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逃犯條例

速寫香港律師、投行人、廠家高管、社工和美容師:這天他們為什麼罷工?

「香港是中產主導的社會,core value係『繁榮安定』,但去到這一刻,很多人把這core value擺到次一級,因為大家知道有更重要的價值要追求。」


2019年8月5日,沙田百步梯外舉行罷工集會。 攝:林振東/端傳媒
2019年8月5日,沙田百步梯外舉行罷工集會。 攝:林振東/端傳媒

反《逃犯條例》修訂運動迎來又一高峰。昨日(8月5日),香港掀起罷工、罷市、罷課「三罷」浪潮,並在港九新界七區發起集會,要求政府回應民間五大訴求。三罷、集會等行動均由網民率先發起呼籲。這是自1967年六七暴動左派工會發動罷工後,52年來香港首次發生的非工會正式發動、無領袖的全港性大罷工。

此次罷工無關於勞資問題,大批市民透過請病假、年假等方式罷工,表達對香港政府的強烈不滿,亦有公司老闆乾脆罷市。

八五罷工讓香港社會各方面出現新型態。金鐘、黃大仙、沙田、荃灣等七區集會點均人頭洶湧,大批黑衣市民靜坐抗議。而在「三罷」之餘,同日不合作運動、佔領馬路、圍警署等不同形式的抗爭行動,陸續發生。據機管局數據,截至昨日下午4點30分,全日共有250個航班取消,至少11班延遲,而港鐵大部分線路亦在早上一度癱瘓,至下午逐步恢復。在這天下午,全港各區一邊有市民和平集會,另一邊亦有示威者在全港各處「快閃」佔領交通要塞和馬路,警方大量發射催淚彈驅趕人群。

端傳媒記者分別前往金鐘、黃大仙、旺角和沙田四大罷工集會現場,尋訪不同行業、不同年齡的罷工人士,希望透過最前線、第一手的資料,了解八五罷工大潮背後,不同個體的聲音:他們為什麼決定罷工?現時的訴求是什麼?連月來的反修例運動,為他們帶來什麼不一樣的思考和體悟?

 2019年8月5日,金鐘罷工大會。

2019年8月5日,金鐘罷工大會。攝:陳焯煇/端傳媒

投資銀行年輕職員:「我已有物業,我都出來上街」

今天中午,立法會「煲底」坐滿了黑衣年輕人,29歲的Charles(化名)可能是他們當中收入最高的一員。Charles在一家頗有知名度的外資投資銀行任職,公司在全球有上萬名僱員,在香港則至少僱員一千。他月入超過10萬港元,擁有自己的物業。根據政府統計處2018最新數字,港人月收入中位數為17,100元。

「有人說香港人是向上流動性低、民生差才上街,我自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恰恰可以反駁這個說法:我已經有自己的物業,我都出來上街。」

Charles表明,今日出來罷工,並非一定為了反《逃犯條例》修訂或者警察濫權問題,一種無法釋懷的憤怒感令他比參與和平遊行更走前一步:「香港如果是所謂的民主社會,沒理由政府可以對過百萬人上街視而不見、毫不回應訴求。」

「我很接受自己是中國人的身份,也接受中國一黨專政的情況。如果香港只是中國的一個城市,如果它不是民主的社會,那沒問題;但我沒法接受的是,那種虛偽,是一國兩制的虛偽。實質根本不是一國兩制。」

他現在最大的訴求,是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以及爭取雙普選,因為他認為,兩個月來的風波,真正問題並不在於修訂《逃犯條例》,而是香港長久以來積累的政制問題。「雨傘運動後,政制問題就像一堆垃圾被藏在梳化底,而修例正好把這些問題一次過爆發出來,令我這種政治冷感的人都開始反思、參與。」

