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寫香港律師、投行人、廠家高管、社工和美容師：這天他們為什麼罷工？

反《逃犯條例》修訂運動迎來又一高峰。昨日（8月5日），香港掀起罷工、罷市、罷課「三罷」浪潮，並在港九新界七區發起集會，要求政府回應民間五大訴求。三罷、集會等行動均由網民率先發起呼籲。這是自1967年六七暴動左派工會發動罷工後，52年來香港首次發生的非工會正式發動、無領袖的全港性大罷工。

此次罷工無關於勞資問題，大批市民透過請病假、年假等方式罷工，表達對香港政府的強烈不滿，亦有公司老闆乾脆罷市。

八五罷工讓香港社會各方面出現新型態。金鐘、黃大仙、沙田、荃灣等七區集會點均人頭洶湧，大批黑衣市民靜坐抗議。而在「三罷」之餘，同日不合作運動、佔領馬路、圍警署等不同形式的抗爭行動，陸續發生。據機管局數據，截至昨日下午4點30分，全日共有250個航班取消，至少11班延遲，而港鐵大部分線路亦在早上一度癱瘓，至下午逐步恢復。在這天下午，全港各區一邊有市民和平集會，另一邊亦有示威者在全港各處「快閃」佔領交通要塞和馬路，警方大量發射催淚彈驅趕人群。

端傳媒記者分別前往金鐘、黃大仙、旺角和沙田四大罷工集會現場，尋訪不同行業、不同年齡的罷工人士，希望透過最前線、第一手的資料，了解八五罷工大潮背後，不同個體的聲音：他們為什麼決定罷工？現時的訴求是什麼？連月來的反修例運動，為他們帶來什麼不一樣的思考和體悟？

投資銀行年輕職員：「我已有物業，我都出來上街」

今天中午，立法會「煲底」坐滿了黑衣年輕人，29歲的Charles（化名）可能是他們當中收入最高的一員。Charles在一家頗有知名度的外資投資銀行任職，公司在全球有上萬名僱員，在香港則至少僱員一千。他月入超過10萬港元，擁有自己的物業。根據政府統計處2018最新數字，港人月收入中位數為17,100元。

「有人說香港人是向上流動性低、民生差才上街，我自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恰恰可以反駁這個說法：我已經有自己的物業，我都出來上街。」

Charles表明，今日出來罷工，並非一定為了反《逃犯條例》修訂或者警察濫權問題，一種無法釋懷的憤怒感令他比參與和平遊行更走前一步：「香港如果是所謂的民主社會，沒理由政府可以對過百萬人上街視而不見、毫不回應訴求。」

「我很接受自己是中國人的身份，也接受中國一黨專政的情況。如果香港只是中國的一個城市，如果它不是民主的社會，那沒問題；但我沒法接受的是，那種虛偽，是一國兩制的虛偽。實質根本不是一國兩制。」

他現在最大的訴求，是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以及爭取雙普選，因為他認為，兩個月來的風波，真正問題並不在於修訂《逃犯條例》，而是香港長久以來積累的政制問題。「雨傘運動後，政制問題就像一堆垃圾被藏在梳化底，而修例正好把這些問題一次過爆發出來，令我這種政治冷感的人都開始反思、參與。」

Charles說，自己不用Instagram，不用Facebook，不開《蘋果日報》賬號。2014年雨傘運動，爭取「雙普選」議題令他感覺宏大、不貼身，一度亦不太理會。直到今年政府強力推行《逃犯條例》修訂，作為投資銀行的人，他和同事最初都擔憂修例影響投資者信心、香港國際金融城市的地位，因此開始思考政制、民主問題。

「香港是中產主導的社會，core value（核心價值）係『繁榮安定』，但去到這一刻，很多人把這core value擺到次一級，因為大家知道有更重要的價值要追求。」Charles說自己曾一度覺得追求民主很“unrealistic”（不現實），但如今他為連月來港人反修例運動所表現出的團結而感到觸動，「這刻我都覺得成功幾率不大，但年輕人卻take risk（冒險）去抗爭，追求自己認為正確的價值。」

「我開始諗，呢樣嘢（物質條件）係咪真係值得追求？」他說，「原來生命不止於溫飽。」

Charles的朋友發起8月1日金融人「快閃」中環行動，他二話不說決定前去，「我好『和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非粗口），一定參加。」那天收工後，他發現公司有一班同事原來都打算參與快閃，於是和大家成立群組，討論起要做有「中環特色」的連儂墻（讓市民自由書寫的公告板）。「什麼是中環特色？大概就是中產、金融吧。我們希望連儂墻不止供人發洩憤怒，因為香港現在已經太多沮喪。」Charles和朋友們購買了一萬元的食物優惠券，放在連儂墻上，供人任取。「了解到有些年輕抗爭者有經濟困難，希望幫助他們。」

