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写香港律师、投行人、厂家高管、社工和美容师：这天他们为什么罢工？

反《逃犯条例》修订运动迎来又一高峰。昨日（8月5日），香港掀起罢工、罢市、罢课“三罢”浪潮，并在港九新界七区发起集会，要求政府回应民间五大诉求。三罢、集会等行动均由网民率先发起呼吁。这是自1967年六七暴动左派工会发动罢工后，52年来香港首次发生的非工会正式发动、无领袖的全港性大罢工。

此次罢工无关于劳资问题，大批市民透过请病假、年假等方式罢工，表达对香港政府的强烈不满，亦有公司老板干脆罢市。

八五罢工让香港社会各方面出现新型态。金钟、黄大仙、沙田、荃湾等七区集会点均人头汹涌，大批黑衣市民静坐抗议。而在“三罢”之余，同日不合作运动、占领马路、围警署等不同形式的抗争行动，陆续发生。据机管局数据，截至昨日下午4点30分，全日共有250个航班取消，至少11班延迟，而港铁大部分线路亦在早上一度瘫痪，至下午逐步恢复。在这天下午，全港各区一边有市民和平集会，另一边亦有示威者在全港各处“快闪”占领交通要塞和马路，警方大量发射催泪弹驱赶人群。

端传媒记者分别前往金钟、黄大仙、旺角和沙田四大罢工集会现场，寻访不同行业、不同年龄的罢工人士，希望透过最前线、第一手的资料，了解八五罢工大潮背后，不同个体的声音：他们为什么决定罢工？现时的诉求是什么？连月来的反修例运动，为他们带来什么不一样的思考和体悟？

投资银行年轻职员：“我已有物业，我都出来上街”

今天中午，立法会“煲底”坐满了黑衣年轻人，29岁的Charles（化名）可能是他们当中收入最高的一员。Charles在一家颇有知名度的外资投资银行任职，公司在全球有上万名雇员，在香港则至少雇员一千。他月入超过10万港元，拥有自己的物业。根据政府统计处2018最新数字，港人月收入中位数为17,100元。

“有人说香港人是向上流动性低、民生差才上街，我自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恰恰可以反驳这个说法：我已经有自己的物业，我都出来上街。”

Charles表明，今日出来罢工，并非一定为了反《逃犯条例》修订或者警察滥权问题，一种无法释怀的愤怒感令他比参与和平游行更走前一步：“香港如果是所谓的民主社会，没理由政府可以对过百万人上街视而不见、毫不回应诉求。”

“我很接受自己是中国人的身份，也接受中国一党专政的情况。如果香港只是中国的一个城市，如果它不是民主的社会，那没问题；但我没法接受的是，那种虚伪，是一国两制的虚伪。实质根本不是一国两制。”

他现在最大的诉求，是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以及争取双普选，因为他认为，两个月来的风波，真正问题并不在于修订《逃犯条例》，而是香港长久以来积累的政制问题。“雨伞运动后，政制问题就像一堆垃圾被藏在梳化底，而修例正好把这些问题一次过爆发出来，令我这种政治冷感的人都开始反思、参与。”

Charles说，自己不用Instagram，不用Facebook，不开《苹果日报》账号。2014年雨伞运动，争取“双普选”议题令他感觉宏大、不贴身，一度亦不太理会。直到今年政府强力推行《逃犯条例》修订，作为投资银行的人，他和同事最初都担忧修例影响投资者信心、香港国际金融城市的地位，因此开始思考政制、民主问题。

“香港是中产主导的社会，core value（核心价值）系‘繁荣安定’，但去到这一刻，很多人把这core value摆到次一级，因为大家知道有更重要的价值要追求。”Charles说自己曾一度觉得追求民主很“unrealistic”（不现实），但如今他为连月来港人反修例运动所表现出的团结而感到触动，“这刻我都觉得成功几率不大，但年轻人却take risk（冒险）去抗争，追求自己认为正确的价值。”

“我开始谂，呢样嘢（物质条件）系咪真系值得追求？”他说，“原来生命不止于温饱。”

