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警署被捕到612佔領，一個「傘後一代」抗爭者的四個夜晚

一個黑衫男生，遮住面，撿起一塊磚頭，對著一群人喊：「剛有大好機會，兩年前是這樣，兩年後又是這樣，你看看你們，反省一下吧。」磚頭被他扔在地上，碎成幾塊。沒有人回應這個男生，但大家知道，他在指責大家面對警察時沒有更加勇武。

人群中，Daniel （化名）有些不滿，他小聲對朋友說：「從來未試過衝擊，第一次來，都去到這個位，難道不是應該頒獎狀了嗎？」

這一幕發生在6月10日凌晨1時，剛剛過去的白天，Daniel參加了反對修訂《逃犯條例》的百萬人遊行。龍尾走到立法會大樓時，政府宣布提交草案恢復二讀的時間不變，一群年輕人被激怒了，在立法會停車場靜坐。警察開始清場後，更多的人加入了衝擊立法會的隊伍，Daniel也在衝擊的人群中。警察一路追趕他們來到舊灣仔警署門前，300多個年輕人被圍困到天光時分。

就在舊灣仔警署的門前，我認識了Daniel，他今年22歲，大學尚未畢業，說話時溫柔而有禮貌。之後的一個多星期，我們多次見面。我們都沒想到，反對修訂《逃犯條例》運動的情勢一日一變，自稱「和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的Daniel 在13天之內親身經歷了許多「驚奇」時刻——在香港地鐵站外躲避警察，佔領政府總部附近的主幹道，警察開槍清場，朋友被捕，200萬人上街遊行，包圍警察總部......

他習慣了整日戴著口罩，「就算你不打算作激烈行為 也要避免被秋後算帳 」。

在短短時間內，示威者經歷高低潮，政府也由強硬到道歉，我們前一日的談話內容，會在後一天的現實中遭受考驗。就在這樣急遽變幻的現實中，Daniel和我回憶雨傘運動對他個人生命經驗的改變，分析華人社會對暴力的接受程度，他對香港人的樂觀和期望，以及，每一個示威者都要回答的問題：「警察是我們的敵人嗎？」

第一夜：遊行、靜坐、衝擊、被捕

Daniel說，6月10日凌晨，香港金鐘，他第一次有「逃亡」的感覺。從上空鳥瞰，Daniel混跡在一群白衫年輕人中，幾千人在告士打道上疾走，身後是一隊又一隊的速龍小隊，手持警棍和長盾在追趕他們。

「不想就這樣散了。」Daniel心有不甘。6月9日，反對修訂《逃犯條例》百萬人遊行到尾聲的時候，政府發出回應，修例草案將會如期，在6月12日恢復二讀。強硬的態度激怒了Daniel：「你大可以無反應，大可以明天再回應。我們留下來是希望向政府表達我們的怒氣。」

他認為留守不散，是保持「香港人尊嚴」一種方式。

當夜，在添美道和立法會停車場內，都有數百名抗議人士在靜坐，Daniel觀察，大部分人都是中學生和大學生。

12時之後，警方出動「速龍小隊」，從內向外推進，強行清理立法會停車場。Daniel和同伴本來在立法會門前觀望，看狀立即隨著人群一起前衝，支援場內人士。

警方圍起的鐵馬被推倒，人群往立法會停車場內湧進，警察從不同方向衝過來，揮舞警棍驅趕示威者。警力不斷加碼，示威者最終被警察驅趕到立法會道上。

在立法會道，示威者搬來鐵馬和「速龍小隊」進行拉鋸，但節節敗退，一群人被趕到添美道，Daniel和另一群人則被趕到龍和道，此後和速龍小隊開始了兩小時的逃亡與追擊，直到最後，在告士打道舊灣仔警署被成功圍堵。

「其實我們一直是『和理非』的一幫人，但這次希望 go as far as you can（盡己所能）。」Daniel說，「我知道沒結果的。」他說這一天，自己沒有心存奢望，百萬港人遊行都換不來政府的猶豫，剩下數千人和警察追逐，也不會換來任何好結果。他只不過不甘心就這樣結束。

在告士打道上，有司機特地買了一箱水拋給他們，有路過的小巴司機停下車，打開車門向他們呼喊「加油」。Daniel覺得，過往並不喜歡年輕人「搞政治」的大人們在這次運動也開始提供支援，這讓他很感動。