8月4日，就在全港「三罷」行動前夕，Charles與朋友到中環國際金融中心人行天橋下，花了5個小時，設置連儂墻。「我不戴口罩，我不怕。」他說，「如果被人拍到，傳回公司，那就承受影響，對得住良心。」

市場營銷老闆：內地生意跌逾三成，「我哋有一份香港人嘅任性」

「我哋有一份香港人嘅任性。有啲生意，我哋唔做。（有些生意，我們不做。）」39歲的Keith Tse站在添馬公園草地上如是說。今日天氣晴朗，他罷工一天，參加金鐘下午一點鐘開始的集會。早上十點半，他已來到現場，在海旁的草地中央，用支架撐起了一把黃色雨傘，又在傘上放了一個塑膠護目鏡，這是示威者最近常用的抗催淚彈防護裝備。這一舉動，Keith 稱之為「無聲的支持」。

Keith是一家小規模市場營銷公司的老闆，他說同事們今天都參與罷工，很開心他們都「認同小朋友（指年輕抗爭者）的信念」。

「我可以出真名。」Keith說，「罷工是很低成本的事。作為中年人，出少少力，係好合理嘅事。」

Keith公司有很多大灣區的生意，「（內心）都有掙扎的。雖然我是老闆，但公司也有其他同事的……」最近兩個月，反修例運動持續，Keith的個人Instagram有許多內地網民前來謾罵，他一直不怎麼回應。被問及對內地生意的影響，他說：「跌了三成幾。」言罷大笑起來：「只是這兩個月，還沒算之後來緊嘅時間呢。」

「這次對生意的影響非常迅速，而且他們（內地客戶）會很兇。」Keith說，「他們接收的是什麼樣的資訊，大家都知。他們接收的就是『香港人是暴民』『香港不懂得感恩祖國的偉大照顧』。」

「他們是故意抽起一些生意。你明白嗎？現在流行『藤條教仔』，不只是（元朗）白衫人才有藤條。」

抽起生意的內地客戶，私下還會交流嗎？「哦，你講得太客氣了，他們一上來就『TMD』（他媽的），直接『開波』，罵你是不是收了錢，你們香港人到底在想什麼，懂不懂感恩啊。」對比五年前雨傘運動，Keith說，那時候內地客戶只是覺得香港人「傻」。

「我們都這個年紀，沒那麼執著（反駁）。有些人你再講，都沒法改變。他在籠裡面，你在籠外面，他覺得你為什麼要飛出去，你有得食有得訓，點解要咁，係咪白癡呀？」他說，「他們不是來『攻擊』你，他們是來『鞭策』你，說你不聽教。」

「直投係灰心架（真的感到灰心）。」他笑著承認自己的沮喪。

「係咯，我哋有份任性，我哋有一份香港人嘅任性。有啲錢我哋唔賺，有啲生意我哋唔做。唔緊要，咁咪堅持返香港人果份任性咯（不要緊，那就繼續堅持做香港人的這份任性）。」他像是自言自語。

7月28日晚，警方在上環以數以幾十計的催淚彈清場，確切數字至今未公佈。Keith說自己當時下樓去超市買水，想送給一些年輕示威者。其實他從不會去前線，只參加獲得不反對通知書的遊行，結果這次因為買水，吃了催淚煙，雙眼受刺激淚流不止，皮膚刺痛不已，而旁邊正好有一位路過的老人家反應更嚴重，喘不上氣。Keith與示威者跑過去進行救護，「除了示威者和救護員，還有誰會救人？警方不理的。」

怎樣評價警方當晚的清場行動？「迅速，有效，再爆幾句粗口。」他一本正經說道，再微笑。

對於最近備受爭議的「勇武派」年輕人，Keith認為，「你沒法要求他們更多，他們已經付出全部。我對他們，只有respect，冇其他嘢講（只有尊重，沒有其他要說的）。」Keith見過有朋友坐在冷氣房裡，看新聞畫面，罵示威者「仆街」、「爛仔」。他無法同意：「如果你上過前線就知，他們全部好好、好乖，全部很有思考的一群年輕人，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催淚彈下來，他們第一時間不是躲，而是去救人。」

