將部分野生稀有植物移至植物園繁殖復育,提升瀕危植物獲得移地保護的程度。」林奐宇則說:「我們本來就在做野外瀕危植物保種,沒有經費支持還是會做,但經費少,我們能跑的地方就少,沒地方蓋溫室,現在有經費、有計劃,就有步調,目標也比較明確」。負責撰寫專案計劃的研究員林奐宇提到,方舟計劃的目標設定,實際上是依循「國際植物園保育聯盟」制定的規範:2020年時,要將全球75%的受威脅植物移入植物園做域外保種,以避免瀕危植物在原棲地因人為開發等緣故,走向滅絕末日。

75%是一個超高標準,卻是科學家評估未來環境仍適合生物存活的底限。此前,各國植物園的域外保種率大約38%,台灣是22.69%,比各國平均值更低。林奐宇以務實態度為方舟計劃定下55%的目標,「台灣有989種植物,大概搜集到650種,至少在國際上不落後。」

林奐宇。
林奐宇。

人與植物世界的連結

「關鍵是喚起國人對保種的意識。」

董景生和林奐宇都提到,生態保育的觀念,已從過往「劃保護區留原棲地」進展到「域外保種」。為了避免保護區因天然災害崩塌或是開發土地等破壞環境行為,造成棲地上的植物滅絕,植物學家會適當採集野外瀕危植物,帶回植物園培育栽種,「多放幾個籃子增加保險」。

「植物園應該被視為野外博物館」,董景生分析,從日治時期以來,植物園在山林調查、資源盤點等方面發揮了教育、產業功能;隨著時代演進,它被賦予更多新任務,「保種就是一種面對人類未來生活的功能」。一旦植物園的公眾角色定位更清楚,長期以來蒐集、建構的植物資源,不僅可作為豐厚的自然史資料,更可針對食物森林、藥物、演化等新興議題進行多元策展、教育推廣和實際應用。

「保種就是一種面對人類未來生活的功能。」

植物園的公眾角色,過去對大眾而言一直是漫渙不清的,一部分原因或許是從日治時期隸屬台灣總督府殖產局,到國民政府作為林業試驗所的附屬機構,植物園主要是服務國家的林業政策和造林相關研究,學術研究重於展示與教育功能,學校的自然學科也鮮少提及植物園的功能與意義,因而人們對這個發源於歐洲、因著日本對殖民地施行現代化而出現的場域到底在做什麼,終究未能建立普遍的認知。1989年,國際植物園保育聯盟(BGCI)對植物園提出定義,需要具備以下十個條件:

1. 具有相當程度之永久性。
2. 有科學基礎支持植物蒐集工作。
3. 蒐集植物且有適當文件紀錄,包含野生種。
4. 具有對蒐集植物的監控機制。
5. 植物皆有適當的標示。
6. 開放給大眾。
7. 與其他植物園或研究機構相互交換資訊。
8. 與其他植物園、樹木園或研究機構,交換種子或其他材料。
9. 利用蒐集植物進行科學或技術的研究工作。
10. 在附屬植物標本館中持續從事植物分類方面之相關研究。

其中雖提及「開放給大眾」,但未強調教育、推廣功能。只是,生物多樣性危機和植物大量滅絕的現實,在短短20年間發展到必須採取搶救行動的地步,作為累積最多植物專業知識的場域,植物園確實該更積極地扮演「為這些瀕臨滅絕的植物營造適宜棲地,並將這些珍貴物種介紹給大眾」的角色。如同創立260年、收藏植物種類堪稱全球之最的英國皇家植物園「邱園」(Kew Garden),在協助各國搶救珍稀物種、維護生物多樣性、提供生態服務以維繫人類與植物關係等面向,是各國植物園的重要參照和指標(文末註1)。

說來歷史好似一個迴圈。18世紀,英王喬治三世之母奧古斯塔公主創建英國皇家植物園時,曾希望植物園「包含地球上所有的已知植物」。這股普天之下皆我所有的帝國之慾,促使無數植物獵人競相採集各地植物,帶回植物園栽種展示。此後兩百年間,不會動的植物在全球各地頻繁移動,直接、間接引起搶奪植物資源的戰役或大量採集釀成的滅絕災禍。當生物多樣性的警鐘在21世紀敲響,植物園依然持續採集、遷地、栽種、展示的行動,卻是為了提醒人們:眼前所見的珍稀植物,其族群已命懸一線。