Charles的朋友发起8月1日金融人“快闪”中环行动，他二话不说决定前去，“我好‘和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非粗口），一定参加。”那天收工后，他发现公司有一班同事原来都打算参与快闪，于是和大家成立群组，讨论起要做有“中环特色”的连侬墙（让市民自由书写的公告板）。“什么是中环特色？大概就是中产、金融吧。我们希望连侬墙不止供人发泄愤怒，因为香港现在已经太多沮丧。”Charles和朋友们购买了一万元的食物优惠券，放在连侬墙上，供人任取。“了解到有些年轻抗争者有经济困难，希望帮助他们。”

8月4日，就在全港“三罢”行动前夕，Charles与朋友到中环国际金融中心人行天桥下，花了5个小时，设置连侬墙。“我不戴口罩，我不怕。”他说，“如果被人拍到，传回公司，那就承受影响，对得住良心。”

市场营销老板：内地生意跌逾三成，“我哋有一份香港人嘅任性”

“我哋有一份香港人嘅任性。有啲生意，我哋唔做。（有些生意，我们不做。）”39岁的Keith Tse站在添马公园草地上如是说。今日天气晴朗，他罢工一天，参加金钟下午一点钟开始的集会。早上十点半，他已来到现场，在海旁的草地中央，用支架撑起了一把黄色雨伞，又在伞上放了一个塑胶护目镜，这是示威者最近常用的抗催泪弹防护装备。这一举动，Keith 称之为“无声的支持”。

Keith是一家小规模市场营销公司的老板，他说同事们今天都参与罢工，很开心他们都“认同小朋友（指年轻抗争者）的信念”。

“我可以出真名。”Keith说，“罢工是很低成本的事。作为中年人，出少少力，系好合理嘅事。”

Keith公司有很多大湾区的生意，“（内心）都有挣扎的。虽然我是老板，但公司也有其他同事的……”最近两个月，反修例运动持续，Keith的个人Instagram有许多内地网民前来谩骂，他一直不怎么回应。被问及对内地生意的影响，他说：“跌了三成几。”言罢大笑起来：“只是这两个月，还没算之后来紧嘅时间呢。”

“这次对生意的影响非常迅速，而且他们（内地客户）会很凶。”Keith说，“他们接收的是什么样的信息，大家都知。他们接收的就是‘香港人是暴民’‘香港不懂得感恩祖国的伟大照顾’。”

“他们是故意抽起一些生意。你明白吗？现在流行‘藤条教仔’，不只是（元朗）白衫人才有藤条。”

抽起生意的内地客户，私下还会交流吗？“哦，你讲得太客气了，他们一上来就‘TMD’（他妈的），直接‘开波’，骂你是不是收了钱，你们香港人到底在想什么，懂不懂感恩啊。”对比五年前雨伞运动，Keith说，那时候内地客户只是觉得香港人“傻”。

“我们都这个年纪，没那么执著（反驳）。有些人你再讲，都没法改变。他在笼里面，你在笼外面，他觉得你为什么要飞出去，你有得食有得训，点解要咁，系咪白痴呀？”他说，“他们不是来‘攻击’你，他们是来‘鞭策’你，说你不听教。”

“直投系灰心架（真的感到灰心）。”他笑著承认自己的沮丧。

“系咯，我哋有份任性，我哋有一份香港人嘅任性。有啲钱我哋唔赚，有啲生意我哋唔做。唔紧要，咁咪坚持返香港人果份任性咯（不要紧，那就继续坚持做香港人的这份任性）。”他像是自言自语。

7月28日晚，警方在上环以数以几十计的催泪弹清场，确切数字至今未公布。Keith说自己当时下楼去超市买水，想送给一些年轻示威者。其实他从不会去前线，只参加获得不反对通知书的游行，结果这次因为买水，吃了催泪烟，双眼受刺激泪流不止，皮肤刺痛不已，而旁边正好有一位路过的老人家反应更严重，喘不上气。Keith与示威者跑过去进行救护，“除了示威者和救护员，还有谁会救人？警方不理的。”

怎样评价警方当晚的清场行动？“迅速，有效，再爆几句粗口。”他一本正经说道，再微笑。

对于最近备受争议的“勇武派”年轻人，Keith认为，“你没法要求他们更多，他们已经付出全部。我对他们，只有respect，冇其他嘢讲（只有尊重，没有其他要说的）。”Keith见过有朋友坐在冷气房里，看新闻画面，骂示威者“仆街”、“烂仔”。他无法同意：“如果你上过前线就知，他们全部好好、好乖，全部很有思考的一群年轻人，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催泪弹下来，他们第一时间不是躲，而是去救人。”

