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memo紙到真塗鴉：「無大台」幫香港抗爭釋放了哪些慾望？

香港的六月七月如斯漫長，煙霧、淚水和口號聲中，與世界各地抗爭運動相似，塗鴉也出現在現場及現場背後的各個角落。首個引我注意的「反修例」塗鴉，是6月21日示威者圍堵警察總部時出現的「唔好搞我後面」——這個直接在警總出現的刑事毀壞行動，仿佛預示了整場抗爭的局勢將朝更基進的方向發展。

而後被世界矚目的，則是示威者於7月1日攻下立法會後所做的塗鴉。他們在攻下的建築裡撐著傘，保護塗鴉者的真實形象與身份，他們把區旗塗黑、把建制派議員的相片塗黑、刪去「中華人民共和國」只剩下「香港特別行政區」、寫上「釋放義士」、「狗官」（大量）等等字句，這些建築內部的塗鴉被大量拍攝、上傳、發表，馬上成為國際焦點。那幅「太陽花HK」的標語宛如線索，牽繫起台港兩地的政治處境。念及200萬人上街過後種種，最能回應示威者當下洶湧情緒的，概非議事廳正中央那句莫屬：「是你教我們和平遊行是沒用」。

眼下七一已過，反修例運動仍然熾熱，但前幾場景的塗鴉已漸被工友清除，不過本文仍是想從行動者角度，觀察一下衝擊立會後留下的震撼，這個餘震對我來說，很大程度來自長期在香港社會運動中缺席的塗鴉。

香港風格：不服從運動中的服從

說塗鴉缺席，也不全然是對的，至少在我個人參與過的香港行動中，塗鴉就已有相當的重要位置。隨意舉例如早於2011年，艾未未「被失蹤」時憑「塗鴉少女」啟發的全港骨牌式 stencil（模版）塗鴉行動；2013年，在觀塘工業區，為反仕紳化而用噴漆破壞政府資助的「活化後巷」壁畫；2013年有行動者爬上高速公路，把鬼鬼祟祟更換成「觀塘商業區」的路牌自行塗改作「藝術區」；還有在2016年，自稱「Black Rose」的行動者在市區重建局地區辦事處潑墨，並寫上「殺人放火金腰帶」的字句⋯⋯以上每個例子，我們都可以深入思考塗鴉作為不服從物品（disobedience objects）於該社運行動中的影響。但篇幅關係，對這些早前案例的分析暫且略過。

說塗鴉缺席，是因為它本身的意識型態，常抵觸香港主流社運的主旋律。這個社運主旋律是什麼？當然就是多年來我們不斷推崇的和平、理性、非暴力抗爭方法。

說塗鴉缺席，是因為它本身的意識型態，常抵觸香港主流社運的主旋律。這個社運主旋律是什麼？當然就是多年來我們不斷推崇的和平、理性、非暴力抗爭方法。如果只看遊行集會，參與抗爭活動的香港人可能是世界上最有公民意識的一群：近二百萬人上街，也不會踢倒一個垃圾桶、燒一部汽車、搶掠一間店。我們會為遊行後街上的潔淨而驕傲，會為迅速在人群中開出可以讓救護車駛過的路線而鼓掌。但有時候，我會懷疑這種對秩序的執著是否絕對地好。畢竟，看看最安靜、最有秩序的日本，就知道安份遵守紀律的背後，也有它的陰暗面。近代日本，幾乎是最去政治化、最難因應社會議題而動員的地方。

然而，塗鴉本身最重要的社會意義之一，就在於它造成的損壞（vandalism）。按《No Logo》的作者 Naomi Klein 所言，在龐大企業肆虐全球的年代，公共空間實際存在著三股勢力：政府、商家和人民。舉例說街上豎立一幅牆壁，政府可以在上面寫任何政治宣傳（propaganda），商人可以買起牆壁展示廣告（advertisement），市民卻沒有權力參與其中，不然就是毀壞。久而久之我們就會失去「公共」(common) 的想像，失去空間，認為所有地方都屬於市場，只有成為消費者才能介入。塗鴉其實是一種重奪城市權利的行動，但塗鴉也是其中最低破壞力的一種重奪手段，因為多數情況下塗鴉，只是用顏料塗抹，並不涉及結構上的毀壞，較傾向是符號上的損毀。可是在社會行動當中，這樣的低破壞力手段，有時候也會叫信奉私有化、高舉管理主義的群眾造成焦慮。比方說，2014年的雨傘運動初期，在金鍾佔領區就出現過簡單的抗爭標語塗鴉，但印象中很快地就被大會糾察隊阻止、最後清走。這些在反政府行動的自我管轄（self-policing）總會令我想起六四時往毛澤東像上扔蛋殼顏料的青年──他們被廣場上的學生糾察隊捉住，交給公安，重判入獄，多年遭受折磨而導致精神失常。

