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逃犯條例 評論

吉漢:暴力抗爭先天有道德包袱嗎?

如何理解暴力抗爭手段與社會運動的關係?「和理非」是否是社會抗爭的唯一原則?為什麼暴力抗爭手段先天就要背上道德包袱,只有在「死士」的說辭下才可以被理解、被容忍?


2019年7月1日,示威者佔領立法會。 攝:陳焯煇/端傳媒
2019年7月1日,示威者佔領立法會。 攝:陳焯煇/端傳媒

香港7月1日抗議者衝擊立法會後,不管是港府和北京政府的官方表態,還是坊間的多數輿論,都異口同聲地譴責抗議者「極端暴力」。官方的表態自不必說,當然是尋找、利用一切機會抹黑任何挑戰官方權威的抗議行動;值得注意的是許多奉行「和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原則的泛民人士、社運人士,也認為社會運動中只要出現了暴力行徑、只要打破了「和理非」原則,就是一件在道德上不可容忍的事情。

當然,坊間輿論也有不少為抗議者辯護的聲音。這種聲音認為,抗議者之所以採用暴力手段,實在是被逼無奈、迫不得已,是在窮盡了一切和平手段而依然得不到港府任何回應之後,出於極度絕望、憤怒之後做出的行為。這些聲音大都表示,雖然不支持抗議者採用暴力手段,但可以理解抗議者的極度絕望和憤怒。

然而,需要商榷的是,這種聲音實際上和譴責抗議者的聲音共享了同樣的預設:「正常」的社會運動中,不該出現暴力行為,只有想死的人、極度絕望的人,才會使用暴力——換句話說,暴力依然是一件「出格」的事。這種思維方式,與對抗議者的譴責一樣,都是把暴力抗爭的行為排除出「正常」社會運動的範疇,從而進一步加重了社會運動中暴力抗爭揹負的道德污名。

香港還有另一種辯護聲音,vandalism,即傷物不傷人的說法,其實也還是停留在道德二分法上。這樣的辯護,雖然是出於對抗爭者的強烈的同理心,在眾口譴責「暴力」的情況下,是一件吃力但未必討好的事。但這種辯護也模糊了一系列更深層次的問題:如何理解暴力抗爭手段與社會運動的關係?「和理非」是否是社會抗爭的唯一原則?為什麼暴力抗爭手段先天就要背上道德包袱,只有在「他們是準備好要死的人」的說辭下才可以被理解、被容忍?

當然,筆者並不是鼓勵傷人,事實上目前的公共輿論哪怕是在歐美,傷人肯定是要揹負道德包袱的。但我們更要問的是,為何容忍國家暴力而不容忍民眾完全不能與之對抗的「暴力」;我們要切斷的是,暴力恐懼與左翼歷史必然纏繞的迷思。

2019年7月1日,示威者佔領立法會並在牆上塗鴉。

2019年7月1日,示威者佔領立法會並在牆上塗鴉。攝:陳焯煇/端傳媒

全球社運史上的暴力

從現代社會運動誕生那天起,暴力抗爭就流淌在其血液當中,暴力是社會運動的天然組成部分。正是在這些社會運動的努力下,越來越多的國家政權開始承認抗議示威是公民的合法權利。

筆者的朋友和來自德國的記者聊天,問他抗爭者在立法會掛上英國旗幟和抗爭者「砸爛玻璃」佔領立法會,兩件事,哪件更影響國際觀感。德國朋友稱前者「奇怪」,但感覺「暴力」更影響國際如何看待香港——這種對社會運動中暴力抗爭手段的本能道德反感,顯然不是香港獨有,筆者在歐美也有過強烈感受。

2017年2月1日,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爆發抗議示威活動,對右翼人士Milo Yiannopoulos來校演講一事表達不滿。抗議活動中,約有150位一襲黑衣的蒙面人士做出了放火、向警察投擲石塊和煙花、砸毀玻璃等暴力舉動,Milo Yiannopoulos的演講被迫取消。事情發生之後,美國主流媒體和伯克利校方都旗幟鮮明、口吻激烈地表示對暴力行為的譴責,校方還堅持稱暴力行為是校外人士幹的、和學生沒有關係。對於這件事的親身經歷,讓筆者直觀地領略到美國社會在道德上多麼排斥暴力抗爭手段、多麼推崇「和理非」的精神。

