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吉汉：暴力抗争先天有道德包袱吗？

香港7月1日抗议者冲击立法会后，不管是港府和北京政府的官方表态，还是坊间的多数舆论，都异口同声地谴责抗议者“极端暴力”。官方的表态自不必说，当然是寻找、利用一切机会抹黑任何挑战官方权威的抗议行动；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奉行“和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原则的泛民人士、社运人士，也认为社会运动中只要出现了暴力行径、只要打破了“和理非”原则，就是一件在道德上不可容忍的事情。

当然，坊间舆论也有不少为抗议者辩护的声音。这种声音认为，抗议者之所以采用暴力手段，实在是被逼无奈、迫不得已，是在穷尽了一切和平手段而依然得不到港府任何回应之后，出于极度绝望、愤怒之后做出的行为。这些声音大都表示，虽然不支持抗议者采用暴力手段，但可以理解抗议者的极度绝望和愤怒。

然而，需要商榷的是，这种声音实际上和谴责抗议者的声音共享了同样的预设：“正常”的社会运动中，不该出现暴力行为，只有想死的人、极度绝望的人，才会使用暴力——换句话说，暴力依然是一件“出格”的事。这种思维方式，与对抗议者的谴责一样，都是把暴力抗争的行为排除出“正常”社会运动的范畴，从而进一步加重了社会运动中暴力抗争揹负的道德污名。

香港还有另一种辩护声音，vandalism，即伤物不伤人的说法，其实也还是停留在道德二分法上。这样的辩护，虽然是出于对抗争者的强烈的同理心，在众口谴责“暴力”的情况下，是一件吃力但未必讨好的事。但这种辩护也模糊了一系列更深层次的问题：如何理解暴力抗争手段与社会运动的关系？“和理非”是否是社会抗争的唯一原则？为什么暴力抗争手段先天就要背上道德包袱，只有在“他们是准备好要死的人”的说辞下才可以被理解、被容忍？

当然，笔者并不是鼓励伤人，事实上目前的公共舆论哪怕是在欧美，伤人肯定是要揹负道德包袱的。但我们更要问的是，为何容忍国家暴力而不容忍民众完全不能与之对抗的“暴力”；我们要切断的是，暴力恐惧与左翼历史必然缠绕的迷思。

全球社运史上的暴力

从现代社会运动诞生那天起，暴力抗争就流淌在其血液当中，暴力是社会运动的天然组成部分。正是在这些社会运动的努力下，越来越多的国家政权开始承认抗议示威是公民的合法权利。

笔者的朋友和来自德国的记者聊天，问他抗争者在立法会挂上英国旗帜和抗争者“砸烂玻璃”占领立法会，两件事，哪件更影响国际观感。德国朋友称前者“奇怪”，但感觉“暴力”更影响国际如何看待香港——这种对社会运动中暴力抗争手段的本能道德反感，显然不是香港独有，笔者在欧美也有过强烈感受。

2017年2月1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爆发抗议示威活动，对右翼人士Milo Yiannopoulos来校演讲一事表达不满。抗议活动中，约有150位一袭黑衣的蒙面人士做出了放火、向警察投掷石块和烟花、砸毁玻璃等暴力举动，Milo Yiannopoulos的演讲被迫取消。事情发生之后，美国主流媒体和伯克利校方都旗帜鲜明、口吻激烈地表示对暴力行为的谴责，校方还坚持称暴力行为是校外人士干的、和学生没有关系。对于这件事的亲身经历，让笔者直观地领略到美国社会在道德上多么排斥暴力抗争手段、多么推崇“和理非”的精神。

欧美对社会运动的和理非“洁癖”，有时甚至给第三世界及有色族群的抗争者一种带有优越感的不适。但如果回首近代社运史，便能发现，暴力抗争手段从来都是社会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从争取普选权的英国妇女、到争取劳动权益的美国矿工、再到一战期间欧洲大陆的反战示威者，都曾经广泛使用过暴力手段。被视为中国现代社会运动开端的“五四运动”，也以学生暴力冲击政府机关和官员私人住宅而闻名。而在第三世界国家反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争取民族解放的运动中，暴力更是频频登场。

到了1960年代，在席卷全球的社会抗议大潮中，暴力抗争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1963-1970年间，非裔美国人在多个城市发起暴动，这是种族平权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1969年发生在纽约的石墙暴动，更是被看做美国LGBT平权运动最早的里程碑。美国的地下气象员、意大利的红色旅、德国的红军派、日本的赤军，这些在1960年代、1970年代活跃的左翼暴力抗争组织在当时的社运版图中占有重要位置，它们的成员不是意气用事、莽撞无脑之辈，而是发展了一套系统而严密的论述，来说明暴力作为一种抗争策略的必要性。

