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逃犯條例

立會內外的塗鴉:「無大台」幫香港抗爭釋放了哪些慾望?

塗鴉作為重奪城市權利、也是最低破壞力的行動手段,長期在香港社會運動中缺席,卻在這次去中心化運動狀態中爆發,沖入立會,塗抹下動人圖像與字句⋯⋯


2019年6月26日,示威者包圍警察總部,並向警總外牆塗鴉。 攝:林振東/端傳媒
2019年6月26日,示威者包圍警察總部,並向警總外牆塗鴉。 攝:林振東/端傳媒

香港的六月七月如斯漫長,煙霧、淚水和口號聲中,與世界各地抗爭運動相似,塗鴉也出現在現場及現場背後的各個角落。首個引我注意的「反送中」塗鴉,是6月21日示威者圍堵警察總部時出現的「唔好搞我後面」——這個直接在警總出現的刑事毀壞行動,仿佛預示了整場抗爭的局勢將朝更基進的方向發展。

而後被世界矚目的,則是示威者於7月1日攻下立法會後所做的塗鴉。他們在攻下的建築裡撐著傘,保護塗鴉者的真實形象與身份,他們把區旗塗黑、把建制派議員的相片塗黑、刪去「中華人民共和國」只剩下「香港特別行政區」、寫上「釋放義士」、「狗官」(大量)等等字句,這些建築內部的塗鴉被大量拍攝、上傳、發表,馬上成為國際焦點。那幅「太陽花HK」的標語宛如線索,牽繫起台港兩地的政治處境。念及200萬人上街過後種種,最能回應示威者當下洶湧情緒的,概非議事廳正中央那句莫屬:「是你教我們和平遊行是沒用」。

眼下七一已過,反送中運動仍然熾熱,但前幾場景的塗鴉已漸被工友清除,不過本文仍是想從行動者角度,觀察一下衝擊立會後留下的震撼,這個餘震對我來說,很大程度來自長期在香港社會運動中缺席的塗鴉。

香港風格:不服從運動中的服從

說塗鴉缺席,也不全然是對的,至少在我個人參與過的香港行動中,塗鴉就已有相當的重要位置。隨意舉例如早於2011年,艾未未「被失蹤」時憑「塗鴉少女」啟發的全港骨牌式 stencil(模版)塗鴉行動;2013年,在觀塘工業區,為反仕紳化而用噴漆破壞政府資助的「活化後巷」壁畫;2013年有行動者爬上高速公路,把鬼鬼祟祟更換成「觀塘商業區」的路牌自行塗改作「藝術區」;還有在2016年,自稱「Black Rose」的行動者在市區重建局地區辦事處潑墨,並寫上「殺人放火金腰帶」的字句⋯⋯以上每個例子,我們都可以深入思考塗鴉作為不服從物品(disobedience objects)於該社運行動中的影響。但篇幅關係,對這些早前案例的分析暫且略過。

說塗鴉缺席,是因為它本身的意識型態,常抵觸香港主流社運的主旋律。這個社運主旋律是什麼?當然就是多年來我們不斷推崇的和平、理性、非暴力抗爭方法。

圖: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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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塗鴉缺席,是因為它本身的意識型態,常抵觸香港主流社運的主旋律。這個社運主旋律是什麼?當然就是多年來我們不斷推崇的和平、理性、非暴力抗爭方法。如果只看遊行集會,參與抗爭活動的香港人可能是世界上最有公民意識的一群:近二百萬人上街,也不會踢倒一個垃圾桶、燒一部汽車、搶掠一間店。我們會為遊行後街上的潔淨而驕傲,會為迅速在人群中開出可以讓救護車駛過的路線而鼓掌。但有時候,我會懷疑這種對秩序的執著是否絕對地好。畢竟,看看最安靜、最有秩序的日本,就知道安份遵守紀律的背後,也有它的陰暗面。近代日本,幾乎是最去政治化、最難因應社會議題而動員的地方。

然而,塗鴉本身最重要的社會意義之一,就在於它造成的損壞(vandalism)。按《No Logo》的作者 Naomi Klein 所言,在龐大企業肆虐全球的年代,公共空間實際存在著三股勢力:政府、商家和人民。舉例說街上豎立一幅牆壁,政府可以在上面寫任何政治宣傳(propaganda),商人可以買起牆壁展示廣告(advertisement),市民卻沒有權力參與其中,不然就是毀壞。久而久之我們就會失去「公共」(common) 的想像,失去空間,認為所有地方都屬於市場,只有成為消費者才能介入。塗鴉其實是一種重奪城市權利的行動,但塗鴉也是其中最低破壞力的一種重奪手段,因為多數情況下塗鴉,只是用顏料塗抹,並不涉及結構上的毀壞,較傾向是符號上的損毀。可是在社會行動當中,這樣的低破壞力手段,有時候也會叫信奉私有化、高舉管理主義的群眾造成焦慮。比方說,2014年的雨傘運動初期,在金鍾佔領區就出現過簡單的抗爭標語塗鴉,但印象中很快地就被大會糾察隊阻止、最後清走。這些在反政府行動的自我管轄(self-policing)總會令我想起六四時往毛澤東像上扔蛋殼顏料的青年──他們被廣場上的學生糾察隊捉住,交給公安,重判入獄,多年遭受折磨而導致精神失常。