「在這個社會,多數人已經失去與大自然的連結,但氣候變遷和物種滅絕的威脅在未來百年間預期仍將持續惡化;而這時植物園可以扮演的重要角色,就是建立人類與植物世界的連結。」(見《英國皇家植物園巡禮》頁325)

回顧人類設立植物園的歷史,上面這段出自國際植物園保育聯盟的報告內容,讀來不免令人感覺:歷史若真如迴圈,也是人類自身的慾望造就這荒謬、無盡的循環。

「在這個社會,多數人已經失去與大自然的連結,但氣候變遷和物種滅絕的威脅在未來百年間預期仍將持續惡化;而這時植物園可以扮演的重要角色,就是建立人類與植物世界的連結。」

台北植物園園長范素瑋。
台北植物園園長范素瑋。

瀕危植物旅行記

「這一區很多植物來頭很大,幾乎都是受威脅物種」,在植物園一隅,某個理當成為焦點的植栽區前,台北植物園園長范素瑋熟絡指出每一種受脅植物:「這是葦草蘭,又叫鳥仔蘭,是台北很重要的在地植物,從前近郊荒地長得到處都是,但城市開發之後就幾乎絕跡了」、「這是囊稃竹,葉子像竹子,但它是草本植物」、「高士佛澤蘭現在很多人種,它很好種,但原本是侷限在恆春半島的蜜源植物」⋯⋯雖然介紹得起勁,對於公開這一區的名稱,范素瑋卻忍不住猶豫,「我們不強調這裡都是稀有植物,主要還是擔心,畢竟是開放的區域⋯⋯」

植物之所以瀕危、需要採集回植物園保護,除了棲地遭破壞,另一常見原因,是被民眾採集殆盡。採集的理由不一,比如一度絕跡於野外的豔紅鹿子百合,因花朵嬌豔而遭人類毒手;庭園常見的蘭嶼羅漢松有極高商機,導致野外族群被採集一空;過去常見於淺山和中海拔山區的牛樟,因佛像雕刻和牛樟芝產業被大量盜伐⋯⋯

要積極推廣還是被動防範,范素瑋的兩難,也反映生態保育的觀念正逐漸變化。去年林務局一支拍攝中央山脈檜木群的影片,便引來兩極反應,有人擔心引來山老鼠砍伐,另一派則認為一定程度的公布資訊,有利更多人加入守護台灣珍貴生態的行列。幾經斟酌,雖仍拿不定主意,但范素瑋說,由於長年保育台灣珍稀植物,園內各處其實都有瀕危植物的存在,園區目前共2000多種植物,瀕危物種約佔1/10,因此,除了緊鑼密鼓的方舟,她也召集一群志工盤點記錄藏身不同角落的瀕危植物。

來到不對外開放的苗圃,迎面而來無數的盆苗和中型植栽,是不折不扣的獲救植物大集合。每一株植物的盆土都插著小黃牌,上頭清楚標示植物名稱、播種日期和方式,而園丁忙碌穿梭盆間,照料這些採集人員辛苦從野外帶回的瀕危植物。

瀕危植物域外保種的執行流程是這樣:最早林奐宇在撰寫時,透過植物園「腊葉標本館」日治以來植物學家採集的標本紀錄,彙整出全台灣植物分布的資料,再比對台灣現有保護區範圍,將紅皮書名錄上棲地不在保護區的瀕危植物,列為優先保種對象。這些植物多半生長在平地和近郊,與人類生活地域高度重疊,也最受人類生活影響。

植物之所以瀕危、需要採集回植物園保護,除了棲地遭破壞,另一常見原因,是被民眾採集殆盡。

鎖定目標後,接著就是野外經驗豐富的植物學家出門採集。以台北植物園來說,鐘詩文是找植物一等一的高手。苗圃裡多數盆栽的小黃牌會額外圈寫一個「鐘」字加上採集地點,表示「這是『鐘博』帶回來的」。採回的植物可能是種子,也可能是小苗或枝條,視植物狀態和棲地數量決定。無論是什麼形態,負責全植物園植栽管理的研究員伍淑惠都會接手,為每一株植物進行編號、建檔、評估後續培育栽種的方式。