在舊灣仔警署門前，被警察包圍而坐在人行道上時，Daniel看見身旁坐著一個女生，戴著口罩，雙手抱著腿，埋著頭，整個人逐漸蜷縮成一團。後來回想起這一幕，Daniel很感慨：「我當時很想告訴她，你不丟人，你只是比其他人勇敢。」

第一夜，數千人的游擊式抗爭在午夜3時，以300多人被圍捕、所有人被登記信息和拍照、後當場釋放而收場。

第二夜：「被時代選中的細路」

在被追捕的第二天，6月10日夜晚，Daniel對我說，從遊行到衝擊，到被圍捕，其實是全無準備的一件事情。

「我們想著把鐵馬築成三角形，但在場沒有人會。」Daniel 自嘲，後來被警方描述為「暴徒」的這幫人，其實只是一幫菜鳥。2014年雨傘運動的時候，Daniel還是中學生，在佔領現場幫忙派送物資，5年後，跟他一起在馬路上和速龍小隊對抗的同伴，很多也還只是中學生，連雨傘運動都不曾經歷過。

不過，當晚以為自己會被帶回警局，Daniel的心情卻比自己想像的要平靜。他傳信息把事態告訴朋友，請他們幫忙聯絡律師。唯一忐忑的是家人的反應，家人對政治十分避忌，他從來不讓他們知道自己的參與，這次如果被捕，勢必會造成很大的家庭危機，「但也沒辦法了」。

這一刻似乎遲早是要來的。Daniel說：「自己的個人生命歷程，跟社會的命運緊緊扣連在一起。」

雨傘運動發生時香港流傳著一種論述——這是一幫「被時代選中的細路」。當時Daniel17歲，正深陷於意義命題的思索，他覺得沒有東西是有意義的，人生十分虛無。雨傘運動對他來說是人生第一個重大的轉折時刻。

2014年9月28日，戴耀廷宣佈「和平佔中」正式啟動，Daniel也在佔領的人群之中。那天黃昏，他派完物資，爬到高處休息，看著雨傘運動第一顆催淚彈在眼前爆炸。「所有疑慮都掃走了，高牆和雞蛋的感覺，你感受到自己處於一個什麼時代。」

雨傘失敗之後，Daniel一直處於內疚之中，他覺得自己應該做更多。「無力感」是談話過程中Daniel反覆提及的詞，雨傘期間在佔領地聽過嶺南大學教授許寶強的課程，受他啟發，他在傘後選擇攻讀社會學和文化研究，嘗試以分析性的語言——譬如「後雨傘時代」——去理解同時代的年輕人和自己。

「經歷過雨傘運動的大學生，可能是無力感最強的一群人。」Daniel回憶雨傘讓他看到香港美好的一面，「（當時）覺得整個社會都會改變，在佔領區你有一種烏托邦的感受，不認識的人互相之間都願意為你付出、會關心你，大家會搭自修室給當年要考試的學生溫書，提供食物給他們。是很美麗的一段時間。」

Daniel分析，而當改變社會的美好願景破滅時，還要面對投身社會的壓力，大學生就成了香港無力感最強的一個群體。

五年之後，反《逃犯條例》修訂遊行，以聲勢浩大的人群、百花齊放的運動，慢慢驅散了這種無力感。雨傘運動的時候，Daniel沒有在前線衝擊，這次偶然地站到前面，讓他感受到反抗絕望的可能性，在他看來，這種反抗不僅僅是面向外在世界的，也是一個向內索求的過程。

「經歷集體的事情，其實是發現自己的過程，並不是只有一個集體意義，其實這個過程可以見到自己是什麼樣，見到自己的內容，自己的憂慮、自私、顧慮。」Daniel說，「個人的覺悟、反省，會匯集成歷史河流中的一片記憶。」

在那一刻，Daniel看不清歷史會走向何方，不過他充滿信心，覺得有很多事情想做。「如果是一個有組織的社運，產生的威力會很大，會有希望做很多事情。」當時他覺得，抗爭的手段、創意都還遠遠沒有爆發出來。他當時在計畫做一個程序，能夠讓無人機在空中識別警察的制服，這樣在遊行過程就可以監測警察的人數和動向。