Charles說,自己不用Instagram,不用Facebook,不開《蘋果日報》賬號。2014年雨傘運動,爭取「雙普選」議題令他感覺宏大、不貼身,一度亦不太理會。直到今年政府強力推行《逃犯條例》修訂,作為投資銀行的人,他和同事最初都擔憂修例影響投資者信心、香港國際金融城市的地位,因此開始思考政制、民主問題。

「香港是中產主導的社會,core value(核心價值)係『繁榮安定』,但去到這一刻,很多人把這core value擺到次一級,因為大家知道有更重要的價值要追求。」Charles說自己曾一度覺得追求民主很“unrealistic”(不現實),但如今他為連月來港人反修例運動所表現出的團結而感到觸動,「這刻我都覺得成功幾率不大,但年輕人卻take risk(冒險)去抗爭,追求自己認為正確的價值。」

「我開始諗,呢樣嘢(物質條件)係咪真係值得追求?」他說,「原來生命不止於溫飽。」

Charles的朋友發起8月1日金融人「快閃」中環行動,他二話不說決定前去,「我好『和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非粗口),一定參加。」那天收工後,他發現公司有一班同事原來都打算參與快閃,於是和大家成立群組,討論起要做有「中環特色」的連儂墻(讓市民自由書寫的公告板)。「什麼是中環特色?大概就是中產、金融吧。我們希望連儂墻不止供人發洩憤怒,因為香港現在已經太多沮喪。」Charles和朋友們購買了一萬元的食物優惠券,放在連儂墻上,供人任取。「了解到有些年輕抗爭者有經濟困難,希望幫助他們。」

8月4日,就在全港「三罷」行動前夕,Charles與朋友到中環國際金融中心人行天橋下,花了5個小時,設置連儂墻。「我不戴口罩,我不怕。」他說,「如果被人拍到,傳回公司,那就承受影響,對得住良心。」

2019年8月5日,金鐘罷工集會。

2019年8月5日,金鐘罷工集會。攝:陳焯煇/端傳媒

市場營銷老闆:內地生意跌逾三成,「我哋有一份香港人嘅任性」

「我哋有一份香港人嘅任性。有啲生意,我哋唔做。(有些生意,我們不做。)」39歲的Keith Tse站在添馬公園草地上如是說。今日天氣晴朗,他罷工一天,參加金鐘下午一點鐘開始的集會。早上十點半,他已來到現場,在海旁的草地中央,用支架撐起了一把黃色雨傘,又在傘上放了一個塑膠護目鏡,這是示威者最近常用的抗催淚彈防護裝備。這一舉動,Keith 稱之為「無聲的支持」。

Keith是一家小規模市場營銷公司的老闆,他說同事們今天都參與罷工,很開心他們都「認同小朋友(指年輕抗爭者)的信念」。

「我可以出真名。」Keith說,「罷工是很低成本的事。作為中年人,出少少力,係好合理嘅事。」

Keith公司有很多大灣區的生意,「(內心)都有掙扎的。雖然我是老闆,但公司也有其他同事的……」最近兩個月,反修例運動持續,Keith的個人Instagram有許多內地網民前來謾罵,他一直不怎麼回應。被問及對內地生意的影響,他說:「跌了三成幾。」言罷大笑起來:「只是這兩個月,還沒算之後來緊嘅時間呢。」

「這次對生意的影響非常迅速,而且他們(內地客戶)會很兇。」Keith說,「他們接收的是什麼樣的資訊,大家都知。他們接收的就是『香港人是暴民』『香港不懂得感恩祖國的偉大照顧』。」

「他們是故意抽起一些生意。你明白嗎?現在流行『藤條教仔』,不只是(元朗)白衫人才有藤條。」

抽起生意的內地客戶,私下還會交流嗎?「哦,你講得太客氣了,他們一上來就『TMD』(他媽的),直接『開波』,罵你是不是收了錢,你們香港人到底在想什麼,懂不懂感恩啊。」對比五年前雨傘運動,Keith說,那時候內地客戶只是覺得香港人「傻」。