退休厂家高管：“这次输了的话，我一定走……输的可能性是六成吧”

曾生60岁，半世在珠三角管理港资工厂。他没想过，退休不久，自己就投入香港反修例运动，过去两个多月，他忙于各个抗争现场，除了7月14日的沙田游行，其他都一一参与。

“612都有食到催泪弹。我帮手传递物资供应，什么装备都没有。我觉得前线示威者是一路学习一路进步，一路加一些东西进去。”过去两个多月，他认为拥有庞大资源和集中指挥的香港政府“每一步、每一次部署都做错”，而在他看来，没有大台、流动的示威者反而“做得好好”。

“攻入立法会那天，我觉得大家都看得出来，他们（警察）是特地让示威者进去的，让他们大肆破坏，争取民意，但很不好彩，示威者进去破坏的东西都是我们市民觉得要破坏的，冲入立法会后他们获得的支持更大了。你不是纪律部队，纪律部队有长官指挥，但示威者都是靠个人意志，整体我觉得做的好好了。”

自90年代初开始，曾生就赴珠三角港资工厂做管理，一路做到高层，工作日在大陆，周末回香港与家人团聚，几十年如一日。“我看著大陆经济进步，但贪污、种种社会问题超越经济进步好多好多。大陆沿海的村，能看到很多以权谋私的事，工厂罢工的人就被消失，这些经常能见到，但内地新闻就不会报。”他承认，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成就巨大，而在这个过程中，香港也对内地贡献不少，以他个人为例，“我在内地做了27年，都教了很多内地同事管理的事，他们现在都发展得很好，很多自己做了老板、高层。”

返回香港，曾生慢慢观察到，香港“这些年越来越大陆了”，特别是政府的管治方式，似乎也趋同中国内地政府。“港府那些说法用语都很像大陆了，那些肉酸的作法，蛮不讲理的，白变黑、黑变白的说法。”曾生强调，“香港人现在就想未来28年可以有《基本法》（承诺）给的东西，《基本法》讲明行政长官选举，是通报人大，但八三一是改成什么样，这些不就是不守法，没信用，你让别人怎么相信你？现在香港人不是要2047之后要和现在一样，但2047前已经变成这样了。”曾生说，他的结论是，“专制的政权，是不懂得如何管自由开放的地方。”

曾生的太太从事旅游业，公司负责为客户处理酒店预定和票务等。她说公司不大，但昨日“所有同事都一起出来罢工”。对于港府强推《逃犯条例》修订，曾太感到非常气愤：“100万人出来，还要继续二读，200万人才暂缓。香港政府哪里是为人民服务，是为党服务。”

“如果还有罢工，我都会继续支持。自由的环境都没有了，我怎么不和你搏一搏？”曾太直言。

参与罢工这日，曾生一家三口都来到旺角，两夫妇夫妇坐在洗衣街边，拿著自制标语，不时喊著“香港人，加油”，他们20多岁的女儿则在麦花臣球场内参与集会。反修例运动中，女儿经常落场参与示威，“我们都不会阻拦她，让她做自己的事。”

曾生坦言，“这次输了的话，我一定走，不一定移民，但不会以香港为主要居住地方。雨伞运动的时候，都还未有这样的想法。”他反复说到，“如果今次输了，一定走。”

什么是“输”？“输就是镇压吧，或者见人就拉，或者戒严。”不过他仍然心存希望，“输的可能性是六成吧。”

抱著小儿子的年轻夫妇：“政府有无真的很想为香港人fight for？我们看不到。”

8月5日下午，沙田新城市广场人山人海，不是为了娱乐购物，而是全部身穿黑T恤，席地而坐。从沙田火车站出闸，在商场内步行近千米，一路走到户外的百步梯广场，室内和户外的地上全坐著市民，人头密密麻麻，不时有节奏的鼓掌欢呼，大喊“香港人，加油！”商场的栏杆上、户外的天桥上，挂满了黄底的“反送中”标语。商场内部分店铺关闭，部门则如常营业。

80后的年轻夫妇何生何太抱著8个月大的儿子在商场内坐著，他们身边也有不少年轻家庭，大人聊著时局，小孩在一边玩耍。何生在一家欧洲体育用品企业的香港分部从事采购工作，他今天特意“请假罢工”，表达对政府的不满，身边也有好几个同事罢工，而何太以前在大企业做行政工作，生了宝宝后决定做全职妈妈。