「方舟的採集資料非常重要,包括日期、地點、植物在野外的狀況,比如是在森林底層,還是陽光很強的馬路邊,或是長在海邊石頭上,這些環境資料採集者寫得越詳細越好」,伍淑惠解釋,「很多野外植物,我們過去並沒有照養經驗,必須從野外生長的環境推測接下來可以用什麼方式照顧:用怎樣的介質、給它多少水、放在光線多少的地方?」大致評估確認後,植物們就會進到苗圃裡,依不同的繁殖需求接受園丁培育,並追蹤後續生長情況。

雖然每株植物進植物園的處理程序都一樣,但伍淑惠認為,方舟面對的物種門檻更高,畢竟過去未曾處理這麼大量的稀有植物,「這對專業是很大的挑戰,端賴工作人員對植物的了解有多深入,不同植物有不同的處理方式,因此沒有簡單的單一標準」。

採集、分類、研究、栽種⋯⋯植物工作充滿煩瑣枯燥的細節,這群研究員和工作者得擁有比一般人更巨量的耐心,「短期內會沒有成就感,累積很久才會有一些東西出來,而且這累積需要你常常盯著,一個步驟沒盯可能就斷了。有些植物狀況比較差,進苗圃不見或死了未必會馬上知道,因為人力有限,每天又都陸續有植物進來,但它們是這麼辛苦搜來的⋯⋯」伍淑惠雙手一攤,「瑣碎而龐大,但每個環節都很重要」。

「這些被收進來的植物未來可能是大家生活中的大明星,這是很難說的。」

歷經這些瑣碎而龐大的過程後,瀕危植物終於在植物園裡落腳安身,但人類的工作尚未結束。除了帶領志工認識這些植物,范素瑋的另一個重大任務,是對民眾進行保種植物的教育推廣。今年以來,她策劃了兩檔微型展覽,一檔介紹以景天科佛甲草屬為主的台灣原生多肉植物,一檔展示野外完全滅絕的桃園石龍尾等八種方舟植物,作為方舟面向大眾的前鋒小隊。

范素瑋不諱言,除了推廣,她也想測試這些瀕危植物是否具備其他價值或潛力。「我的目標很單純,東西收了,就要發揮效用,我在方舟的角色就是這樣,除了種活,就是幫它們找好出路」,像是枝葉垂掛、開著紫白淡雅小花的琉球鈴木草,「我們推測它的花可以一路開到12月,又是蔓性,應該有園藝化的潛力」。

同樣是蒐集珍奇生物展示,范素瑋認為自己也許比動物園長幸運,「我有機會把植物交給更合適的人照顧或發揚光大」,未來即將進入植物園的600多種瀕危植物裡,說不準哪個會如曾經瀕危的一葉蘭,在園藝化後成為花市裡的寵兒,野外族群也因此降低採集壓力,「這些被收進來的植物未來可能是大家生活中的大明星,這是很難說的。」

台北植物園內的樹木。
台北植物園內的樹木。

人在戳瞎自己的眼睛?

發揮效用,或許是植物最容易引起人類關注的方式。台灣植物的全面調查始於1905年,由植物學家川上瀧彌所主持的「台灣有用植物調查」。「有用」二字,清楚說明日本帝國對台灣生態物種的期待。

「我們很難不去考慮植物的價值,人都因為有價值才會在乎」,董景生說,雖然把植物視為資源非常功利,但對面臨存續危機的植物來說,「要跳脫滅絕的渦輪,就是讓它有用途,種得到處都是」,「我們希望經由利用論,永續、睿智地利用植物」。

借用市場經濟改善植物滅絕危機、維持生物多樣性,這樣的保育觀念可說是一種反向利用。2005年,超過1,000名頂尖生物學家提出的一份生態評估報告中,首度把生物多樣性當成一項商品,計算它們能提供人類哪些服務和福祉。(引自《英國皇家植物園巡禮》頁305)

確實,有些瀕危植物外型既不討喜,棲地狹隘偏僻,過去也未與人類發生互動,缺乏有趣的故事或文化意義,為什麼還要保住它一線生機?它的滅絕與否,究竟和我們有什麼關係?