塗鴉其實是一種重奪城市權利的行動,但塗鴉也是其中最低破壞力的一種重奪手段,因為多數情況下塗鴉,只是用顏料塗抹,並不涉及結構上的毀壞,較傾向是符號上的損毀。

政府總部外石屎牆上的香港「連儂牆」。

政府總部外石屎牆上的香港「連儂牆」。 圖:作者提供

如果要選出一個相當能反映這種港式「不服從運動中的服從性」(obedience within disobedience movement)的焦慮,我認為在佔中運動出現的「連儂牆」是一個非常適合的分析對象。香港「連儂牆」,是市民在政府總部面向干諾道中的石屎牆上,貼上寫了各人願景的彩色memo紙,外媒稱為「異見之色」(colour of dissent)的一個大型集體創作。與捷克原來的「連儂牆」不同,港版捨去噴漆塗鴉,選擇最容易把牆壁還原的辦公室memo紙,正正就隱含著這種對政權又恨又怕的曖昧心態。是異見之色,可能也是「焦慮之色」(colour of distress)。我猜想這種焦慮,有很大部份是來自六四鎮壓的記憶,我們都害怕「犯錯」而引出最高武力。但焦慮或多或少也來自佔中社運領袖的精英背景,與及香港主流社運人對媒體再呈現(representation)的熱忱:我們要在六四晚會拍一幅感人的合照、遊行示威要齊齊整整上報上電視也不失禮、得到外媒加持更是萬分高興。我會憂慮這種側重 representation 的行動,會否就忽略了行動的當下(present)。

無大台:塗鴉慾望被釋放

但反送中運動又有何不同?經過近年政府的嚴刑重判,許多運動領袖仍在服刑當中,而引渡條例確實觸碰太多不同政治光譜的人的神經,因此引發可能是近年最有兼容性(inclusive)的大型運動。前線朋友形容,我們已從港式「和理非」示威,進入到「和理衝」的新時代。我跟大部份人一樣,被反送中的行動力震撼到了。八十天的佔中行動當中學到的行動技術,再經四年多的發酵,反抗者茁壯了,當年許下的「we will be back」,說到也做到,而且比預期做得更漂亮。許多人形容這個是沒有大台的抗爭,而李立峯教授則說這是 open source(開放式組織):大台還在,只是扮演的角色不同了。可能兩者其實只是用不同方式形容這種「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的社運模式。因自己有機會接觸零零後的年輕人,我會形容這次經驗就像學生開很多個瀏覽器分頁(tabs)一般,在不同主題中跳來跳去。老一輩可能覺得他們不夠專心,但他們就是能比你做得更多。

當然,塗鴉的出現必然與這次去中心化組織有關,許多以往有大台(中心)時被「禁止」的慾望、情緒與行動也得到釋放。像《Sing Hallelujah to the Lord》成為抗爭歌、粗口標語、七一升黑旗、圍堵稅務大樓、佔領立法會等等行動,在有大台的情況下它近乎不可能發生。近來行動者喜歡說的「be water」,其實就是運動去中心化後的一種狀態──行動不再被單一的中心主義所局限。

港版「連儂牆」捨去噴漆塗鴉,選擇最容易把牆壁還原的辦公室memo紙,正正就隱含著這種對政權又恨又怕的曖昧心態。是異見之色,可能也是「焦慮之色」(colour of distress)。

2019年7月1日,示威者成功突破佔領立法會。

2019年7月1日,示威者成功突破佔領立法會。攝:林振東/端傳媒

但這種去中心化後的行動解放,是否一面倒的好?這個問題不好回答,有時沒有大台的綑綁,可能連帶群眾一些較危險的想像也一起釋放出來。譬如說,自殺。我們當然明白年輕人死諫暴政,最大兇手必然是政府。但我會忍不住猜想,如果有大台,會否能有效保住這些寶貴的生命?我們都知道,近年社運是越來越渴望抗議行動升溫,甚至乎是越來越樂見到有殉道者出現的一種可怕狀態。在沒有大台的同時,或者我們會被這種情感反噬。現在就是沒有中心組織為運動篇寫劇本,可能,因此悲劇也能夠被解放出來。曾經聽南韓的行動者說,因為他們每次大型示威幾乎都有死傷,近年會想像較多「和理非」的方法,多以快樂抗爭介入,希望不要再有人犧牲。香港的抗爭,好像倒過來,無可奈何地進入有更多傷亡的時代。

反送中塗鴉的出現,就像運動新陳代謝的證據,它除了顯示運動能容納更多不同社會背景的行動者與抗爭手段,也幾乎預示了行動者毀壞立法會的決心。在去中心化的抗爭時代,重要的是更需要行動者互相關顧扶持。讓我們好好地從解放出來的新行動模式中學習:

be water,and yet,please don’t dr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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