“到底政府有没有真的很想为香港人fight for（努力）？我们看不到。香港政府是否真的愿意听取民意呢？”何太说，她和丈夫一直关注《逃犯条例》修订的问题，从一开始就担忧修例会影响香港未来的自由和法治程度，“主要不是担心自己，而是担心小朋友的将来。”她认为香港和其他一些地区，例如台湾地区，建立引渡条款没有任何问题，但和中国内地建立司法合作就要小心，因为“中国执法、法治的程度不理想”。

让何太的不满进一步升温的是612冲突。那天是《逃犯条例》修订原本在立法会进行二读的日子，何太抱著儿子来到金钟，参与和平集会，并在冲突前离开。她不理解为何政府将随后的警察清场和警民冲突定性为示威者“暴动”，并且不顾民意，一度继续推动修例。

过去两个多月，大量市民和前线示威者尝试过不同方法表达意见，何太观察到，最近一段时间示威者行动和武力有升级，但她认为不应谴责示威者，而且是应该先去问：“点解他们要升级？”

“当你行动没有人听的时候，你自然要用其他方法，有些人尝试更武力的，有些人尝试其他创意，不同人有不同选择。当然最后可能媒体会更集中呈现武力的，因为那些比较吸引眼球，很自然嘛。”何太认为。

对于运动未来的走向，何生何太也无法确定。自从雨伞运动失败之后，过去几年，他们身边都有不少朋友选择移民，去澳大利亚、新西兰、台湾、新加坡的都有。何太说，这些朋友选择移民，一来是希望小孩在更宽松健康的制度下接受教育，另一方面则是源于对政府的不满。何太说自己也有考虑过移民，但不会在短期内行动，特别是这次参与了整个反修例运动之后，她发现身边有很多市民很爱香港，愿意为这个城市付出。

“我30几岁，由细到大在香港都未见过这样的画面，这么多人为了香港行出来，这里是我们的屋企，家人、朋友很多都在香港，”何太说，不到最后，她不想走。

美甲姐姐：“我们九零后一直被人说是废青，但这次看得出来我们不是，我们是醒觉了吧”

22岁的吴小姐在铜锣湾一家美容店做美容师，负责美甲。过去两个多月，吴小姐一步步经历了不少转变，特别是对于不同媒体的报导，她更加敏感了。

“TVB很多大的新闻没有播，比如金钟有人跳楼的时候就没有播，昨晚有女仔被警察做，裙子底裤都刻意被露出来，但这些tvb都没有播出来，还是有偏向中方的嫌疑。”吴小姐说，“还有我们的特首还是要很坚持推送这个法例的时候，tvb立马有行政长官的专访。对于没有出来参加这件事情，只在家里看新闻的人，我觉得这真的很误导，这也是为什么很多老人总觉得年轻人在搞事情，没有意识到政府在做一些无理的动作，推一条全世界都不觉得ok的法理。”

现在，只有有任何事情发生，她都会先去看直播，一个运动的冲突现场，她会去看不同角度的直播。做美甲的时候，总有客人想跟她聊最近的反修例运动，其中不乏内地新移民或港漂，她建议大家先看直播。

“我和你说，你可能还会受我影响，但你看直播可以直接看，你自己去分辨是对错。。”吴小姐说，“我觉得这是最公平的，你可以看到任何角度。我真的有看到，很多少时候没人去冲击防线，但他依然会去伤害别人。现场的指挥官有很大责任需要检讨。”

吴小姐没有去过前线冲，一来自己“和理非”，二来也怕家人担心。雨伞运动的时候，她去占领现场派物资，这次反修例，她参加了部分游行，612那天也去金钟派物资，不能去现场的，她就一直盯著直播看。

“我们九零后一直被人说是废青，但这次看得出来我们不是，我们是醒觉了吧，”吴小姐说，她认为，最大的问题是政府始终不回应民意，“躲在后面”。

“现在的问题不是黄还是蓝，是政府觉得已经不需要理你们这些人，我只要躲在警察盾牌后面。”