歐美對社會運動的和理非「潔癖」,有時甚至給第三世界及有色族群的抗爭者一種帶有優越感的不適。但如果回首近代社運史,便能發現,暴力抗爭手段從來都是社會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從爭取普選權的英國婦女、到爭取勞動權益的美國礦工、再到一戰期間歐洲大陸的反戰示威者,都曾經廣泛使用過暴力手段。被視為中國現代社會運動開端的「五四運動」,也以學生暴力衝擊政府機關和官員私人住宅而聞名。而在第三世界國家反抗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爭取民族解放的運動中,暴力更是頻頻登場。

到了1960年代,在席捲全球的社會抗議大潮中,暴力抗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1963-1970年間,非裔美國人在多個城市發起暴動,這是種族平權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1969年發生在紐約的石牆暴動,更是被看做美國LGBT平權運動最早的里程碑。美國的地下氣象員、意大利的紅色旅、德國的紅軍派、日本的赤軍,這些在1960年代、1970年代活躍的左翼暴力抗爭組織在當時的社運版圖中佔有重要位置,它們的成員不是意氣用事、莽撞無腦之輩,而是發展了一套系統而嚴密的論述,來說明暴力作為一種抗爭策略的必要性。

即使到了20世紀末和21世紀初,暴力抗爭也並未退場。轟動全球、被視為反全球化運動高峰的1999西雅圖抗議,就使用了大量暴力抗爭手段。在從去年到今年綿延數月的法國黃背心運動當中,暴力更是未曾缺席。社運觀察者夕岸曾指出,無政府主義者發明的「黑塊」(Black Bloc)戰術——身着黑衣、成群結隊、手持棍棒、近身搏鬥——在近年的反法西斯抗議中也變得越來越流行起來。

立法會內立法會議員的合照。

立法會內立法會議員的合照。攝:陳焯煇/端傳媒

換句話說,從現代社會運動誕生那天起,暴力抗爭就流淌在其血液當中,暴力是社會運動的天然組成部分,也一直延續至今。從根本上說,抗議示威活動的核心意義本就在於,通過對日常生活秩序造成衝擊和擾亂,來達到表達某種訴求、彰顯示威者力量、吸引大眾關注、迫使特定群體作出回應的目的。

正是在這些社會運動的努力下,越來越多的國家政權開始承認抗議示威是公民的合法權利。然而在合法化的同時,抗議示威活動也越來越常態化、例行公事化、走過場化,非暴力的抗議手段已經在很多情況下無法對日常生活之餘造成任何威脅,也就漸漸脱離了社會運動本來該有的意義。幾百萬人在週末上街,固然有凝聚氣勢、彰顯民意的象徵性作用,但無法對當權者造成實際的壓力。在這種「形式化社運」的模式當中,運動的組織者和參與者將運動的力量理解為參與人數的多寡,而不是擾亂日常生活秩序的能力——恰恰相反,人們百般避免抗議示威對日常生活秩序產生任何擾亂。正如夕岸所說,當社會運動的重點放在如何一次性吸引儘可能多的人上街時,「各種社運的對抗性急劇下降,示威遊行和節日遊行之間的界限越發模糊。」

更重要的是,在歷史上的進步主義社會運動中,抗議示威者大多處於社會結構中的絕對弱勢地位。她們所抗議的對象,往往是政治權力、經濟權力、話語權力的掌握者,而暴力的抗爭手段則是弱者手中為數不多的、甚至是僅有的武器。

而在當代的街頭運動場景中,不管抗議者是否算是社會結構意義上的弱勢群體,她們在具體的抗爭情境下無疑是弱勢的——站在他們對面的,是國家暴力機關。面對這種顯見的巨大權力不平等,要求弱勢的一方一定不能主動使用暴力、對其中選擇使用暴力的個體一味譴責,不能不讓人聯想到「在高牆和雞蛋之間到底站哪邊」的問題。更不要說甚至對警察暴力不聞不問,或不認為警察濫權需要檢討的人了。