「我們都這個年紀,沒那麼執著(反駁)。有些人你再講,都沒法改變。他在籠裡面,你在籠外面,他覺得你為什麼要飛出去,你有得食有得訓,點解要咁,係咪白癡呀?」他說,「他們不是來『攻擊』你,他們是來『鞭策』你,說你不聽教。」

「直投係灰心架(真的感到灰心)。」他笑著承認自己的沮喪。

「係咯,我哋有份任性,我哋有一份香港人嘅任性。有啲錢我哋唔賺,有啲生意我哋唔做。唔緊要,咁咪堅持返香港人果份任性咯(不要緊,那就繼續堅持做香港人的這份任性)。」他像是自言自語。

7月28日晚,警方在上環以數以幾十計的催淚彈清場,確切數字至今未公佈。Keith說自己當時下樓去超市買水,想送給一些年輕示威者。其實他從不會去前線,只參加獲得不反對通知書的遊行,結果這次因為買水,吃了催淚煙,雙眼受刺激淚流不止,皮膚刺痛不已,而旁邊正好有一位路過的老人家反應更嚴重,喘不上氣。Keith與示威者跑過去進行救護,「除了示威者和救護員,還有誰會救人?警方不理的。」

怎樣評價警方當晚的清場行動?「迅速,有效,再爆幾句粗口。」他一本正經說道,再微笑。

對於最近備受爭議的「勇武派」年輕人,Keith認為,「你沒法要求他們更多,他們已經付出全部。我對他們,只有respect,冇其他嘢講(只有尊重,沒有其他要說的)。」Keith見過有朋友坐在冷氣房裡,看新聞畫面,罵示威者「仆街」、「爛仔」。他無法同意:「如果你上過前線就知,他們全部好好、好乖,全部很有思考的一群年輕人,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催淚彈下來,他們第一時間不是躲,而是去救人。」

2019年8月5日,沙田罷工集會。

2019年8月5日,沙田罷工集會。攝:林振東/端傳媒

退休廠家高管:「這次輸了的話,我一定走......輸的可能性是六成吧」

曾生60歲,半世在珠三角管理港資工廠。他沒想過,退休不久,自己就投入香港反修例運動,過去兩個多月,他忙於各個抗爭現場,除了7月14日的沙田遊行,其他都一一參與。

「612都有食到催淚彈。我幫手傳遞物資供應,什麼裝備都沒有。我覺得前線示威者是一路學習一路進步,一路加一些東西進去。」過去兩個多月,他認為擁有龐大資源和集中指揮的香港政府「每一步、每一次部署都做錯」,而在他看來,沒有大台、流動的示威者反而「做得好好」。

「攻入立法會那天,我覺得大家都看得出來,他們(警察)是特地讓示威者進去的,讓他們大肆破壞,爭取民意,但很不好彩,示威者進去破壞的東西都是我們市民覺得要破壞的,衝入立法會後他們獲得的支持更大了。你不是紀律部隊,紀律部隊有長官指揮,但示威者都是靠個人意志,整體我覺得做的好好了。」

自90年代初開始,曾生就赴珠三角港資工廠做管理,一路做到高層,工作日在大陸,週末回香港與家人團聚,幾十年如一日。「我看著大陸經濟進步,但貪污、種種社會問題超越經濟進步好多好多。大陸沿海的村,能看到很多以權謀私的事,工廠罷工的人就被消失,這些經常能見到,但內地新聞就不會報。」他承認,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經濟成就巨大,而在這個過程中,香港也對內地貢獻不少,以他個人為例,「我在內地做了27年,都教了很多內地同事管理的事,他們現在都發展得很好,很多自己做了老闆、高層。」

返回香港,曾生慢慢觀察到,香港「這些年越來越大陸了」,特別是政府的管治方式,似乎也趨同中國內地政府。「港府那些說法用語都很像大陸了,那些肉酸的作法,蠻不講理的,白變黑、黑變白的說法。」曾生強調,「香港人現在就想未來28年可以有《基本法》(承諾)給的東西,《基本法》講明行政長官選舉,是通報人大,但八三一是改成什麼樣,這些不就是不守法,沒信用,你讓別人怎麼相信你?現在香港人不是要2047之後要和現在一樣,但2047前已經變成這樣了。」曾生說,他的結論是,「專制的政權,是不懂得如何管自由開放的地方。」