即使到了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暴力抗争也并未退场。轰动全球、被视为反全球化运动高峰的1999西雅图抗议，就使用了大量暴力抗争手段。在从去年到今年绵延数月的法国黄背心运动当中，暴力更是未曾缺席。社运观察者夕岸曾指出，无政府主义者发明的“黑块”（Black Bloc）战术——身着黑衣、成群结队、手持棍棒、近身搏斗——在近年的反法西斯抗议中也变得越来越流行起来。

换句话说，从现代社会运动诞生那天起，暴力抗争就流淌在其血液当中，暴力是社会运动的天然组成部分，也一直延续至今。从根本上说，抗议示威活动的核心意义本就在于，通过对日常生活秩序造成冲击和扰乱，来达到表达某种诉求、彰显示威者力量、吸引大众关注、迫使特定群体作出回应的目的。

正是在这些社会运动的努力下，越来越多的国家政权开始承认抗议示威是公民的合法权利。然而在合法化的同时，抗议示威活动也越来越常态化、例行公事化、走过场化，非暴力的抗议手段已经在很多情况下无法对日常生活之余造成任何威胁，也就渐渐脱离了社会运动本来该有的意义。几百万人在周末上街，固然有凝聚气势、彰显民意的象征性作用，但无法对当权者造成实际的压力。在这种“形式化社运”的模式当中，运动的组织者和参与者将运动的力量理解为参与人数的多寡，而不是扰乱日常生活秩序的能力——恰恰相反，人们百般避免抗议示威对日常生活秩序产生任何扰乱。正如夕岸所说，当社会运动的重点放在如何一次性吸引尽可能多的人上街时，“各种社运的对抗性急剧下降，示威游行和节日游行之间的界限越发模糊。”

更重要的是，在历史上的进步主义社会运动中，抗议示威者大多处于社会结构中的绝对弱势地位。她们所抗议的对象，往往是政治权力、经济权力、话语权力的掌握者，而暴力的抗争手段则是弱者手中为数不多的、甚至是仅有的武器。

而在当代的街头运动场景中，不管抗议者是否算是社会结构意义上的弱势群体，她们在具体的抗争情境下无疑是弱势的——站在他们对面的，是国家暴力机关。面对这种显见的巨大权力不平等，要求弱势的一方一定不能主动使用暴力、对其中选择使用暴力的个体一味谴责，不能不让人联想到“在高墙和鸡蛋之间到底站哪边”的问题。更不要说甚至对警察暴力不闻不问，或不认为警察滥权需要检讨的人了。

“和理非”的道德规训

作为一种道德原则的“非暴力抗争”先天就带有保守基因，实质上是当时日益右转的主流社会对社会运动的一种规训。

这种认为“正常的社会运动只能和理非、暴力抗争不是正常抗争的一部分”的观点，既不符合现代社运在全球发展的历史，也偏离社会运动从诞生之日起的本来意涵；那么我们不禁要问：这种观点是从何而来的？
事实上，“和理非”成为主流民意的历史，比暴力社运抗争的历史短得多，是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的，而这正是60年代的全球抗议潮走向衰落、西方发达国家开始右转的时刻。

作为一种道德原则的“非暴力抗争”先天就带有保守基因，实质上是当时日益右转的主流社会对社会运动的一种规训：你们想闹的话可以闹，但不能超出我给你们划好的那条线。这种道德规训，本就是社会压迫机制的一部分，更在某些情况下带有鲜明的阶级色彩：主流中产阶级通过对非暴力原则的推崇，将处于更弱势地位群体的抗争行动污名化。这一局面，在2014年的雨伞运动中已经出现过——我们应该还记得，金钟的占领者当时如何谴责更富有对抗性的旺角占领者。在1989年的中国民主运动中，对暴力的道德排斥同样成了北京高校学生参与者在自身和外地高校学生、工人、市民之间建立区隔的手段。

同时，“和理非”的原则背后，也体现出冷战时期西方建立的对自由民主制度的优越感。这一认识框架，往往将抗议示威和竞选、投票看作是自由民主提供的性质相同的制度化利益表达机制。夕岸曾指出，这种认识在很大程度上抽空了社会运动本身的意义，只是将其扁平化为投票箱外的不满、一种选举机制的替代物。因此，在这种认识框架下，社会运动就变成像选民投票一样的常态化、仪式性、间接性、非对抗性的政治参与，而无视了社会运动恰恰是作为一种非常态化、追求实质层面解决问题、彰显直接力量、对抗权力的政治参与方式出现的，其本质是在行动中构建共同体的团结感，而不是原子化地表达每个选民个人的政治意愿。