第二夜，在Daniel對未來的樂觀中結束。

第三夜：佔領前夜，焦慮和絕望的守夜人

第二次「逃亡」是6月11日下午，第二天，修例草案就要提交立法會恢復二讀。

Daniel做完兼職，和朋友前往旺角。他感覺到，全城都有如緊繃著的一根弦，人人知道山雨欲來，但會發生什麼，在哪個時間點爆發，無人知曉。近千間香港店舖宣佈次日罷市，7間大專學院學生會和100多間中學均有學生發起罷課，「去政總野餐」等罷工號召也在網絡上引起連環響應。

「金鐘站有黑警查身分證。」「太子站也有。」反修例Telegram群組不斷跳出關於警察偵查信息。群組有上萬成員，信息由不同的陌生人發布，卻很少有虛假消息，一旦出現即刻會被其他知情人士闢謠。

收到消息的時候，Daniel和朋友在旺角一帶採購「可能會用上」的物資：眼罩、勞保手套、保鮮紙、生理鹽水——應對辣椒水和催淚彈；頭盔、護膝——應對警棍、橡膠子彈。這些物資在第二天都如數用上。警察在搜查「可疑人士」，學生則躲著他們在採購「戰備物資」，在Daniel的認知中，這一幕像是發生在1967年的香港。

「即便被起訴，入獄幾個月，我都不後悔，不覺得是很大代價。」經過6月9日晚上的衝擊立法會一役，Daniel已經做好了再次衝擊的心理準備。

警察沒有給他們留機會。6月11日晚上，Daniel帶著物資去到添美道，警察已經排成人牆把立法會大樓圍住，人牆之外還架了一圈鐵馬，戒備森嚴。添美道、中信天橋和添馬公園，有大批或坐或躺的年輕人，肢體放鬆、神情嚴肅。有十來個基督教徒，對著警察不斷高唱聖歌 Sing Hallelujah to the Lord。

Daniel一夜未眠，4點多，快到天光時分，他看見立法會大樓外駐守的警察開始換班，情緒緊繃到極點，因為「雨傘的時候添馬也被清場了」。社會記憶帶來的情感體驗不僅沒有因為時間沖淡，反而在關鍵時刻加深了負面情緒。

如果你6月12日早上10點從金鐘站出來，看見立法會和政府總部周圍的道路盡數被佔領，或許能清楚感受到人山人海中飄散的樂觀。

如果你6月16日，參加200萬人的黑衣遊行走到金鐘，由於人數空前，且特首前一天已經在記者會宣佈「暫緩修例」，在人群的憤怒和哀傷中依然可以感受到堅定的自信——許多市民終於「贏」回一次。

不過把時間拉回6月12日的清晨，在添馬公園聚集的人群，更多的情緒是焦慮和絕望。雨傘運動「失敗」之後，沒有人自信憑藉遊行、集會就能迫使政府讓步。Daniel後來對我說，他當天認為，《逃犯條例》修訂在6月12日就會通過二讀了，「Last Fight（最後的戰鬥）是不會贏的。」

清晨6時多，Daniel在人群中，他們最早是佔領了添華道。

「這絕非偶然，是『大台』看到情況覺得可以，到了時機，把人從添馬公園往添華道上引導。」6月12日的佔領，被普遍認為是無大台的，Daniel同意沒有中心化的組織在領導運動，「但是有很多自發的Telegram群組在傳遞消息」，其中人數最多的群組，被他成為「大台」。

他形容這是一場「數碼革命」，有數萬成員的Telegram群組作為總台，之下又有研究戰術的「戰術群組」，有統籌物資的「物資群組」，有負責偵查的「哨兵群組」，還有按區域分、按大學分的群組。

這些自發建成的群組互相之間並無從屬關係，卻在運動中維繫起獨立的抗爭者，讓雨傘運動之後的第二次佔領得以發生。

「無力感驅散了很多，釋懷很多。朋友當時在夏殼道，他兩行淚流下來，心結大開。雨傘清場的時候我們說we will be back，這次真的back了。雨傘是一次學習，這次展示了我們的靈活性，即場應變的能力。」

當天下午約3時40分過後，警察開始用催淚彈、布袋彈和橡膠子彈攻擊佔領人群。Daniel說，他當時不在場。更早的時候，他看見現場一片和平，放心之下便決定回家補眠。在回去的地鐵上，一個阿姨看見Daniel睏得不成樣子，把座位讓給他：「後生仔，辛苦你了。」