塗鴉其實是一種重奪城市權利的行動，但塗鴉也是其中最低破壞力的一種重奪手段，因為多數情況下塗鴉，只是用顏料塗抹，並不涉及結構上的毀壞，較傾向是符號上的損毀。

如果要選出一個相當能反映這種港式「不服從運動中的服從性」（obedience within disobedience movement）的焦慮，我認為在佔中運動出現的「連儂牆」是一個非常適合的分析對象。香港「連儂牆」，是市民在政府總部面向干諾道中的石屎牆上，貼上寫了各人願景的彩色memo紙，外媒稱為「異見之色」（colour of dissent）的一個大型集體創作。與捷克原來的「連儂牆」不同，港版捨去噴漆塗鴉，選擇最容易把牆壁還原的辦公室memo紙，正正就隱含著這種對政權又恨又怕的曖昧心態。是異見之色，可能也是「焦慮之色」（colour of distress）。我猜想這種焦慮，有很大部份是來自六四鎮壓的記憶，我們都害怕「犯錯」而引出最高武力。但焦慮或多或少也來自佔中社運領袖的精英背景，與及香港主流社運人對媒體再呈現（representation）的熱忱：我們要在六四晚會拍一幅感人的合照、遊行示威要齊齊整整上報上電視也不失禮、得到外媒加持更是萬分高興。我會憂慮這種側重 representation 的行動，會否就忽略了行動的當下（present）。

無大台：塗鴉慾望被釋放

但反修例運動又有何不同？經過近年政府的嚴刑重判，許多運動領袖仍在服刑當中，而引渡條例確實觸碰太多不同政治光譜的人的神經，因此引發可能是近年最有兼容性（inclusive）的大型運動。前線朋友形容，我們已從港式「和理非」示威，進入到「和理衝」的新時代。我跟大部份人一樣，被反修例的行動力震撼到了。八十天的佔中行動當中學到的行動技術，再經四年多的發酵，反抗者茁壯了，當年許下的「we will be back」，說到也做到，而且比預期做得更漂亮。許多人形容這個是沒有大台的抗爭，而李立峯教授則說這是 open source（開放式組織）：大台還在，只是扮演的角色不同了。可能兩者其實只是用不同方式形容這種「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的社運模式。因自己有機會接觸零零後的年輕人，我會形容這次經驗就像學生開很多個瀏覽器分頁（tabs）一般，在不同主題中跳來跳去。老一輩可能覺得他們不夠專心，但他們就是能比你做得更多。

當然，塗鴉的出現必然與這次去中心化組織有關，許多以往有大台（中心）時被「禁止」的慾望、情緒與行動也得到釋放。像《Sing Hallelujah to the Lord》成為抗爭歌、粗口標語、七一升黑旗、圍堵稅務大樓、佔領立法會等等行動，在有大台的情況下它近乎不可能發生。近來行動者喜歡說的「be water」，其實就是運動去中心化後的一種狀態──行動不再被單一的中心主義所局限。

港版「連儂牆」捨去噴漆塗鴉，選擇最容易把牆壁還原的辦公室memo紙，正正就隱含著這種對政權又恨又怕的曖昧心態。是異見之色，可能也是「焦慮之色」（colour of distress）。

但這種去中心化後的行動解放，是否一面倒的好？這個問題不好回答，有時沒有大台的綑綁，可能連帶群眾一些較危險的想像也一起釋放出來。譬如說，自殺。我們當然明白年輕人死諫暴政，最大兇手必然是政府。但我會忍不住猜想，如果有大台，會否能有效保住這些寶貴的生命？我們都知道，近年社運是越來越渴望抗議行動升溫，甚至乎是越來越樂見到有殉道者出現的一種可怕狀態。在沒有大台的同時，或者我們會被這種情感反噬。現在就是沒有中心組織為運動篇寫劇本，可能，因此悲劇也能夠被解放出來。曾經聽南韓的行動者說，因為他們每次大型示威幾乎都有死傷，近年會想像較多「和理非」的方法，多以快樂抗爭介入，希望不要再有人犧牲。香港的抗爭，好像倒過來，無可奈何地進入有更多傷亡的時代。

反修例塗鴉的出現，就像運動新陳代謝的證據，它除了顯示運動能容納更多不同社會背景的行動者與抗爭手段，也幾乎預示了行動者毀壞立法會的決心。在去中心化的抗爭時代，重要的是更需要行動者互相關顧扶持。讓我們好好地從解放出來的新行動模式中學習：

be water，and yet，please don’t drow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