「你怎麼知道它未來不會有用?」林奐宇立刻舉出一個例證,「治療癌症的紫杉醇,三十年前根本沒人知道它有這效用啊,可是後來被發現了」,倘若當時科學家用來萃取紫杉醇的太平洋紫杉滅絕,人們要再花多少時間才能找到相同功效的治癌物質?

盡可能讓所有物種一個也不少,還有另一必要性。野生植物的種原內含基因歧異,而基因多樣性對品種改良有極大價值,林奐宇以山茶為例,「原生種山茶的抗病力比較好,韌性比較強,也較能適應貧瘠土地,所以育種時會拿原生種當砧木嫁接或雜交」,「如果沒有野生種,植物產業的發展就會失去一個重要基礎」。

從情感上來說,任何植物都是生命,任何一種植物滅絕,都意味著從地球上永遠消失,若能阻止這件事發生,「知道人可以為植物做點什麼,非現實面的心理回饋會更大」

但撇除這些為植物請命的利用論,好幾位參與方舟的植物學家坦承,植物對人類有用沒用,未必是他們個人最關切的。從情感上來說,任何植物都是生命,任何一種植物滅絕,都意味著從地球上永遠消失,若能阻止這件事發生,「知道人可以為植物做點什麼,非現實面的心理回饋會更大」,董景生說。

一想到有物種可能消失,伍淑惠的說法是,「我超級焦慮的」。她過去的研究工作尺度跨幅極大,從區域性的山林資源調查、監測森林每棵樹的生長狀態,到蒐集恆春半島跟蘭嶼地區所有植物種子,培育並記錄發芽特性。二十多年工作中,儘管許多時刻「無聊到想逃跑」,但這些與自然近身交會的經驗,總是一再提醒她,「植物界永遠有新鮮事」,「只要你跟它在一起夠久,或有足夠機緣發現」。

這些新鮮事,足以吸引一顆好奇的心展開無窮盡的追索。在恆春熱帶植物園工作時,伍淑惠無意中在海邊垃圾堆發現瀕危植物大血藤的大量種子。後來她積極尋找野外植株,果然在恆春半島和台東找到將近十株大血藤,而非原本文獻記錄的兩三株。追著追著又開始好奇,既然能在海邊垃圾堆落下大量種子,大血藤究竟怎麼授粉?

伍淑惠。
伍淑惠。

伍淑惠找到香蕉灣海岸的一棵大血藤進行觀察,「那時候很瘋狂,每兩個小時去海岸林區抽花蜜測量,半夜不睡覺,蚊子又多,整晚都痛苦」。瘋狂自討苦吃的行徑,只為回答最初的問題:台灣怎麼可能只有一點點大血藤?怎麼可能野外滅絕?有沒有機會,我能讓這物種不要在台灣滅絕?

「我的大血藤」,伍淑惠這麼稱呼她研究的植物。不是獨佔,是曾經朝夕相處的自然情感。為了她的大血藤,她不停提問題、找答案,因為「知道夠多之後,我就不會讓它成為瀕危植物或一個消失的物種」。

「如果一種生物就這樣滅絕,我們就沒有機會認識牠們,那麼我們獲取知識的可能性也會隨著生物的絕種,形狀、聲音和顏色的消失而漸被剝奪。如果人類將所有看的到的東西都逐步摧毀,那就如同逐漸戳瞎自己的眼睛。」

這是德國生物學家馬歇爾.羅比森在《從世界變得寂靜開始》一書中殷切疾呼的句子,此書的副標更一語道破生物多樣性損毀對人類影響最深遠,卻恐怕最難以「用途」言之的層面:「物種多樣性的衰減如何導致文化貧乏」。

「如果一種生物就這樣滅絕,我們就沒有機會認識牠們,那麼我們獲取知識的可能性也會隨著生物的絕種,形狀、聲音和顏色的消失而漸被剝奪。如果人類將所有看的到的東西都逐步摧毀,那就如同逐漸戳瞎自己的眼睛。」