立法會議事廳內遺下蕉皮。

立法會議事廳內遺下蕉皮。攝:陳焯煇/端傳媒

「和理非」的道德規訓

作為一種道德原則的「非暴力抗爭」先天就帶有保守基因,實質上是當時日益右轉的主流社會對社會運動的一種規訓。

這種認為「正常的社會運動只能和理非、暴力抗爭不是正常抗爭的一部分」的觀點,既不符合現代社運在全球發展的歷史,也偏離社會運動從誕生之日起的本來意涵;那麼我們不禁要問:這種觀點是從何而來的? 事實上,「和理非」成為主流民意的歷史,比暴力社運抗爭的歷史短得多,是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的,而這正是60年代的全球抗議潮走向衰落、西方發達國家開始右轉的時刻。

作為一種道德原則的「非暴力抗爭」先天就帶有保守基因,實質上是當時日益右轉的主流社會對社會運動的一種規訓:你們想鬧的話可以鬧,但不能超出我給你們劃好的那條線。這種道德規訓,本就是社會壓迫機制的一部分,更在某些情況下帶有鮮明的階級色彩:主流中產階級通過對非暴力原則的推崇,將處於更弱勢地位群體的抗爭行動污名化。這一局面,在2014年的雨傘運動中已經出現過——我們應該還記得,金鐘的佔領者當時如何譴責更富有對抗性的旺角佔領者。在1989年的中國民主運動中,對暴力的道德排斥同樣成了北京高校學生參與者在自身和外地高校學生、工人、市民之間建立區隔的手段。

同時,「和理非」的原則背後,也體現出冷戰時期西方建立的對自由民主制度的優越感。這一認識框架,往往將抗議示威和競選、投票看作是自由民主提供的性質相同的制度化利益表達機制。夕岸曾指出,這種認識在很大程度上抽空了社會運動本身的意義,只是將其扁平化為投票箱外的不滿、一種選舉機制的替代物。因此,在這種認識框架下,社會運動就變成像選民投票一樣的常態化、儀式性、間接性、非對抗性的政治參與,而無視了社會運動恰恰是作為一種非常態化、追求實質層面解決問題、彰顯直接力量、對抗權力的政治參與方式出現的,其本質是在行動中構建共同體的團結感,而不是原子化地表達每個選民個人的政治意願。

馬丁·路德·金不僅不認為暴力抗爭和非暴力抗爭在道德上有什麼高下之分,而且明確表達過對黑人城市暴動的支持,他曾說:「對於那些無法被人們聽到的人來說,暴動就是他們的語言。」

在「和理非」成為主流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現大量對全球社運歷史的歪曲。有三個人常被推為「和理非」精神的代表:馬丁·路德·金、甘地、曼德拉。但「和理非」的敘事不僅完全忽視了這些人物背後運動的複雜性,甚至還扭曲了這些人物本身的觀點。馬丁·路德·金不僅不認為暴力抗爭和非暴力抗爭在道德上有什麼高下之分,而且明確表達過對黑人城市暴動的支持,他曾說:「對於那些無法被人們聽到的人來說,暴動就是他們的語言(riot is the language of the unheard)」。在甘地所投身的印度民族獨立運動中,他所倡導的非暴力不合作並非運動的唯一路線,暴力抗爭同樣是運動的重要部分。印度民族獨立運動的多個重要進展,事實上都歸功於那些屬於「印度獨立革命運動」陣營的暴力抗爭組織向殖民政府施加的壓力。在南非反種族隔離運動中,隨着抗爭形勢的改變,曼德拉曾在1955年得出「非國大必須採取武裝暴力反抗策略」的結論。

如果將常常被人忽視的冷戰背景拉回視線,意識到「和理非」的道德霸權是西方社會保守化的產物、是對於六十年代全球左翼抗爭潮的反制,那麼我們也能清晰地看到:對於暴力的恐懼,本質上也是對於左翼的恐懼,暴力和左翼緊密交織,成為「和理非」敘事所排斥和譴責的他者。

