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7月1日抗議者衝擊立法會後，不管是港府和北京政府的官方表態，還是坊間的多數輿論，都異口同聲地譴責抗議者「極端暴力」。官方的表態自不必說，當然是尋找、利用一切機會抹黑任何挑戰官方權威的抗議行動；值得注意的是許多奉行「和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原則的泛民人士、社運人士，也認為社會運動中只要出現了暴力行徑、只要打破了「和理非」原則，就是一件在道德上不可容忍的事情。
當然，坊間輿論也有不少為抗議者辯護的聲音。這種聲音認為，抗議者之所以採用暴力手段，實在是被逼無奈、迫不得已，是在窮盡了一切和平手段而依然得不到港府任何回應之後，出於極度絕望、憤怒之後做出的行為。這些聲音大都表示，雖然不支持抗議者採用暴力手段，但可以理解抗議者的極度絕望和憤怒。
然而，需要商榷的是，這種聲音實際上和譴責抗議者的聲音共享了同樣的預設：「正常」的社會運動中，不該出現暴力行為，只有想死的人、極度絕望的人，才會使用暴力——換句話說，暴力依然是一件「出格」的事。這種思維方式，與對抗議者的譴責一樣，都是把暴力抗爭的行為排除出「正常」社會運動的範疇，從而進一步加重了社會運動中暴力抗爭揹負的道德污名。
香港還有另一種辯護聲音，vandalism，即傷物不傷人的說法，其實也還是停留在道德二分法上。這樣的辯護，雖然是出於對抗爭者的強烈的同理心，在眾口譴責「暴力」的情況下，是一件吃力但未必討好的事。但這種辯護也模糊了一系列更深層次的問題：如何理解暴力抗爭手段與社會運動的關係？「和理非」是否是社會抗爭的唯一原則？為什麼暴力抗爭手段先天就要背上道德包袱，只有在「他們是準備好要死的人」的說辭下才可以被理解、被容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