曾生的太太從事旅遊業,公司負責為客戶處理酒店預定和票務等。她說公司不大,但昨日「所有同事都一起出來罷工」。對於港府強推《逃犯條例》修訂,曾太感到非常氣憤:「100萬人出來,還要繼續二讀,200萬人才暫緩。香港政府哪裡是為人民服務,是為黨服務。」

「如果還有罷工,我都會繼續支持。自由的環境都沒有了,我怎麼不和你搏一搏?」曾太直言。

參與罷工這日,曾生一家三口都來到旺角,兩夫婦夫婦坐在洗衣街邊,拿著自製標語,不時喊著「香港人,加油」,他們20多歲的女兒則在麥花臣球場內參與集會。反修例運動中,女兒經常落場參與示威,「我們都不會阻攔她,讓她做自己的事。」

曾生坦言,「這次輸了的話,我一定走,不一定移民,但不會以香港為主要居住地方。雨傘運動的時候,都還未有這樣的想法。」他反覆說到,「如果今次輸了,一定走。」

什麼是「輸」?「輸就是鎮壓吧,或者見人就拉,或者戒嚴。」不過他仍然心存希望,「輸的可能性是六成吧。」

2019年8月5日,旺角罷工集會。

2019年8月5日,旺角罷工集會。攝:曾楚恆/端傳媒

抱著小兒子的年輕夫婦:「政府有無真的很想為香港人fight for?我們看不到。」

8月5日下午,沙田新城市廣場人山人海,不是為了娛樂購物,而是全部身穿黑T恤,席地而坐。從沙田火車站出閘,在商場內步行近千米,一路走到戶外的百步梯廣場,室內和戶外的地上全坐著市民,人頭密密麻麻,不時有節奏的鼓掌歡呼,大喊「香港人,加油!」商場的欄杆上、戶外的天橋上,掛滿了黃底的「反送中」標語。商場內部分店鋪關閉,部門則如常營業。

80後的年輕夫婦何生何太抱著8個月大的兒子在商場內坐著,他們身邊也有不少年輕家庭,大人聊著時局,小孩在一邊玩耍。何生在一家歐洲體育用品企業的香港分部從事採購工作,他今天特意「請假罷工」,表達對政府的不滿,身邊也有好幾個同事罷工,而何太以前在大企業做行政工作,生了寶寶後決定做全職媽媽。

「到底政府有沒有真的很想為香港人fight for(努力)?我們看不到。香港政府是否真的願意聽取民意呢?」何太說,她和丈夫一直關注《逃犯條例》修訂的問題,從一開始就擔憂修例會影響香港未來的自由和法治程度,「主要不是擔心自己,而是擔心小朋友的將來。」她認為香港和其他一些地區,例如台灣地區,建立引渡條款沒有任何問題,但和中國內地建立司法合作就要小心,因為「中國執法、法治的程度不理想」。

讓何太的不滿進一步升溫的是612衝突。那天是《逃犯條例》修訂原本在立法會進行二讀的日子,何太抱著兒子來到金鐘,參與和平集會,並在衝突前離開。她不理解為何政府將隨後的警察清場和警民衝突定性為示威者「暴動」,並且不顧民意,一度繼續推動修例。

過去兩個多月,大量市民和前線示威者嘗試過不同方法表達意見,何太觀察到,最近一段時間示威者行動和武力有升級,但她認為不應譴責示威者,而且是應該先去問:「點解他們要升級?」

「當你行動沒有人聽的時候,你自然要用其他方法,有些人嘗試更武力的,有些人嘗試其他創意,不同人有不同選擇。當然最後可能媒體會更集中呈現武力的,因為那些比較吸引眼球,很自然嘛。」何太認為。