退休廠家高管：「這次輸了的話，我一定走......輸的可能性是六成吧」

曾生60歲，半世在珠三角管理港資工廠。他沒想過，退休不久，自己就投入香港反修例運動，過去兩個多月，他忙於各個抗爭現場，除了7月14日的沙田遊行，其他都一一參與。

「612都有食到催淚彈。我幫手傳遞物資供應，什麼裝備都沒有。我覺得前線示威者是一路學習一路進步，一路加一些東西進去。」過去兩個多月，他認為擁有龐大資源和集中指揮的香港政府「每一步、每一次部署都做錯」，而在他看來，沒有大台、流動的示威者反而「做得好好」。

「攻入立法會那天，我覺得大家都看得出來，他們（警察）是特地讓示威者進去的，讓他們大肆破壞，爭取民意，但很不好彩，示威者進去破壞的東西都是我們市民覺得要破壞的，衝入立法會後他們獲得的支持更大了。你不是紀律部隊，紀律部隊有長官指揮，但示威者都是靠個人意志，整體我覺得做的好好了。」

自90年代初開始，曾生就赴珠三角港資工廠做管理，一路做到高層，工作日在大陸，週末回香港與家人團聚，幾十年如一日。「我看著大陸經濟進步，但貪污、種種社會問題超越經濟進步好多好多。大陸沿海的村，能看到很多以權謀私的事，工廠罷工的人就被消失，這些經常能見到，但內地新聞就不會報。」他承認，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經濟成就巨大，而在這個過程中，香港也對內地貢獻不少，以他個人為例，「我在內地做了27年，都教了很多內地同事管理的事，他們現在都發展得很好，很多自己做了老闆、高層。」

返回香港，曾生慢慢觀察到，香港「這些年越來越大陸了」，特別是政府的管治方式，似乎也趨同中國內地政府。「港府那些說法用語都很像大陸了，那些肉酸的作法，蠻不講理的，白變黑、黑變白的說法。」曾生強調，「香港人現在就想未來28年可以有《基本法》（承諾）給的東西，《基本法》講明行政長官選舉，是通報人大，但八三一是改成什麼樣，這些不就是不守法，沒信用，你讓別人怎麼相信你？現在香港人不是要2047之後要和現在一樣，但2047前已經變成這樣了。」曾生說，他的結論是，「專制的政權，是不懂得如何管自由開放的地方。」

曾生的太太從事旅遊業，公司負責為客戶處理酒店預定和票務等。她說公司不大，但昨日「所有同事都一起出來罷工」。對於港府強推《逃犯條例》修訂，曾太感到非常氣憤：「100萬人出來，還要繼續二讀，200萬人才暫緩。香港政府哪裡是為人民服務，是為黨服務。」

「如果還有罷工，我都會繼續支持。自由的環境都沒有了，我怎麼不和你搏一搏？」曾太直言。

參與罷工這日，曾生一家三口都來到旺角，兩夫婦夫婦坐在洗衣街邊，拿著自製標語，不時喊著「香港人，加油」，他們20多歲的女兒則在麥花臣球場內參與集會。反修例運動中，女兒經常落場參與示威，「我們都不會阻攔她，讓她做自己的事。」

曾生坦言，「這次輸了的話，我一定走，不一定移民，但不會以香港為主要居住地方。雨傘運動的時候，都還未有這樣的想法。」他反覆說到，「如果今次輸了，一定走。」

什麼是「輸」？「輸就是鎮壓吧，或者見人就拉，或者戒嚴。」不過他仍然心存希望，「輸的可能性是六成吧。」

抱著小兒子的年輕夫婦：「政府有無真的很想為香港人fight for？我們看不到。」

8月5日下午，沙田新城市廣場人山人海，不是為了娛樂購物，而是全部身穿黑T恤，席地而坐。從沙田火車站出閘，在商場內步行近千米，一路走到戶外的百步梯廣場，室內和戶外的地上全坐著市民，人頭密密麻麻，不時有節奏的鼓掌歡呼，大喊「香港人，加油！」商場的欄杆上、戶外的天橋上，掛滿了黃底的「反送中」標語。商場內部分店鋪關閉，部門則如常營業。

80後的年輕夫婦何生何太抱著8個月大的兒子在商場內坐著，他們身邊也有不少年輕家庭，大人聊著時局，小孩在一邊玩耍。何生在一家歐洲體育用品企業的香港分部從事採購工作，他今天特意「請假罷工」，表達對政府的不滿，身邊也有好幾個同事罷工，而何太以前在大企業做行政工作，生了寶寶後決定做全職媽媽。