一覺醒來已經是晚上8時，Daniel說，他被變故之迅速驚嚇到了。因為手機沒電，朋友找不到他，以為他被警察抓了，打了很多個電話到警察局問人。

他的一個朋友在佔領現場做急救工作，被警察的催淚彈和布袋彈打中。大學同一專業的同學則受傷在醫院就醫，因為告訴了醫生自己在金鐘受傷，隨後被警察在醫院逮捕。

「這很無恥，是香港警察的醜聞，而我朋友是醜聞的受害者。」Daniel為香港警察的暴力感到震驚，他承認自己前兩日對香港警察的一些看法過於樂觀了。

回想起來，11日的夜晚無比漫長，或根本沒有結束。Daniel和其他年輕人，在添馬公園守夜，直到天亮後佔領金鐘，再遭遇警察的暴力清場，運動就這樣進到高潮時刻，並延綿至今日。

第四夜：警察是敵人嗎？

關於香港警察，Daniel和我談過兩次。第一次是6月10日晚上，他被警察在告士打道上追捕過後的夜晚。

坐在吿士打道人行道上的時候，Daniel偷偷拿手機拍圍著他們的警察。「要記住警察不是你的敵人。」他告訴我，儘管當晚被警察圍困住，但是有一個警察溫聲叫他坐下休息，另一個警察則勸住了一個面露兇相的同事。

比起雨傘運動，他認為6月9日晚上到6月10日凌晨他遇到的警察，「雖然更兇，但實則沒有殺氣」。

Daniel當時覺得，香港仍然處在一種「警察是黑警、是狗」的陰霾之中，一種互相的仇恨之中。他期待香港有一天會有一種默契：「抗爭猶如人民做給統治者的一場Show（演出）。你揮動警棍，我知道你不會搏我，我扔東西，其實你知道我不是扔你。抗爭者和警察有個默契，大家知道尺度在哪。」

兩天之後，這一暢想被警棍和催淚彈打破。

我們第二次談論香港警察是6月18日。前一天，香港警務處長盧偉聰表示大部分人示威者是和平示威，但他們拘捕的5個人與暴動罪有關。而在更早之前，盧偉聰將612衝擊定性為「暴動」，並公佈在6月12日當天，警察使用了150顆催淚彈、數發橡膠子彈，20枚布袋彈。

5個人暴動與150顆催淚彈的對比實在太過荒誕，指責警察過度使用武力的批評一日比一日增多，不少抗爭者和傳媒用圖片和視頻還原警察當日圍毆無還手之力的路人，攻擊記者，左右發射催淚彈夾攻人群以致人群在中信大廈附近無處可逃等「惡行」。

「我都深切反省。」Daniel說，6月9日的時候，警察只是轟走他們，但沒有襲擊。而在他看來，6月12日那天，警察已經「徹底失去理智」。

他的反省走得更深：「警隊內部對警員的身體、思想控制得很緊，在不斷強化他們對示威者的仇恨。」Daniel以流傳甚廣的「自由西」（在一個視頻片段裡，警員隔著商場玻璃向示威者咆哮：「出來啦，自由西！」）為例，他認為這種仇恨的灌輸是成系統的，去到有一個語言去命名（name）示威者的地步，意味著背後有一個脈絡（context），在脈絡中示威者是這樣的一個符號（symbol），「已經培養起整個仇恨的論述。」

比起上一次對警察的觀感，Daniel承認，不能忽略警察顯示出來的仇恨情緒，但要做的仍然不是去把他們當成敵人，而是去化解，「始終都需要化解」。感性上，Daniel承認他亦無法原諒開槍的警察，但是理性上，他說如果相互仇恨，受傷的始終是市民。他認為可以從人權的角度幫助警察立法，保障警員個人能夠在關鍵時刻遵守自己的意志，「從結構上瓦解他們仇恨的形成」。

「現在警察的聲音是虛假的主流，」Daniel說，他認識一個「黃絲」警察，很同情抗爭者，卻無法發聲。他相信只要把警察的個人意志「從法律上、規則上、整體行動上分離」，總會有警察在接到開槍命令的時候選擇除下裝備。

權力歸花兒（Flower power），Daniel自述很認同艾倫·金斯堡的說法，唯一的武器是和理非和幽默。此時是6月18日的傍晚，兩百萬人遊行之後，特首林鄭月娥正式向市民道歉，雖然對於市民要求撤回修例、取消暴動定性等五大要求，林鄭月娥一概沒有回應，但身心疲憊但Daniel 仍然在這天晚上感覺到小勝一步，心情輕鬆。