马丁·路德·金不仅不认为暴力抗争和非暴力抗争在道德上有什么高下之分，而且明确表达过对黑人城市暴动的支持，他曾说：“对于那些无法被人们听到的人来说，暴动就是他们的语言。”

在“和理非”成为主流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大量对全球社运历史的歪曲。有三个人常被推为“和理非”精神的代表：马丁·路德·金、甘地、曼德拉。但“和理非”的叙事不仅完全忽视了这些人物背后运动的复杂性，甚至还扭曲了这些人物本身的观点。马丁·路德·金不仅不认为暴力抗争和非暴力抗争在道德上有什么高下之分，而且明确表达过对黑人城市暴动的支持，他曾说：“对于那些无法被人们听到的人来说，暴动就是他们的语言（riot is the language of the unheard）”。在甘地所投身的印度民族独立运动中，他所倡导的非暴力不合作并非运动的唯一路线，暴力抗争同样是运动的重要部分。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多个重要进展，事实上都归功于那些属于“印度独立革命运动”阵营的暴力抗争组织向殖民政府施加的压力。在南非反种族隔离运动中，随着抗争形势的改变，曼德拉曾在1955年得出“非国大必须采取武装暴力反抗策略”的结论。

如果将常常被人忽视的冷战背景拉回视线，意识到“和理非”的道德霸权是西方社会保守化的产物、是对于六十年代全球左翼抗争潮的反制，那么我们也能清晰地看到：对于暴力的恐惧，本质上也是对于左翼的恐惧，暴力和左翼紧密交织，成为“和理非”叙事所排斥和谴责的他者。

香港语境中的暴力与左翼

在今日的香港社会中，对“和理非”的本能推崇，实则是被恐共的情绪、及对左翼的恐惧所塑造的。

在香港的语境下，“和理非”建立的过程基本与全球其他地方同步，都从1970年代开始，而且也下意识地将暴力与左翼划上等号。这过程中的关键事件，当然是1967年发生的六七左翼暴动。

这一暴动从烈度上看，在同时期的全球暴力示威浪潮中并不算突出，但却在后世的集体记忆中留下“特别疯狂、特别惨烈”的印象。当然，香港市民所经历的血的创伤，也是不可忽视。然而，事件发生的具体语境值得考量，而如1960年代香港左翼壮大背后的底层社会土壤、当时行动者具体的策略考量、暴动推进港英殖民政权改善统治方式的正面意义等等，也需要正视。实际上，六七暴动作为严肃的左翼抗争实践，其背后的政治愿景是什么、组织与动员如何进行、抗争者如何参与其中、与当时的大众民意是什么关系、运动在什么意义上受到大陆的影响，都值得认真的讨论和反思。然而这些讨论在公共舆论中变得越来越边缘化，这既是由于港英政府对当时主流舆论的重塑，也是由于中共政府对这段历史的刻意逃避，更是由于香港左翼在急速变迁的社会环境中落入衰落和失语的困境。对六七暴动的记忆塑造，正是冷战语境下资本主义世界防范社会主义阵营的手段，其目标表面上指向暴力，实质上指向左翼。

因此在今日的香港社会中，对“和理非”的本能推崇，实则是被恐共的情绪、及对左翼的恐惧所塑造的。早在鱼蛋革命时，就有泛民人士表态称，本土派的暴力病根，是六十年代中共留下的，中共应为本土派的暴力负责。左翼在香港的吸引力低，深植于这种恐共传统，也跟自称左派的政治代表没有针对这种文化进行“正名”有关，污名了的“左胶”知名度甚至远大于“左翼”。虽然其有可理解的历史文化背景，但这种思维方式，既不尊重今日的香港青年行动者，也不尊重六十年代的香港左翼。

笔者当然不是说暴力抗争在任何情况下都该被鼓励。是否使用暴力抗争策略，在任何社会运动中都是需要慎重思考讨论的问题，需要好好评判。但必须要注意的是，对暴力抗争策略的评判应该是策略层面的，而不应是道德层面的。

笔者当然不是说暴力抗争在任何情况下都该被鼓励。是否使用暴力抗争策略，在任何社会运动中都是需要慎重思考讨论的问题：暴力的使用是否具有足够的民意基础？暴力的使用应该到什么程度？是否有其他争取大众支持的手段配合暴力抗争？暴力抗争是否会加剧官方镇压的可能性？暴力抗争是否会造成骑劫运动的隐患？这些问题都需要好好评判。
但必须要注意的是，对暴力抗争策略的评判应该是策略层面的，而不应是道德层面的。暴力抗争和非暴力抗争，在道德上没有优劣之分，二者应该享有同等的道德正当性。

毕竟，暴力抗争从历史上就一直是社会运动的常态，不是只有“死士”才会采取的极端做法。

（吉汉，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