伍淑惠收集的植物種子。
伍淑惠收集的植物種子。

為了推動民眾關注在地瀕危植物,范素瑋和植物園同事近來陸續走訪社區和部落。生長侷限在特定區域的瀕危植物,對鄰近聚落而言,「說穿了就是當地特色」,植物園希望推廣社區透過栽種瀕危物種,重建人與植物的關係。在與社區互動時,范素瑋發現,老人家對這些瀕危植物多半有印象,「問他們小時候有沒有看過,或是拿照片給他們看,他們可能就會說出植物的名字或他們以前怎麼運用植物的故事。這些東西如果沒了,這個詞彙和它的故事也就消失了」。

這就是《從世界變得寂靜開始》不厭其煩強調的:「物種的滅絕使我們能夠體驗、感覺、敘述的冒險變得稀少,也剝奪我們能夠理解感受、聞到、看到、體驗與學習的機會。人類不但失去越來越多的隱喻和圖畫,也變成缺乏感情、思考和幻想力的生物」。

「我曾考慮出一本植物詩集」,長期調查民族植物的董景生這麼說。作詩的不是他,是分布於台灣新竹、苗栗一帶山區的賽夏族人。多年來他深入不同部落,與當地原住民合作採集民族植物,並將族人種植、應用植物的經驗編寫成書,在賽夏族部落採集時,他聽族人說起矮靈祭上唱的祭歌,歌詞中有大量植物,本來打定主意不再寫民族植物的心,忍不住動搖。

「原住民語言的文法比較接近日文,動詞在前,名詞在後,有時會搞不清楚主詞到底是人還是植物」,董景生解釋,賽夏族在祭典上吟唱的內容大概像這樣:「蘆竹,風,搖曳生姿的美女⋯⋯整晚都唱這種,非常文學。我突然覺得,那就是《詩經》的概念」。

蘆竹還在,也算普及,一聽一讀,人與植物迎風款擺的姿態登時鮮活浮現。而紅皮書裡更多引人浮想連翩的名字,等待我們有一天也能不假思索,清晰看見它們的模樣,看見它們和我們在什麼時間、什麼場景,發生了什麼親疏遠近的關聯:

蔓烏頭,雪下紅,彎花醉魚木,薄葉見風紅,恆春歌綠懷蘭,日本貓兒眼睛草
老虎心,岩大戟,南湖柳葉菜,小葉冷水麻,出雲山秋海棠,台灣高山鐵線蕨
……

989種台灣在地植物一旦消失,它們的唱名將從故事的起點變成一份滅絕名單,標示我們永難挽回的物種生命。我們和我們的下一代,也將失去989種探索未知事物甚至拯救致命危機的可能性。它們和你我生命的當下或許還不存在關係,但若拉長時間單位,在並不遙遠的未來,所有人類和物種都在一艘此刻打造的方舟上,互相確保生命存續,這正是方舟必須獲得我們共同關注的原因。

註1:邱園的具體事例,可參閱天下文化所出版的《植物彌賽亞》、商周出版《英國皇家植物園巡禮》二書,網路亦有許多邱園活動與紀錄影片

讀者評論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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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一直略知植物園,可是如果沒有這樣的報導,真的會錯失了解這個寶庫的機會!!

  2. 真的,看到賽夏族唱的是詩那一段眼眶都紅了

  3. 台北植物園週六日免費的園區導覽,介紹園區植物等等,只要指定時間到集合點就可以加入。

  4. 去參觀過一次,感覺很大,似乎是沒有走完全園,確實非常像個尋常的公園……

  5. 植物園就在我家附近,即使每週去一次,也總是會發現好多驚喜,感受到植物園園區的工作人員對植物的照顧和保存稀有植物的長期規劃。因此無論是把園區定位為公園或植物的保育園,感謝植物園能夠在這個城市中的一隅保留最珍貴的多樣化的植物世界。

  6. 很喜歡這類文章,就如文中所談的保育滅絕物種一樣,深具意義

  7. 日人?
    にっじ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