「到底政府有沒有真的很想為香港人fight for（努力）？我們看不到。香港政府是否真的願意聽取民意呢？」何太說，她和丈夫一直關注《逃犯條例》修訂的問題，從一開始就擔憂修例會影響香港未來的自由和法治程度，「主要不是擔心自己，而是擔心小朋友的將來。」她認為香港和其他一些地區，例如台灣地區，建立引渡條款沒有任何問題，但和中國內地建立司法合作就要小心，因為「中國執法、法治的程度不理想」。

讓何太的不滿進一步升溫的是612衝突。那天是《逃犯條例》修訂原本在立法會進行二讀的日子，何太抱著兒子來到金鐘，參與和平集會，並在衝突前離開。她不理解為何政府將隨後的警察清場和警民衝突定性為示威者「暴動」，並且不顧民意，一度繼續推動修例。

過去兩個多月，大量市民和前線示威者嘗試過不同方法表達意見，何太觀察到，最近一段時間示威者行動和武力有升級，但她認為不應譴責示威者，而且是應該先去問：「點解他們要升級？」

「當你行動沒有人聽的時候，你自然要用其他方法，有些人嘗試更武力的，有些人嘗試其他創意，不同人有不同選擇。當然最後可能媒體會更集中呈現武力的，因為那些比較吸引眼球，很自然嘛。」何太認為。

對於運動未來的走向，何生何太也無法確定。自從雨傘運動失敗之後，過去幾年，他們身邊都有不少朋友選擇移民，去澳洲、新西蘭、台灣、新加坡的都有。何太說，這些朋友選擇移民，一來是希望小孩在更寬鬆健康的制度下接受教育，另一方面則是源於對政府的不滿。何太說自己也有考慮過移民，但不會在短期內行動，特別是這次參與了整個反修例運動之後，她發現身邊有很多市民很愛香港，願意為這個城市付出。

「我30幾歲，由細到大在香港都未見過這樣的畫面，這麼多人為了香港行出來，這裏是我們的屋企，家人、朋友很多都在香港，」何太說，不到最後，她不想走。

美甲姐姐：「我們九零後一直被人說是廢青，但這次看得出來我們不是，我們是醒覺了吧」

22歲的吳小姐在銅鑼灣一家美容店做美容師，負責美甲。過去兩個多月，吳小姐一步步經歷了不少轉變，特別是對於不同媒體的報導，她更加敏感了。

「TVB很多大的新聞沒有播，比如金鐘有人跳樓的時候就沒有播，昨晚有女仔被警察做，裙子底褲都刻意被露出來，但這些tvb都沒有播出來，還是有偏向中方的嫌疑。」吳小姐說，「還有我們的特首還是要很堅持推送這個法例的時候，tvb立馬有行政長官的專訪。對於沒有出來參加這件事情，只在家裡看新聞的人，我覺得這真的很誤導，這也是為什麼很多老人總覺得年輕人在搞事情，沒有意識到政府在做一些無理的動作，推一條全世界都不覺得ok的法理。」

現在，只有有任何事情發生，她都會先去看直播，一個運動的衝突現場，她會去看不同角度的直播。做美甲的時候，總有客人想跟她聊最近的反修例運動，其中不乏內地新移民或港漂，她建議大家先看直播。

「我和你說，你可能還會受我影響，但你看直播可以直接看，你自己去分辨是對錯。。」吳小姐說，「我覺得這是最公平的，你可以看到任何角度。我真的有看到，很多少時候沒人去衝擊防線，但他依然會去傷害別人。現場的指揮官有很大責任需要檢討。」

吳小姐沒有去過前線衝，一來自己「和理非」，二來也怕家人擔心。雨傘運動的時候，她去佔領現場派物資，這次反修例，她參加了部分遊行，612那天也去金鐘派物資，不能去現場的，她就一直盯著直播看。

「我們九零後一直被人說是廢青，但這次看得出來我們不是，我們是醒覺了吧，」吳小姐說，她認為，最大的問題是政府始終不回應民意，「躲在後面」。

「現在的問題不是黃還是藍，是政府覺得已經不需要理你們這些人，我只要躲在警察盾牌後面。」

8月5日這天，她特意請假罷工，來到旺角參與集會。她說自己丈夫不太支持她出來參與行動，不過她還是希望出來，做力所能及的事情。在麥花臣球場，她帶了20多瓶寶礦力來派給集會市民，派完後又去附近便利店買更多的水。「我不像那些男生可以在前線拿很重的東西，作為一個女性我就做力所能及的事情。」