對於運動未來的走向,何生何太也無法確定。自從雨傘運動失敗之後,過去幾年,他們身邊都有不少朋友選擇移民,去澳洲、新西蘭、台灣、新加坡的都有。何太說,這些朋友選擇移民,一來是希望小孩在更寬鬆健康的制度下接受教育,另一方面則是源於對政府的不滿。何太說自己也有考慮過移民,但不會在短期內行動,特別是這次參與了整個反修例運動之後,她發現身邊有很多市民很愛香港,願意為這個城市付出。

「我30幾歲,由細到大在香港都未見過這樣的畫面,這麼多人為了香港行出來,這裏是我們的屋企,家人、朋友很多都在香港,」何太說,不到最後,她不想走。

2019年8月5日,旺角罷工集會。

2019年8月5日,旺角罷工集會。攝:曾楚恆/端傳媒

美甲姐姐:「我們九零後一直被人說是廢青,但這次看得出來我們不是,我們是醒覺了吧」

22歲的吳小姐在銅鑼灣一家美容店做美容師,負責美甲。過去兩個多月,吳小姐一步步經歷了不少轉變,特別是對於不同媒體的報導,她更加敏感了。

「TVB很多大的新聞沒有播,比如金鐘有人跳樓的時候就沒有播,昨晚有女仔被警察做,裙子底褲都刻意被露出來,但這些tvb都沒有播出來,還是有偏向中方的嫌疑。」吳小姐說,「還有我們的特首還是要很堅持推送這個法例的時候,tvb立馬有行政長官的專訪。對於沒有出來參加這件事情,只在家裡看新聞的人,我覺得這真的很誤導,這也是為什麼很多老人總覺得年輕人在搞事情,沒有意識到政府在做一些無理的動作,推一條全世界都不覺得ok的法理。」

現在,只有有任何事情發生,她都會先去看直播,一個運動的衝突現場,她會去看不同角度的直播。做美甲的時候,總有客人想跟她聊最近的反修例運動,其中不乏內地新移民或港漂,她建議大家先看直播。

「我和你說,你可能還會受我影響,但你看直播可以直接看,你自己去分辨是對錯。。」吳小姐說,「我覺得這是最公平的,你可以看到任何角度。我真的有看到,很多少時候沒人去衝擊防線,但他依然會去傷害別人。現場的指揮官有很大責任需要檢討。」

吳小姐沒有去過前線衝,一來自己「和理非」,二來也怕家人擔心。雨傘運動的時候,她去佔領現場派物資,這次反修例,她參加了部分遊行,612那天也去金鐘派物資,不能去現場的,她就一直盯著直播看。

「我們九零後一直被人說是廢青,但這次看得出來我們不是,我們是醒覺了吧,」吳小姐說,她認為,最大的問題是政府始終不回應民意,「躲在後面」。

「現在的問題不是黃還是藍,是政府覺得已經不需要理你們這些人,我只要躲在警察盾牌後面。」

8月5日這天,她特意請假罷工,來到旺角參與集會。她說自己丈夫不太支持她出來參與行動,不過她還是希望出來,做力所能及的事情。在麥花臣球場,她帶了20多瓶寶礦力來派給集會市民,派完後又去附近便利店買更多的水。「我不像那些男生可以在前線拿很重的東西,作為一個女性我就做力所能及的事情。」

2019年8月5日,黃大仙罷工集會。

2019年8月5日,黃大仙罷工集會。攝:Stanley Leung/端傳媒

年輕律師:「想著想著,就覺得更需要罷工以支持」

現年26歲、現職事務律師的Sam(化名)昨日特意請了病假,響應罷工,並於下午現身黃大仙區的集會。最初對罷工他也有顧慮,畢竟身處高壓的律師行業,他不希望加重同事的工作量。