要勇武抗爭嗎？要戴耀廷還是馬爾科姆·X？

Daniel 不能忘記我們開頭提到的把磚頭扔在地上的黑衫男生。

黑衫男生所說的「兩年前」，指的是2016年農歷新年的「旺角騷亂」，當時示威者與警方發生激烈衝突，造成多人受傷，後來梁天琦、盧健民等多人因暴動罪被判監禁，後者被判七年，成為香港有史以來暴動罪最重的判刑。而香港抗爭者內部同時亦因理念不同、撕裂嚴重。

「他的意思是，你們走到這裡，有這麼多我們當年沒有的資源，又經歷過當時的失敗，難道不應該更加去提升衝擊的力度？」Daniel認為黑衫男生太過苛責，「我同我朋友說，從來未試過衝擊，第一次來，都去到這個位，難道不是應該頒獎狀了嗎？」

但是同時，Daniel也在反思華人社會長期以來對暴力的恐懼、避忌。他向我講述對歐美國家社會運動的理解：憤怒的人可以非常憤怒，可以燃燒汽油彈，然後他們的公民社會是接受他們的憤怒的。而如果同一個行動搬到香港，可能很多人不會認同。

「無論是五四還是六四，那些人做的是絕食運動、自焚、以犧牲自己為己任，用甘地式的精神去感動其他人。但我覺得，戴耀廷這樣和平的人有，勇武的人也要有。」Daniel認為，馬丁·路德·金要有，馬爾科姆·X（Malcolm X）也要有，前者倡導非暴力抗爭，而後者是激進且暴力的，二人在民運時期合作，「裡應外合，非常成功」。

「只要不忘記目的和動機，necessary evil（必要的惡）是可以接受的。」他覺得有一天，只要勇武的運動成功過一次，帶來好結果，功利和現實的香港人是可以接受這種東西的。

6月18日，我們再度談論「勇武抗爭」的問題。Daniel承認自己從這次運動中學習到很多，也有了更深入的思考。「之前我覺得『和理非』在那個時刻是沒有跟勇武的人接軌的。」Daniel說，6月12日的佔領是他想要見到的場面，和理非的人要支持勇武的人，要成為他們的後盾。

讓Daniel感到驚喜的是「耶青」（耶穌青年，指稱有虔誠基督教信仰的青年）的行動。在他看來，以往牧師和教徒群體在社會運動中大體都是「藍絲」，而這次在整個佔領行動中，教徒卻衝得很前，有牧師和教徒擋在警察和示威者之間唱聖歌，實際上保護了示威者。

「兄弟爬山，各自修行」，香港社運群體中流傳很廣的一句話，另有一句是「各有各做」。Daniel進一步闡釋他對暴力的看法：「我們尊重會用激進暴力的人，我們不會否定你的努力。但是在單個場景下，如果你掟磚會讓形勢更糟糕，你會被其他人按住。」在6月12日的佔領中，我的確看到很多想要激怒警察的人被身邊的人勸住，但示威者之中，互相的指責和謾罵卻幾乎沒有出現。

「香港未必需要去到馬爾科姆·X的地步。」Daniel覺得，香港的社運經驗可以在國際上成為重要的參照。

尾聲：關於死亡

我們最後談論的，是6月15日身著黃雨衣在太古廣場墮樓身亡的梁凌杰。

Daniel幾次欲言又止。「不值得這樣做。」他想表達對生命逝去的惋惜，和對一個罔顧民意的政府的鄙夷，可是說「不值得」，又似乎否定了梁凌杰的意志和努力。

「抽離來看，（死亡）使得整個運動進入了再深一層的道德覺醒，感召力很強。」第二天，200萬人的遊行隊伍裡，不少人帶著鮮花、白絲帶或紙鶴前來悼念。

但是如果說值得，Daniel想起梁先生的家人：「他的家人會有一個創傷需要去治療。」他不希望引發連鎖性的自殺行為。

「大家要用自己的方式去記住他，但不要再講太多。」Daniel自己深受感動，「政權給你的最大恐懼是殺你，連這個都克服了，你就無所畏懼了。」

（尊重受訪者意願，文中Daniel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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