8月5日这天，她特意请假罢工，来到旺角参与集会。她说自己丈夫不太支持她出来参与行动，不过她还是希望出来，做力所能及的事情。在麦花臣球场，她带了20多瓶宝矿力来派给集会市民，派完后又去附近便利店买更多的水。“我不像那些男生可以在前线拿很重的东西，作为一个女性我就做力所能及的事情。”

年轻律师：“想著想著，就觉得更需要罢工以支持”

现年26岁、现职事务律师的Sam（化名）昨日特意请了病假，响应罢工，并于下午现身黄大仙区的集会。最初对罢工他也有顾虑，毕竟身处高压的律师行业，他不希望加重同事的工作量。

不过，见到近两星期警方滥捕滥用权的情况越加严重，甚至有不少香港年青人不惜付上自己的前途去表达诉求，Sam考虑了一阵，还是打算出来：“想著想著，就觉得更需要罢工以支持。况且只是一日，这样都不肯？”

大学读书时期，他关心时事，但当香港爆发雨伞运动争取双普选时，他却刚巧离港读书，从未参与过当次的示威活动，同时因雨伞运动的落幕，对时政发展时而感到灰心。甫毕业，就加入了现职的律师行。

律师行规模不大，约有40名员工，主责企业融资，服务的大多是内地客户，公司合伙人亦是内地人。Sam透露，公司内部甚少谈论近期的社会争议，合伙人甚至不太了解香港的新闻。“有可能连市民呼吁是日三罢的诉求也不知情，”Sam无奈地说。

“本来我也不太关注反送中条例，一来返工忙，二来对政府的施政已像是到达麻木的地步。但当踏入六月，越来越多人表达诉求，我才开始去搜查及翻读资料去理解。”了解清楚条文后，他认为政府不应提出这样的修订，主因是香港人对中国的司法制度存在很大的忧虑。不过，政府只是借台湾发生的谋杀案来提出修订，却始终无视及从未回应香港市民的忧虑。

Sam表示，时至今日，激发令他参与罢工的，已远远不止是条例修订的争议，而是更“入肉”的感受。他认为，政府不旦继续漠视市民对修例的忧虑，更雪上加霜地以不同的“语言伪术”来回避，例如从不提“撤回”条例两字。更甚的是，政府纵容警察滥暴，拒绝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更经历元朗一事后，让警察跟黑社会勾结。他斩钉截铁地说：“这些都是不理香港人死活。”运动后期的发展，才令他更决意放下自己刚建立的少许事业包袱，以一天的罢工表支持。

80后社工：“我们出来不是纯粹发泄愤怒，也希望讨论香港怎么变得更好”

在沙田新城市广场外面的百步梯广场，人头汹涌，有人演讲、有人派传单，80后的张生坐在地上，看守他的“书摊”。

“随便看看，随便拿走去看，”张生对往来的集会市民说，20多本书随意摆在地上，有《性别觉醒》、《大江大海》、《香港情绪学》、《四代香港人》等。一个女生来还刚刚看完的《涂鸦》，不停说这本书“好正”，“它表面是讲涂鸦，其实是讲了人们对于社会和现行法律的不满，令我反思好多。”

张生在新生精神康复会（新生会）做精神健康的社工，8月5日这天特意请假，他说新生会目前有职员一千多人，据他了解，至少有120位社工在这一天“请假罢工”。张生说自己是典型“左胶”，反修例运动以来他不停参与游行示威，“但未必去到冲击最前线”。不过他认为，强硬区分“和理非”和勇武派意义不大。

“每一个和理非都可变成勇武派，每一个勇武派也可以变和理非，关键是看你当下要做什么，”张生说。

张生认为，反修例运动民怒大爆发，实际上源于一直以来社会累积的许多问题，特别是长期以来，政府和主流社会都以经济和发展为重，而忽视、压制了其他许多社会和政制的问题。他希望除了反修例之外，社会可以更持续地反思，“在经济主导之外，对我们的社会多一些想像”。

在运动现场，假若是和平集会，他就会尝试约几个市民一起围在一起聊天，讨论大家碰到的各种问题。昨日，他第一次尝试把自己家中的书带出来，和参与集会的市民分享，同时也希望藉著书本，和不同的人展开对话。

“我们出来，不是纯粹发泄愤怒，也希望讨论香港怎么变得更好，”他还在思考，之后能否在香港各区发起不定期的“民间论坛”，让有不同意见的人不仅仅停留于网上讨论，而是真正面对面地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