2019年7月3日,立法會示威區的出入口。

2019年7月3日,立法會示威區的出入口。攝:陳焯煇/端傳媒

香港語境中的暴力與左翼

在今日的香港社會中,對「和理非」的本能推崇,實則是被恐共的情緒、及對左翼的恐懼所塑造的。

在香港的語境下,「和理非」建立的過程基本與全球其他地方同步,都從1970年代開始,而且也下意識地將暴力與左翼劃上等號。這過程中的關鍵事件,當然是1967年發生的六七左翼暴動。

這一暴動從烈度上看,在同時期的全球暴力示威浪潮中並不算突出,但卻在後世的集體記憶中留下「特別瘋狂、特別慘烈」的印象。當然,香港市民所經歷的血的創傷,也是不可忽視。然而,事件發生的具體語境值得考量,而如1960年代香港左翼壯大背後的底層社會土壤、當時行動者具體的策略考量、暴動推進港英殖民政權改善統治方式的正面意義等等,也需要正視。實際上,六七暴動作為嚴肅的左翼抗爭實踐,其背後的政治願景是什麼、組織與動員如何進行、抗爭者如何參與其中、與當時的大眾民意是什麼關係、運動在什麼意義上受到大陸的影響,都值得認真的討論和反思。然而這些討論在公共輿論中變得越來越邊緣化,這既是由於港英政府對當時主流輿論的重塑,也是由於中共政府對這段歷史的刻意逃避,更是由於香港左翼在急速變遷的社會環境中落入衰落和失語的困境。對六七暴動的記憶塑造,正是冷戰語境下資本主義世界防範社會主義陣營的手段,其目標表面上指向暴力,實質上指向左翼。

因此在今日的香港社會中,對「和理非」的本能推崇,實則是被恐共的情緒、及對左翼的恐懼所塑造的。早在魚蛋革命時,就有泛民人士表態稱,本土派的暴力病根,是六十年代中共留下的,中共應為本土派的暴力負責。左翼在香港的吸引力低,深植於這種恐共傳統,也跟自稱左派的政治代表沒有針對這種文化進行「正名」有關,污名了的「左膠」知名度甚至遠大於「左翼」。雖然其有可理解的歷史文化背景,但這種思維方式,既不尊重今日的香港青年行動者,也不尊重六十年代的香港左翼。

筆者當然不是說暴力抗爭在任何情況下都該被鼓勵。是否使用暴力抗爭策略,在任何社會運動中都是需要慎重思考討論的問題,需要好好評判。但必須要注意的是,對暴力抗爭策略的評判應該是策略層面的,而不應是道德層面的。

筆者當然不是說暴力抗爭在任何情況下都該被鼓勵。是否使用暴力抗爭策略,在任何社會運動中都是需要慎重思考討論的問題:暴力的使用是否具有足夠的民意基礎?暴力的使用應該到什麼程度?是否有其他爭取大眾支持的手段配合暴力抗爭?暴力抗爭是否會加劇官方鎮壓的可能性?暴力抗爭是否會造成騎劫運動的隱患?這些問題都需要好好評判。 但必須要注意的是,對暴力抗爭策略的評判應該是策略層面的,而不應是道德層面的。暴力抗爭和非暴力抗爭,在道德上沒有優劣之分,二者應該享有同等的道德正當性。

畢竟,暴力抗爭從歷史上就一直是社會運動的常態,不是只有「死士」才會採取的極端做法。

2019年7月1日,示威者佔領立法會,在議事廳遺下抗爭物資。

2019年7月1日,示威者佔領立法會,在議事廳遺下抗爭物資。攝:陳焯煇/端傳媒

(吉漢,自由撰稿人)

觸摸世界的政經脈搏
你觀察時代的可靠伙伴

已是端會員?請 登入賬號

端傳媒
深度時政報導

華爾街日報
實時財訊

全球端會員
智識社群

每週精選
專題推送

了解更多
香港 評論 吉漢 七一遊行 逃犯條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