年輕律師：「想著想著，就覺得更需要罷工以支持」

現年26歲、現職事務律師的Sam（化名）昨日特意請了病假，響應罷工，並於下午現身黃大仙區的集會。最初對罷工他也有顧慮，畢竟身處高壓的律師行業，他不希望加重同事的工作量。

不過，見到近兩星期警方濫捕濫用權的情況越加嚴重，甚至有不少香港年青人不惜付上自己的前途去表達訴求，Sam考慮了一陣，還是打算出來：「想著想著，就覺得更需要罷工以支持。況且只是一日，這樣都不肯？」

大學讀書時期，他關心時事，但當香港爆發雨傘運動爭取雙普選時，他卻剛巧離港讀書，從未參與過當次的示威活動，同時因雨傘運動的落幕，對時政發展時而感到灰心。甫畢業，就加入了現職的律師行。

律師行規模不大，約有40名員工，主責企業融資，服務的大多是內地客戶，公司合夥人亦是內地人。Sam透露，公司內部甚少談論近期的社會爭議，合夥人甚至不太了解香港的新聞。「有可能連市民呼籲是日三罷的訴求也不知情，」Sam無奈地說。

「本來我也不太關注反送中條例，一來返工忙，二來對政府的施政已像是到達麻木的地步。但當踏入六月，越來越多人表達訴求，我才開始去搜查及翻讀資料去理解。」了解清楚條文後，他認為政府不應提出這樣的修訂，主因是香港人對中國的司法制度存在很大的憂慮。不過，政府只是借台灣發生的謀殺案來提出修訂，卻始終無視及從未回應香港市民的憂慮。

Sam表示，時至今日，激發令他參與罷工的，已遠遠不止是條例修訂的爭議，而是更「入肉」的感受。他認為，政府不旦繼續漠視市民對修例的憂慮，更雪上加霜地以不同的「語言偽術」來迴避，例如從不提「撤回」條例兩字。更甚的是，政府縱容警察濫暴，拒絕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更經歷元朗一事後，讓警察跟黑社會勾結。他斬釘截鐵地說：「這些都是不理香港人死活。」運動後期的發展，才令他更決意放下自己剛建立的少許事業包袱，以一天的罷工表支持。

80後社工：「我們出來不是純粹發洩憤怒，也希望討論香港怎麼變得更好」

在沙田新城市廣場外面的百步梯廣場，人頭洶湧，有人演講、有人派傳單，80後的張生坐在地上，看守他的「書攤」。

「隨便看看，隨便拿走去看，」張生對往來的集會市民說，20多本書隨意擺在地上，有《性別覺醒》、《大江大海》、《香港情緒學》、《四代香港人》等。一個女生來還剛剛看完的《塗鴉》，不停說這本書「好正」，「它表面是講塗鴉，其實是講了人們對於社會和現行法律的不滿，令我反思好多。」

張生在新生精神康復會（新生會）做精神健康的社工，8月5日這天特意請假，他說新生會目前有職員一千多人，據他了解，至少有120位社工在這一天「請假罷工」。張生說自己是典型「左膠」，反修例運動以來他不停參與遊行示威，「但未必去到衝擊最前線」。不過他認為，強硬區分「和理非」和勇武派意義不大。

「每一個和理非都可變成勇武派，每一個勇武派也可以變和理非，關鍵是看你當下要做什麼，」張生說。

張生認為，反修例運動民怒大爆發，實際上源於一直以來社會累積的許多問題，特別是長期以來，政府和主流社會都以經濟和發展為重，而忽視、壓制了其他許多社會和政制的問題。他希望除了反修例之外，社會可以更持續地反思，「在經濟主導之外，對我們的社會多一些想像」。

在運動現場，假若是和平集會，他就會嘗試約幾個市民一起圍在一起聊天，討論大家碰到的各種問題。昨日，他第一次嘗試把自己家中的書帶出來，和參與集會的市民分享，同時也希望藉著書本，和不同的人展開對話。

「我們出來，不是純粹發洩憤怒，也希望討論香港怎麼變得更好，」他還在思考，之後能否在香港各區發起不定期的「民間論壇」，讓有不同意見的人不僅僅停留於網上討論，而是真正面對面地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