不過,見到近兩星期警方濫捕濫用權的情況越加嚴重,甚至有不少香港年青人不惜付上自己的前途去表達訴求,Sam考慮了一陣,還是打算出來:「想著想著,就覺得更需要罷工以支持。況且只是一日,這樣都不肯?」

大學讀書時期,他關心時事,但當香港爆發雨傘運動爭取雙普選時,他卻剛巧離港讀書,從未參與過當次的示威活動,同時因雨傘運動的落幕,對時政發展時而感到灰心。甫畢業,就加入了現職的律師行。

律師行規模不大,約有40名員工,主責企業融資,服務的大多是內地客戶,公司合夥人亦是內地人。Sam透露,公司內部甚少談論近期的社會爭議,合夥人甚至不太了解香港的新聞。「有可能連市民呼籲是日三罷的訴求也不知情,」Sam無奈地說。

「本來我也不太關注反送中條例,一來返工忙,二來對政府的施政已像是到達麻木的地步。但當踏入六月,越來越多人表達訴求,我才開始去搜查及翻讀資料去理解。」了解清楚條文後,他認為政府不應提出這樣的修訂,主因是香港人對中國的司法制度存在很大的憂慮。不過,政府只是借台灣發生的謀殺案來提出修訂,卻始終無視及從未回應香港市民的憂慮。

Sam表示,時至今日,激發令他參與罷工的,已遠遠不止是條例修訂的爭議,而是更「入肉」的感受。他認為,政府不旦繼續漠視市民對修例的憂慮,更雪上加霜地以不同的「語言偽術」來迴避,例如從不提「撤回」條例兩字。更甚的是,政府縱容警察濫暴,拒絕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更經歷元朗一事後,讓警察跟黑社會勾結。他斬釘截鐵地說:「這些都是不理香港人死活。」運動後期的發展,才令他更決意放下自己剛建立的少許事業包袱,以一天的罷工表支持。

2019年8月5日,沙田罷工集會。

2019年8月5日,沙田罷工集會。攝:林振東/端傳媒

80後社工:「我們出來不是純粹發洩憤怒,也希望討論香港怎麼變得更好」

在沙田新城市廣場外面的百步梯廣場,人頭洶湧,有人演講、有人派傳單,80後的張生坐在地上,看守他的「書攤」。

「隨便看看,隨便拿走去看,」張生對往來的集會市民說,20多本書隨意擺在地上,有《性別覺醒》、《大江大海》、《香港情緒學》、《四代香港人》等。一個女生來還剛剛看完的《塗鴉》,不停說這本書「好正」,「它表面是講塗鴉,其實是講了人們對於社會和現行法律的不滿,令我反思好多。」

張生在新生精神康復會(新生會)做精神健康的社工,8月5日這天特意請假,他說新生會目前有職員一千多人,據他了解,至少有120位社工在這一天「請假罷工」。張生說自己是典型「左膠」,反修例運動以來他不停參與遊行示威,「但未必去到衝擊最前線」。不過他認為,強硬區分「和理非」和勇武派意義不大。

「每一個和理非都可變成勇武派,每一個勇武派也可以變和理非,關鍵是看你當下要做什麼,」張生說。

張生認為,反修例運動民怒大爆發,實際上源於一直以來社會累積的許多問題,特別是長期以來,政府和主流社會都以經濟和發展為重,而忽視、壓制了其他許多社會和政制的問題。他希望除了反修例之外,社會可以更持續地反思,「在經濟主導之外,對我們的社會多一些想像」。

在運動現場,假若是和平集會,他就會嘗試約幾個市民一起圍在一起聊天,討論大家碰到的各種問題。昨日,他第一次嘗試把自己家中的書帶出來,和參與集會的市民分享,同時也希望藉著書本,和不同的人展開對話。

「我們出來,不是純粹發洩憤怒,也希望討論香港怎麼變得更好,」他還在思考,之後能否在香港各區發起不定期的「民間論壇」,讓有不同意見的人不僅僅停留於網上討論,而是真正面對面地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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